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5.王稼祥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的人，首先主張把李德、博古“轟下台”

　　紅軍自黎平會議後，揮師向遵義進軍，一路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少數民族政策，所向披靡，進展神速，日下一城，1935年元旦前夕，中央紅軍各路大軍已雲集烏江南岸，為突破烏江天險做準備。

　　此時李德、博古仍不願貫徹執行黎平會議決議，提出“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而當時蔣介石的中央軍和湘軍主力仍然部署在東北方向，在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之間的地帶上。如果按此主張去做，中央紅軍仍然要去鑽敵人的口袋，危險仍在。為此，元旦那天，在甕安縣一個叫猴場的地方，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與會者讚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占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主力紅軍渡過烏江後，“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嶽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第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同時，在黎平會議後，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紅五軍團當參謀長的劉伯承任總參謀長。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向黔北凱歌行進，但爭論仍沒有結束。正如周恩來所說：“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到達遵義，沿途爭論更烈，爭論的中間，毛主席又說服了中央許多同誌。”

　　毛澤東此時能說服大家，是發生的事實讓大家信服。長征開始以後，部隊不斷受到損失，大家情緒十分低落。首先在領導層中對當時的軍事指揮錯誤有議論，早已醞釀著不滿。湘江戰役，進一步暴露了軍事指揮上的逃跑主義錯誤。李德等人的所作所為，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迫使人們苦苦思索麵臨的問題：為什麽在臨時中央和李德來到根據地以前，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能夠以三四萬人的兵力，粉碎了敵人第一、二、三次“圍剿”，還擴大了根據地，發展了紅軍。周恩來等人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繼續按照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作戰，也取得了勝利。到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紅軍已發展到1 0萬人以上，中央根據地更加擴大和鞏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揮下，紅軍苦戰1 年，結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後來了個大搬家，喪失了整個中央根據地不算，八九萬大軍隻打剩了3 萬來人，使黨和紅軍麵臨絕境。慘重的失敗、險惡的環境，使人們對李德那一套由懷疑到憤怒，許多指戰員憤憤地說，過去幾次反“圍剿”，打了許多惡仗，不但沒有這麽大的消耗，還壯大了許多倍，現在光挨打，真氣人！他們痛心地問：這樣打下去，結果會怎麽樣呢？長征開始後。彭德懷曾經氣憤地說：“這樣抬著棺材走路，哪像個打仗的樣子？”他批評李德等人“把革命當兒戲，真是胡鬧！”事實教育了人們，王明等人自稱“百分之百”的正確，卻打了敗仗，被他們批判排斥了的毛澤東的主張，卻越來越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人們在勝利時認識了毛澤東，在失敗中又進一步地認識了毛澤東。

　　爭論的持續也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麽不能讓毛澤東出來領導？黎平會議雖然開始轉變了我軍戰略方向，不再往敵人布置好的口袋裏鑽了，但領導問題不解決，我軍就難以徹底地由被動變為主動。這是當時廣大紅軍指戰員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王稼祥（當時任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首先倡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讓毛澤東出來領導，把李德“轟下台”。

　　王稼祥本是教條主義營壘中的一員，卻是教條主義陣營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的人。

　　王稼祥1906年生於安徽涇縣厚岸村。在家鄉小學畢業後又入教會中學。1925 年入上海大學附中，並加入共青團。同年10月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28年，他由團員轉為黨員。

　　在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隨後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 年4 月，王稼祥同任弼時、顧作霖一起，作為中央代表團被派往江西蘇區工作，實際上就是貫徹王明“左”傾路線的“欽差大臣”。到蘇區後，他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 月，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

　　剛到中央蘇區時，由於教條化、神聖化的偏見，他曾對毛澤東有誤解和隔膜，認為“毛澤東對馬列的態度不對”。但他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從不把“困惑和疑慮”隱藏於心裏，而是誠懇地向毛澤東提出。

　　由於王稼祥具有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功底，所以他能在複雜的鬥爭中辨別是非。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係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政治經濟學、哲學、中國問題等基礎課，加上他精通英語、俄語，能直接閱讀馬列原著，這使他的政治理論修養略勝人一籌。當毛澤東向他解釋學習馬列主義必須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是唯一正確的學習態度時，他馬上接受意見，勇於改正錯誤，服從真理。他虛心聽取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尤其尊重毛澤東關於武裝鬥爭的豐富經驗，用心鑽研毛澤東的軍事理論，對他的軍事指揮才能深為欽佩。

　　寧都會議集中火力對毛澤東進行了無情的打擊。但對中國革命已有充分認識的王稼祥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因此，王稼祥主張：“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此言一出，語驚四座。

