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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鍾情董妃遺詔罪己(1)
第一節書畫雙妙儒釋皆精。
一、博古通今中行紙上。
順治帝福臨六歲登基，由於攝政王多爾袞欲圖長期獨攬大權，故不為幼君配備名師，精心培育，群臣言及此事，亦借口推諉，或根本不予理睬。順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都察院承政、輔國公滿達海等特上啟於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要求為少主配備師傅講課說：“二王身任勤勞，心懷忠義，所以承祖業而輔國也。今皇上聰明天縱，年尚衝幼，若不及時勤學，則古今興廢之道，無由而知，宜慎選博學明經之端人正士，置諸左右，朝夕講論，以資啟沃。”二王以帝年幼推辭說：爾等所言甚是，禦前擇人進講，我等亦思及此，但以年方衝幼，尚須遲一二年。《清世祖實錄》第3卷第5頁。
過了半年多，順治元年十月初二，即福臨在北京舉行即位大典(實即第二次登基大典)之前八天，戶科給事中郝傑又奏請為帝講學開設經筵說：“從古帝王，無不懋修君德，首重經筵，今皇上睿資凝命，正宜及時典學，請擇端雅儒臣，日擇進大學衍義及尚書典謨數條，更宜尊舊典，遣祀闕裏，示天下所宗。”攝政王以帝名義降旨說：請開經筵，祀闕，俱有俾新政，俟次第舉行。《清世祖實錄》第9卷第7頁。
又過了幾個月，順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又奏請為帝延師講學說：“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學為首務，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綜典籍，勤於文學，至今猶稱頌不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統，聰明天縱，前代未有，今滿書俱已熟習，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盡備之於經，一日之間，萬機待理，必習漢文曉漢語，始上意得達，而下情易通。伏祈擇滿漢詞臣，朝夕進講，則聖德日進，而治化亦光矣。”《清世祖實錄》第15卷第5、6頁。
順治元年，福臨六歲，二年，七歲，完全需要也可以上學聽講了，但多爾袞始則找借口予以拖延，到了此時，哪怕是榮為大學士且係睿王之親信大臣馮銓、洪承疇為此事專奏，亦不采納，並且幹脆不予理睬，不加批示。其意圖十分明顯，故從此以後，滿漢群臣再也不敢奏及此事。
既無師傅講解督促，天真幼童豈不貪玩遊耍，滿洲習俗又是酷愛射獵，因此身為天下共主的小皇帝福臨便成天嬉耍騎射，不讀詩書。後來稍大一些，十一二歲十二三歲時，或係聰睿母後密授秘策，或係帝已深知危境，故而有意韜晦於日獵玩樂，懶閱書籍。總之，順治八年正月親政之前，福臨很少讀書。
親政以後，日理萬機，哪有多少閑餘時間潛心學習。照此看來，福臨豈不成了一位腹中空空呆笨低能目不識丁的傻瓜皇帝！然而，事實截然相反。
從順治八年正月親政，到十八年正月初七病逝，十年之內，這位昔不諳詩書的幼君，發生了巨大變化。他不僅不傻不孤陋寡聞，而且博古通今，熟諳經史子集，通曉治亂興衰曆史，且書畫雙妙，詩文皆工，精通儒釋真諦，成為中國曆史上罕有的英俊飽學之君。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奇跡？他在順治十六年與高僧木陳的一番對答，說清楚了這一奧秘。
木陳所著的《北遊集》有下述一段記載：
“上一日同師(木陳)座次，侍臣抱書一束，約十餘本，置上前。上因語師曰：此朕讀過底書，請老和尚看看。師細簡一編，皆《左》、《史》、《莊》、《騷》、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無不畢備。上曰：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晏駕，皇太後生朕一人，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親政，閱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發憤讀書，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計前後諸書，讀了九年，曾經嘔血。從老和尚來後，始不苦讀，今唯廣覽而已。”本篇所引《北遊集》及《玉林年譜》，皆係轉引自《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這番對答，清楚地顯示了順治帝為了治國理政而發憤讀書，在日理萬機的異常忙碌形勢下，從早到晚，抓緊誦讀，九年如一日，勤讀苦讀到了嘔血的程度，加上他的聰睿天賦，終於彌補了童年之耽誤，博覽群書，精通諸子百家，為他解決軍政財經各方麵的大難題，治好大清國，準備了充分的學術、思想、文化條件。
福臨除了深知孔孟之道，用以治國理政以外，對文學也有很高的造詣，這在他對曆代名家的評論上，以及其對佳作之倒背如流，可以看得出來。《北遊集》又載，有一天，福臨與木陳“廣譚古今詞賦，謂詞如楚騷，賦如司馬相如，皆所謂開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蘇軾前後《赤壁賦》，則又獨出機杼，別成一調，尤為精妙。老和尚看者兩篇，前後孰優？師曰：非前篇之遊神道妙，無由知後篇之寓意深長，前賦即後賦，難置優劣也。上曰：老和尚論得極當。乃通誦前賦一篇，問師曰：念得不錯麽？師曰：不錯。上複言：晉朝無文字，唯陶淵明《歸去來辭》獨佳。亦為師誦之。又誦《難騷》，至中間覺齟齬。乃曰：久不經意，忘前失後矣”！
福臨常命廷臣獻詩或召試其才。學士陳廷進奉諭進所作之詩，“上覽其詠石榴子雲：風霜曆後含苞實，隻有丹心老不迷。誦之至再”。檢討秦鬆齡在其初召試寫的《詠鶴詩》中，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福臨“大加稱賞，以為有品”。餘金：《熙朝新語》第1卷。
順治帝讀書之博，求知之勤，悟性之高，實為罕見，令人驚佩。相傳丘瓊山進一寺廟，見四壁俱畫《西廂》。丘遂問道：空門安能有此？寺僧答稱：老僧從此悟禪。丘瓊山又問：從何處悟？僧答：是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丘笑而點頭讚同。
這“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是《西廂記》中張生初見雙文時所說之話，順治時大文豪尤侗，一時心血來潮，以此句作為八股題目，按八股體例，戲作一篇，載入其所刻印的《西堂雜俎》。
順治十五年的一天，學士王熙侍經筵，福臨竟在這莊嚴的帝君講學求知場合，談起老僧四壁皆畫西廂都在臨去秋波悟禪公案來了，王熙奏稱，尤侗曾著此文，帝“立索覽，親加批點，稱才子者再”。第三年，順治十七年二月，福臨幸南海子，問新科狀元徐元文與侗之師弟源流和受業本末，又對尤侗之作“大加稱獎”。
不僅如此，當木陳至京後，帝又與他談起此事。尤侗之《西堂集》卷首有《弘覺禪師(即木陳)語錄》一則，略謂：“上一日歎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善作文字，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篇末雲：參學人試於此下一轉語。上忽掩卷：請老和尚下。師雲：不是山僧境界。時(木陳之弟子天岸)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為大笑。”順治帝愛讀《西廂記》，理解頗深，又懂八股文，故對尤侗之文擊節歎賞如此。
