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轉型研究

第一節 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社會地位

　　分析

　　一、先秦時期“士”階層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淵源

　　在嚴格意義上，周代曆史共延續了八百年之久，在此近一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文化特征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在商周兩代交替之際，即周代初期，文化發展基本表現為繼承。換言之，西周早期的製度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商代原有的製度；而在東周時代，即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發展基本表現為變革，尤其是戰國文化，與周代初期的文化相比，則表現出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針對王國維先生以及其他學者僅僅著眼於商周之際的文化比較研究，我師王暉先生指出：“‘周’不僅包括西周，而且也包括東周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在內。古代史學家常說周有八百年基業，實際上是包括西周、東周，即西周到戰國時期在內的一段時間。……商周之際有些方麵的變化似乎不如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化大，但西周與春秋戰國均為周代，與商代相比則差別甚大。”王暉：《商周文化比較研究》，第15頁。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觀念的轉型，不僅是對夏商周三代延續已久的傳統觀念的改變，也是對西周早期建立的社會觀念的顛覆。而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觀念的轉型，主要是通過當時知識階層的言行表現出來的，這是由文化的特性和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社會功能決定的。

　　於是，就有必要對曾經被稱為“士”的知識階層的社會地位作出判斷，此“士”到底是公卿士大夫之“士”還是士農工商之“士”？先秦時期的知識階層是否等同於當時社會的統治階級？如果先秦時期的知識階層在政治上不能等同於統治階級，那麽，居於當時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與知識階層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如何？

　　當然首先是先秦時期知識階層的社會地位問題。

　　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即士，屬於貴族階級的成員，在文化淵源和社會功能上與巫、史、祝、卜之流有著密切的關係，是人類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有閑的貴族階級在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需要。因此，從曆史淵源而言，中國古代知識階層是貴族階級的分化；從文化淵源而言，中國古代知識階層乃是貴族政治和貴族文化的載體。

　　許慎《說文解字》有雲：“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稱士。”

　　從許慎這個經典的解釋中可以得出，所謂“士，事也”，所謂“凡能事其事者稱士”，都是認為“士”乃是古代社會處理各種具體事務的低級貴族。顧頡剛先生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對古代“士”的原始形態作出了詳盡的描述：“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之貴族，居於國中（即都城中），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幹戈以衛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謂之‘君子’與‘都君子’者，猶曰‘國士’，所以表示其貴族身份。”顧頡剛：《武士與文士之蛻化》，《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85頁。

　　顧頡剛認為，士的最初形態為武士，直到春秋戰國時代才逐漸轉向文事，開始注重知識、能力的獲得，由此才出現了文士。同樣，楊寬也基本附和顧頡剛的觀點，他認為西周時代的學校是以軍事訓練為主，“因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他們是以禮樂和射禦為主的”。楊寬《我國古代大學的特點及其起源》，《古史新探》北京開明書店1965年版，第207頁。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國古代社會“士”的最初形態，在血統上出身於貴族階級，在日常生活中帶有濃重貴族文化色彩。他們從小就接受貴族社會的良好教育，熟習禮樂，博學多識，在處世中顯示了高尚的人格風範，因此，既是雄姿英發的武士，又是退讓有禮的文士。

　　在政治上，“士”屬於統治階級的下層，許慎所謂“士，事也”，可見“士”僅僅是處理具體事物的低級貴族，並沒有機會參與政治決策，雖然在《尚書》記載，當國君決策或施政有大疑，則可以而且也應該“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尚書·洪範》，但在實際政治問題的處理過程中，“士”一般很少能夠接觸到政治核心。

　　但是從知識淵源來看，中國古代“士”中的知識階層最早出於政治，是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政、參與政治的傳統給中國知識階層的影響特別大，甚至規定著知識階層的發展道路和集體性格。不過在社會分化改組過程中，知識階層逐步離開了權力中心，於是通過思想建設和文化影響便成為知識階層參與政治的主要形式。

