炎帝與民族複興

周原考古與炎黃史影的新思考

羅琨

在考古學中，提到“周原”往往是指岐山、扶風之間的岐周之地，但是從曆史地理學角度看，它隻是一個大的地理單元的一部分。史念海先生在《周原的變遷》一文中，開宗明義指出，“周原位於陝西省關中平原的西部。它北倚崔嵬的岐山，南臨滔滔的渭河，千河逶迤經過西側，漆水河蜿蜒縱貫東麵。它包括鳳翔、岐山、扶風、武功四縣的大部分，兼有寶雞、眉縣、乾縣、永壽四縣的小部分，東西七十餘公裏、南北二十餘公裏，順著渭河成南北東西走向。周原廣漠，地勢大體平衍，土壤肥沃，氣候溫和，雨量比較充沛”。後來，是由於“河流的下切與側蝕，增加了河流的深度與寬度，以及溝壑的密度，使周原不斷破碎，切割成若幹小原”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214-231頁。隨著周原考古和先周文化探索的發展，尤其是2004年周公廟遺址及其周圍地區的考古調查、發掘的新成果，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它使更多的人認識到先周文化的探索要立足於這整個地理單元，也為炎黃史影的探索開闊了思路。

2005年初，周公廟考古隊在鳳翔水溝村發現一座大型西周城址，疊壓在仰韶文化層上，並發現有先周和西周的建築材料見《新京報》2005年1月5日、《北京晨報》2005年1月6日。鳳翔，南接寶雞，東有橫水河，《周原的變遷》一文曾考訂“漆水就是現在的橫水河”。《大清一統誌》有：

橫水，在鳳翔縣東，東南流，逕岐山縣南。又東南流，合雍水，亦名杜水，今曰潢河。《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岐二水，俗謂之小橫水，亦或名米流川。逕岐山，又屈逕城南，又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又東逕薑氏城南，為薑水……見《大清一統誌》卷一百八十三鳳翔府。

漆水、薑水與炎黃兩族的發祥地密切相關，而將炎黃兩族和漆水、薑水聯係在一起的則是《國語·晉語》的記述：

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

《國語》曾被徐旭生先生列為研究古史傳說時代的“一等”資料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然而對此傳說的可信性曆來都有學者提出質疑，如崔述說炎黃都是聖賢，“必無同胞兄弟用師相攻之理”，“《晉語》此文，特欲掩文公納懷嬴之失，而假托於古之聖人”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補上古考信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頁。現在知道，以外婚製為標誌的母係血緣集團——氏族，隨著生產的發展、人口的繁衍、生存地域的拓展而分裂出新的母係血緣集團，在若幹代後，可以成為一個通婚集團的兩個半邊。這不僅是國外民族學研究得出的結論，雲南永寧納西族民族調查也證實，這樣的曆史進程確實存在於漫長的氏族社會，而不僅限於上萬年前氏族剛剛形成的時候。所以對這種氏族分裂、發展的記憶，可以傳遞到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時代。《晉語》所載司空季子所講的古史傳說不應是假托。參見詹承緒等：《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係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4頁；羅琨：《“人文初祖”考略》，《炎黃文化研究》，2005年第一輯。

不過，這段傳說來自周人的記憶，它的可信程度還應與先周族的形成、在關中地區的發展及其文明進程相關。近些年，隨著周原考古發現研究的深入，先周文化的探索不斷取得新進展，目前學術界對於碾子坡類型遺存是否屬於先周文化尚存在不同的意見，而鄭家坡類型遺存屬於先周文化，劉家文化屬於羌戎文化的觀點已得到較多學者的認同。對於周人先世在關中發展的年代，有研究者認為最早可能到二裏頭晚期至二裏崗下層寶雞市考古工作隊：《陝西武功鄭家坡先周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7期。；還有研究者提出，代表了先周文化的鄭家坡遺存，興起於殷墟二期，淵源可追溯到殷墟一期。殷墟一二期時，與商文化、劉家遺存並立關中，西與劉家遺存在扶風、武功間交錯，東與商文化在西安市一帶相對。到了殷墟四期，陡然繁榮，西麵融會了劉家遺存，東麵將商文化完全擠出關中孫華：《關中商代諸遺址的新認識》，《考古》，1992年第5期。從這一地區商文化的興衰看，研究者將關中地區以北村遺址為代表的商文化，劃分為連續發展的三期六組，其中一期（約當二裏崗下層）第一、二組和二期（約當“二裏崗上層”或稍晚）第三組遺存多分布在西安以東，西安以西則以二期第四組、三期（相當殷墟一、二期，即盤庚前後至祖甲時）為主。根據目前所知，三期第五組的文化遺存見於十個地點，第六組僅見於四個地點參見徐天進：《試論關中地區的商文化》，李伯謙編：《商文化論集》（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640頁。這說明商代中期商王朝勢力開始向西發展，盤庚前後至祖甲時，達到頂峰並開始了發展的下行階段，與此相應的是處在先周時代的周人勢力發展壯大。

