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三、喪葬文化

古人認為，人的靈魂是不滅的，人死後隻是到了另一個世界，“死人有知，與生人無異”，因而今生所需要的也是來世所必需的。《呂氏春秋?節喪》說：“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輿、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各種“養生之具”都要隨死者一同埋葬。王充《論衡?薄葬》中也說：古人“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匱乏，故作偶人以侍屍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馬在人間發揮的巨大作用，贏得了人們的崇敬，人死後更離不開它。在古今喪葬文化中，都有許多與馬有關的習俗慣製，如以馬殉葬，以車馬殉葬，以馬俑陪葬，在死者墓前立石馬雕像，紮製、焚化紙馬以祭奠死者等等。

（一）馬葬和車馬葬

以馬作為隨葬品在先秦以前的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內是很普遍的。早在石器時代，中國境內的原始人就已經與馬打交道了。考古學者在發現原始人類文化遺址眾多遺物的同時，也發現了屬於同一文化階段的馬骨或馬骨化石。這些馬骨有的是與人類共存的馬匹死亡後自然遺留下來的，有的則是人們食用野馬時剩餘下來的，但有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作為隨葬品的可能性。當然，這隻是一種假設。真正以馬作為隨葬品的當在馬被馴服以後，特別是馬的重要價值為人們所認識以後。

夏代有無馬葬，已不可考。從目前發現的材料來看，至少在商代就已經存在馬葬和車馬葬。一直到秦始皇時，馬葬和車馬葬仍然存在，但已經開始弱化。漢代以後，以馬殉葬之風走向衰落。因此馬葬和車馬葬的高峰期是在商周時期，而且多見於帝王和貴族的喪製。

商代實行馬葬和車馬葬，這從殷墟所發現的馬坑和車馬坑中可充分看出。馬坑是用於殉葬或祭祀而掩埋馬匹的坑，車馬坑是用於殉葬或祭祀而掩埋的車和馬的合葬坑。馬坑主要發現於殷墟王陵所在地，即今侯家莊西北崗、武官村北地。在M1001大墓墓室東側，有37個埋人和動物的坑，其中埋人的22個，埋馬的有7個。馬坑中的馬骨上有華麗的轡頭、銅泡及綠鬆石等。這裏所殉之馬是田獵用的，所殉之人為田獵燕樂的侍從。武官大墓的北、南兩條墓道內都有馬坑發現。武官大墓的北墓道有四個長方形坑，呈十字形排列，東、北、西三坑分別埋馬6、6、4匹，南坑埋二人，一人執戈，一人握鈴。南墓道內有三個長方形坑，呈“品”字排列，每坑埋有四馬。近墓室還有三人一狗，二人對蹲，一人作跪狀。可能是馬隊的管理者或看門人。作為祭祀的馬坑更多有發現。殷墟王陵東區大墓M1400東南方向就是大麵積的祭祀場所，已探出祭祀坑250座，發掘191座，祭祀坑排列整齊，內埋有被砍頭的人架，也有全軀者，還埋有馬、豬等其他動物。在西區大墓M1550東南約80米處曾鑽探出祭祀坑120座，已發掘40座。這些祭祀坑絕大部分多埋動物，以馬坑最多，有30座，每坑埋馬數最少1匹，最多的則達8匹，而以一坑2馬和一坑6馬為多，前者有12個坑，後者有11個。另有牛、豬、羊等其他動物。這些祭祀坑是分多次埋人的。更多的則是車馬同葬。殷墟自發掘以來，截止到1990年，共發現車馬坑22座，其發現地在小屯宮殿區、孝民屯南地、孝民屯東南地、大司空村、白家墳西北地等。殷代車馬坑中大都埋一車兩馬，也發現有一車四馬的，如小屯宮殿區的M20中埋一車四馬。

