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2.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一步登天把持了中共中央大權，這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危機，也讓毛澤東失去了發言權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這座不起眼的房子裏，37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經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指定的與會者坐在一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會場上彌漫著緊張的對立氣氛，王明和羅章龍相互指責，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奪取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然而他們的共同前提是全力攻擊瞿秋白、周恩來以及由他們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的結果是：有著共產國際強硬背景的王明奪取了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導權。

　　王明原名陳紹禹，1904年出生於安徽六安縣金家寨。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天，莫斯科中山大學創辦，在中國招收進步青年入校學習，1 1 月，王明被保送入校。王明聰明，也很用功，俄語學得很快，半年內就能說會讀，而且熟記列寧主義課的名詞術語，講起來頭頭是道，常向老師請教，因此認識了教這門課的老師——該校副校長米夫，並在中山大學緊靠米夫，日漸形成自己的小宗派，在各種場合以理論家麵貌出現，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

　　為了獲得實際工作經驗，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他不願接受中共中央讓他去蘇區鍛煉的安排，先在上海滬西區為中央秘密黨報做送報員和采訪員，4個月後在中共滬東區委做宣傳幹事，又過3個月調往中央宣傳部，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編輯。就在“理論家”深感懷才不遇時，他於1930年1月12日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由於違反地下工作的紀律，四處寫信，花錢托巡捕送信，2月1 8日，王明雖然在米夫委托的“赤色救難會”駐滬代表、瑞士人牛蘭營救下獲釋，但他不顧黨的機關安全的行為受到嚴肅批評，並予以黨內警告處分。

　　在中宣部做秘書的王明自視甚高，既瞧不起中共中央主席向忠發，也認為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李立三不懂多少馬克思主義。目空一切的王明曾找機會發動對李立三的批判，但偷雞不成反蝕把米，為首的王明被給予留黨察看3 個月的處分，其他人給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

　　緊接著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雖然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但主持會議和工作的瞿秋白不滿意王明小宗派活動，沒有褒獎王明反李立三的“英雄”行為，甚至對他的處分都沒有撤銷。

　　然而，沮喪中的王明又得到了好消息：共產國際把李立三的錯誤升級為“路線鬥爭”，瞿秋白所作所為成了調和主義。這即是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的內容。打倒李立三和瞿秋白，誰來做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呢？王明將是被扶助的“後起之秀”。

　　這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討論中得到反映：“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做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允許的。”

　　有了尚方寶劍，王明和博古等在中共中央還未收到十月來信消息時便先聲奪人，聯名於11月13日、17日先後向中共中央寫信。第二封信提出了三條要求：

　　（1）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教育全黨。

　　（2）正式公開在各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布我們與立三同誌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罰。

　　（3）禁止任何同誌在任何會議上對我們的汙蔑和造謠！

　　不僅如此，為造輿論，王明以未來的中國共產黨領袖自命，趕寫他的政治綱領——《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但這個政治綱領從頭至尾貫穿著鬥爭精神，不顯大氣，沒有領袖風範，倒像是在發泄私憤。他花近3 萬字的篇幅批判“維它”即瞿秋白。他說是到了“根本改造黨的領導”的時候了。明確表示要瞿秋白下台：“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維它等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

　　盡管有十月來信做後盾，王明在黨內的影響仍然有限，不足以保證其心願實現。

　　於是，米夫再一次親自出馬，從莫斯科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前來助陣。12月10日，米夫來到上海，采取一係列行動，以快刀斬亂麻之勢扶王明上馬：

　　12月14日，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指示，提出召開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

　　12月16 日，讓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為王明平反；

　　12月2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米夫的壓力下，任命王明為中共江南省委書記；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召開，與會人員是米夫親自圈定的代表37人，其中有包括王明、博古在內的15人不是中央委員。會上通過米夫擬定的包括陳紹禹在內的9人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 月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常委。王明雖然不是常委，但將掌握中共中央實權；

　　1月13日，米夫為讓大家服從王明，給大家交代說：王明是中國共產黨馬列主義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百分之百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是國際領導的，你們信任他，就是信任共產國際，反對他，就是反對共產國際！

　　就這樣，時年27歲的普通幹部王明，一躍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成為了領導中國革命的核心人物。由如此經曆、如此背景的王明掌控中共中央大權，中國革命道路的曲折可以預見。

　　就在王明躊躇滿誌發號施令的時候，黨中央機關出了大事。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後叛變，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連續遭到國民黨破壞。蔣介石懸賞500元大洋捉拿王明，王明已進過一次監獄，嚇得不敢在國內待下去，決定遠走高飛。但是，他對剛剛到手的權力又不甘心就此罷手，於是，親自出麵物色了接班人選。

　　他選定了另一個小夥子博古，讓他任中共中央總負責。

　　博古，原名秦邦憲，比王明還小3 歲。24 歲的博古，隻在上海大學學習了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4年，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經驗，同樣是“嘴上沒毛”的小夥子。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博古擔任了團中央書記，顯示了一定的組織與鼓動才能，受到了少共國際的表揚，但僅此成績不足以讓他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他被推上了中共領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王明小宗派的需要。

　　博古跟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後一起反對過立三路線，一起反瞿秋白……同學之情加“戰鬥友誼”，博古已經成了王明最親密、最可信任的夥伴，由他掌舵，王明基本上可以放心。

　　曆史的機緣就是這樣不可捉摸。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產國際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有過“共同戰鬥”的友誼，王明也就不會視博古為心腹，不會把奪得的中共中央大權交給這位無錫小夥子。