這一發現和研究成果訂正了文獻記載。《史記·周本紀》記載，古公亶父時受戎狄的攻擊，“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卒，少子季曆立，是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正當帝辛之時。換言之，周作為族名的出現，即周人先世來到周原發展至周文王僅曆三世。對於周人先世的曆史，早有研究者對文獻記載提出過質疑。如譚戒甫提出，文獻所載周初史事有一個最大的錯誤，是把古公亶父和太王亶父混作一人。《詩·綿》九章包括從初民時代到文王昌的一個很長曆史時代，“自土沮漆”是記憶中的第一次遷徙，從杜（今麟遊縣西北）遷漆（今邠縣），古公亶父是先周族第一位名祖，“率西水滸，止於岐下”，居胥，娶薑女，依附於羌族。其後世曾遷邰，後稷又遷周原，始有“周”號。公劉遷豳，國力已很強大。最後，太王亶父為了“翦商”的目的，又從豳遷岐，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周公亶父後稱太王譚戒甫遺作：《先周族與周族的遷徙及其社會發展》，《文史》（第六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盡管文章的一些論點還有待進一步證實，但太王亶父不是古公亶父，也不是始遷周原者之說，卻與考古學研究成果一致。

這一發現和研究成果解決了甲骨文研究中的一個懸案，也得到了甲骨文的支持。因為根據文獻的傳統觀點，周人先世遷岐最早隻能相當商廩辛、康丁之時，約於殷墟文化第三期相當。然而在相當殷墟文化二期的武丁卜辭中，有不少關於周的卜辭，如果周人先世“止於岐下”始於廩、康，武丁卜辭中“周”的歸屬必成懸案。而考古學所揭示的武丁前後，周人先世不僅已來到周原並且正在崛起的態勢，與甲骨文反映的史事是一致的。武丁卜辭中的周主要是商王朝的與國，武丁多次占卜周族代表人物是否有禍，並稱之為“周”或“周方”、“周方弗”、“周弗”《合集》590、8457、8460、8472正甲、乙、丙，有一批“乎周”、“令周”從事各項王事活動的卜辭《合集》3240、4883、4884、8461、8115，都反映了對這一國族的重視和關切。甲骨文中還有如“周以嫀”、“周以巫”“周人”等有關貢納的卜辭和記事刻辭《合集》1086、5654、6649，以及關於“婦周”的卜辭《合集》1086、5654、6649。這不僅說明周是與國，還可知宮廷的“多婦”中，也有周方的女子，與文獻所載商末之“帝乙歸妹”《周易》泰六五爻辭；歸妹六五爻辭。參見顧頡剛：《周易爻辭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正遙相呼應。