周代繼承了商代的葬俗，仍以馬和車馬作為隨葬品。西周時期的車馬坑更有大量發現。河南浚縣辛村曾發掘出14座西周時期衛國的車馬坑。陝西長安張家坡墓地發掘出數多個馬坑，坑內埋葬的馬少者2-6匹，多者20-70匹，表明西周時期馬葬情況。陝西豐鎬遺址的普渡村、張家坡等地也有大量車馬坑發現，僅張家坡就有十餘座車馬坑，陝西扶風黃堆，陝西武功黃家河，甘肅靈台白草坡，青海都蘭諾木洪，新疆巴裏坤的石人子鄉、南灣、蘭州灣，山東膠縣西庵以及北京房山琉璃河等，這些地方都發掘出以馬和車馬隨葬的實物。

春秋時期各國墓葬也發現有大量車馬隨葬。如洛陽東周墓、鄭國墓、虢國墓、齊魯墓、晉墓、蔡墓、楚墓、曾國墓、秦墓等。其中虢國墓中的一等墓車馬坑有車10輛，馬20匹，二等的也有車5輛，馬10匹，而齊魯墓的殉馬坑，共有228匹馬隨葬。一直到秦代，秦始皇陵區內還發現有馬和車馬隨葬。

秦始皇身為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的皇帝，其陪葬物相對前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人所共知的兵馬俑外，也用真車真馬隨葬。

秦始皇陵目前已發現用真馬陪葬的馬廄坑有兩處。一處位於始皇陵東側的上焦村一帶，此處的馬廄坑已發現98座。這些坑分作南北向呈三行排列，有的埋有一馬，有的還伴有陶俑。所有的馬廄坑均東西向，馬頭麵西，陶俑多數麵東。馬的骨骼基本完整，有的是殺死後埋入的，有的是活埋的。馬頭前放有陶盆、陶罐，有的陶盆內還遺留有穀子、稻草，說明陶盆、陶罐是用來放飼料和盛水的。陶俑位於馬頭的前邊或馬頭兩側的壁龕內，俑前放有陶燈、鐵鐮或鐵斧、鐵鍤等物。從馬廄坑出土的器物上刻畫的“中廄”、“宮廄”、“三廄”、“左廄”等字樣，並參照《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廄苑律》等文獻可知，秦始皇陵東側馬廄坑象征著秦王朝的“廄苑”，馬是宮廷的苑馬，陶俑即廄苑內飼養馬的仆役。

另一馬廄坑位於秦始皇陵西側內外城垣之間，平麵呈曲尺形。曲尺的一端東西長117米，南北寬6.6-8.4米；另一端南北長84.4米，東西寬8.6-9.4米，距現地表深約4米。馬的骨骼基本完整。三匹馬一組置於方盒狀木槨內，一組組密集排列。馬的四肢作跪臥狀，在一匹馬的口內還發現一把銅刀，說明馬是殺死後埋入的。此坑尚未完全發掘，估計裏麵埋有數百匹馬。馬廄坑試掘方內還出土大陶俑數個，亦當是飼養馬的仆役。

秦始皇陵陪葬的兩處馬廄坑，一位於始皇陵外城的東邊，一位於始皇陵內外城西垣之間。這種布局象征著京都的廄苑一在城內，一在城外。古代天子所居的京城內都有廄苑。秦朝很可能承襲了《周禮》所記說的“天子十有二閑”（閑即廄）的製度。秦始皇陵馬廄坑的布局，也充分顯示了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葬儀製度。

以車馬實物殉葬之俗在匈奴、吐蕃等民族中也存在。在匈奴人的墓葬中曾發現有以馬殉葬的遺跡。考古工作者在匈奴活動過的地域發現了許多匈奴墓葬，其葬品具有草原文化的特色，也有以馬和馬具殉葬的。古代吐蕃人也有以馬隨葬的習俗。《舊唐書》：“居父母喪，截發，青黛塗麵，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讚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嚐所乘馬弓箭之類，皆悉埋之。仍於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雜木為祠祭之所。”這種墓葬製從現存的吐蕃時代的讚普王陵都可明顯見到。鬆讚幹布的陵墓裏就隨葬了許多珍貴寶玩，有他出征時穿過的金盔甲，還有純金騎士和戰馬等。吐蕃時期前後，藏族苯教的葬製中馬也是重要隨葬物之一。據國外學者研究，苯教的葬製十分繁瑣，讚普死後，需隨葬一百匹馬，或一百匹犛牛、一百隻山羊和一百隻綿羊，最後經過多次持續不斷的誦經後火化。

