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騏驥馳騁

三、馬驛

中國古代驛傳製度開始於殷商，以後各代相承，並不斷改進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製度。直到民國初年，才告廢除。在幾千年來一直延續的驛傳製度中，馬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乘車曰“?”，曰“傳”，乘馬曰“遽”，曰“驛”。甲骨文中有幾個表示信息傳遞的字，如“傳”、“?”、“?”等，“?”是“?”的初文，“?”是“?”的本字。甲骨文辭中還有“?來歸”、“?往”、“?散”、“傳氏”等記載。由於後世驛站主要乘馬，所以表示乘車的?等字就不再通用，“驛”成了通用的字。

驛傳經商周時期初步建立並逐漸完善後，到春秋戰國時期取得了重大發展。此時由於社會的發展，各諸侯國之間彼此交流的需要越來越強烈，與此相適應，驛傳也普遍發展起來。《左傳》中多有關於“?置”的記載。如文公十六年：“楚子乘?會師於臨品。”襄公二十八年：“吾將使?奔問諸晉而以告。”這裏的?就相當於後來的驛站，《國語》、《周禮》、《孟子》中也有關於此時驛傳的記載，說明驛傳在當時已很普遍。?置之間有一定的距離，一般是30裏，也有50裏一置的。?置的主要任務是傳遞政治和軍事消息。

秦漢之時，為適應統一後的全國交通、軍事等方麵的需要，廣泛發展驛傳事業。在交通要道上設亭，就始於此時。一般是十裏一亭，每亭設有亭長等職。漢代全國普遍設有郵和驛，為傳遞有關匈奴的軍事信息，還在邊塞軍事防線上設有亭、隧等。漢代的郵比亭還密集，每五裏一郵，任務是傳送文書，主要由人來傳送。驛與郵相似，但傳送的往往是緊急公文，使者要乘用馬匹，所以叫驛騎。驛與春秋戰國時期的?一樣，也是30裏一置，並設有驛卒。

漢代的驛還設有傳舍，以供使者和政府官吏止宿。官吏役使車馬，按等級分為置傳、馳傳、乘傳和軺傳四種，《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用四匹上等馬的稱置傳，用四匹中等馬的為馳傳，用四匹下等馬的為乘傳，用一兩匹馬的為軺傳。秦漢時期的驛傳製度有許多被後代承襲下來，直到唐代，發展到相當完備的階段。

唐代的中國是一個強盛的大國，經濟、文化各方麵都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驛傳事業也發展較快。唐代在各水陸交通要道上廣設館驛，構成了以首都長安為中心的遍布於全國各地的驛路網絡。

唐代的驛也是每30裏一置，驛長負責，每驛轄有眾多驛夫和驛馬。據學者們研究統計，全國陸驛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七，分為七等，最大的有驛夫二十五，馬匹七十五；最小的也有驛夫二，馬匹八。唐代驛馬的來源有官給和役民馬等途徑，也有官給民養的。有時馬匹緊張，還用驢代替馬，稱為驛驢。水驛雖不用馬，但水陸相兼的驛，仍需大量馬匹，有時驛馬還要濟河渡津。唐代奉差傳送公文者和赴京上任、述職者，都稱為驛使。驛使又分乘驛和給傳，前者乘馬，後者乘車，並根據官階的高低配備一定數目的馬匹，多的有十匹，少的則一兩匹。役使往來要有銀牌、角符等憑證，乘驛者每日要行六驛，即180裏，乘傳者每日行程為120裏。遇緊急情況則要更快，有時甚至要日行500裏。安祿山兵叛範陽，唐玄宗6天之後就得到了消息。範陽距臨潼約有2000裏，驛使騎馬奔馳的速度每天約300餘裏。然而，唐代驛傳的功能似乎還遠不止於此。唐玄宗為了博得楊貴妃“千金一笑”，就曾經利用過驛傳。《新唐書?楊貴妃傳》：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裏，味未變，已至京師。

李肇《國史補》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

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杜牧的《過華清官》詩：

長安回望繡成堆，

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宋代以60裏為一驛，並且以軍卒為驛夫，較以前各代有所不同。除驛外，還設有遞鋪，遞鋪設置距離從25裏到10裏不等，分為步遞、馬遞、急腳遞、水遞等方式，傳送政府文書。步、馬、急遞等方式是根據所傳送文書的輕重緩急來決定的，“官文書則量其遲速以附步、馬、急遞”。馬遞、急遞都屬於快速傳遞，馬遞要日行300裏，急遞則要日行400裏。熙寧中又增設金字牌急腳遞，要日行500裏。傳統小說《嶽飛傳》中有皇帝下達十二道金牌火速招嶽飛回京而被害風波亭的故事，十二道金牌，大概就是金字牌急腳遞之類。宋代驛傳製度的新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處的周邊環境決定的。