　　曆史發展到了春秋時代，社會的變化引起士階層社會地位發生了變化。

　　春秋時代以前，士階層居於血緣宗法體係的下層。此時的血緣宗法結構在社會構成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不僅表現了血緣家族的組織形式，也是社會政治體係的基礎，同時又是社會地域行政區劃的基礎。因此，士階層作為下層貴族，對上級宗主及整個血緣宗法體係有著極強的依賴性。

　　隨著春秋時期血緣宗法體係的破壞，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如果說《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肳崩。高岸為穀，深穀為陵”的景象，在周幽王時期尚處於開始階段，那麽，春秋以後的社會變動就更加頻繁。

　　對於居於統治階級下層、政治上沒有什麽實際權力，經濟上也不會非常富裕的廣大士階層而言，這種境遇是非常困難的。不僅如此，劇烈的社會變動使得曾經地位較高的大家族喪失了原來的社會地位。《左傳·昭公三年》記載：“叔向曰：‘欒、？、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晉之公族盡矣。筭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筭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筭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這條史料雖然是在春秋後期的公元前539年，但有理由相信，貴族淪落是一個逐漸的過程，既然此時已是“公族盡矣”、“筭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以推測這個趨勢由來已久。

　　於是，脫離了傳統血緣宗法體係、離開隸屬的宗法家族的貴族淪落民間，成為無根的“遊士”。關於春秋年間的遊士，史籍中多有記載。管子曾經建議齊桓公四方招納賢士：“又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遊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管子·小匡》《左傳·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韓詩外傳》並且具體記載了齊桓公招納賢士的方法。

　　齊桓公設庭燎，為便人欲造見者，□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韓詩外傳》卷三。

　　由此可見，在春秋前期，遊士已經廣泛地存在與社會之中。

　　遊士的存在，固然是社會動亂的表現之一，但就士階層本身而言，從某種程度上說，乃是對血緣宗法製度的擺脫，從此具有了某種意義上獨立發展的可能性，這一點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同時，血緣宗法製度的破壞，必然引起構建於其基礎之上的傳統大家族集體占有土地形式的轉變，貴族之間奪田、土地交換現象的出現，不僅是對“田裏不鬻”《禮記·王製》祖製的顛覆，而且也使得土地不再是身份、地位的標誌，喪失了原本附屬的政治含義，單純地變為財富的象征。於是，隨著私田的大量開墾，使得部分擁有財富的士由此獲得較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就總體而言，春秋時代士階層出現了明顯的發展。

　　首先，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在數量上有了較大的發展。貴族宗法製度的衰敗，使原來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發生了很大變化。許多貴族地位下降，落泊街頭，淪為庶人；而許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種機遇、尤其是私學的有限發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贏得軍功，用智慧換取官職，或在工商業經濟中大顯身手等。在這個社會的分化改組過程中，士人階層迅速形成，類似齊桓公所謂“匹夫有善，得而舉之”《國語·齊語》的政策為原本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提供了充分發展的空間，“由於士階層適處於貴族與庶人之間，是上下流動的匯合之所，士的人數遂不免隨之大增。”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其次，士階層的政治地位逐漸重要，社會影響力逐漸加強。所謂“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親士》所謂“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論衡·效力篇》因此，士人也就擁有了舉足輕重的社會地位，“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墨子·尚賢》

　　當然，墨子所謂“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的狀況或許更接近於戰國時代所謂現實，況且，春秋時代的士階層也不可能具有如此的影響力。但是士階層政治地位升高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隊伍中個別或少數分子的身居高位，而在於士階層是一支能適應當時社會變化並具有很強生命力的隊伍。士階層的隊伍中，既有家道中衰的貴族，又有因軍功、事功得遂為士的能者，還有鄉舉裏選產生的民之俊秀，他們能文能武，又有一定的統治經驗和相當的社會閱曆，加之他們處於貴庶之交匯點，有上通下達之便，上可以體察政治動態，下可以溝通民俗民情，所以，在諸侯爭霸卿大夫爭權的動蕩政局中，他們不僅是諸侯卿大夫首先要依賴的社會政治力量，而且事實上是社會之希望所在。社會造就了他們，社會又迫切地需要他們，這就是士階層崛起而為社會政治之中堅力量的根本原因。