福臨還與木陳論學之時，互相考問。《北遊集》又載：“上一日持一韻本示師曰：此詞曲家所用之韻，與沈約詩韻大不相同。又言：《西廂》亦有南北調之分，老和尚可曾看過麽？師曰：少年曾翻閱，至於南北《西廂》，實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詞何如？師曰：風情韻致，皆從男女居室上體貼出來，非諸詞所逮也。師乃問上：《紅拂記》曾經禦覽否？上曰：《紅拂》詞妙，而道白不佳。師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詞，反覺頭巾氣，使人聽之生趣索然矣。師曰：敬服聖論。”帝之評論《紅拂》優劣，頗為中肯，其對詩詞之音韻了解亦深，可見其文學造詣甚高。
福臨雖然深居九重，卻力訪新出佳著，連遠在千裏之外蘇州名生金聖歎之新作，亦已閱讀，且加以中肯的評論。《北遊集》又載：有一天，福臨與木陳論學時，帝問道：“蘇州有個金若，老和尚可知其人麽？”木陳答稱：“聞有個金聖歎，未知是否？”福臨說：“正是其人。他曾批評《西廂》《水滸傳》，議論盡有遐思，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僻者。”
《北遊集》又載：“上讀過底書，有製藝二百篇，皆洪武開科以來鄉會試程文。師曰：此八股頭文字，皇上讀他何用？上曰：老和尚顧不知，那朕要複試進士文章，如史大成、孫承恩、徐元文，三科狀元，皆朕親自擢取，的是敝門生也。”
福臨既博古通今，熟諳經史子集，又對書畫很有造詣，能評能講，能書善畫。他曾和木陳討論書法，並臨場揮毫書寫。《北遊集》載：“上一日問師：先老和尚與雪嶠大師書法孰優？師曰：先師學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構，先師乏生動，互有短長也。先師常語曰：老僧半生務作，運個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子，虧我膽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揮毫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於靈活。木陳說：第輩未獲睹龍蛇勢耳。上曰：老和尚處有大筆與紙麽？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書一敬字。複起立連書數幅，持一示師曰：此幅何如？師曰：此幅最佳，乞賜道。上連道不堪。師就上手撤得曰：恭謝天恩。”
木陳於順治十七年五月離京南返前，帝特書“敬佛”二大字相賜。同年冬，帝又賜木陳禦書唐岑參《春夢詩》一幅，其詩為“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裏”。木陳之弟子旅庵，奉帝旨留京住持前門善果寺。此禦書即存於寺中。王士：《池北偶談》第3卷，《善果寺禦書》。清初文豪王士稱讚福臨之書法說：西山新法海寺，“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筆勢飛動，世祖禦書也。”王士：《池北偶談》第1卷，《世祖禦書》。
福臨喜愛和獎勵善書之人。陳康祺之《郎潛紀聞》二筆卷六《世祖識秦書法》條載稱：“順治乙未(十二年)會試榜發，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學，命取原卷進禦，覽之稱善者數試。比廷試卷進呈，世祖閱至第三人卷，顧謂讀卷官傅聊城以漸曰：卿知此卷為誰？傅公謝不知。世祖曰：此會元秦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大悅，召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他還對人極力稱讚內侍張斐然與供奉虞世瓔書法甚佳，“一學顏歐，一學鍾王，皆妙得其家風”。木陳：《北遊集》。
順治帝也很愛好畫畫，成就很大。談遷的《北遊錄》《紀郵》下載：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上傳吳太史及庶吉士嚴子餐沆、行人張恭恂各作畫以進，太史方點染山水，明日共進。時朝廷好畫，先是戶部尚書戴明說、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命以畫進”。
帝好作畫，並賞賜群臣。王士盛讚帝之畫法高超。他在其《池北偶談》第十二卷《世祖禦筆》條中，寫道：“康熙丁未(六年)上元夜，於禮部尚書王公崇簡青箱堂，恭睹世祖章皇帝禦筆山水小幅，寫林巒向背水石明晦之狀，真得宋、元人三昧。上以武功定天下，萬幾之餘，遊藝翰墨，時以奎藻頒賜部院大臣，而胸中丘壑又有荊、關、倪、黃輩所不到者，真天縱也。”
少年天子福臨還能以手指之螺紋，印畫水中。王士於《池北偶談》第十三卷《禦畫中》條中記述說：“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日，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章皇帝畫渡水中，乃赫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
福臨這位少年天子，真是書畫雙妙文史兼優的罕有奇才。
二、“通玄教師”指點天子迷津。
“通玄教師”，乃少年天子賜予湯若望的封號。湯若望(1592―1666)是德國耶穌會傳教士，於明天啟二年(1622)來華。他通曉天文，譯著甚豐，在華傳教修曆，成就頗大，影響甚廣。
湯若望曾在明朝曆局任事，卓有成效，並督造大炮二十門、小炮五百門，因而受到崇禎帝的褒獎。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京後，攝政王多爾袞賞識湯若望之曆法，於十一月命其掌欽天監監印，並諭所屬該監官員，今後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事，“悉聽掌印官舉行”。隨後又以其“創立新法，勤勞懋著”，加其以太常寺少卿銜。
順治八年正月少年天子福臨親政以後，更對湯若望寵信有加，這主要是由於下述兩個因素。其一是皇太後對湯若望的尊重和信賴。這是由於一件偶然的事所開始的。在順治八年夏季的一天裏，忽然有三位滿洲婦女來到湯若望的住宅。她們說，她們是湯若望認識的一位親王的眷屬，她的府邸中的郡主身患重病，郡主的母親不相信醫生，願聽聽湯若望的意見。根據來人對郡主病症的介紹加以推斷，湯若望斷定郡主之病並不嚴重，遂將一麵聖牌交給她們說：“如病者把這聖物掛在胸前，那她在四天之內便可病體痊愈。”五天之後，這三位婦女又至湯宅，拿出了一大批錢財和金銀繡花的絲織物，作為報酬。“因為郡主果然是在四天之內恢複了康健。”幾天之後，她們又送了些錢來。又過了數日，一位蒙古婦女來到湯宅，“獻給他一宗更大的款項，作為購買蜜蠟和其他作神事物品之用。”這位蒙古婦女向湯若望講了真話。她說，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的母親，那位郡主就是皇帝的未婚妻，將在八月舉行大婚典禮。她又說：“這位皇太後將來要以父執敬禮湯若望，並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願意湯若望以女兒看待她。”
皇帝大婚典禮舉行後，“湯若望親趨宮廷，慶賀他這義女新近所獲上的尊號”。因為他本來是免除一切朝役之勞的，所以他這次的祝賀，“就被太後很感謝地認為是一種特別禮敬注意的表示了。皇太後特由臂腕上脫下金鐲兩隻，遣一宮女送賜湯若望，作為他祝賀的報答。差來的宮女不容湯若望按照朝儀跪領皇太後底賞賜，因為這是於義父對義女的身份有所不合的”。②魏特：《湯若望傳》，楊丙辰譯，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第264、265頁；第266頁。這時，湯的一位仆人進來，向主人說要為莊田買一頭耕牛之時，宮女悄悄地聽到了。幾天以後，她又來到湯若望住宅，帶來兩頭健壯耕牛，“這是皇太後陛下賞賜給他的，並且還問他的安好。皇太後頗以為異，為什麽她的義父還在他的義女前，把這樣一件小的事情隱瞞不提”。湯若望把兩麵聖牌交宮女帶回，作為返進敬禮，一麵聖牌進呈皇後，一麵聖牌進呈皇太後。這兩麵聖牌是應當於她們外衣下係於頸項上的，以免別人注意，“可是皇太後陛下卻把這聖牌戴在外衣之上”。當湯若望要在教堂前建立一座大理石牌坊時，“皇太後未經湯若望之請求，竟自動地捐助巨款，為的是也要在天主底神台前建立功績”。同時她使人送來許多蜜蠟，請湯若望為她禱告，因為她十天以來即已患病。“可是在她這請求湯若望禱告之次，她竟得以霍然病愈”。②。
