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四、馬具與馬飾

馬用於騎乘，用於挽車，隨之而來的就是馬具與馬飾的發展。馬具是為便於騎乘和駕車而佩帶在馬身上的各種用具，馬飾則是用來裝飾馬匹的，多綴於馬具之上，因此也可算做是馬具的一部分。馬具與馬飾是馬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近幾十年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發現的馬具與馬飾實物越來越豐富，一些學者也把研究的目光轉向於此，發表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文章，為我們研究中國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一）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與演變

馬具是由轡頭（絡頭、銜、鑣和韁繩）、鞍具（鞍、韉和障泥以及胸帶和?）、馬鐙、馬鎧、鞭策等組成。中國古代馬具並不是一下子就成套發展起來的，上述諸馬具中，有的出現得早，有的則出現得晚。本處且以轡頭、鞍具、馬鐙等為例，說明古代馬具的發展和演變情況。

1.轡頭

轡頭籠於馬頭之，用於駕禦馬匹。商周時期，馬已經廣泛用於駕車，馬具中的轡頭的結構在此時已經基本完備。殷墟武官大墓北墓道出土的馬骨上，就發現有銅飾的轡頭，經考古工作者研究後複原。絡頭（籠頭）由額帶、頰帶、鼻帶、咽帶組成，帶上都串飾著青銅泡飾，兩帶相交處用十字形銅節串連。額中“當盧”之處飾有荷包形大銅泡，馬嘴角處有一枚四聯銅泡相串連，韁繩係於其上。1936年發現的埋有一個武士和一匹馬的墓穴（M164），馬絡頭的組織與武官大墓相同，但佩飾比武官大墓的絡頭要華麗，上麵綴以貝和玉燕等，“當盧”之處為一大蚌殼。武官大墓中的轡頭還沒有銜、鑣，而M164的轡頭已經有了原始的銜、鑣。其中的銜竟是玉製的，足見其華貴。馬銜產生後，在商周時期，更多的是以青銅質的為主，由兩個“8”字形的環套連接而成，殷墟西區1613號發現的車馬坑就出土有這樣形製的馬銜。

西周時期的絡頭基本承襲商製，但更講究裝飾，青銅泡飾、貝類飾物在出土的轡頭中屢見不鮮。陝西西安張家坡西周車馬坑中出土的轡頭，還加有鏤雕獸麵紋的銅馬冠，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的轡頭，絡頭的馬鼻上還綴有雙角丫形的青銅當盧。河南浚縣辛村也出土有銅泡、馬冠等大量的青銅馬具飾件，晚期墓中還有青銅馬銜和曲角形的鑣。

西周以後，絡頭、銜、鑣日趨完備。東周墓葬中普遍發現有青銅馬銜和角製馬鑣，如上村嶺虢國墓，出土有青銅馬銜，河南新野東周墓、山西長治分水嶺269、270號東周墓，都出土了角製馬鑣。角製馬鑣與馬銜配合使用，貫穿於馬銜兩側露於馬嘴角外的環中。戰國末年的馬銜、馬鑣形製仍有所變化，至秦基本定型。秦始皇陵銅車馬中的轅馬所佩的轡頭，可以看做是前代的一個總結。絡頭由額帶、頰帶、鼻帶、咽帶組成，上麵串飾有金、銀泡飾和節約，額帶居中處飾有大型的葉狀金當盧，銅銜銀鑣，鑣呈長體弧形，代表了漢代以前馬轡頭的最高成就。秦始皇兵馬俑中的騎兵俑所牽戰馬佩帶的轡頭與此形製大同，隻是不如其華貴。馬轡頭至此已基本定型。秦漢以後，轡頭的基本結構變化不大，但細部仍有所變化，佩飾的風格也越來越向多樣化發展。

2.鞍具

馬鞍是重要的騎乘工具，它的發展也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最初人們騎乘時是不用任何墊具的。後來人們便在馬背加上一些類似褥墊之類的東西，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馬鞍。這一點，恩格斯在《騎兵》一文中曾有過論述：“在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騎在沒有鞍子的馬上的；以後，我們發現曾有一種類似褥墊或坐墊的東西，最後，才有類似現今東方流行的那種高馬鞍。”