　　再次，士階層越來越走向知識化。眾所周知，中國最早的貴族教育講究“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禮記·王製》有雲：“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且要求所有貴族子弟必須入學，“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禮記·王製》，而所學內容，當然就是所謂“六藝”。莊子曾經對這種教育方式和教育內容稱讚備至：“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蝲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天下》

　　很明顯，莊子所謂“《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在內容上似乎更傾向於政治與倫理。可見，文事當然也是貴族子弟學習的內容。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由此看來，“六藝”中的“射”，並非僅僅為了培養貴族子弟的尚武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於培養士人的君子品格。

　　周代貴族文武兼資，二者並重，這是有例可征的。公元前633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搜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鄃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鄃將中軍。”《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由此可見，統帥大軍的人，不僅要依靠勇力，而且經驗和知識也相當重要。

　　春秋時期，隨著血緣宗法製度的破壞，學在官府的壟斷被打破。私學興起。關於私學興起的時間尚有待考定，但至少在孔子時，私學已具規模是可以肯定的。並且從孔子回答衛靈公和孔文子的“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胡簋之事，則嚐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左傳·哀公十一年》一類的話可以看出，孔子教育的宗旨在於把士引進社會政治領域，所謂“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本身就是士階層知識化的目標所在，這是當時士對私學趨之若鶩和私學興起的根本原因。隨著文化的傳播，私學逐漸注重對文化進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了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之事《史記·孔子世家》。在這種情況下，士的知識化便是自然的結果了。

　　從根本上說，士的知識化乃是當時政治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趨勢。中國古代的政治體製建立於血緣宗法關係基礎之上，本身就缺乏可靠的行政係統，因此，最早建立的幾個王朝都沒有實現對全國的統治。如商代的統治僅僅是一種方國聯盟，中央難以實現對地方的有效控製，即使是周代也隻是將宗法製度發展到了極限，卻仍然沒有很好地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因此，在血緣宗法政治盛行的周代，其政治權利的重心與君主專製所要求的相反，反而呈現出一種不斷下移的趨勢。

　　柳宗元認為，封建製有三大缺點：1.諸侯強盛，尾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2.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治國寡；3.繼世而治，君長的賢與不肖未可知，生民之治亂未可知。唐·柳宗元：《封建論》。

　　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因為其本身就是貴族階級的成員，又在現實中承擔著具體事物的管理，因此他們和現實政治的關係極為緊密。知識階層在形成之初依附於政治，在西方也是如此，但是西方知識階層的生存環境要比中國優越得多，因為西方古代社會中始終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公民階層，其內部結構與中國完全不同。例如古希臘、羅馬，其公民階層包括奴隸主、商人、地主、手工業者、自耕農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自由民，這個階層支撐著奴隸主民主政體的存在，西方知識階層就發源於其中，這樣，西方古代知識階層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比中國古代知識階層更具有獨立意識。西方公民階層的存在不僅為知識階層提供了人員補充，而且由於商業、手工業的發達，對知識產生了廣泛的需要，因此就為知識階層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出路。

　　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社會成員多以農民為主。與其他類型的生產活動相比，農業活動更多地依賴於經驗和本能。在遠古時代農業對知識的需要，最多也不過是通過占卜來預測一年的收成，這種預測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活動，同時一般小民也沒必要進行。因此，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知識一開始就十分狹窄，知識階層始終是奢侈品，擁有知識也就成為貴族的特權。所謂“學在官府”就是這種特權的典型表現。

　　但是，在政治思想領域，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因為建立政權、統治國家必須建立相應的統治思想。這樣就把知識階層的知識活動從單一的祭祀占卜發展到現實的政治理論的建設。具體表現為成王時“興正禮樂”《史記·周本紀》，用禮樂製度來“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史記·禮書》。禮樂製度是當時社會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在思想觀念領域一枝獨秀。其運作方式是將禮樂製度內化為社會成員、主要是上層社會成員的內在觀念，並以此來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於是，規範社會觀念，約束社會成員思想，這樣的千鈞重擔就落在中國早期知識階層的肩上，因此，中國早期的“士”在現實政治中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