孝莊皇太後對湯若望的特殊尊重、信賴及其雙方之間的“義父”與“義女”的關係，自然對少年天子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是促使福臨對湯若望格外敬佩和倚賴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福臨之所以在七八年內對湯若望之特別尊重和信任的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本人的因素。福臨雖愛母後且倚其為治政的最高參謀，但祖製規定，皇帝乾綱獨斷，即使貴為太後，也不能幹涉朝政，且福臨又是個性格倔強之君，若他認準了決定了要如何處理某事，那麽，哪怕是母後也不能改變他的決定，廢去皇後之事即一明證。
福臨本人之所以對湯若望異常信賴和尊敬，首先是因為，在他極為困難的時刻，湯若望給予了皇上十分寶貴的忠告和鼓勵。順治帝福臨在順治八年正月親政後召集的頭幾次王公大臣的會議中，“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湯若望神父，因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專權跋扈，而且並曾預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魏特：《湯若望傳》。福臨是由大學士範文程介紹，而認識湯若望的，雖然沒有資料寫明少年天子與大神父開始見麵的具體日期，但從上述福臨的談話，可以肯定是在睿王多爾袞攝政之時。福臨之話很短，隻有三十來個字，隻是兩句話，但很重要，表明了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大神父提醒皇上，攝政王在專權跋扈，二是大神父預言皇叔將要早死。前一句話向福臨敲響了警鍾，皇叔既然專權跋扈，也難免會有異心，福臨應設法對付，防止突然事變。後一句話則是給予了皇上充分的信心，皇叔雖凶，威嚴無比，勢焰熏天，皇上處境雖危，無力反抗皇叔，隨時都有被廢被謀害的危險，但這隻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之日即將到來，因為皇叔盡管隻有三十多歲，應該是風華正茂之年，但卻就要短命夭折，而且果然在三十九歲時便突然死去。這對鼓勵皇上滿懷信心堅持下去，耐心等待，靜觀其變，起了很大作用。這兩句話給皇上幫了大忙，也顯示了大神父的無比智慧和過人膽識及其對皇上的無限忠心。需知，在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在世之日，誰要說了上述兩句話，甚至是其中的一句話，都要被處以滿門抄斬的大罪！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有第二人對少年天子在睿王專政日講了這樣的話，湯若望真是皇上的最大忠臣和最智慧的指點迷津的偉大神父。所以，少年天子福臨才在禦前會議上“很感激地”講起此事，所以他才對湯若望非常尊敬和萬分信賴。
同時，湯若望之正直、善良、勇敢、一心要為黎民謀利去害的高貴品質，及其博聞廣見智慧機敏，正是親政後以明君自期、欲圖做番事業、求知若渴的福臨急需倚任的賢臣和老師，這更增深了雙方的情誼。
因此，少年天子對湯若望的尊崇和優遇，在好幾年內，超過了任何人。福臨尊稱湯若望為“瑪法”。瑪法是滿語之音譯，意為“祖輩”“祖宗”“祖父”，或“年紀輩數高者”。時人記述福臨與湯若望之間的特殊的、親密的關係及帝對瑪法尊敬優遇之情時，有這樣一段敘述：
“這位皇帝這樣充滿了信仰與敬愛，向他的這位‘父師’仰視著。……在他們那時常會聚的時機裏，聰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學子，要求湯若望對於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與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問題，再就是物理的問題，和關於這一位或那一位官員的問題，或行政的問題，或欽天監下級生員有無進步的問題。湯若望尋常是按照東方習俗，交盤雙腿坐於皇帝旁邊的一個坐墊上的，因為把腿伸出，是人們視為失禮不敬的。有時因坐的時間過久，他的雙腿竟至麻木失覺，然後皇帝就親助他起立，支扶著他，……即便在國家大典朝會時，皇帝坐於寶座上，湯若望亦是不得不走上丹墀，直接坐於寶座之前的坐墊上的。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寢殿，當在皇帝晚間已躺在床上將要安息時，他命他的瑪法坐於他的床的旁邊，湯若望便屈身向床上與青年的皇帝談話。”魏特：《湯若望傳》
少年天子還多次親臨湯若望住宅。“在中國曆史上未之前聞的尊敬，就是皇帝有時僅隻為數位侍童所扈從，有時竟帶領一大批為數竟達六百名之護駕親兵，親臨湯若望住宅，訪問湯若望。扈從兵馬一方麵在大街上圍護守候，一方麵皇帝獨自同湯若望坐在室內，或穿房越屋，在宅內到處走動，或令湯若望進飲食，自己隨便取用。1656和1657(順治十三年和十四年)兩年之間，皇帝竟有二十四次臨訪湯若望於館舍之中，作較長之晤談。皇帝親臨民宅，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況且在這兩年之中，除臨訪湯若望之外，他僅有一次出宮拜訪一位皇叔於其府邸之中。他在湯若望館舍中的行動，完全和一位朋友到了他的朋友的家裏一般。”魏特：《湯若望傳》，第277頁。
對於孝莊太後和少年天子給予的特殊優遇和隆恩，湯若望以效忠皇上的實際行動來報答，對皇上的成長和正確地治國理政，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主要是通過交談和上疏而進行的。
湯若望的一大貢獻就是，他“仿佛是皇帝的一位慈父一般的規正者”和師友，竭力教誨、勸誡皇上，戒掉本身弊病，發揚固有的優點，做一位品德高尚勵精圖治的英君明主。當時的外國傳教士認為，順治皇帝福臨既有很多優點，但毛病也不少，“他固然有許多優良性質資稟，絕無可疑地聰明英俊，甚至可以說是夙慧的早熟的。他的天性固然仁厚寬宏，很能聽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惡勢力底影響。”“但是，順治的性格上，也有許多缺點，這在他這幼稚年齡裏，當然不足為怪的，他在運動上，竟能把一切國家大事與義務都忘掉，遊獵是他一種非常大的嗜好。”“他心內會忽然想起一種狂妄計劃，而以一種青年人們底固執心腸堅決施行”，有時一件小事就能“激起他的暴怒來，竟致使他的舉動如同一位發瘋發狂的人一般了”。“他還是迷信的，和一切滿洲人一個樣，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由於“他是世界最大國家權威無限的一位主子”，沒有人敢諫阻，“他略一暗示，就足夠把進諫者的性命毀掉了”。隻有湯若望才“有這膽量和威望，他不避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應走的道路”。②魏特：《湯若望傳》第260、261頁；第282、283頁。
湯若望一開始“努力奮勉的”，就是改正皇上道德方麵的毛病。少君在“他結婚之前，曾做了一件無道的事情”，湯若望呈遞一封諫書，“並且又在四隻眼睛之下，向他親口說了些規正的言詞，可是皇帝在敬聆他讀諫書時，竟羞怒了起來”。因此，湯若望就走開了，可是又立即被召喚回去，“皇帝向他說，願改過自新，並且將來仍願聆聽受勸”。皇帝結婚後，“人們仍聽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麵的過失。因此瑪法又親自向皇帝讀他所上的諫書。皇帝一開始頗強言護短，然後皇帝麵色慚赤，退入於內室中去。繼而他又走了出來，以平靜的聲音，向湯若望問說：瑪法，哪一種罪過是較大的，是吝嗇或是淫樂呢？若望回答說：是淫樂，尤其在地位高的人們，因為這是一種惡劣的榜樣，所引起的禍害，更要多，更要大的。況且這兩種罪惡中，淫樂也是更危險的。但是這兩種的罪惡都是一樣堪當永久的天殃的。皇帝略一思量之後，就點頭默認，並且請求瑪法常來向他進諫”。②。