我國馬鞍的起源應當是很早的。古代中原地區周圍，特別是北方和西北生活著許多遊牧民族。這些民族在生活、生產、交通和戰爭中一刻也離不開馬，被稱為“騎馬民族”。沒有理由認為，他們在騎乘馬匹時不用任何類似鞍具之類的東西。但由於缺乏考古發現，這些遊牧民族的馬具文化目前還不能充分看到。考古工作者在中原地區、東北地區和南方發掘出許多有關馬鞍的材料，這些材料為我們認識馬鞍的形成和演變提供了範例。

騎馬坐鞍的圖像目前所見最早的是戰國時期的一麵銅鏡上。此鏡傳出洛陽金村，畫麵上刻畫出一匹駿馬，馬背上蹲著一個披甲戴胄執韁持劍與老虎搏鬥的英雄。畫麵上的馬身上有馬具，頭有轡，胸前有鞅，馬背上有韉但無鞍，表明此時在中原地區已出現類似鞍韉之物。

秦始皇兵馬俑坑中的騎兵俑所乘之馬背上也有類似鞍韉之物。二號兵馬俑坑出土有陶製鞍馬116匹，每匹馬前立有牽馬騎兵俑一個。馬頭上戴有轡頭，馬背上雕有鞍韉。馬俑背上的鞍韉，兩側略微隆起，中部下凹，質地似為皮革，鞍麵為白色，上麵綴有八排粉紅色的鞍釘，鞍下襯著綠色的韉。鞍的兩側及前後端綴有葉形及條帶形的彩帶作為裝飾。鞍上有條類似皮質的扣帶環繞馬腹，把鞍緊緊地固著於馬背上。鞍後有?攀於馬臀，以防鞍向前滑動。這裏的鞍韉，較前述戰國時期鞍韉已有進步。鞍前後兩端略略隆起，中部低窪，與馬背上的坐墊已有不同，可認為是低橋鞍，是鞍的雛形。另外，鞍上雖有肚帶（古名曰?）和後?，但前邊沒有攀繞馬胸的革帶（即胸帶），鞍易於向後滑動。說明這時的馬鞍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

漢初的馬鞍仍屬低橋鞍，但又較秦進了一步。陝西鹹陽楊家灣西漢初年的大墓出土的騎兵俑的馬鞍，鞍橋雖仍很低，但已有了胸帶。西漢後期至東漢時鞍橋逐漸增高，有許多實物表明了這一特征。河北省定縣出土的西漢後期銅車馬具、甘肅武威雷台出土的東漢銅馬以及山東省滕縣畫像石上的馬鞍，都是高橋鞍。到了晉代，高橋馬鞍已經相當流行。洛陽西晉墓出土的陶馬的馬鞍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長沙西晉永寧二年（302）墓裏出土的釉陶騎俑和陶馬所配的鞍，前後橋都高而直立，鞍橋周圍還有圓泡飾。安陽孝民屯154號墓出土的鎏金馬具中的鞍，前後橋都有鎏金包邊，都是上寬下窄，後橋較前橋略大，高出1厘米左右，兩橋都直立於鞍板前後。遼寧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出土的鞍具也具有這個特點。南京象山七號墓，兩廣地區的晉墓、南朝墓中出土的陶馬所配之鞍，都是這種高橋鞍。同時，這時已經使用了結構較完備的後?帶，從而更有助於鞍具的固定。但由於鞍橋高而直，人坐上不便後仰，大約到了北魏時，鞍橋形製又有所改變，表現為前鞍橋高而直立，後鞍橋矮而向後傾斜，北齊墓中陶馬上的鞍具表明了這一點。至隋唐，這樣形製的馬鞍極為普遍，馬鞍的形狀基本定型。

固定馬鞍的胸帶和?帶也有一個發展曆程。秦以前，由於馬主要用於駕車，這時的馬具隻有胸帶而無?帶，武官大墓出土的馬具的胸帶上以圓銅泡串飾，居中還懸垂有馬鈴。秦和秦以後，馬的騎乘功能充分發揮，鞍具廣為使用，?開始出現。秦始皇陵兵馬俑二號坑騎兵俑所牽之陶馬，就雕有?帶，由鞍後側向後在馬尾下兜過尻部，再連接到鞍上。陝西鹹陽楊家灣西漢初年的大墓出土的騎兵俑的馬鞍，不但繪有與秦馬俑相同的?帶，還有胸帶連接於鞍前。帶上都飾有紅色的桃形纓飾。西晉時期，又出現了由縱橫多條帶子組成的網狀?帶，帶子網結處多綴有飾物。許多地方都出土有這方麵的材料。唐代，網狀?帶有所簡化，橫帶數量減少，經常隻有一條，所有縱帶均與其相連。有的還用蹀躞?帶（一種垂於馬股後的飾帶）。