　　二、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生存環境的變化

　　春秋戰國時期血緣宗法製度的崩潰，必然引起依靠宗法製度成長起來的士階層生存環境的變化。

　　對於純粹依靠血緣宗法觀念組織起來的早期社會，最大的隱患就是由於血緣關係不可避免地疏遠，從而引起宗法體製的鬆散，甚至崩潰。因此教育每一個貴族成員尊祖敬宗、恪守禮樂製度乃是極為必要的，故曰“學在官府”。

　　關於諸子之學之起源，一般認為有兩種觀點：第一，據《漢書·藝文誌》所言，後世所謂九流十家，本來都是王官之學：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之術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製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如《漢書》所言，九流十家本來皆出於廟堂，血統高貴。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出於稗官。由此可見，知識階層本來就和現實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以儒家為例，儒家的最初職責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因而出於“司徒之官”，因此可見其地位之高，即使在春秋時代，孔門弟子也是非同尋常，“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也。《史記·儒林列傳》

　　第二，據《淮南子·要略》分析，諸子的產生都是針對社會上混亂，為了革除時弊才出現的。“文王欲以卑弱製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溪異穀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故縱橫修短生焉。……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淮南子·要略》

　　據《淮南子》所言，著書立說的目的，在於“紀綱道德，經緯人事”，在於“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而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係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淮南子·要略》從這個意義出發，《淮南子》的作者認為先秦儒、墨、縱橫、刑名之學的出現乃是應運而生，是為了解救時弊。不可否認，此說極為有理。

　　然則到底上述兩種說法何者更為有理？事實上，二者並不矛盾，兩種說法都可以成立。

　　首先，就出於《漢書·藝文誌》所謂王官之學而言，是在強調學術的淵源。諸子之學在春秋戰國時代發展到極盛時期，無論其理論深度廣度，都堪稱中國思想史上的經典。因此，其學術必有淵源，否則，很難想像在春秋戰國幾百年之內，竟能產生如此高深的學術。其次，就《淮南子·要略》所謂出於解救時弊而言，是在強調學術發展的社會需求。據《晉書·地理誌上》記載，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動蕩不安，許多諸侯國家朝不保夕，生存環境極為惡劣，“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裏內。……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因此，不僅各國諸侯都在尋找智能之士，以求富國強兵，而且社會上的仁人君子，也在謀求行道術以救世，等而下之，也有欲圖遊說人主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再加上由於血緣宗法製度的破壞，編戶齊民政策的形成，所有人在理論上都是平等的，都有博取功名的可能，所以，隨著社會組織的變化，平民從事學問者也越來越多，諸子百家就此興盛起來。

　　總之，學在官府是諸子百家出現的理論淵源，而解救時弊則是諸子百家出現的社會需求，兩方麵的原因共同構成百家爭鳴的形成。

　　從古代對“師”的解釋，可以看出諸子的理論淵源。《說文解字》認為師者，“二千五百人為師，眾意也。” “眾”可指民眾，所以古代軍事編製稱“師”，由此引申，帥眾掌眾之官也稱為“師”，故“師”又訓長，即官長，或稱官師。西周金文所見之“師”，既是軍政官員之名，又是教育官員之名，這顯然是“師”作為帥眾之官，其職責在早期尚未充分分化的遺跡。因此“師”又進而成為有以教育人者之稱。

　　有師則有教。《說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最初表示上級對下級的教導訓誡。《尚書·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對這種上級對下級的教導訓誡有很好的例證：“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征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搜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文公在十九年流亡之後，回國首先是教育百姓，使其明義、明信、明禮，然後才用兵中原，一戰而霸，可見教育的重要性。同樣的例子屢見於古籍。“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左傳·宣公十二年》，“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左傳·襄公三十年》

　　不僅是諸侯國君重視“教”的作用，“教”其實乃是一項古代的政治傳統。《周禮》雲大司徒之職乃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而具體內容則包括：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製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製祿，則民興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周禮·地官·大司徒》