湯若望對“皇帝學子”另一方麵的勸諫，是皇上的一些習性和不恰當的愛好。“譬如說：皇上對於臣屬，應持慎重緘默態度，不應當把時間消磨於嬉戲俳優的身上。又譬如說：皇上應當節製凶猛的騎馳，對於火器應當慎重小心，尤其是對於歐洲的槍炮，因為皇上對於這種兵器夙無訓練，所以就極易發生意外，致受誤傷，況且在這些事情上，更能給朝中那些奸惡人物造機會，借此加害於皇帝了”。有一天，福臨問湯若望：“為什麽大多數的官吏都這麽苟且怠忽他們的職守？”湯若望直言說：“他們都是以陛下的行動為榜樣的。”福臨一聽，“麵孔上登時發起紅來了，然而卻深深地領受了他的警策的諫正”。②③魏特：《湯若望傳》，第282頁；第284頁；第288頁。
湯若望除了多次與皇上單獨相見即“在四隻眼睛之下”時，直言諫勸外，還在幾年之內呈上三百多道奏疏和稟帖，對國事民生和皇上的品性言行，提出意見、建議、請求和諫勸。福臨對瑪法之疏帖十分重視，並“專門選擇了一批出來，特地收藏於皇帝個人文書庫的另一格中，並且在出宮遊獵時，多半都攜帶身邊，以便隨時閱讀”。其中，有好幾件是關係到朝廷安危帝君尊嚴和大批將領的生命的軍國大事。一是親迎達賴。順治九年五世達賴應召來朝，皇上打算親臨邊地迎候達賴法駕，漢臣一致諫阻，滿洲王公大臣主張親迎。湯若望也極力諫阻，特上一道很長的諫書，又親向皇上麵奏，“諫皇帝不要自失尊嚴引招這一種恥辱，因為這是曆史上的汙點，人們永遠不會忘掉的”。大學士洪承疇、陳之遴也上疏力諫，最後順治皇帝改變了主意，派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前往迎接。②。
同年十一月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統軍進攻大西軍晉王李定國中伏戰敗被斬，第二年（順治十年）朝廷議處此案時，欲將隨同出征的包括四名宗室貝勒、貝子在內的二百名將領處死。實際上尼堪之死乃係咎由自取，他僅帶小隊人馬就拚命奔馳，脫離了大軍，陷入敵方重圍，以致死亡，隨軍將領對此“並無絲毫之過失”，他們還很快趕到，尋回尼堪屍體，把敵軍打退，使對方重受損失。此時，朝中無人敢為這二百名軍官向皇上懇恩求命，湯若望毅然上書，請求寬減對諸將的懲罰。“因為他從前曾諫皇帝，不要選擇這位狂勇冒失的親王為大元帥”，故現在可以將過失完全推到尼堪親王身上。皇上接受了湯若望的求恩奏折，免去二百餘名將領的死刑，改為降級革職。③。
有一次少年天子福臨“心內忽然發生樂趣，要在長城之北邊組織一最大規模如同打仗一般的一場遊戲”。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一般的人們，尤其是貧民，都發出悲怨之聲，因為他們當時都在受著一種物價騰貴的壓迫，而現在再加上一層皇差的勒逼，那就更要不堪設想，必致多人喪命的了”。湯若望得知此事後，立即覲見皇上，“直接地並不繞彎子地，把他的諫言向皇上說了出來”，福臨聽從了瑪法的諫言，停止了這場遊獵，並向那些清貧的官吏和兵丁，發下一批賞賜。②魏特：《湯若望傳》，第287頁；第290、291頁。
影響最大的要算鄭成功圍攻江寧了。當順治十六年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統領大軍圍攻江寧，南京危在旦夕之時，福臨一開始失去了鎮靜的態度，“欲作逃回滿洲之思想”，可是在被皇太後叱責之後，“他反而發起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寶劍，並且宣言為他決不變更的意誌，要親自去出征，或勝或死”。他劍砍禦座，宣布凡要諫阻者，一律斬殺。皇太後苦勸無效，派其奶母往勸，亦被皇上嚇跑了，不跑，就要用劍砍殺。各城門已經貼出告示，曉諭人民，皇上要親自出征，“登時全城內便起了極大的激動與恐慌”，因為老百姓“不得不隨同出征”，皇上由於其性格的暴烈，極易在疆場上遇到不幸，“那麽滿人的統治，就又要受危險了”。群臣又怕諫勸無效招致斬殺，不敢奏諫，於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湯若望身上，“各親王和各貴顯，各部臣和許多朝中的官吏，列為一長隊到湯若望住底館舍中，迫切地請求他援助”。湯若望很久拒絕不允，但最後仍然讓步和同意了，“因滿清一搖動，教會亦必隨之受影響”。於是他就決定：“要為公共的安寧，為耶穌會底榮譽和教會底前途，把他的性命拿來作孤注一擲”。然後就進宮冒死諫阻，向帝呈上奏疏，“並且很深誠地懇求，不要使國家到了破壞地步。他寧願粉身碎骨，也不願不忠於他的職守，有所言而不言”。福臨本已有些安靜了，現在聽了湯若望的奏諫後，情調便轉變了過來，下令停止親征。②。
湯若望的直諫、忠心和教誨，少年天子福臨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是非常珍視的，因而他對其也給予了超出常規超出一切王公大臣的優遇。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為尊稱其為“瑪法”。堂堂“天下共主”至高無上的大皇帝，竟對身為臣屬的一名“夷人”，尊稱為“瑪法”，有清一代，實為罕見。二為免除跪拜。順治帝親政以後，朝中文武百官和“天潢貴胄”的宗室王公，除“叔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以年老免朝賀、謝恩行禮外，湯若望這位被授為欽天監正的五品文官竟也得到了與叔王一樣的優遇，免除跪拜。三是親臨館舍。皇上曾多次臨幸湯若望住宅，而且有時停留的時間很長，作竟夕之談，談話無拘無束。四是賞賜隆厚。皇上不僅賜予瑪法帑金和朝衣涼朝帽等物，有一次還親自賞賜瑪法由少年天子親手所畫且蓋有禦印的扇子，“作為禮敬他的師友的表征”。五為誥封三代，六是加授封階，七係賜予尊號，八乃賜予塋地和堂額。
順治八年，幼帝福臨誥封湯若望為通議大夫(正三品)，賜封其父、祖為為通奏大夫(從二品)，其母和祖母為二品夫人。不久又加其為太仆寺卿，尋改太常寺卿(正三品)，後又於順治十四年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榮銜，第二年並晉授光祿大夫封號(正一品)，恩賞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順治十年三月初二，十六歲的皇上福臨賜予太常寺卿管欽天監事湯若望“通玄教師”稱號，此時是賜予“通玄教師”稱號，後來為避康熙帝玄燁之諱，乃改“玄”為“懸”，現仍從初封之名。加俸一倍，賜以敕諭。其敕全文如下：
“朕惟國家肇造鴻業，以授時定曆為急務。羲和而後，如漢洛下閎、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諸人，於曆法代有損益，獨於日月朔望交會分杪之數，錯誤尚多，以致氣候刻應不驗。至於有元郭守敬，號為精密，然經緯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後晷度亦遂積差矣。爾湯若望來自西洋，涉海十萬裏，明末居京師，精於象緯，閎通曆法，其時大學士徐光啟特薦於朝，令修曆局中，一時專家治曆如魏文奎等，推測之法，實不及爾，但以遠人之故，多忌成功，曆十餘年，終不見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爾姓名，為朕修大清時憲曆，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謂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諸人，不既優乎！今特錫爾嘉名為通懸(玄)教師，餘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曆，補數千年之厥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爾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傳之史冊，豈不美哉！”《清世祖實錄》第73卷第2、3頁。
