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 曆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

4.張國燾打如意算盤，實質是向中央要權

　　兩河口會議散會後，張國燾回到住處。這時，神出鬼沒的秘書長黃超神秘地給張國燾送來一份中央的報紙，這是一份新出的油印刊物，報紙上登載著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寫的《列寧論聯邦》一文。

　　黃超是張國燾的秘書。1933年1月，鄂豫皖蘇區進行大規模肅反，黃超被中共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等領導人懷疑為“第三黨”和“取消派”，揭發他有小組織活動。在那個“左”傾的時代，戴上這些帽子足夠殺頭了。但張國燾並未懷疑黃超，仍然信任他，保護他。黃超對張國燾當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

　　凱豐的這篇文章先是引了一大堆列寧斯大林的民族自決理論，然後，以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來論證建立聯邦政府是不現實的，認為建立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是違反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的。最後話題一轉說：“在目前我們所經過的鬆、理、茂一帶的地區內，常是少數民族占多數。在這些區域內的政權形式，不是一開始就組織蘇維埃。為著能夠包括更廣大的群眾，我們可以組織一種臨時革命委員會。而且從革命委員會轉變到蘇維埃的政權的時期，可以比在一般的區域內長一些。”文章後麵還附了一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康藏西番民眾書》。其中有號召康藏民族自決建立人民革命政權，有信仰宗教自由等內容。最後特別注明：“這一綱領還是草案。”

　　張國燾一看到這篇文章的標題，就聯想到西北聯邦政府，心中就隱隱有些不快。待一口氣讀完，頓時怒不可遏，認為一、四方麵軍剛剛會合，中央刊物上發表這篇文章，顯然是在批評他搞的西北聯邦政府。

　　張國燾從這個事又聯想到會議期間博古罵他軍閥作風的事，更是增加了火氣。

　　原來一天中午，暫時代替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的博古，來到張國燾的住處，準備談軍隊政治工作。

　　張國燾看到博古來了，嬉笑著迎上去，說：“博古兄……”卻見博古臉色一沉，說：

　　“國燾同誌，想不到你還喜歡稱兄道弟，我認為這是舊軍閥的習慣，與布爾什維克的意識極不相稱。”

　　張國燾看見博古這麽說，當時就想起在莫斯科時期博古動不動就喜歡教訓人的神氣，覺得應當給他一點教訓。於是板起臉孔，像教訓小學生一樣說：

　　“稱兄道弟是中國民間友愛的傳統，表示的是同誌間的平等友愛，根本不是舊軍閥作風。”

　　兩人就新舊稱謂問題展開了唇槍舌劍。一個曾是留蘇的“二十八宿”之一，還曾經是中央總書記，一個是掌握四方麵軍政大權的一號人物，誰也不會服誰。

　　博古認為由於紅四方麵軍長期脫離了中央的領導，自然缺乏布爾什維克的氣味，他指斥四方麵軍的官長對待士兵，仍舊采取打罵手段，就是軍閥統治。

　　張國燾最聽不得別人說他是軍閥統治，聽到這句話，伸出肉滾滾的大手，指著博古說：“我警告你，如果你繼續根據這個或那個理由，指責四方麵軍是軍閥主義，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

　　張國燾思前想後，憤怒地對黃超說：“他們居然一到懋功，就開始‘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拿列寧反對歐洲聯邦的舊事，攻擊我西北聯邦政府！”

　　黃超火上加油地說：“這是一方麵軍的一個幹部給我的，中央規定隻發到紅一方麵軍的幹部。”

　　恰在這時，張聞天來了。

　　張國燾心中正有氣，劈頭就問：

　　“這篇文章是不是根據中央的意思寫的？如果是，為什麽不等我到了撫邊，讓我有機會參加討論之後，再行發表？為什麽我到了此地這麽久了，還不拿一份讓我看？難道在中央的一些機關刊物上，可以隨便公開批評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政治主張？”

　　張聞天麵對張國燾劈劈啪啪一連串的發問，皺著眉頭，他也覺得凱豐雖然引證列寧的話是正確的，但這些做法有些不當。至於報紙沒有發到紅四方麵軍，可能是報紙發行部門仍舊沿用過去發行的途徑，這一點中央是疏忽了，引起了不必要的誤會。

　　張聞天作了一些解釋後，對張國燾說：

　　“紅四方麵軍是英勇善戰的隊伍，這一點大家都是清楚的。眼下兩個方麵軍急需統一行動，這些引起爭執的問題，留待以後討論吧！”

　　問題沒有解決，張國燾一肚子火氣無處發泄。

　　這些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年輕的“布爾什維克”們，指責四方麵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後”，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給了張國燾借口。