　　事實上，以上內容僅僅是大司徒職責內極少的一部分，從國家方針大計到世俗生活到農田水利，無不在大司徒所“教”之範圍。這種國家對百姓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續到後世。

　　從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變化，可以看出解救時弊的社會需要。春秋戰國以後，血緣宗法製度開始解體，由此引起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舊的精神力量的衰落、社會規範與控製作用的喪失，舊的製度崩潰，而新的製度尚未建立，內部衝突發生，呈現紛亂的狀態。其中首要的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由此引起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的變遷，帶來社會流動。因此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出現，是因為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雙重因素發生作用，出現了規模空前的學術思想繁榮。

　　不可否認，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舊製度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而新製度還沒有建立，導致在思想學術上出現了某種意義上的斷層，這種局麵給予欲圖解救時弊的知識分子相當的發展空間。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的知識階層也沒有辜負時代的重托，演繹了中國思想史上極為絢爛的一幕。

　　但是，對於依靠血緣宗法製度生存的早期的知識階層來說，這種動亂的社會、崩潰的統治秩序同樣也給他們帶來了生存環境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首先表現為士人政治地位的平民化。

　　《論語》曰：“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罄襄入於海。”《論語·微子》根據史料推斷，這些大師的流落民間當發生在魯哀公時期前後，已經是春秋戰國之交了。但是，禮崩樂壞、學術下移的趨勢，應當早就顯露端倪。司馬遷曰對此有極為出色的描寫：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雲“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史記·禮書》

　　如此感情真摯的文字，典型顯示出司馬遷既作為史學家、又作為文學家的特征。當然，難怪老先生傷感，這種變化關係到知識階層切身的利益。政治地位的淪喪，迫使曾經雖然談不上鍾鳴鼎食，但卻衣食無憂的知識階層開始自謀職業，為衣食奔波，其心理落差之大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問題不僅如此。傳統中西周學宮所教習之“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都是貴族官員實施統治的基本知識技能。射、禦具有軍事訓練性質；禮、樂是維係貴族社會秩序的主要支柱與紐帶，被孔子認為具有“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記·禮運》等重要功能的重大意義，故禮樂修養，也就成了學士必修之主課。

　　《周禮·冬官考工記》：“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禮記·大傳》：“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大戴禮記·禮三本》：“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

　　當然，“士”與“大夫”的確不屬於同一階層，因此，上述引文中的“士大夫”也可以分開，但是，“士”在此畢竟與“大夫”相連，由此成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周禮·冬官考工記》有雲：“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由此可見，此“士”乃是“公卿士大夫”之“士”。

　　春秋以後，“士”地位淪落，流入民間。貴族宗法製度的衰敗，使原來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發生了很大變化。許多貴族地位下降，落泊街頭，淪為庶人；而許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種機遇、尤其是私學的有限發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贏得軍功，用智慧換取官職，或在工商業經濟中大顯身手等。在這個社會的分化改組過程中，形成一個數量龐大、人等複雜的士階層，“由於士階層適處於貴族與庶人之間，是上下流動的匯合之所，士的人數遂不免隨之大增”。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於是社會進入被許倬雲稱道的“社會升降的變動，極為活潑，蔚為中國曆史上最有活力的時期”許倬雲：《東周到秦漢：國家形態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可是，世事有利有弊，福禍相連。士人數目的眾多，難免魚目混珠、魚龍混雜，無形中也促進了士人的平民化。《穀梁傳·成公元年》言：“古者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這裏所謂“古者”，當時古人行文的習慣用語，所謂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的說法應該是春秋以後的事情。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國語·齊語》

　　眾所周知，管仲的改革，雖然沒有像戰國時代的改革一樣完全與舊體製決裂，但已經開始了對血緣宗法製度的背叛。比如“叁其國而伍其鄙”就是對血緣族居的改變，而“四民分居”更是不僅體現了對宗法製度的否定，而且在法律上重新規定了士人的社會地位。由此，士人從“公卿士大夫”之“士”降為“士農工商”之“士”了。