順治十一年三月，帝賜阜成門外利瑪竇墳地兩旁地畝作為將來湯若望的塋地，十二年二月又賜禦書“通玄佳境”堂額，令恭懸於宣武門內教堂，並為其親撰碑文，刻於教堂門前，表揚湯若望“事神盡虔，事君盡職”。
一些漢大臣對湯若望的直言進諫，為國效力，也甚為讚揚。曾任都察院左都禦史的龔鼎孳為湯若望所撰《湯道未七十壽序》讚揚說：“(先生)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密陳，舉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民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固人心，鏃厲士氣，隨事匡建，知無不言。……乃至獵阻相如，表抗韓愈，抵觸忌諱，罔懾震霆，微聞拂耳，終皆納牖，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為舉朝所難言”。龔鼎孳：《湯道未七十壽序》，《定山堂文集》第4卷。
從順治八年到十四年，湯若望成為少年天子親密的尊崇的瑪法和師友，備受皇上特寵，常為少帝指點迷津，直言相諫，善語勸誡，帝也大都采納，但在三個重大問題上，湯若望的努力，沒有成功。湯若望十分討厭太監和喇嘛教，多次激烈諍勸，可皆未達到目的。湯若望作為北京耶穌會會長，雖對傳播耶穌會起了重大作用，北京傳教區的教徒增加到一萬三千名左右，但教會的最大願望，湯若望竭力追求的目標，即讓順治帝入教，信奉天主，卻未能實現。而且由於太監的搗亂和佛教的影響，順治末年少年天子逐漸疏遠了他尊敬的瑪法，而轉為篤信佛祖了。
三、“大覺禪師”賜帝“行癡”法號。
順治帝福臨親政之初，勵精圖治，欲以文教定天下，常與儒臣探討治國之道，對佛教並不崇信，甚至還對其有所譏諷。順治十年(1653)正月三十日，他與大學士陳名夏商討天下治亂之因和國祚長久之法時，曾對喇嘛僧道加以貶斥說：“喇嘛豎旗，動言逐鬼，朕想，彼安能逐鬼，不過欲惑人心耳。”陳名夏立即讚同，奏稱：“皇上此言，真洞悉千載之迷，嚐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光天化日，豈有逐鬼之事。”帝又說：孝子順孫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誠，延請僧道，盡心焉耳，豈真能作福耶？”名夏又奏：“有學識之人，必不肯延僧道，為此者，多小民耳。”《清世祖實錄》第91卷第28頁。
一、博古通今中行紙上。
順治帝福臨六歲登基，由於攝政王多爾袞欲圖長期獨攬大權，故不為幼君配備名師，精心培育，群臣言及此事，亦借口推諉，或根本不予理睬。順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都察院承政、輔國公滿達海等特上啟於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要求為少主配備師傅講課說：“二王身任勤勞，心懷忠義，所以承祖業而輔國也。今皇上聰明天縱，年尚衝幼，若不及時勤學，則古今興廢之道，無由而知，宜慎選博學明經之端人正士，置諸左右，朝夕講論，以資啟沃。”二王以帝年幼推辭說：爾等所言甚是，禦前擇人進講，我等亦思及此，但以年方衝幼，尚須遲一二年。《清世祖實錄》第3卷第5頁。
過了半年多，順治元年十月初二，即福臨在北京舉行即位大典(實即第二次登基大典)之前八天，戶科給事中郝傑又奏請為帝講學開設經筵說：“從古帝王，無不懋修君德，首重經筵，今皇上睿資凝命，正宜及時典學，請擇端雅儒臣，日擇進大學衍義及尚書典謨數條，更宜尊舊典，遣祀闕裏，示天下所宗。”攝政王以帝名義降旨說：請開經筵，祀闕，俱有俾新政，俟次第舉行。《清世祖實錄》第9卷第7頁。
又過了幾個月，順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又奏請為帝延師講學說：“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學為首務，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綜典籍，勤於文學，至今猶稱頌不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統，聰明天縱，前代未有，今滿書俱已熟習，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盡備之於經，一日之間，萬機待理，必習漢文曉漢語，始上意得達，而下情易通。伏祈擇滿漢詞臣，朝夕進講，則聖德日進，而治化亦光矣。”《清世祖實錄》第15卷第5、6頁。
順治元年，福臨六歲，二年，七歲，完全需要也可以上學聽講了，但多爾袞始則找借口予以拖延，到了此時，哪怕是榮為大學士且係睿王之親信大臣馮銓、洪承疇為此事專奏，亦不采納，並且幹脆不予理睬，不加批示。其意圖十分明顯，故從此以後，滿漢群臣再也不敢奏及此事。
既無師傅講解督促，天真幼童豈不貪玩遊耍，滿洲習俗又是酷愛射獵，因此身為天下共主的小皇帝福臨便成天嬉耍騎射，不讀詩書。後來稍大一些，十一二歲十二三歲時，或係聰睿母後密授秘策，或係帝已深知危境，故而有意韜晦於日獵玩樂，懶閱書籍。總之，順治八年正月親政之前，福臨很少讀書。
親政以後，日理萬機，哪有多少閑餘時間潛心學習。照此看來，福臨豈不成了一位腹中空空呆笨低能目不識丁的傻瓜皇帝！然而，事實截然相反。
從順治八年正月親政，到十八年正月初七病逝，十年之內，這位昔不諳詩書的幼君，發生了巨大變化。他不僅不傻不孤陋寡聞，而且博古通今，熟諳經史子集，通曉治亂興衰曆史，且書畫雙妙，詩文皆工，精通儒釋真諦，成為中國曆史上罕有的英俊飽學之君。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奇跡？他在順治十六年與高僧木陳的一番對答，說清楚了這一奧秘。
木陳所著的《北遊集》有下述一段記載：
“上一日同師(木陳)座次，侍臣抱書一束，約十餘本，置上前。上因語師曰：此朕讀過底書，請老和尚看看。師細簡一編，皆《左》、《史》、《莊》、《騷》、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無不畢備。上曰：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晏駕，皇太後生朕一人，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親政，閱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發憤讀書，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計前後諸書，讀了九年，曾經嘔血。從老和尚來後，始不苦讀，今唯廣覽而已。”本篇所引《北遊集》及《玉林年譜》，皆係轉引自《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這番對答，清楚地顯示了順治帝為了治國理政而發憤讀書，在日理萬機的異常忙碌形勢下，從早到晚，抓緊誦讀，九年如一日，勤讀苦讀到了嘔血的程度，加上他的聰睿天賦，終於彌補了童年之耽誤，博覽群書，精通諸子百家，為他解決軍政財經各方麵的大難題，治好大清國，準備了充分的學術、思想、文化條件。
福臨除了深知孔孟之道，用以治國理政以外，對文學也有很高的造詣，這在他對曆代名家的評論上，以及其對佳作之倒背如流，可以看得出來。《北遊集》又載，有一天，福臨與木陳“廣譚古今詞賦，謂詞如楚騷，賦如司馬相如，皆所謂開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蘇軾前後《赤壁賦》，則又獨出機杼，別成一調，尤為精妙。老和尚看者兩篇，前後孰優？師曰：非前篇之遊神道妙，無由知後篇之寓意深長，前賦即後賦，難置優劣也。上曰：老和尚論得極當。乃通誦前賦一篇，問師曰：念得不錯麽？師曰：不錯。上複言：晉朝無文字，唯陶淵明《歸去來辭》獨佳。亦為師誦之。又誦《難騷》，至中間覺齟齬。乃曰：久不經意，忘前失後矣”！