3.馬鐙

討論馬鐙問題，首先應當明確馬鐙分金屬馬鐙和非金屬馬鐙兩種。在金屬馬鐙出現前，可能出現相當長的非金屬馬鐙時期，即用革等製作馬鐙。我國北方遊牧民族的皮革製造業都很發達，他們在長期遊牧和征戰生活中，迫於現實需要製作出革製馬鐙是順理成章之事，不能因為缺乏考古實物發現而否定這一事實。據學者們根據國內外有關圖畫、牌飾考古材料研究推斷，皮製馬鐙的使用應在4世紀初之前，其地區為西亞、中亞、東亞古代騎馬民族活動區域內，最早產生於中國北部的可能性最大。鐵器發明和使用後，才出現金屬馬鐙。金屬馬鐙因為較革製馬鐙便於留存，故而在考古中多有發現。

根據考古學研究，我國到漢代為止，在馬具中還沒有使用金屬馬鐙。在我國發現的關於馬鐙的考古材料中，最早的是在西晉時期。在長沙西晉永寧二年（302）墓裏出土的釉陶騎俑中，已看到了馬鞍的雛形。這裏出土的陶俑中有的在馬鞍左側前緣係有三角形小鐙，而馬的右側卻沒有裝鐙。這個係在馬鞍左側的小鐙是供騎乘者上馬用的，騎乘者騎到馬上以後就不再蹬踏了。楊泓先生認為，這種小鐙應該是馬鐙較原始的形態，並由此進而演化為雙鐙。日本學者?口隆康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初也發表文章認為，長沙西晉永寧二年（302）墓釉陶騎俑的鐙，是最早期的鐙的遺物。但這種單側供上馬使用的小鐙在當時並不普遍，因為在河南洛陽、鄭州等地出土的同時代的陶馬上都是隻裝鞍韉沒有馬鐙。而且，從雕塑中也不能確認其為金屬馬鐙。如果不承認革製馬鐙，也不應當承認這個雕塑中的單馬鐙。

1965年在遼寧北票西關營子發掘北燕馮素弗墓時，發現了馬鐙的實物資料。1973-1974年，河南安陽孝民屯晉墓中發掘出馬具，其中154號墓出土的一套鎏金馬具很快被考古工作者複原。1984又有遼寧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出土一套馬具的考古發掘報告。這幾處墓葬中都有馬鐙。孝民屯154號墓的年代，晚於西晉長沙永寧二年墓，約略相當於西晉末年到東晉初年；袁台子墓則晚於孝民屯154號墓；馮素弗墓則較二者更晚（415）。孝民屯154號墓的馬鐙為單鐙，袁台子墓和馮素弗墓的馬鐙則為雙鐙；三墓的馬鐙都是木芯，外以青銅片或革片包嵌；而孝民屯154號墓和馮素弗墓的銅鐙片都鎏有金。孝民屯154號墓出土的馬鐙鐙柄較長，鐙體呈扁圓形，蹬腳處略向內凹；而馮素弗墓出土的馬鐙鐙柄較短，鐙體呈圓角的三角形，蹬腳處較平直。另外，吉林集安高句麗墓葬（萬寶汀78號墓、七星山96號墓、禹山下41號墓）、寧夏固原北魏墓中也出土有馬鐙實物。