（二）馬俑葬

不是以真馬而是以象征的方式表示用馬殉葬的喪儀在秦和秦以後是極其普遍的，這種象征的方式就是馬俑葬。

商代墓葬以馬葬和車馬葬為主，同時也有不是以真馬殉葬的，但隻見於女性墓葬。商代婦好墓中出土的隨葬禮器中有大量玉器製品，其中有數十件動物雕像，如牛、虎、豹、羊、馬等。其中的玉馬，玲瓏剔透，造型生動，栩栩如生，工藝水平很高。自此以後，玉製、銅製、鐵製的馬作為隨葬品經常可見。婦好墓出土的玉馬等動物雕像，就是以雕塑的形式代替了動物本身。這樣的葬法在秦始皇陵墓中也有突出表現。秦始皇陵除了以真馬隨葬外，更多的是以象征的方式代替實物，如以銅車馬代替真車馬，以馬俑代替真馬，以騎兵俑代替真人真馬等。

1978年夏，考古工作者在始皇陵現封土西側約20米處，通過鑽探發現銅車馬坑位。坑的平麵呈“巾”字形，長、寬各55米，總麵積3025平方米。1980年12月進行局部試掘時，發現大型彩繪銅車馬兩乘，即秦陵一號銅車馬和二號銅車馬。兩乘銅車馬作麵西方向一前一後縱置在一長方盒狀的木槨內。由於木槨腐朽，坑頂塌陷，兩乘銅車馬被壓碎，銅馬腿折。經考古工作者修複，已恢複原狀。銅車馬由銅車、銅馬和銅禦官組成。車馬係駕齊全，裝飾豪華富麗。銅車馬的車、馬和禦官的大小約相當於真車、真馬、真人的二分之一。兩乘銅車馬均為單轅，雙輪，前駕四匹銅馬。一號銅車馬車輿作橫長方形，二號銅車馬車輿平麵呈“凸”形。一號銅車馬車上立有圓傘，傘下站立一銅禦官俑，二號銅車馬車輿前室內跽坐一銅禦官俑，車輿的頂部有一橢圓的拱形車蓋。一號銅車馬車上還備有銅弩、銅矢等兵器，二號銅車馬的車輿的內外繪著夔龍紋、夔鳳紋、流雲紋以及各種幾何形圖案花紋。兩乘銅車馬都以大量的金、銀構件為飾，詳見本書第五章。據學者們研究，第一乘銅車馬為戎車；第二乘銅車馬為安車，都是皇帝乘輿中的車子。秦漢時代皇帝出行都有一定數量的車隊伴隨，即鹵簿，秦陵出土的兩乘銅車馬似屬於鹵簿中的車子。秦始皇陵的銅車馬雖然豪華高貴，但已與商周之時以真車真馬隨葬的製度不同，這裏的銅車馬實際上屬於車俑和馬俑的範疇。當然，最典型的俑葬當屬秦始皇陵的兵馬俑葬。

1974年3月，陝西省臨潼縣晏寨公社西楊村村民打機井時，意外地發現了八個殘破的陶俑和其他一些文物，當即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考古工作者於當年7月開始試掘、勘察和鑽探，至1975年上半年基本試掘完畢。據初步調查斷定，這一秦俑坑的規模宏大，東西長230米，南北寬62米，深4.5-6.5米，總麵積計為14260平方米，裏麵埋藏陶俑、陶馬6000餘件。這就是一號兵馬俑坑。其後又在一號兵馬俑坑東端北側、西端北側、中部北側發現了二號、三號和四號兵馬俑坑。二號兵馬俑坑麵積6000平方米左右，埋藏大型陶俑、陶馬1400餘件。三號兵馬俑坑520平方米，埋藏戰車一乘、陶馬4匹和衛兵俑68個。四號坑未建成。秦始皇陵兵馬俑三個坑總計麵積約有20780平方米。一、二、三號坑的發掘和試掘工作一直在進行中，一號坑已經發掘但未完畢，目前仍在繼續發掘，二、三號坑隻是作了部分試掘。