另一方麵，武丁也曾對周用兵，主要采取的是一種特殊的方式，即“菐戈周”，如卜辭有：

1．……王其令……菐戈周，不……四月。《合集》6823

2．臿令侯菐戈周，五月。《合集》6821

3．己卯卜，，貞令多子族比犬侯菐戈周葉王事，五月。《合集》6812

4．貞令多子族眔犬侯菐戈周葉王事。

貞令多子族以犬眔（亠回）（四勹）葉王事。《合集》6813

5．癸未卜，爭，貞令以多子族菐戈周葉王事。《合集》6814

6．……以多［子族比］蒙侯菐戈周葉王［事］。《合集》6817

7．……貞令比蒙侯菐戈周……《合集》6816

8．貞惠令比菐戈周。《合集》6822

菐戈，是甲骨文中表示征伐的動詞之一。唐蘭考證該甲骨文字作手執工具采玉於山之形，即璞字，由象形化為形聲，從玉菐聲，“於此當讀為菐戈，菐戈、薄音近，故《詩》稱‘薄伐犭嚴狁’”；在虢季子白盤銘文中稱“幹尃伐”唐蘭：《殷墟文字記·釋菐戈》，轉引自於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046頁。對於《詩·小雅·六月》“薄伐犭嚴狁”、《出車》“薄伐西戎”之薄伐，前人多解釋為“逐出之而已”、“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略震懼之也”、“薄伐則亦但問其罪，使之自服，而亦不假於兵力也”《毛詩注疏》卷十七《六月》引毛傳、宋朱子撰《詩經集傳》卷四小雅，明梁寅撰《詩演義》卷九小雅一，明季本撰《詩說解頥正釋》卷十五。當然，無論是“震懼之”，還是“問其罪”，都是以武力為後盾，不可能“不假於兵力”，但與征、伐、敦等其他征伐用語的不同，必然在手段、目的等方麵有別。

卜辭“菐戈周”也有類似的特點，如隻有對周使用了這一征伐動詞，隻有在這類卜辭中，才有對派出者的陣容有如此多的斟酌。考慮人選，至少有多子族、犬侯、蒙侯等七個國族的代表人物及其族眾和武裝力量；陣容搭配，有“多子族比犬侯”、“多子族眔犬侯”、“多子族以犬眔（亠回）（四勹）”，還有“令以多子族”、令某“以多子族比蒙侯”、“令比蒙侯”、令比某人等；搭配形式，更有“比”或“眔”或“以”的不同考慮。在征伐卜辭中，以（或釋氏）為挈，為統胡厚宣：《商非奴隸社會論》，《甲骨文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頁。；比當訓為比次於省吾：《釋戰後狩獵》，《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76頁。；眔，同暨、及。所以如第3、4辭表明，即使是同一種組合，也還要仔細斟酌是讓多子族為前導，犬侯為後盾；還是讓多子族與犬侯一道前往；抑或讓多子族統領犬及（亠回）（四勹）人前往。為了求得一個最佳方案，提出眾多方案進行考慮、比較，這在對其他地區用兵中較為少見，當包含有類似後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且甲骨文中的“令”，都是由“帝”或“王”發出的，隻有少數由小臣、王婦等代王發令，在祀與戎的國之大事方麵，更少見代王發令的情況。而“菐戈周”之卜，如1、2辭，則分別為“王其令”和“臿令侯”，反映對於由誰出麵發令更為適宜都有所考慮。此外王令“菐戈周”，還要求參與者打著“葉王事”——勤勞王事的旗號，這也區別於一般征伐行動。

“菐戈周”卜辭的紀月僅見四月和五月，紀日的有己卯、癸未，最小間隔僅三日，所以此舉可能曆時不長，而且未見有關擒獲“周”的卜辭或驗辭。相反，在同期卜辭中，卻出現有商王利用周鎮撫其他國族的內容，如：

9.□□卜，王令周宓ㄓ。七月。《合集》4886

10.壬戌卜，令周宓若。《合集》4885

卜辭有“ㄓ伯”《合集》20078、20079，所以9辭的“ㄓ”可解作國族名，“ㄓ”前一字用為動詞，10辭同，該字裘錫圭隸定為“宓”，引《說文》釋“宓，安也”，提出“似用作動詞之‘宓’”，與甲骨文讀為“毖”、解為敕戒鎮撫的字“實表一詞”，“敕戒的目的就是要受敕戒者安寧順從，‘宓’與‘毖’為同源詞”裘錫圭：《釋木必》，《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5頁。從卜辭文例看，這一推斷是正確的。而商王令周敕戒某國族使其安寧順從的卜辭，反映了武丁對周政策的目的和效果，而且是由於先周時代的周人勢力崛起，使武丁不能不對距離商王朝腹心地區較遠、勃勃興起的周方采取有別於對其他方國的策略——武力威脅與懷柔並舉，使潛在的威脅變成可以利用的力量。還可以推測，可能正由於這一策略，暫時維持了西土的安定，延緩了商王朝勢力從西土的退卻。後來文丁命王季為殷牧師、帝辛賜西伯昌弓矢斧鉞，使專征伐見古本《竹書紀年》、《史記·周本紀》，不過是先王政策的繼續，但商王朝覆滅的大勢已無法挽救了。