近年來，又發現有早於安陽孝民屯154號墓和朝陽袁台子墓的出土有馬鐙的墓葬，其中以遼寧北票房身村北溝墓地的M8為代表。此地出土的馬具較為齊全，鞍、鐙、銜、轡俱有，並附當盧、穿管綴葉泡飾、圭首形飾等馬飾。這裏出土的馬鐙共一副兩件，木芯外包釘銅片，長柄，橢圓形鐙環，鐙體厚度一致，腳踏處微上突，呈現出較原始馬鐙的形態特征。其年代應在兩晉之際，大體從3世紀中葉至4世紀中葉以前，即慕容部遷至棘城到公元341年遷都龍城之前。此處發現的馬具屬鮮卑馬具的第一期，而朝陽袁台子墓和安陽孝民屯154號墓出土的馬鐙等馬具，則屬於鮮卑馬具的第二期；馮素弗墓則屬於第三期。從目前考古發現的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墓葬來看，馬鐙主要是鮮卑人的騎乘工具，多見於鮮卑人生活過的地區，而且時代也相符。安陽孝民屯馬鐙出土於中原，給人的感覺似乎是中原漢人的遺物，但實際上是慕容前燕於公元350年進入中原並遷都鄴城之後的遺存，毋庸置疑屬於鮮卑馬具係統。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有馬鐙實物出土的墓葬中，都屬於東晉十六國時期，而這一時期又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這一時期的北方，曾有許多非漢族建立的政權，他們多屬遊牧民族。曆史上非漢族入主中原的次數之多、時間之長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總會在中原地區留下遺跡，不能因為某一文物出土於中原地區就武斷地認為是漢文化的產物。中外學者都有人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即完備的馬具對於過著遊牧生活的騎馬民族並不迫切，非騎馬民族為了掌握騎術自然更迫切需要完備的馬具，並因而傾向於馬具是由非騎馬民族發明的這一假設。此說看似有理，實則有詭辯之嫌。一些遊牧民族也曾轉向農耕，我們能否這樣說，漢族諳熟農耕技術，完備的農具對於有著深厚農耕文化傳統的漢族來說並不迫切，而乍試農耕的遊牧民族為了掌握農耕技術自然迫切需要完備的農具，並在這種強烈的動機驅使下發明了完備的農具呢？中國流傳的一些農書難道也是因為某些從遊牧轉向農耕的民族因不會種地而記錄流傳下來的嗎？這種推理顯然是荒謬的。正如農業民族在長期農業實踐中發明了各種完備的農具一樣，遊牧民族在其長期的馬上生活中發明了馬具。當然，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傳播和影響的問題。漢族的農耕技術對某些轉向農耕的遊牧民族曾產生重要的影響，而遊牧民族的馬文化也對漢族產生了重要影響。馬具由遊牧民族發明後，由於戰爭等方式的交往，自然也會傳入漢族地區並為其所利用，甚至加以改進，再展轉傳入遊牧民族中，這種情況倒是有可能發生的。中原地區的河南安陽，有金屬馬鐙實物發現，是已知時代較早的金屬馬鐙實物，盡管其“還是發現於中國中原地區”，但並非中原漢族的文化遺物，而是曾入主中原的鮮卑人的文化遺物。當然，不管是鮮卑人也好，還是中原人也好，都是中國人，中國人發明了馬具並對世界各國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點並沒有改變。

（二）中國馬具文化的對外影響

中國的馬具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還積極向外傳播，近及今朝鮮半島和日本，遠則達到歐洲大陸。特別是公元3-6世紀期間，中國境內的鮮卑（主要是慕容鮮卑）馬具，對外影響最大。

鮮卑族是我國古代北方一個曾產生重大影響的民族。曹魏初，鮮卑慕容部遷徙至遼西大淩河流域，以龍城（朝陽）為基地，在中國北方地區活動了200餘年。考古工作者在慕容鮮卑活動的地區發掘許多鮮卑墓葬，出土了大量鮮卑文物。在已發現的40餘座三燕時代的墓葬中，出土鮮卑馬具的已超過10座。發現鮮卑馬具的主要地點有遼寧朝陽及其附近地區，如朝陽十二台營子鄉袁台子村、姚金溝村和城北的他拉皋鄉，北票章吉營子鄉房身北溝、西溝、大碾子、喇嘛洞、西官營子等地，河南安陽、遼寧本溪等地也發現有鮮卑馬具。上文所說的朝陽袁台子馬具和安陽孝民屯晉墓154號馬具，都屬於鮮卑馬具係統。安陽孝民屯馬具是慕容前燕於公元350年進入中原並遷都鄴城之後的遺存，毋庸置疑屬於鮮卑馬具係統。