福臨常命廷臣獻詩或召試其才。學士陳廷進奉諭進所作之詩，“上覽其詠石榴子雲：風霜曆後含苞實，隻有丹心老不迷。誦之至再”。檢討秦鬆齡在其初召試寫的《詠鶴詩》中，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福臨“大加稱賞，以為有品”。餘金：《熙朝新語》第1卷。
順治帝讀書之博，求知之勤，悟性之高，實為罕見，令人驚佩。相傳丘瓊山進一寺廟，見四壁俱畫《西廂》。丘遂問道：空門安能有此？寺僧答稱：老僧從此悟禪。丘瓊山又問：從何處悟？僧答：是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丘笑而點頭讚同。
這“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是《西廂記》中張生初見雙文時所說之話，順治時大文豪尤侗，一時心血來潮，以此句作為八股題目，按八股體例，戲作一篇，載入其所刻印的《西堂雜俎》。
順治十五年的一天，學士王熙侍經筵，福臨竟在這莊嚴的帝君講學求知場合，談起老僧四壁皆畫西廂都在臨去秋波悟禪公案來了，王熙奏稱，尤侗曾著此文，帝“立索覽，親加批點，稱才子者再”。第三年，順治十七年二月，福臨幸南海子，問新科狀元徐元文與侗之師弟源流和受業本末，又對尤侗之作“大加稱獎”。
不僅如此，當木陳至京後，帝又與他談起此事。尤侗之《西堂集》卷首有《弘覺禪師(即木陳)語錄》一則，略謂：“上一日歎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善作文字，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篇末雲：參學人試於此下一轉語。上忽掩卷：請老和尚下。師雲：不是山僧境界。時(木陳之弟子天岸)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為大笑。”順治帝愛讀《西廂記》，理解頗深，又懂八股文，故對尤侗之文擊節歎賞如此。
福臨還與木陳論學之時，互相考問。《北遊集》又載：“上一日持一韻本示師曰：此詞曲家所用之韻，與沈約詩韻大不相同。又言：《西廂》亦有南北調之分，老和尚可曾看過麽？師曰：少年曾翻閱，至於南北《西廂》，實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詞何如？師曰：風情韻致，皆從男女居室上體貼出來，非諸詞所逮也。師乃問上：《紅拂記》曾經禦覽否？上曰：《紅拂》詞妙，而道白不佳。師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詞，反覺頭巾氣，使人聽之生趣索然矣。師曰：敬服聖論。”帝之評論《紅拂》優劣，頗為中肯，其對詩詞之音韻了解亦深，可見其文學造詣甚高。
福臨雖然深居九重，卻力訪新出佳著，連遠在千裏之外蘇州名生金聖歎之新作，亦已閱讀，且加以中肯的評論。《北遊集》又載：有一天，福臨與木陳論學時，帝問道：“蘇州有個金若，老和尚可知其人麽？”木陳答稱：“聞有個金聖歎，未知是否？”福臨說：“正是其人。他曾批評《西廂》《水滸傳》，議論盡有遐思，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僻者。”
《北遊集》又載：“上讀過底書，有製藝二百篇，皆洪武開科以來鄉會試程文。師曰：此八股頭文字，皇上讀他何用？上曰：老和尚顧不知，那朕要複試進士文章，如史大成、孫承恩、徐元文，三科狀元，皆朕親自擢取，的是敝門生也。”
福臨既博古通今，熟諳經史子集，又對書畫很有造詣，能評能講，能書善畫。他曾和木陳討論書法，並臨場揮毫書寫。《北遊集》載：“上一日問師：先老和尚與雪嶠大師書法孰優？師曰：先師學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構，先師乏生動，互有短長也。先師常語曰：老僧半生務作，運個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子，虧我膽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揮毫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於靈活。木陳說：第輩未獲睹龍蛇勢耳。上曰：老和尚處有大筆與紙麽？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書一敬字。複起立連書數幅，持一示師曰：此幅何如？師曰：此幅最佳，乞賜道。上連道不堪。師就上手撤得曰：恭謝天恩。”
木陳於順治十七年五月離京南返前，帝特書“敬佛”二大字相賜。同年冬，帝又賜木陳禦書唐岑參《春夢詩》一幅，其詩為“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裏”。木陳之弟子旅庵，奉帝旨留京住持前門善果寺。此禦書即存於寺中。王士：《池北偶談》第3卷，《善果寺禦書》。清初文豪王士稱讚福臨之書法說：西山新法海寺，“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筆勢飛動，世祖禦書也。”王士：《池北偶談》第1卷，《世祖禦書》。
福臨喜愛和獎勵善書之人。陳康祺之《郎潛紀聞》二筆卷六《世祖識秦書法》條載稱：“順治乙未(十二年)會試榜發，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學，命取原卷進禦，覽之稱善者數試。比廷試卷進呈，世祖閱至第三人卷，顧謂讀卷官傅聊城以漸曰：卿知此卷為誰？傅公謝不知。世祖曰：此會元秦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大悅，召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他還對人極力稱讚內侍張斐然與供奉虞世瓔書法甚佳，“一學顏歐，一學鍾王，皆妙得其家風”。木陳：《北遊集》。
順治帝也很愛好畫畫，成就很大。談遷的《北遊錄》《紀郵》下載：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上傳吳太史及庶吉士嚴子餐沆、行人張恭恂各作畫以進，太史方點染山水，明日共進。時朝廷好畫，先是戶部尚書戴明說、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命以畫進”。
帝好作畫，並賞賜群臣。王士盛讚帝之畫法高超。他在其《池北偶談》第十二卷《世祖禦筆》條中，寫道：“康熙丁未(六年)上元夜，於禮部尚書王公崇簡青箱堂，恭睹世祖章皇帝禦筆山水小幅，寫林巒向背水石明晦之狀，真得宋、元人三昧。上以武功定天下，萬幾之餘，遊藝翰墨，時以奎藻頒賜部院大臣，而胸中丘壑又有荊、關、倪、黃輩所不到者，真天縱也。”
少年天子福臨還能以手指之螺紋，印畫水中。王士於《池北偶談》第十三卷《禦畫中》條中記述說：“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日，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章皇帝畫渡水中，乃赫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
福臨這位少年天子，真是書畫雙妙文史兼優的罕有奇才。
二、“通玄教師”指點天子迷津。
“通玄教師”，乃少年天子賜予湯若望的封號。湯若望(1592―1666)是德國耶穌會傳教士，於明天啟二年(1622)來華。他通曉天文，譯著甚豐，在華傳教修曆，成就頗大，影響甚廣。
湯若望曾在明朝曆局任事，卓有成效，並督造大炮二十門、小炮五百門，因而受到崇禎帝的褒獎。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京後，攝政王多爾袞賞識湯若望之曆法，於十一月命其掌欽天監監印，並諭所屬該監官員，今後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事，“悉聽掌印官舉行”。隨後又以其“創立新法，勤勞懋著”，加其以太常寺少卿銜。