僅就目前發掘來看，有關馬和馬車的遺物是極其豐富的。據學者們研究推算，一、二、三號兵馬俑坑計有陶俑7000餘件，戰車130乘，駕車的陶馬500餘匹，騎兵的鞍馬有116匹。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發現，轟動了世界，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是秦始皇生前衛戍軍的象征。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和未建成的四號坑是按照古代軍陣排列的，一號坑為右軍，二號坑為左軍，未建成的四號坑為擬議中的中軍，三號坑為軍幕即指揮部，一、二、三、四號坑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軍陣編列體係。這組兵馬俑軍陣位於始皇陵東側，象征著秦始皇生前守衛京城的戍衛軍。有人認為，秦兵馬俑坑不是秦始皇陵園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秦始皇為表彰統一全國的軍功所樹的紀念碑式的“封”。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一書中對此說進行了批駁。袁先生從俑坑出土的文字資料、俑坑出土的遺物、遺跡以及俑坑在秦始皇陵園建築布局中的地位等方麵綜合研究後，認為秦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是整個秦始皇陵園建築的一個組成部分。

秦以後，用真馬陪葬的墓葬較為少見，而以馬俑陪葬的喪製仍然延續。陝西鹹陽楊家灣漢墓，相傳為周亞夫之墓，其陪葬坑內就出土兵馬俑2548件。1984年在江蘇徐州市發現的漢墓中也出土兵馬俑4000餘件。

（三）石人石馬

以石人石獸置墓前的葬製傳說在堯舜禹時代就已存在。《水經注》中記堯母陵和堯陵前均有石獸。周代喪俗中傳說也有此葬製。《格致鏡原》卷七引《洞微誌》：“汴都之南百裏有周公墓。前一石人，能作怪人。”又引《物原》雲：“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馬。”但這些都是傳說，可能有些附會的成分。但到了漢代，霍去病和張騫陵墓前都確實置放有石人石獸，說明此時已經有此葬製。

西漢名將霍去病死後，漢武帝下令為他築塚，並雕刻石人石馬等石雕像，如馬踏匈奴、躍馬、臥馬等，立在塚前，以彰其業績。霍去病從18歲起統帥軍隊，曾先後六次遠征匈奴，為漢家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被封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不幸的是他24歲時就因病去世了。霍去病英年早逝，漢武帝十分悲傷，“發屬國玄甲，軍陣自長安至茂陵，為塚像祁連山”。霍去病墓在今陝西興平市東北約9公裏的茂陵東北1000米處。《史記索引》引姚氏案語說“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霍去病墓今之麵貌已與古有所不同，但石人石馬等石刻尚有部分留存。霍去病墓石刻現共發現16件，有怪人、怪獸食芋、臥牛、人抱獸、臥豬、臥虎、臥象、短口魚、長口魚、獺、蝠、左司空刻石、平原刻石等，其中與馬有關的造型最為引人注目，有起馬（又稱奔馬、躍馬、人馬、初起馬）、站馬（又稱馬踏匈奴、馬踏老人、石馬）、臥馬等。對於這些石人石馬，人們有各種解釋。有人認為是為了表彰霍去病的功績而設立，有人則認為是隨葬品采取了由地下搬移到地上的形式。此二說並不存在根本的矛盾，這些石刻形象實際上是充當了伴隨死去的霍去病的角色，同時也是漢武帝對霍去病建立功績的一種表彰，它寄托的是生者對逝者的一種懷念之情。