首先受到影響的是高句麗。慕容鮮卑與高句麗是漢晉以後活動在我國東北地區曆史舞台上的兩個重要民族，兩族地域接近，來往頻繁。在我國吉林集安發現的高句麗墓葬中，出土有成套的馬具，其形製與朝陽袁台子墓和安陽孝民屯154號墓出土的馬具相同。高句麗墓葬的時代，在公元4-5世紀，其馬具明顯是受到了中國特別是遼西慕容鮮卑文化的影響。由是可以推知，生活在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人也一定接受了中國馬具文化的影響。朝鮮半島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時代馬具資料頗豐，有慶州天馬塚、飾屢塚、金鈴塚、銀鈴塚、梁山金鳥塚、夫婦塚、慶州皇南109號墓和皇吾裏14號墓等，其時間自4世紀中葉至6世紀。其早期馬具多為銅製，流行包銅皮馬鞍、木芯馬鐙、綴管葉泡飾等；晚期多為鐵馬具，其形製與慕容鮮卑馬具和集安高句麗墓葬馬具相似。楊泓先生也認為，今朝鮮慶州市皇南洞“天馬塚”出土的許多完備的馬具，以及新羅墓葬、朝鮮半島南部伽耶地區的墓葬中出土的眾多馬具，都具有集安高句麗墓葬馬具的特點，是中原地區馬具影響的產物。根據遼西眾多鮮卑馬具文物的發現及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應當說成是鮮卑馬具影響的結果。

日本古墳時代與中國北朝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日本古墳時代後期的考屯發掘中陸續出土了一批具有中國北朝風格的文物。和歌山縣大穀古墳出土的馬具、馬甲帶有濃厚的大陸北方騎馬文化色彩。後期古墳人物埴輪中男女所著服飾，被認為屬於胡服係統。日本6世紀馬裝中流行的鍾形杏葉（這種杏葉也出土於藤之木古墳馬具紋飾）也見於北齊武平七年（577）高潤墓馬俑的後?飾中。這些都表明北朝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密切關係。日本學者也曾著文，認為某些古墳時期的馬具與中國一些地區出土的馬具有相似的標本。

日本馬具發軔於大和國家侵略朝鮮半島之後的4世紀末葉。日本各地古墳時代後期的古墳中，多出土有馬具，這些古墳的年代大約在5世紀中葉至6世紀。古墳中發現的馬具，如滋賀縣新開1號墳、大阪譽田丸山古墳等墳出土的馬具，其形製也與中國各處所發現的馬具形似，淵源關係很清楚。日本還有一著名的古墳――奈良縣生駒郡斑鳩町藤之木古墳，此地發現的馬具中還有一套製作精良的鎏金銅馬具。關於藤之木馬具的產地及年代，日本、韓國學者的主要觀點有中國南朝蕭梁製作說、蕭梁製作百濟改造說以及6世紀新羅製作說等。前二說都承認藤之木馬具與中國馬具有關係。我國學者通過對藤之木馬具的考察，也認為古墳中的馬具有許多特征都可以在中國找到淵源。有的學者則通過對藤之木馬具的典型紋飾與中國南北朝、朝鮮三國、日本的同類紋飾的比較分析，認為藤之木馬具文飾最接近於6世紀初期北魏（鮮卑）文飾係統，後東漸至朝鮮半島（高句麗），再傳入日本。

中國馬具對日本的影響還有一重要實物――唐鞍。1984年，日本奈良縣舉辦的《大和的國寶?重要文化財――工藝之美》展覽中，展出了一件“唐鞍”。這件唐鞍藏於奈良手向山神社，屬鐮倉時代的遺物，被視為日本的“國寶”之一。唐鞍從其名稱即可知是由中國古代東傳的馬具，傳入時間為宋元之時，其形製與宋代儀仗隊中所使用的鞍具相似。日本的唐鞍與中國宋代馬珂之製存在一定聯係，顯示出宋代輿服製度對日本的影響頗深。

中國的馬具對歐洲文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少中外學者都認為，歐洲受中國的影響到公元6世紀才開始流行馬鐙。“歐洲的馬鐙最早發現於6世紀的匈牙利。匈牙利地處東歐，與自黑海向東延伸的歐亞大草原接壤。我國發明的馬鐙，可能就是隨著活躍在這片大草原上的各族重裝甲騎的蹄跡，逐步西傳到歐洲的。”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馬鐙引入歐洲後，促進了歐洲重甲騎兵的發展；而重甲騎兵的發展對歐洲封建騎士階級的形成，乃至整個歐洲中世紀的曆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國外學者指出的那樣，“正是中國人發明了馬鐙後，才使中世紀的歐洲進入了騎士時代”。

馬具與馬飾是與馬有關的重要文化事象，是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上文可以看出，中國的馬具與馬飾文化十分發達，而且傳播、影響到了國外。中外不同的民族何以如此重視馬的裝飾，而對其他畜類的裝飾卻很少下工夫呢？俗語說，愛屋及烏。發達的馬具與馬飾文化正是人們對馬匹情有獨鍾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