順治八年正月少年天子福臨親政以後，更對湯若望寵信有加，這主要是由於下述兩個因素。其一是皇太後對湯若望的尊重和信賴。這是由於一件偶然的事所開始的。在順治八年夏季的一天裏，忽然有三位滿洲婦女來到湯若望的住宅。她們說，她們是湯若望認識的一位親王的眷屬，她的府邸中的郡主身患重病，郡主的母親不相信醫生，願聽聽湯若望的意見。根據來人對郡主病症的介紹加以推斷，湯若望斷定郡主之病並不嚴重，遂將一麵聖牌交給她們說：“如病者把這聖物掛在胸前，那她在四天之內便可病體痊愈。”五天之後，這三位婦女又至湯宅，拿出了一大批錢財和金銀繡花的絲織物，作為報酬。“因為郡主果然是在四天之內恢複了康健。”幾天之後，她們又送了些錢來。又過了數日，一位蒙古婦女來到湯宅，“獻給他一宗更大的款項，作為購買蜜蠟和其他作神事物品之用。”這位蒙古婦女向湯若望講了真話。她說，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的母親，那位郡主就是皇帝的未婚妻，將在八月舉行大婚典禮。她又說：“這位皇太後將來要以父執敬禮湯若望，並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願意湯若望以女兒看待她。”
皇帝大婚典禮舉行後，“湯若望親趨宮廷，慶賀他這義女新近所獲上的尊號”。因為他本來是免除一切朝役之勞的，所以他這次的祝賀，“就被太後很感謝地認為是一種特別禮敬注意的表示了。皇太後特由臂腕上脫下金鐲兩隻，遣一宮女送賜湯若望，作為他祝賀的報答。差來的宮女不容湯若望按照朝儀跪領皇太後底賞賜，因為這是於義父對義女的身份有所不合的”。②魏特：《湯若望傳》，楊丙辰譯，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第264、265頁；第266頁。這時，湯的一位仆人進來，向主人說要為莊田買一頭耕牛之時，宮女悄悄地聽到了。幾天以後，她又來到湯若望住宅，帶來兩頭健壯耕牛，“這是皇太後陛下賞賜給他的，並且還問他的安好。皇太後頗以為異，為什麽她的義父還在他的義女前，把這樣一件小的事情隱瞞不提”。湯若望把兩麵聖牌交宮女帶回，作為返進敬禮，一麵聖牌進呈皇後，一麵聖牌進呈皇太後。這兩麵聖牌是應當於她們外衣下係於頸項上的，以免別人注意，“可是皇太後陛下卻把這聖牌戴在外衣之上”。當湯若望要在教堂前建立一座大理石牌坊時，“皇太後未經湯若望之請求，竟自動地捐助巨款，為的是也要在天主底神台前建立功績”。同時她使人送來許多蜜蠟，請湯若望為她禱告，因為她十天以來即已患病。“可是在她這請求湯若望禱告之次，她竟得以霍然病愈”。②。
孝莊皇太後對湯若望的特殊尊重、信賴及其雙方之間的“義父”與“義女”的關係，自然對少年天子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是促使福臨對湯若望格外敬佩和倚賴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福臨之所以在七八年內對湯若望之特別尊重和信任的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本人的因素。福臨雖愛母後且倚其為治政的最高參謀，但祖製規定，皇帝乾綱獨斷，即使貴為太後，也不能幹涉朝政，且福臨又是個性格倔強之君，若他認準了決定了要如何處理某事，那麽，哪怕是母後也不能改變他的決定，廢去皇後之事即一明證。
福臨本人之所以對湯若望異常信賴和尊敬，首先是因為，在他極為困難的時刻，湯若望給予了皇上十分寶貴的忠告和鼓勵。順治帝福臨在順治八年正月親政後召集的頭幾次王公大臣的會議中，“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湯若望神父，因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專權跋扈，而且並曾預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魏特：《湯若望傳》。福臨是由大學士範文程介紹，而認識湯若望的，雖然沒有資料寫明少年天子與大神父開始見麵的具體日期，但從上述福臨的談話，可以肯定是在睿王多爾袞攝政之時。福臨之話很短，隻有三十來個字，隻是兩句話，但很重要，表明了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大神父提醒皇上，攝政王在專權跋扈，二是大神父預言皇叔將要早死。前一句話向福臨敲響了警鍾，皇叔既然專權跋扈，也難免會有異心，福臨應設法對付，防止突然事變。後一句話則是給予了皇上充分的信心，皇叔雖凶，威嚴無比，勢焰熏天，皇上處境雖危，無力反抗皇叔，隨時都有被廢被謀害的危險，但這隻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之日即將到來，因為皇叔盡管隻有三十多歲，應該是風華正茂之年，但卻就要短命夭折，而且果然在三十九歲時便突然死去。這對鼓勵皇上滿懷信心堅持下去，耐心等待，靜觀其變，起了很大作用。這兩句話給皇上幫了大忙，也顯示了大神父的無比智慧和過人膽識及其對皇上的無限忠心。需知，在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在世之日，誰要說了上述兩句話，甚至是其中的一句話，都要被處以滿門抄斬的大罪！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有第二人對少年天子在睿王專政日講了這樣的話，湯若望真是皇上的最大忠臣和最智慧的指點迷津的偉大神父。所以，少年天子福臨才在禦前會議上“很感激地”講起此事，所以他才對湯若望非常尊敬和萬分信賴。
同時，湯若望之正直、善良、勇敢、一心要為黎民謀利去害的高貴品質，及其博聞廣見智慧機敏，正是親政後以明君自期、欲圖做番事業、求知若渴的福臨急需倚任的賢臣和老師，這更增深了雙方的情誼。
因此，少年天子對湯若望的尊崇和優遇，在好幾年內，超過了任何人。福臨尊稱湯若望為“瑪法”。瑪法是滿語之音譯，意為“祖輩”“祖宗”“祖父”，或“年紀輩數高者”。時人記述福臨與湯若望之間的特殊的、親密的關係及帝對瑪法尊敬優遇之情時，有這樣一段敘述：
“這位皇帝這樣充滿了信仰與敬愛，向他的這位‘父師’仰視著。……在他們那時常會聚的時機裏，聰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學子，要求湯若望對於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與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問題，再就是物理的問題，和關於這一位或那一位官員的問題，或行政的問題，或欽天監下級生員有無進步的問題。湯若望尋常是按照東方習俗，交盤雙腿坐於皇帝旁邊的一個坐墊上的，因為把腿伸出，是人們視為失禮不敬的。有時因坐的時間過久，他的雙腿竟至麻木失覺，然後皇帝就親助他起立，支扶著他，……即便在國家大典朝會時，皇帝坐於寶座上，湯若望亦是不得不走上丹墀，直接坐於寶座之前的坐墊上的。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寢殿，當在皇帝晚間已躺在床上將要安息時，他命他的瑪法坐於他的床的旁邊，湯若望便屈身向床上與青年的皇帝談話。”魏特：《湯若望傳》
少年天子還多次親臨湯若望住宅。“在中國曆史上未之前聞的尊敬，就是皇帝有時僅隻為數位侍童所扈從，有時竟帶領一大批為數竟達六百名之護駕親兵，親臨湯若望住宅，訪問湯若望。扈從兵馬一方麵在大街上圍護守候，一方麵皇帝獨自同湯若望坐在室內，或穿房越屋，在宅內到處走動，或令湯若望進飲食，自己隨便取用。1656和1657(順治十三年和十四年)兩年之間，皇帝竟有二十四次臨訪湯若望於館舍之中，作較長之晤談。皇帝親臨民宅，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況且在這兩年之中，除臨訪湯若望之外，他僅有一次出宮拜訪一位皇叔於其府邸之中。他在湯若望館舍中的行動，完全和一位朋友到了他的朋友的家裏一般。”魏特：《湯若望傳》，第277頁。
對於孝莊太後和少年天子給予的特殊優遇和隆恩，湯若望以效忠皇上的實際行動來報答，對皇上的成長和正確地治國理政，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主要是通過交談和上疏而進行的。