張騫墓前也有石人石獸。張騫和霍去病這兩個人物都是與匈奴、與西域有著密切關係的人。張騫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通使西域的外交家，霍去病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遠征匈奴和西域的軍事家，他們都諳熟西域的風土人情，他們的一生和西域有著密切的關係，“事死如事生”，他們死後的葬儀中可能有西域文化的成分。近年在新疆地區的阿勒泰、富蘊、清河、哈巴河、吉木乃、布爾津、溫泉等縣發掘的石人石棺墓文化，都發現有石人立像或立石。石人石棺墓的早期可到秦漢之際，當時那一帶廣泛分布著匈奴人。此時的西亞、北非陵墓和神殿前亦有置放石獸的禮俗。霍去病和張騫墓前的石人石馬，可能就是受了這種葬俗的影響，並通過這些石刻形象，張揚他們在西域的軍事和外交方麵的業績。

受此葬俗影響，西漢後墓前立石人石馬者甚多。《水經注》卷四、九、十、十二對此多有記載。關於漢代墓葬石刻的考古發現也不少，如鹹陽潘家村石獅、河南鄴縣石柱、嘉祥縣武氏祠石獸、曲阜孔林石獸等。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葬製已經極其普遍，有時朝廷甚至還下達有關“造石人獸碑”禁令，但並沒有禁止此風。至唐代，陵墓前列置石刻形成定製。帝王與人臣有別，人臣也分若幹等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陵石刻。

唐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陝西關中平原北部的渭北高原和北山山脈。唐陵規模宏大，葬製與前代有所創新和發展。陵墓前大型石刻的設置，就是突出的例證。唐陵石刻包括有石虎、石獅、蕃像、石碑、石人、仗馬、鴕鳥、翼馬、犀牛和石望柱等。唐陵除了獻陵外，均置有石馬，自高宗乾陵開始諸唐陵還在鴕鳥與華表之間立翼馬（橋陵為翼獸）一對。昭陵六駿置於陵北，其他唐陵則於神道置五對仗馬、北門外置三對仗馬。神道的五隊仗馬，即帝王的儀仗隊伍的一部分。昭陵六駿一說是為紀念唐太宗生前所騎乘的六匹馬而立，《唐會要》卷二十：“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闕下。”但更可能的是，昭陵六駿和唐陵北門置六馬，與古人的“天子駕六”這一信仰有關。唐陵前立置的翼馬，頭有角，兩肋生翼，是天馬的象征。天馬本是域外之物，將其立於墓前，有“懷遠之德”之意。同時，天馬在古人的觀念中又為瑞祥之物，“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以翼馬立墓前，以此象征明君盛世。

唐陵墓前設置石馬之製為宋、明、清諸帝陵所承襲。特別以明十三陵最具代表性。在曆代王陵中，明十三陵保存得比較完整。明代的14個皇帝除了第七個皇帝（代宗朱祁鈺）葬在北京西郊金山外，其餘13個皇帝都埋葬在昌平天壽山，統稱“明十三陵”。明十三陵陵區建築有神道、石牌坊、大紅門、大碑亭、龍鳳門等。大紅門是陵區的門戶，是祭陵必經之路。南麵距門103米處，東西各有下馬碑一座，碑身前後兩麵用雙鉤線鐫刻楷書“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八字。十三陵神道中的石獸群像最為引人注目。自南而北共有石獸、石像36軀，分列神道兩旁。其次序為：獅坐像2，獅立像2，獬豸坐像2，獬豸立像2，駱駝坐像2，駱駝立像2，象坐像2，象立像2，麒麟坐像2，麒麟立像2，馬坐像2，馬立像2，武臣立像4，文臣立像4，勳臣立像4。這些石像均相隔44米，左右相對各置一軀，全部用整塊白石琢成。據顧炎武《昌平山水記》載：“宣德十年（1435）四月辛酉，修長陵、獻陵，始置石人、石馬等於禦道東西。”這些石人石馬等石像，作為葬製的一個組成部分，起到了陪葬、象征生前儀衛以及裝飾陵墓的作用。