　　第二天，心情鬱悶的張國燾正在踱步時，又發生了一件令他不能容忍的事。

　　本來，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為了首長們的安全和會師後統一部署保衛的事，找張國燾商量在四方麵軍中建立保衛局工作係統的事，要求張國燾介紹保衛局的幹部到四方麵軍中去，建立獨立的政治保衛局工作係統，並調四方麵軍中的警衛員交他培訓，然後再回到原職。張國燾大為反感，認為，這豈不是要對他和四方麵軍的高級幹部進行監視嗎！他一口拒絕了鄧發的意見，同時也等於告訴中央：四方麵軍的內部事務，中央不得插手。

　　兩河口，本是兩江會合的地方，誰知，兩大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力曆經千辛萬苦剛剛在這裏會合後，馬上又形成了分流之勢。

　　以張國燾在黨內的資曆，加上紅四方麵軍強大的實力，黨中央也是不會被他放在眼裏的。從他個人的性格來說，也不甘屈居別人之下。現在，毛澤東和張國燾這兩位黨內最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走到一起來了。他們能夠協調一致嗎？

　　兩河口初次會見，已經留下了爭鬥的陰影。張國燾的心中已經開始盤算：現在應該是要權的時候了。

　　會師的喜悅還不到半個月，張國燾與中央領導成員之間的矛盾就顯露出來，一場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開始了。

　　6 月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舉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博古、王稼祥出席。會議決定增選張國燾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統一組織的問題似乎也解決了。同日，中央發布了《鬆潘戰役計劃》。

　　《鬆潘戰役計劃》的戰役部署是：紅一、四方麵軍編為左、中、右三路縱隊和岷江支隊，林彪、彭德懷率紅一方麵軍十六個團為左路軍；徐向前率紅四方麵軍十個團為中路軍；陳昌浩率八個團為右路軍。三軍分路並進，準備集中優勢兵力，分別經卓克基、大藏寺、馬塘、黑水、蘆花等地向北行進，奪取川西北軍事重鎮鬆潘，控製通向甘南的道路。紅四方麵軍副總指揮王樹聲和紅9軍軍長何畏分別率岷江支隊、懋功支隊掩護紅軍後方的安全。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率各警備部隊負責中央和方麵軍總部機關駐地卓克基、阿壩等地的保衛工作。鬆潘戰役計劃規定各部隊在6月29日到7月2日集結完畢，7 月1 2 日開始行動。

　　為了組織鬆潘戰役，兩河口會議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出發前往毛爾蓋。

　　張國燾送他們走後，即動身趕回原住地，不久到達理縣雜穀腦。

　　此時，在理縣總部的徐、陳二人正滿懷希望地盼著張國燾回來，聽聽中央對下一步戰略行動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憶說：

　　“張國燾從兩河口返回茂縣途中，經下東門見到了我。他對會見中央領導及兩河口會議的情況，不願多談。隻是說中央紅軍一路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時的情況差不多。我最關心的是下一步向哪個方向打？他說：中央的意見，要北出平武、鬆潘，扣住甘南，徐圖發展。我看還是先取川西南比較好，否則兩河口會議結束後，糧食給養都不好辦。”

　　徐向前再問，張國燾說：“回頭再說吧。”

　　回到雜穀腦的第二天，張國燾便向中央發電，強調攻打鬆潘的困難。隨之又發電報，借口為了將主力迅速開到毛兒蓋東北地帶，消滅胡宗南部，提出應該迅速解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以此拖延紅四方麵軍主力北上的行動。

　　張國燾及其親信還在公開場合與私下談話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麵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遵義會議是不合法的”、“軍事指揮不統一”等，進行挑撥和煽動。

　　針對一些人指責四方麵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後”，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這些事，張國燾公開對下麵講：他們是洋鬼子，修洋頭，穿西裝，戴眼鏡，看不起我們四方麵軍這些“老土”，不想要我們！

　　此時，中央派出了李富春、李維漢、林伯渠、劉伯承等組成中央慰問團，已到達理縣對紅四方麵軍指戰員進行慰問，並傳達會議精神。這時徐向前、陳昌浩已率軍北進。

　　中央代表團到達後，雖然他們所到之處都有歡迎的笑臉，甚至官兵們敲鑼打鼓到離營房老遠的地方來迎接，可是，他們很快便感覺到工作遇到了強大的阻力。因為在任何地方聽到的都是與張國燾意見一致的聲音：中央根據地的喪失與紅一方麵軍的失敗，已經證明了中央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的錯誤。

　　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

　　張國燾親自向李富春明確提出：兩軍會合，攤子大了，為了便於統一指揮，總司令部需改組充實。不待李富春講話，張國燾又要求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徐向前、陳昌浩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治委員。

　　李富春因事關重大，便立即給中革軍委領導人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

　　朱、周、王、毛：

　　張國燾來此見徐、陳，大家意見均以總指揮迅速行動，堅決打胡（宗南）為急圖，尤關心於統一組織問題，商說明白具體意見，則為建議充實總司令部，徐、陳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委。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慮。立複。