　　但王明並沒有讓博古擔任黨的總書記。因為即便在米夫、王明控製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也未能進入中央委員之列。博古擔任黨的總書記顯然不孚眾望。王明最後決定讓總書記一職空缺，而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王明臨走時，反複叮囑：無論什麽事都要請示共產國際，不要擅自行動。

　　可見，博古受命於危難之際，自身缺乏經驗，又聽從坐鎮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遙控”，其情形可想而知。

　　同樣連中央委員都不是而一下子躍居中共主要領導人位置的還有張聞天。

　　1931年9月，王明走後，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等6人在上海組成臨時中央。其中常委3人，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

　　張聞天是因為其在理論上的成就被王明一夥看中，成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到實際鬥爭中，加之文字翻譯有一定難度，在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方麵還很不夠。張聞天比王明、博古年齡稍長，是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五四運動時期就發表過關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不久，先後留學日本、美國和蘇聯，讀過不少馬列著作和社會科學書籍。以他原有的學識和名望，再加上勤奮、坦誠，雖然生性內向，並不是個活動家，很快就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突出人物，為師生所矚目。他曾卷入了中山大學發生的教務派和支部局之爭，和沈澤民、王稼祥是支持支部局的。1928 年，他在中山大學畢業後由共產國際東方部與聯共中央選送，進入蘇聯的最高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被旅莫中國學生戲稱為“四大紅色教授”之一。在莫斯科5年的學習和工作為張聞天打下了比較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也贏得了共產國際的極大信任。

　　1931年2月17日，他受共產國際委托啟程回國，和楊尚昆一道，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上海。

　　此時，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剛剛開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已經開始了在全黨的統治。在王明的領導下，中共中央正決定開展“反右傾”鬥爭，並以改造各級黨的領導為名，向各地派出一批幹部。因此博古一見到張聞天，就十分高興地說道：“歡迎，歡迎！”因為目前王明“中央”很需要“理論幹部”，也很需要“鬥爭幹部”。王明、博古等人在國內並沒有紮實的群眾基礎，的確需要張聞天這樣的深得共產國際信任又有較高的馬列主義水平的留蘇同學來壯大他們的隊伍，於是極力拉攏他。因此，盡管張聞天不是中央委員，王明還是亳不猶豫地將張聞天劃進了自己的班子，把他補選為中央委員，把他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委以中央宣傳部長的重任。接著，又委任他兼黨報委員會書記和蘇區委員會負責人。張聞天上任後，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撰寫文章，指導黨的工作。張聞天工作勤奮，文思敏捷，一時也覺得遊刃有餘。但由於缺乏國內實際工作經驗，張聞天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了王明路線的執行者。

　　領袖是政黨的旗幟，是政黨的舵手。列寧曾如此說過：“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後的中國，風急浪高，情況錯綜複雜，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顯然不是這幫20多歲、30歲的小夥子所能勝任的。但他們沒有自知之明，想控製大局。因為這批僅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鍍過金、沒有什麽實際工作經驗的“嘴上沒毛”的小夥子，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一步登天把持了中共中央大權，所以人們稱他們為“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王明很清楚，以他自己的資曆和經驗，以及擁護他的那些為數不多的中山大學學生，在眾多的出生入死的中國革命領導人麵前，顯得那樣單薄。因此，他在執掌中央政治局之後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派出一個個中央代表團到蘇區指導工作，推行他的路線，改造各級領導班子，以使他的主張能夠在全國實行。由於這一變化，中國革命的進程在此後的4年中迭遭挫折。也由於這一變化，毛澤東本人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事業從發展上升的勢頭轉而逐步跌入了低穀。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在這以後的4 年中，他失去了在中央的發言權。

　　4 月，去中央蘇區的“欽差”是由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高舉“國際路線”旗幟的中央代表團開始還是沒有如大多數人認為的那樣，一到蘇區就把毛澤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在他們舉行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雖受到一些指責，但會後不久便接替項英任中央局代理書記，並兼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共中央在最初對毛澤東還是寄予了希望，期望毛澤東能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因為從曆史的淵源來看，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以後的幾年裏，一直在根據地，沒有介入中央決策圈內的爭論，如果能得到毛澤東的認同與支持，無疑是最好的結果。另外，毛澤東領導下的紅軍和中央蘇區是全國革命勢力最強的一股力量，起用毛澤東，實際上是對蘇區與紅軍的重視。

　　然而，在一係列原則問題上，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是格格不入的。如毛澤東堅持“農村包圍城市”，王明照搬蘇聯“城市中心論”；在軍事路線上，朱毛有一套“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原則，中央希望實行的則是全麵的“進攻路線”……。這些原則問題是不可調和的，毛澤東被批判不可避免。於是，在1931年11月1 日至5日，在瑞金葉坪村召開的中共贛南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發動了對他的第一場批判會。

　　這些在莫斯科吃過洋麵包的幹部，在政治上不乏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又係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列主義，相對於沒有進過大學，更沒有留過洋的毛澤東，顯得有理論水平，加上是以貫徹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指示的中央代表身份出現，表現得毋容置疑和不能抗拒。“左”傾冒險主義者對與他們主張相悖的毛澤東采取的是一種排斥手段。而毛澤東素以不畏權威敢於堅持真理著稱，他“不信邪”的強硬態度使之與中央代表交鋒更顯激烈。

　　周恩來在中央蘇區的出現，一定程度緩衝了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