（四）紙錢紙馬

為死者送紙錢紙馬，是中國許多民族民間廣為存在的葬俗。以紙馬作為冥器由來甚久。漢、晉、南北朝時期已經開始流行，新疆古墓曾出土有相當於北朝時期的剪紙作品，是紙類冥器的最早實物。到了宋元時期，紙錢、紙馬之俗已經普遍盛行。

宋元時期民間紙馬鋪賣各種紙馬，此種紙馬相當於民間剪紙，但不限於冥器。吳自牧《夢粱錄》：“歲旦在邇，席鋪百貨畫門神桃符、迎春牌兒，紙馬鋪印鍾馗、財馬、回頭馬等，饋與主顧。”這裏紙馬鋪所賣財馬、回頭馬等，與門神、桃符並列，說明當時春節期間的祭祀活動中已有紙馬之類。

元代清明節時，上墳祭祖，必用紙錢紙馬。元雜劇中多有這方麵的描寫。《老生兒》第三折：

往紙馬鋪門首唱了個肥諾，討了些紙錢，酒店門首又討了半瓶酒，食店裏又討了一個饅頭。

上墳祭奠死去的先人，祭者又怕死者在地府“爭這饅頭鬧將起來”，便把饅頭“劈作兩半個，一半供養公公婆婆，這一半供養父母親”。當然，也少不了要燒些紙錢。

元代的唐古忒人、畏吾兒人也有紙馬隨葬習俗。唐古忒人火化死者時，要把大量的繪製男女、馬匹、駱駝、錢幣和衣物圖形的樹皮紙等與屍體一起火化。認為這樣死者就會在陰間享受紙片上所畫人物、乘騎、錢幣和衣物等。畏吾兒人受漢人影響，也行紙馬之葬，但不為法令所允許。《元典章》卷三十《禮部》卷三《喪禮》“畏吾兒喪事體例”條：“休以漢兒體例紙做來的金銀紙房、紙人、紙馬、襖子休做者。”此令表明紙馬之俗在漢族、畏吾兒中都很盛行。

元代以紙錢紙馬為冥器之風過於興盛，以致使統治者多次下達禁令。《元典章》中有“禁約厚葬”、“禁喪葬紙房子”等禁令。後者雲：“都省議得：除紙錢之外，據紙糊房子、金錢人馬並彩帛衣服帳奠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谘情照驗施行。”

從冥婚也可以看出古代紙馬祭奠死者之俗。《馬可波羅遊記》中記有元代蒙古人的冥婚習俗：“韃靼人家裏如果有兒子夭亡，而另有一家的女兒也早逝的話，他們就彼此替自己亡故的兒女，像他們在生時一樣辦理婚姻手續。同時，在一些紙片上，畫一些侍從和馬匹、各種動物、衣服、金錢和日用器皿，把這些紙片和正式婚約用火焚化，以便送到陰間，供給他們的兒女享用，讓他們彼此成為正式夫妻，組織家庭。雙方父母辦過這種儀式後，也成為親戚，宛如他們的兒女真正結了親一樣的來往。”類似馬可波羅所記的這種冥婚習俗在漢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中實際上也是廣為存在的。焚燒紙馬、紙錢等儀式背後的信仰觀念也是完全一致的。

明清至今，為死者焚燒紙錢紙馬的習俗一直在流行。

馬在喪葬習俗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紙馬、俑馬，都是真馬的象征，早期的帝王和貴族甚至以真馬陪葬。“死人有知，與生人無異”、“事死如事生”，死界如生界，今生所需要的也是來世所必需的，這種生死觀是人們使用馬匹或馬匹象征物來隨葬和祭奠死者的重要原因。古今喪葬文化中與馬有關的許多習俗慣製，正是因為馬在人間發揮了巨大作用並贏得人們的崇敬、珍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