從武丁對周方的態度和政策看，周人已在周原形成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證實了關中西部的先周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一期，就是起點更早以及其源頭或為為客省莊二期文化的推測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先周文化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3頁。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文獻記載中，周人對自己曆史的追述，可達虞夏之時，而通過對這一較早進入文明的古族曆史的探討，預示出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其先世多次遷徙皆未曾遠離關中西部。可見這個姬姓古族與關中關係相當密切，他們對這片故土曆史的記憶應該有相當的可信性。

不僅如此，周原考古也發現了薑炎之族的蹤跡。相關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岐山周圍是碾子坡、鄭家坡、劉家三類文化分布的接界地區。在殷商時期的關中西部，碾子坡類型遺存分布在岐山以北，長武、靈台、崇信一帶；鄭家坡類分布於岐山以東，彬縣、麟遊、扶風一帶；劉家文化分布在岐山以西，寶雞、鳳翔、千陽一帶雷興山：《蔡家河、園子坪等遺址的發掘與碾子坡類型遺存分析》，《考古學研究》（四），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劉家文化“廩、康時一度強大，造成扶風、武功一帶‘鄭家坡遺存’突然中斷”，後來又被鄭家坡類型文化逐漸融合孫華：《陝西扶風壹家堡遺址分析——兼論晚商時期關中地區諸考古學文化的關係》，北京大學考古係編《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這一現象正與殷墟甲骨文揭示的商代晚期史事相呼應。

在殷墟甲骨文中，羌是一個活躍而繁盛的古族，有不少支係，如羌方、羌龍，還有糸羊、（艸月）、髳等方國也當屬於這一古族。武丁時，一些羌人擔任商王朝的官吏或各種執事，在商代青銅器銘文中，也可見“羌”字徽號；另一些羌人國族則與商王朝為敵，武丁卜辭偶見對羌人方國進行征伐，但有一批“獲羌”、“來羌”的占卜，反映了當時與羌人諸方國有過軍事衝突。但二者的敵對關係主要反映在商王朝為了滿足包括人祭在內的各種需要，經常組織針對周邊遊牧民以擄掠人口為目的襲擊。這本身就反映了羌尚未能形成對商王朝構成主要威脅的力量。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認為武丁曾以一萬三千之眾伐羌，證明當時羌方是商王朝的勁敵，這實在是一個誤解。武丁卜辭有“登婦好三千登旅萬乎伐方”，原以摹本著錄於《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方”字殘，由於誤摹而誤釋為“羌”，今《英國所藏甲骨集》150著錄了拓本，誤解應當廓清。卜辭反映羌方成為商王朝用兵重點正是在廩、康之時，不僅數量遠遠超過同期征伐卜辭中的其他用兵對象，而且對選將、人員、布陣、祭祀及各種行動部署的卜問得非常詳盡具體。戰爭的結果是商王朝取得勝利，占領部分羌方的土地，至少擒獲兩名羌方伯，殺祭祖先參見羅琨：《殷墟卜辭中的羌和羌方》，《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雖然羌方並未被伐滅，至商末仍作為“四邦方”之一而存在，但這次打擊使其發展受到抑製，使帝乙、帝辛有可能轉向伐夷方的大規模作戰。

至於羌與建立了中原王朝夏商周三族的融合更是源遠流長，夏後氏之先人——禹，曾有“家於西羌，地曰石紐”之說，可見二者的千絲萬縷的聯係。而在“鬱鬱乎文哉”的西周，姬、薑兩姓密切關係的記載，留下的更多了。在曆史長河的各個階段，在中華大地，無論是在文明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還是其後，華夏族——漢族——中華民族像滾雪球一樣逐漸融會發展的過程中，薑姓的羌人一直是核心成分之一，這正是薑姓先世炎帝被尊為中華民族共祖的曆史背景。

總之，考古學為我們了解和複原古代曆史不斷提供新的實證材料，而我們祖先世代相傳的對曆史的記憶及留下的文字記載也是不可或缺的史料，隻有將它們結合起來探求炎黃史影，才能使我們的認識不斷靠近曆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