　　為緩和氣氛，王稼祥又進一步說明：

　　大家知道，我與毛澤東同誌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誌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我不讚成王明等同誌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相信不會被人認為是什麽“小團體”或“宗派主義”。因此，我請大家撇開個人意氣，鄭重考慮我的意見。

　　王稼祥力排眾議，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雖然不能改變毛澤東被解除兵權的命運，但王稼祥的態度，卻奠定了他與毛澤東密切合作的基礎。從此，王稼祥首先從“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成為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堅定支持者。

　　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王稼祥曾與朱德、周恩來一起堅持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抵製了“左”傾軍事冒險主義。不幸的是於1933年4月在前線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曆了8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無法取出彈片，隻好采取保守療法。同年秋，他腹部插著橡皮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

　　在長征路上，重傷未愈的王稼祥和大病初愈坐擔架的毛澤東同行，朝夕相處，有機會交談對於以往問題的見解和中國革命未來命運的看法。他們共同商談有關黨和紅軍的前途問題，總結探討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

　　在身受重傷不得不長期在後方治病的那段時間裏，作為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目睹了中央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節節敗退，直至被迫放棄中央蘇區舉行長征的種種事實，對這種由冒險主義的進攻、到保守主義的防禦和逃跑主義的退卻路線早就深懷不滿。這種不滿一直積鬱在心間，到了長征路上，才有向毛澤東宣泄的機會。一直處在被批判和被排斥地位的毛澤東，對博古和李德的一係列錯誤不滿。毛澤東認為，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國，卻到處發號施令，盡幹蠢事。要不是因為李德獨斷專橫，支持王明路線，也許不會丟失掉蘇區，被迫長征。他的觀點引起了王稼祥的共鳴。

　　迢迢長征路，悠悠擔架情。王稼祥成為了毛澤東的忠實擁護者，成了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助手。這使得毛澤東在後來的遵義會議上在與博古、李德的鬥爭中，獲得了最為重要的支持。

　　對此，胡耀邦有一段總結：

　　1931年夏，稼祥同誌和任弼時、顧作霖同誌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不久就委以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職務。在這個關係他一生的關鍵時刻，他善於把握自己，逐步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他努力親近毛澤東同誌，虛心聽取毛澤東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他尤其尊重毛澤東同誌關於武裝鬥爭的豐富經驗，用心鑽研毛澤東同誌的軍事理論，他對毛澤東同誌的軍事指揮才能深為敬佩。這時，稼祥同誌以嶄新的姿態開始向成熟的馬列主義者奔進，這是毛澤東同誌對他積極的影響，也是他自己善於獨立思考的結果。因而當1932年錯誤路線決定解除毛澤東同誌的軍事指揮權時，他是積極反對者之一。可以說，那時他就同王明路線劃清界限了。

　　毛澤東被解除軍權後，王稼祥不僅沒有疏遠而且進而增強了同毛澤東的革命友誼。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孜孜不倦地說服當時中央的很多同誌改變錯誤的軍事路線，王稼祥一直堅定地站在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一邊，並且幫助毛澤東做了許多說服工作。

　　在黎平會議後不久，王稼祥向毛澤東坦率表示了自己對當前形勢的憂慮，認為再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開個會總結經驗教訓。

　　毛澤東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建議他先找張聞天通通氣。王稼祥與張聞天聊自己的想法，張聞天明確表示領導中國革命還是毛澤東行。他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同意。

　　與腳傷坐擔架的聶榮臻交談，提出應該讓毛澤東出來領導。聶榮臻說：“我完全讚成，我也有這個想法。”

　　王稼祥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義開會總結。

　　這樣，在王稼祥倡議下，遵義會議的召開就決定下來了。

　　伍修權在回憶錄中作了記載：

　　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誌。他當時是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因為負過較重的傷，身體很不好，在長征的行軍途中，隻是每天坐擔架，同毛澤東同誌在一起，在行軍休息和宿營時，經常商討當時的軍事路線問題。經過不斷交談，王稼祥同誌讚成了毛澤東同誌的意見，隨後他又同張聞天等同誌交換了意見，周恩來、朱德同誌本來就很尊重毛主席，當然也是支持的。加之黨內、軍內普遍感覺到中央的軍事路線有問題，所以在長征行軍途中，已為後來的遵義會議作了思想準備，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並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誌第一個促成了會議的召開。

　　關於長征路上特殊環境中的這段擔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是這樣回憶的：“長征開始，毛主席有病坐擔架，和我同行，每當到宿營地休息時，經常在一起交談。由於我對毛主席豐富的武裝鬥爭經驗和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取得的偉大勝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對當前形勢的憂慮，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博古、李德‘轟’下台。主席很讚同我的看法，並針對現實情況，說了中國的革命不能靠外國人，不能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給了我很大的啟示，也使我更加堅定了支持毛主席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