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蓋集

補白

“公理戰勝”的牌坊，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裏不知怎樣，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裏可實在有些希奇，——但這是現在的話。當時，市民和學生也曾遊行歡呼過。

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誇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勝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隻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然而敗於金，敗於元，敗於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裏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麽？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嶽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麽？

卻答道，“有天靈蓋”！自宋以來，我們終於隻有天靈蓋而已，現在又發現了一種“民氣”，更加玄虛飄渺了。

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結果也隻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怕中國更要複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並不說中國人頑固，因為我相信，鴉片和撲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給我們複了仇麽？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

我不以為自承無力，是比自誇愛和平更其恥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現在大可以改稱“平民”了罷；在實際上，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彼一時，此一時，清朝該去考秀才，捐監生，現在就隻得進學校。“平民”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地位也高起來了，以此自居，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於“上等人”一樣的尊敬，時勢雖然變遷，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倘遇見這樣的民，必須恭維他，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像先前下等人的對於貴人一般。否則，你就會得到罪名，曰：“驕傲”，或“貴族的”。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非驕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蠍，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

“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嗬。”

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大捕黨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為“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這才冷落起來。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裏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隻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隻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月球隻一麵對著太陽，那一麵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麵。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

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呀……

至於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蕭曹遺筆》裏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諡，現在鈔一點在這裏，省得自己做文章——

親戚類

孽親 梟親 獸親 鱷親 虎親 歪親

尊長類

鱷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類

悖男 惡侄 孽侄 悖孫 虎孫 梟甥

孽甥 悖妾 潑媳 梟弟 惡婿 凶奴

其中沒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為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太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麽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往日看《鬼穀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麽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複，不失其度”這一段裏的一句“雖覆能複”很有些可怕。但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鬼穀子》自然是偽書，決非蘇秦，張儀的老師所作；

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已經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不讀鬼穀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們常用，不以為奇，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於書，當作秘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裏的機詐也並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裏當寶貝麽？

鬼穀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否則，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說，而鉤出別人來說；或者並不必鉤出別人來說，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這末後的妙法，知者不言，書上也未見，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於老在燈下編《莽原》，做《補白》了。

但各種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就都是這“覆’“複”作用；化數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兒。然而真如來鵠所說，現在的人們是已經“是乃天授，非人力也”的；倘使要看了《鬼穀子》才能，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三

離五卅事件的發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鍾熱度”說來了罷，雖然也有過例外：曾將湯爾和先生的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鍾之久”。（見六月二十三日《晨報》）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五分熱”說自誡，仿佛早經覺到了似的。

但是，中國的老先生們——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時又看得太高。婦孺是上不了場麵的；然而一麵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於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什麽木蘭從軍，緹縈救父，更其津津樂道，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對於學生也是一樣，既要他們“莫談國事”，又要他們獨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們無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裏，國民十之九是學生；但在中國，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種類。雖是特別種類，卻究竟是“束發小生”，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遊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倘若民眾並沒有可燃性，則火花隻能將自身燒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暫時引得幾個人閑看，而終於毫不相幹，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打門”之久。誰也不動，難道“小生”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造兵艦，糊飛機，活擒番將，平定番邦麽？所以這“五分熱”是地方病，不是學生病。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倘在別的有活力，有生氣的國度裏，現象該不至於如此的。外人不足責，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眾，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於事後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但是，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便是真誠的學生們，我以為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墮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沉重了；力氣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體就難於動彈了。為一般計，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人力”，倒較為切實可靠罷。

現在，從讀書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為有些有誌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七月八日。

並非閑話（一）

凡事無論大小，隻要和自己有些相幹，便不免格外警覺。

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裏擔任一點鍾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

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麽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麽？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麽？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讚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麽“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於是心血來潮，忽而想：又搗什麽鬼，裝什麽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著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係；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裏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潮還是拖延著，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就在《閑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隻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閑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麵，也未可知。那麽，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閑話”。

《閑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所以他隻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

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隻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歎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麵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閑話》之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閑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為什麽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幹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嘩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

《閑話》裏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裏並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

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麽要緊，局外人那裏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招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麽打掃得幹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麽？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聖的，打掃夫又怎麽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

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於打掃幹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麵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

五月三十日。

並非閑話（二）

向來聽說中國人具有大國民的大度，現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們要說得好，那麽，就說好清淨，有誌氣罷。所以總願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愛見別的東西共存。行了幾年白話，弄古文的人們討厭了；做了一點新詩，吟古詩的人們憎惡了；做了幾首小詩，做長詩的人們生氣了；出了幾種定期刊物，連別的出定期刊物的人們也來詛咒了：太多，太壞，隻好做將來被淘汰的資料。

中國有些地方還在“溺女”，就因為豫料她們將來總是設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們總沒有好眼力，否則並以施之男孩，可以減少許多單會消耗食糧的廢料。

