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31十月與五四

　　魯迅在青年時代就立誌“我以我血薦軒轅”，決心獻身於自己的國家。但是，從日本回國以後，他看到辛亥革命的失敗，看到反動勢力的複辟，看到鬼魅魍魎的橫行，感到個人力量實在微弱，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悲憤。在袁世凱宣布“莫談國事”的時期，他將自己封閉在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裏，僻靜冷清，整天默默地專心致誌整理古籍、研究碑文，打算從中發掘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從這一方麵開辟出一條途徑。夏秋季節，槐樹綠陰滿院，他坐在老槐樹下，許多槐樹蟲遍地亂爬，他全然不顧，槐樹蟲從樹枝上吐絲倒掛下來，在空中擺來蕩去，就像吊死鬼，冰冷地落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把它拂去。他青年時代那種慷慨激昂的熱情，完全被深沉的憂鬱和艱難的探索所取代了。自然，他人雖說沉默著，思想卻是激憤的，一有機會，也要對時事表達他自己的意見，像在《哀範君》一文中對袁世凱稱帝的諷刺。

　　1917年11月7日，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和布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開辟了世界的新紀元。正當苦難的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法估計的鼓舞力量。

　　中國的一切先進分子無不讚頌十月革命研究十月革命。翌年，魯迅發表《隨感錄》，稱頌十月革命是新世紀的曙光，呼喚人們抬起頭來仰視它迎接它。後來，他丟開搜集石刻抄寫碑文，代之以購置內容嶄新的書籍，1925年買了《俄國現代的思潮及文學》、《新俄文學之曙光期》、《新俄美術大觀》、《文學與革命》等；1926年買了《無產者文化論》、《無產階級藝術論》等。這些新書，與他那些中國的線裝書籍占有同樣的位置。後來，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說，蘇聯文學書籍那時成了“我們的導師和朋友”。這個“我們”當然包括魯迅自己在內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及其新文學對魯迅的影響和推動作用是巨大的。

　　但是，一直到五四運動爆發，中國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在全國各地蓬蓬勃勃地發動起來，魯迅深深埋藏在胸底裏的激憤火焰才即時被點燃爆發起來。從那時起，他完全被卷入到革命的洪流裏去了。

　　1919年1月，美、英、德、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軍閥政府在人民壓力下向會議提出希望帝國主義放棄在華特權，要求取消“二十一條”和收回山東一切被日本奪去的權利，結果遭到參加會議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拒絕，軍閥政府在遭到拒絕後竟然準備在和約上簽字。

　　消息傳來，舉國憤怒！

　　1919年5月4日，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偉大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爆發了。它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和國內工人階級壯大的條件下發生的，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

　　５月４日這天，北京學生數千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會後舉行了遊行示威。……隨著事態的發展，五四運動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即從其開始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運動，發展為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六三”運動。6月28日，軍政府在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的壓力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次運動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也是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豎起“民主”和“科學”的兩麵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時期著名的革命刊物。

　　廣大學生的愛國主張和愛國熱情得到了全國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魯迅自始至終關心著這次運動發展和參加這次運動的愛國青年學生的情況。在軍閥政府對廣大愛國學生進行逮捕和鎮壓的時候，魯迅積極支持二弟周作人以北京大學教員身份去看望慰問被捕學生。五四運動是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進攻的號令，是反封建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的進軍號，魯迅的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再也坐不住了，不再呆坐著抄錄碑文了！從此，魯迅站起來了，思想變了，生活變了，走到群眾中去，和群眾一起進行文化鬥爭。

　　五四以後，特別是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更加尖銳，更加激烈，更加表麵化。以胡適為首的“正人君子”之流，投入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懷抱，公開為反動統治階級賣命效勞，在國家民族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沉重壓迫的危難時刻，他們要青年放棄革命鬥爭。以李大釗、魯迅為首的進步人士及不甘屈服的人們，通過《新青年》和中國青年連結成一條看不見邊際的戰線，奔向革命，投向光明。

　　這時，魯迅的鬥爭目標更加明確，鬥爭的意誌更加堅強，完全湧到人民群眾的革命怒潮中去了。魯迅的文藝活動進入第二階段，拿起文藝武器去戰鬥是更急迫的需要，繼《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之後，那飽含激憤文字從他的筆下滾滾流出，他的一篇篇小說、一篇篇雜文，直接揭露黑暗勢力，號召群眾起來戰鬥，抨擊“正人君子”之流……魯迅從小和廣大農民的“野孩子”混在一起，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截然不同於同時代的一些知識分子，他把自己看作廣大農民和一切被壓迫階級的代言人，替他們呼號，為他們請命。由於他對當時社會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魯迅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作家；由於魯迅深刻地研究過中國曆史，所以他對於許多吃人的“道德”、“禮教”有著深切的痛恨。他以文學為武器達到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目的，也就是說，他以文學為革命的政治服務，他自己心甘情願地願意做一名聽勸將令”的革命的馬前卒，所以他能夠在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擔負起一個光榮的革命戰士的工作。魯迅韌性的對敵戰鬥精神和鍥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意誌，也幫助他走過了許多艱難困苦的道路。

　　1919年春夏，為了全家人移居北京，魯迅到處奔走找房子。經過多次看屋之後，在北京八道灣11號找到一處宅院。於是，他便開始同警署接洽，著手辦理議價收契等手續，接下來是內外裝修，購置各種家具用品等事務，購房款不足，又向銀行辦理高利短期貸款，魯迅一人忙得不亦樂乎。一直忙到秋天，八道灣住宅終於修繕完備。8月，二弟周作人攜妻子和孩子從日本旅遊歸來，魯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遷入八道灣新居。12月，魯迅請假回紹興，將母親魯瑞、夫人朱安、三弟周建人接到北京，於是，全家人團聚在八道灣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