　　富春

　　7月6日

　　在這個過程中，張國燾加緊了謀權步伐。

　　7月8日，張國燾在理縣雜穀腦召開了紅四方麵軍幹部會議。在這次會上，張國燾對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進行了猛烈地抨擊，他嚴厲地批評中央堅持北進的方針是“逃跑主義”。他說中央領導著一方麵軍長征，一味避敵求存，已經完全喪失了鬥誌。“他們人不足一萬，形同乞丐，狼狽不堪”，“每人平均隻有三顆護槍的子彈”。他要“四方麵軍的幹部們，拿出愛黨的熱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響中央這種頹唐絕望的氣象，去挽救兄弟的一方麵軍戰友”。

　　他譴責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是一個早已策劃好的陰謀，是毛澤東這位土遊擊專家和張聞天博古等留俄派聯合起來對付四方麵軍的會議。“他們的意圖，無非是急欲控製我四方麵軍”。他攻擊中央“不將四方麵軍當作嫡係部隊，不視張國燾為自己人”。

　　最後，他要求四方麵軍全體幹部緊密團結，統一思想，和中央的錯誤路線作堅決的鬥爭。

　　應該承認，張國燾這個人的煽動能力是相當強的。再加上四方麵軍在張國燾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這一實際情況，絕大多數官兵自然而然地將張國燾當成了中央的化身。

　　在雜穀腦幹部會上，經張國燾一煽動，人們的情緒達到了沸點。這樣的情緒也反過來給張國燾壯了膽。會議尚在進行，他就按捺不住地再給中央發電，稱“我四方麵軍官兵強烈要求中央，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對於兩軍會合後出現的複雜局麵，曆史地看，四方麵軍在會師初期，給一方麵軍的支援和幫助是真誠的，實實在在的。他們對一方麵軍是尊重的。當然，部分紅四方麵軍的幹部對一方麵軍尊敬好奇的心理，在會合後不久便漸漸淡化了。在他們看來，一方麵軍也沒有想像的那麽不得了。這支長途跋涉的隊伍，衣衫襤褸，軍容不整。對比之下，四方麵軍的精神麵貌要強得多。在會合之後，四方麵軍的幹部很少向一方麵軍講張國燾的壞話。

　　這期間，令人不快的是，“在兩個方麵軍會合以後，一方麵軍中也確有人從一種不正確的動機出發，歪曲地把一方麵軍的情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偷偷地告訴了張國燾。”聶榮臻回憶說，“也使張國燾起了歹心，認為中央紅軍不團結，他有機可乘。”

　　當時中央的一些舉動，也間接激化了一、四方麵軍之間的矛盾。30軍的幹部向張國燾報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調查人員到30軍中去調查實況。這些調查者往往誇大第四方麵軍的缺點，特別是找到幾個軍官罵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麵軍中有濃厚的軍閥習氣。那些調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麵軍一般幹部隻知道毛澤東、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員的名字這一事實，硬說第四方麵軍不尊重中央。”30軍政治部把中央調查人員與他們的談話都記錄下來，交給張國燾。一方麵軍的各種文件，也通過各種渠道送到了張國燾的手裏。所以，張國燾與中央的關係迅速惡化。

　　張國燾也認為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打了敗仗，丟了蘇區，一路逃到這裏。現在是他在接濟他們，否則一方麵軍很快就會被消滅。所以，中央現在應該聽他的，讓他來領導。

　　關於紅一、四方麵軍之間出現的問題，徐向前也是沒有思想準備的。兩軍會合後，他的主要想法是要離開四方麵軍，到中央做點具體工作。

　　當然對於張國燾的煽動，徐向前感到惶惑和不解，他要求部下不要亂說，亂議論。但是對於那些對四方麵軍的片麵指責，也使徐向前反感。徐向前認為，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300來人的遊擊隊發展壯大起來的，打過許多硬仗、惡仗，不愧是一支黨領導下的鐵的紅軍隊伍。盡管部隊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本質是好的，是堅決打蔣介石的，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是聽黨的話的，是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是竭誠歡迎黨中央和兄弟的紅一方麵軍到來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麵軍說的一團漆黑，他認為這對兩軍團結沒有任何好處。

　　徐向前後來回憶說：會合的時候，毛主席主張講團結，強調有些分歧不要說，還是團結起來。但不曉得那時為什麽有些人說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又是什麽“政治落後”、“土匪主義”等等，當時聽了是反感的。莫非打蔣介石打錯了嗎？

　　徐向前當時腦子裏的一些問號，也正是紅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心目中的共同疑問。

　　作為身負重任的總指揮，徐向前顧大局，講團結，相信黨中央會妥善處理和解決。徐向前主動建議兩軍互調一些人馬，以便兩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消除誤會。

　　張國燾是老資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隻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又是紅四方麵軍的最高領導人，他散布的話很容易迷惑和欺騙人。

　　接著，在張國燾的授意下，川陝省委致電中央，說張國燾成立的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在理論上和組織上是完全正確的，凱豐等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批評是毫無根據的，要求中央予以確認。

　　次日，川陝省委一些人也致電中央，建議加強總司令部，軍委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並敦促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

　　所有這些，實質就是張國燾要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