但是，歌頌“淘汰”別人的人也應該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樣不滅的東西在裏麵，否則，即使不肯自殺，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幾個嘴巴。然而人是總是自以為是的，這也許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條路。相傳曾經有一個人，一向就以“萬物不得其所”為宗旨的，平生隻有一個大願，就是願中國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還有一個女人和一個賣食物的。現在不知道他怎樣，久沒有聽到消息了，那默默無聞的原因，或者就因為中國人還沒有死完的緣故罷。

據說，張歆海先生看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麵喊“打！打！”，美國兵卻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民巷口了，還回頭“笑著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鍾便居然沒有影蹤了！”

西瀅先生於是在《閑話》中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這樣的中國人真應該受“呸！”他們為什麽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來說是“拳匪”。但人們那裏顧忌得許多，終於不打，“怯”是無疑的。他們所有的不是拳頭麽？

但不知道他們可曾等候美國兵走進了東交民巷之後，遠遠地吐了唾沫？《現代評論》上沒有記載，或者雖然“怯”，還不至於“卑劣”到那樣罷。

然而美國兵終於走進東交民巷口了，毫無損傷，還笑嚷著“來呀來呀”哩！你們還不怕麽？你們還敢說“打！打！宣戰！宣戰！”麽？這百餘人，就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

“這樣的中國人，呸！呸！！！”

更可悲觀的是現在“造謠者的卑鄙齷齪更遠過於章炳麟”，真如《閑話》所說，而且隻能“匿名的在報上放一兩枝冷箭”。而且如果“你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麽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

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報不顧利害的專論是非，自然免不了誹謗叢生，謠諑蜂起。”這確是近來的實情。即如女師大風潮，西瀅先生就聽到關於我們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樣的“流言”，是那幾個“卑鄙齷齪更遠過於章炳麟”者所造。

還有女生的罪狀，已見於章士釗的呈文，而那些作為根據的“流言”，也不知道是那幾個“卑鄙齷齪”且至於遠不如畜類者所造。但是學生卻都被打出了，其時還有人在酒席上得意。——但這自然也是“謠諑”。

可是我倒也並不很以“流言”為奇，如果要造，就聽憑他們去造去。好在中國現在還不到“群眾專製”的時候，即使有幾十個人，隻要“無權勢”者叫一大群警察，雇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無須乎我來為“被壓迫者”說什麽“公平話”。即使說，人們也未必盡相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有些“公平話”總還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飯”填出來的。不過事過境遷，“酒飯”已經消化，吸收，隻剩下似乎毫無緣故的“公平話”罷了。倘使連酒飯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國也還要光明些。

但是，這也不足為奇的。不是上帝，那裏能夠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評。人自以為“公平”的時候，就已經有些醉意了。世間都以“黨同伐異”為非，可是誰也不做“黨異伐同”的事。現在，除了瘋子，倘使有誰要來接吻，人大約總不至於倒給她一個嘴巴的罷。

九月十九日。

並非閑話（三）

西瀅先生這回是義形於色，在《現代評論》四十八期的《閑話》裏很為被書賈擅自選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質上損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賤名也忝列於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飯之後，寫一點自己的所感罷。至於捏筆的“動機”，那可大概是“不純潔”的。記得幼小時候住在故鄉，每看見紳士將一點騙人的自以為所謂恩惠，頒給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謝時，則斥之曰“不識抬舉！”我的父祖是讀書的，總該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從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氣，不但恩惠，連吊慰都不很願意受，老實說罷：我總疑心是假的。這種疑心，大約就是“不識抬舉”的根苗，或者還要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純潔”。

我何嚐有什麽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麽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複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麽“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麽偷，文士怎麽說，都不再來提心吊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為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麽，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麽？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調。被擠著，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麽？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

我並沒有在呂純陽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卻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為，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便完事，管他媽的”了。

誰有心腸來管這些無聊的後事呢？所以雖然有什麽選家在那裏放出他那偉大的眼光，選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給他一個不管。其實，要管也無從管起的。我曾經替人代理過一回收版稅的譯本，打聽得賣完之後，向書店去要錢，回信卻道，舊經理人已經辭職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罷；我們可是不知道。這書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車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卻也有“竊以為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

二是他們每要發幾句偉論，例如什麽主義咧，什麽意思咧之類，大抵是我自己倒覺得並不這樣的事。自然，批評是“精神底冒險”，批評家的精神總比作者會先一步的，但在他們的所謂死屍上，我卻分明聽到心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麽大怨氣了。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為我不靠賣文營生。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別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將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隻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有些人以為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煙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於先裝鬼臉去嚇書坊老板，然後和他接洽。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裏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於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才有，則和什麽高超的“煙士披離純”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係，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誌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於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並不很“幹著種種無聊的事”，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吸埃及煙卷之後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15〕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作者，於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群的古奧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麽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於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麽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麽“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

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幹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裏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裏，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製藝的選家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嚐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隻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DF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麽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隻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禦前侍衛，托爾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隻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麵暗護此人，一麵又中傷他人，卻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著自己，卻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技倆”，其實世間何嚐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隻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麽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閑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