　　春秋戰國時期士人生存環境的變化其次表現為經濟狀況的惡化。學術下移、學在官府的局麵的被打破，士人政治地位淪落流落民間的直接結果就是士人經濟狀況的惡化。

　　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以批判和惋惜的心情比較了古今士人的差異：

　　古之所謂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仕士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孳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靁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雲能者也，無知而雲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靈訾者也。《荀子·非十二子》

　　即使是千載之後的今天，我們也無法否認荀子在發出這段議論時善意的出發點。以他三次出任齊國最高學府祭酒的經曆，以他在學術界泰山北鬥的地位，作出這番議論是恰如其分、適得其所，但是他似乎不應該想不到士風衰敗的原因。

　　春秋時期，血緣宗法製度的破壞導致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士人紛紛從貴族階層衰落到平民階層，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肳崩。高岸為穀，深穀為陵”來形容這個變化是極為恰當的。而這種巨大的變化最先給予士人的震驚，就是困頓的經濟狀況。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作為老師對學生的評價，孔子對顏回的這段表揚可謂無以複加，但卻無法掩蓋顏回一生貧困潦倒的尷尬。即使是孔子本人，經濟狀況也是非常之差，“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

　　其實，不僅少年孔子生活窘迫，老年孔子也不富裕。子曰：“自行未束？以上，吾未嚐無誨焉。”《論語·述而》如此低廉的勞動回報，恐怕不能完全解釋為熱愛教育事業，自覺自願地為貧困學生盡義務。

　　事實上，孔子並不反對富裕，相反，他還積極追求富裕，相信知識會給他帶來財富。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這簡直就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原版，在政治上孔子意圖通過“庶之”、“富之”、“教之”《論語·子路》的方法，建立一個能使“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子路》的理想王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可見，孔子隻是沒有機會得到財富而已。

　　在春秋戰國時期，如孔子一樣的貧士屈指難數、俯拾皆是。學友景紅豔、蔡靜波大作《試析戰國晚期士的祿利思想》中列舉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量貧士：

　　孔門弟子顏回的遠祖邾武公為魯附庸，改稱顏氏以後，十四世皆任魯為卿大夫，他本人卻在春秋晚期成了“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著名貧士；《世本》載曾皙是？國太子巫的子孫，到曾子時隻能“衣敝衣以耕”；孔子本人雖出身於貴族，但不得不從事“儒”以維持生計；商鞅、韓非皆公室之子，世祿製度廢除後，他們也以技藝奔波於諸侯之國以幹祿。出身高貴者的處境如此，身世貧賤者的生活自不待言。《韓詩外傳》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壅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當他去迎接衣輕裘，乘肥馬的子貢時，“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為文侯師事的卜子夏，家境貧寒，“衣若懸鶉”；聲名遠揚的蘇秦曾是“特窮巷掘穴，桑戶棬樞之士”，“無洛陽負郭田二頃”；和蘇秦齊名的張儀“貧無行”，人疑其盜壁；範雎“家貧無以自資”；虞卿“躡靤擔簦”遊說趙孝成王；馮靦“貧乏不能自存”，寄食在孟嚐君門下；稷下先生淳於髡貧而為人贅婿；魏惠王第一次接見名噪江湖的莊周時情不自禁的發問：“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景紅豔、蔡靜波：《試析戰國晚期士的祿利思想》，《晉陽學刊》2005年第1期。

　　有理由相信，以上所列貧士僅僅是現實社會中極少的一部分。今天後人盛讚不已的戰國養士之風，表麵上是戰國時期尊重人才的表現，其實卻潛藏著大量貧困遊士衣食無靠、不得不托庇權門的尷尬，餓死不食嗟來之食畢竟隻是個別，生存乃是人的第一需要。

　　李斯在辭別老師荀子西行入秦的時候，曾經非常感慨地對老師說了一段話，也許可以能夠使得荀子原諒那些所謂“敗德無行”的士人：“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麵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史記·李斯列傳》

　　的確，所謂“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真實道出落魄士人的痛定思痛，聯想到李斯所謂“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史記·李斯列傳》的宏論，就可以理解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出現的經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