元代是中國驛傳製度最為發達最為完備的一代。“薄海內外，人跡所至，皆主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為“通達邊情，布宣號令”，以大都為中心，修建了四通八達的驛道，站赤遍及11個行省，遠達今中國本土以外的四大汗國。“站赤”係蒙古語jamcˇi的音譯。Jam意為路途止頓處，cˇi為詞尾附加成分，Jam音譯成漢語則為“站”，驛站實際上是意譯加音譯的結果。Jam即“站”進入漢語後成為漢語裏廣為使用的一個詞素，車站的“站”就是從蒙古語Jam來的。

元代站赤有達達站和漢站兩種。達達站即蒙古站，主要行於邊地；漢站行於腹地，有馬站、車站、水站、船站等。關於元代的站赤，《元史?兵誌》有載：

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今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統之於政通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缺乏逃亡，則又以時簽補，且加賑恤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

意大利人約翰?柯拉《大汗國記》中對元代站赤也有記述：

境內各城邑間，皆有郵差所居。郵差或步行，或騎馬，腰股上係響鈴，為皇帝送公文，行近時則將腰上之響鈴振之，聲達站內。站內聞之，亦如此準備，接到公文，即行火速奔馳，遞送第三站，如是而遞之全國各地，晝夜不停，至送達目的地為止。雖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可於十五日內悉之。

可見元代站赤之發達。

根據《元史》等文獻的記載可知，元代站赤分水陸兩種，陸站用馬、牛、驢、車等，在遼東還用狗，水站則用舟。站赤官有驛令、提領等，還設有脫脫禾孫作為驗證官，以驗使命之真偽。這些官職都統攝在政通院及兵部之下。站赤領有站戶，站戶與民戶異籍，固定在驛站上，世代相襲。站赤所用車馬之類，有的由官府“和買”，發給站戶飼養應役，有的則由站戶共資購買。來往使節、公差使用馬匹根據等級而定，從五匹到二匹不等。乘驛必須持有牌符作為憑證。有金字圓牌、銀字圓牌、鋪馬聖旨和劄子等。朝廷遣使佩金字圓牌，諸王公遣使佩銀字圓牌。圓牌主要為軍情急事遣使之用，上刻有海冬青圖像，後又改鑄蒙古八思八文字，上寫“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違者治罪”。佩戴圓牌的使者，可優先選擇良馬，可兼程馳驛，甚至在馬乏之時可以奪取民馬以完成使命。鋪馬聖旨主要發給一般公事差遣人員，聖旨上標明用馬的數目。除了站赤以外，元承宋製，也設有急遞鋪。

明代的驛傳有水馬驛、遞運所、急遞鋪等。陸路設馬驛，一般以60裏或80裏為一驛。驛站備有馬匹，以供役使。要衝之地，設馬80-30匹不等，非要衝之地，設馬20-5匹不等。驛馬分上中下三等，馬脖子上掛有小牌，注明等級。驛使往來也要憑借符信。關於明代驛傳製度，已有專文專著論述，此處從略。

清代版圖遼闊，驛傳發達。清政府在全國廣設驛、站、軍塘、台、所、鋪等多種不同形式的驛置。仍主要以馬和馬車為驛傳工具，水路則用船。公文遞送一般要日行300裏，緊急公文則要日行四五百裏以上。給驛乘馬、車船的多少，也都按官員級別的高低而定。清末，近代交通工具進人中國社會，傳統的驛傳製度受到了衝擊。光緒三十二年（1906），設立郵傳部，主辦郵政事務，驛站事務統歸郵傳部管理。至民國時期，驛傳製度逐漸廢除。

馬在幾千年驛傳製度中，一直扮演著主要角色。馬之善走、有力，是人們選擇馬匹作為驛用的重要原因。試想，如果將馬易之以牛，讓驛使們坐著牛車或騎著牛，恐怕什麽緊急的事情都耽誤了。馬在古代交通、通訊等方麵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驛”字從馬，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