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3.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作“反報告”，重炮轟擊“左”傾軍事路線

　　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錯誤路線展開了尖銳的鬥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博古的報告和周恩來的副報告以後，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了與博古報告相對立的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發言，後來人們稱之為“反報告”。這個報告提綱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經過充分醞釀、研究，對“左”傾軍事路線作深刻的批判的集體意見。由於張聞天是政治局常委，由他來作報告是較為合適的。

　　張聞天作了長篇發言。在一個多小時的發言中，他手裏拿著一個提綱，侃侃而談，矛頭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點名道姓地批評。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書記處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隻有4 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張聞天的地位僅次於博古），他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係統地批判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錯誤的軍事領導，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公開決裂，作“反報告”，宛如扔下一個重磅炸彈，效果非同一般。

　　目前，遵義會議記錄沒有找到張聞天的發言提綱，但能從由張聞天起草（並經政治局通過）的《遵義會議決議》中了解張聞天的發言內容。

　　張聞天在《決議》中首先對博古的發言作了概括性評價：

　　博古同誌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同時對於目前的革命形勢卻又估計不足，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中央蘇區的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方麵，得到了空前的成績……而博古同誌在他的報告中，對於這些有利的條件，顯然是估計不足的。這種估計不足，也必然得出主觀上我們沒有法子粉碎“圍剿”的結論。

　　接著，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博古等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是失敗的主要原因：

　　對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上是錯誤的估計，卻又不認識與不承認，這就使我們沒有法子了解我們紅軍主力不能不離開中央蘇區與我們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裏。這就掩蓋了我們在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上的錯誤路線所產生的惡果。紅軍的英勇善戰，模範的後方工作，廣大群眾的掩護，如果我們不能在軍事領導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則戰爭的決定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這裏。

　　隨後，張聞天一一列舉博古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特征及危害：

　　“‘不放棄蘇區寸土’的口號，在政治上是正確的，而機械地運用到軍事上尤其在戰略上，則是完全錯誤的，而十足成為單純防禦路線的掩蓋物。”

　　“單純防禦可以相當削弱敵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時期內保持土地，但最終的粉碎敵人‘圍剿’以保衛蘇區是不可能的。”

　　“由於對堡壘主義的恐懼所產生的單純防禦路線與華夫同誌的‘短促突擊’理論，卻使我們從運動戰轉變到陣地戰，而這種陣地戰的方式僅對於敵人有利，而對於現時工農紅軍是極端不利的。”

　　“一方麵預備突圍，一方麵又‘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央蘇區’的矛盾態度，正是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到了轉變關頭必然的驚慌失措的表現。”

　　“突圍的行動，在華夫同誌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運動。。。。。。關於為什麽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

　　“博古同誌特別是華夫同誌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誌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製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

　　“特別指出博古同誌在這方麵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誌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糾正，而且積極地擁護了、助長了，這方麵應負主要的責任。”

　　從上述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張聞天的發言宛如剝筍，一層一層，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日的對博古、李德“左”傾領導不滿的怨氣。博古也被曾經是同學兼戰友的這枚炸彈炸得目瞪口呆。

　　事隔25年，即1960年7月，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提到遵義會議的張聞天時，毛澤東在插話中說，遵義會議他作“反報告”。

　　張聞天的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軍事路線作了很好的鋪墊，也為毛澤東的發言奠定了基礎，從而立下了頭功。

　　當時，是否能夠在遵義會議上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完全解決軍事路線問題，還必須取得絕大多數人的認同，而爭取從王明的教條宗派集團中覺醒起來的同誌，從積極維護錯誤的軍事路線轉變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上來尤為重要。特別是張聞天當時身居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的要職，他站在毛澤東一邊，影響格外大，所以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表現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期間關於選舉的講話中說，1935年1月遵義會議，就是積極領導或擁護四中全會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一部分人，出來和其他同誌一道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他聲明說，沒有他們的讚成，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又說，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誌們把好的賬都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鑒於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後的表現及所做的貢獻，被指定起草會議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