湯若望的一大貢獻就是，他“仿佛是皇帝的一位慈父一般的規正者”和師友，竭力教誨、勸誡皇上，戒掉本身弊病，發揚固有的優點，做一位品德高尚勵精圖治的英君明主。當時的外國傳教士認為，順治皇帝福臨既有很多優點，但毛病也不少，“他固然有許多優良性質資稟，絕無可疑地聰明英俊，甚至可以說是夙慧的早熟的。他的天性固然仁厚寬宏，很能聽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惡勢力底影響。”“但是，順治的性格上，也有許多缺點，這在他這幼稚年齡裏，當然不足為怪的，他在運動上，竟能把一切國家大事與義務都忘掉，遊獵是他一種非常大的嗜好。”“他心內會忽然想起一種狂妄計劃，而以一種青年人們底固執心腸堅決施行”，有時一件小事就能“激起他的暴怒來，竟致使他的舉動如同一位發瘋發狂的人一般了”。“他還是迷信的，和一切滿洲人一個樣，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由於“他是世界最大國家權威無限的一位主子”，沒有人敢諫阻，“他略一暗示，就足夠把進諫者的性命毀掉了”。隻有湯若望才“有這膽量和威望，他不避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應走的道路”。②魏特：《湯若望傳》第260、261頁；第282、283頁。
湯若望一開始“努力奮勉的”，就是改正皇上道德方麵的毛病。少君在“他結婚之前，曾做了一件無道的事情”，湯若望呈遞一封諫書，“並且又在四隻眼睛之下，向他親口說了些規正的言詞，可是皇帝在敬聆他讀諫書時，竟羞怒了起來”。因此，湯若望就走開了，可是又立即被召喚回去，“皇帝向他說，願改過自新，並且將來仍願聆聽受勸”。皇帝結婚後，“人們仍聽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麵的過失。因此瑪法又親自向皇帝讀他所上的諫書。皇帝一開始頗強言護短，然後皇帝麵色慚赤，退入於內室中去。繼而他又走了出來，以平靜的聲音，向湯若望問說：瑪法，哪一種罪過是較大的，是吝嗇或是淫樂呢？若望回答說：是淫樂，尤其在地位高的人們，因為這是一種惡劣的榜樣，所引起的禍害，更要多，更要大的。況且這兩種罪惡中，淫樂也是更危險的。但是這兩種的罪惡都是一樣堪當永久的天殃的。皇帝略一思量之後，就點頭默認，並且請求瑪法常來向他進諫”。②。
湯若望對“皇帝學子”另一方麵的勸諫，是皇上的一些習性和不恰當的愛好。“譬如說：皇上對於臣屬，應持慎重緘默態度，不應當把時間消磨於嬉戲俳優的身上。又譬如說：皇上應當節製凶猛的騎馳，對於火器應當慎重小心，尤其是對於歐洲的槍炮，因為皇上對於這種兵器夙無訓練，所以就極易發生意外，致受誤傷，況且在這些事情上，更能給朝中那些奸惡人物造機會，借此加害於皇帝了”。有一天，福臨問湯若望：“為什麽大多數的官吏都這麽苟且怠忽他們的職守？”湯若望直言說：“他們都是以陛下的行動為榜樣的。”福臨一聽，“麵孔上登時發起紅來了，然而卻深深地領受了他的警策的諫正”。②③魏特：《湯若望傳》，第282頁；第284頁；第288頁。
湯若望除了多次與皇上單獨相見即“在四隻眼睛之下”時，直言諫勸外，還在幾年之內呈上三百多道奏疏和稟帖，對國事民生和皇上的品性言行，提出意見、建議、請求和諫勸。福臨對瑪法之疏帖十分重視，並“專門選擇了一批出來，特地收藏於皇帝個人文書庫的另一格中，並且在出宮遊獵時，多半都攜帶身邊，以便隨時閱讀”。其中，有好幾件是關係到朝廷安危帝君尊嚴和大批將領的生命的軍國大事。一是親迎達賴。順治九年五世達賴應召來朝，皇上打算親臨邊地迎候達賴法駕，漢臣一致諫阻，滿洲王公大臣主張親迎。湯若望也極力諫阻，特上一道很長的諫書，又親向皇上麵奏，“諫皇帝不要自失尊嚴引招這一種恥辱，因為這是曆史上的汙點，人們永遠不會忘掉的”。大學士洪承疇、陳之遴也上疏力諫，最後順治皇帝改變了主意，派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前往迎接。②。
同年十一月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統軍進攻大西軍晉王李定國中伏戰敗被斬，第二年（順治十年）朝廷議處此案時，欲將隨同出征的包括四名宗室貝勒、貝子在內的二百名將領處死。實際上尼堪之死乃係咎由自取，他僅帶小隊人馬就拚命奔馳，脫離了大軍，陷入敵方重圍，以致死亡，隨軍將領對此“並無絲毫之過失”，他們還很快趕到，尋回尼堪屍體，把敵軍打退，使對方重受損失。此時，朝中無人敢為這二百名軍官向皇上懇恩求命，湯若望毅然上書，請求寬減對諸將的懲罰。“因為他從前曾諫皇帝，不要選擇這位狂勇冒失的親王為大元帥”，故現在可以將過失完全推到尼堪親王身上。皇上接受了湯若望的求恩奏折，免去二百餘名將領的死刑，改為降級革職。③。
有一次少年天子福臨“心內忽然發生樂趣，要在長城之北邊組織一最大規模如同打仗一般的一場遊戲”。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一般的人們，尤其是貧民，都發出悲怨之聲，因為他們當時都在受著一種物價騰貴的壓迫，而現在再加上一層皇差的勒逼，那就更要不堪設想，必致多人喪命的了”。湯若望得知此事後，立即覲見皇上，“直接地並不繞彎子地，把他的諫言向皇上說了出來”，福臨聽從了瑪法的諫言，停止了這場遊獵，並向那些清貧的官吏和兵丁，發下一批賞賜。②魏特：《湯若望傳》，第287頁；第290、291頁。
影響最大的要算鄭成功圍攻江寧了。當順治十六年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統領大軍圍攻江寧，南京危在旦夕之時，福臨一開始失去了鎮靜的態度，“欲作逃回滿洲之思想”，可是在被皇太後叱責之後，“他反而發起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寶劍，並且宣言為他決不變更的意誌，要親自去出征，或勝或死”。他劍砍禦座，宣布凡要諫阻者，一律斬殺。皇太後苦勸無效，派其奶母往勸，亦被皇上嚇跑了，不跑，就要用劍砍殺。各城門已經貼出告示，曉諭人民，皇上要親自出征，“登時全城內便起了極大的激動與恐慌”，因為老百姓“不得不隨同出征”，皇上由於其性格的暴烈，極易在疆場上遇到不幸，“那麽滿人的統治，就又要受危險了”。群臣又怕諫勸無效招致斬殺，不敢奏諫，於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湯若望身上，“各親王和各貴顯，各部臣和許多朝中的官吏，列為一長隊到湯若望住底館舍中，迫切地請求他援助”。湯若望很久拒絕不允，但最後仍然讓步和同意了，“因滿清一搖動，教會亦必隨之受影響”。於是他就決定：“要為公共的安寧，為耶穌會底榮譽和教會底前途，把他的性命拿來作孤注一擲”。然後就進宮冒死諫阻，向帝呈上奏疏，“並且很深誠地懇求，不要使國家到了破壞地步。他寧願粉身碎骨，也不願不忠於他的職守，有所言而不言”。福臨本已有些安靜了，現在聽了湯若望的奏諫後，情調便轉變了過來，下令停止親征。②。
湯若望的直諫、忠心和教誨，少年天子福臨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是非常珍視的，因而他對其也給予了超出常規超出一切王公大臣的優遇。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為尊稱其為“瑪法”。堂堂“天下共主”至高無上的大皇帝，竟對身為臣屬的一名“夷人”，尊稱為“瑪法”，有清一代，實為罕見。二為免除跪拜。順治帝親政以後，朝中文武百官和“天潢貴胄”的宗室王公，除“叔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以年老免朝賀、謝恩行禮外，湯若望這位被授為欽天監正的五品文官竟也得到了與叔王一樣的優遇，免除跪拜。三是親臨館舍。皇上曾多次臨幸湯若望住宅，而且有時停留的時間很長，作竟夕之談，談話無拘無束。四是賞賜隆厚。皇上不僅賜予瑪法帑金和朝衣涼朝帽等物，有一次還親自賞賜瑪法由少年天子親手所畫且蓋有禦印的扇子，“作為禮敬他的師友的表征”。五為誥封三代，六是加授封階，七係賜予尊號，八乃賜予塋地和堂額。
順治八年，幼帝福臨誥封湯若望為通議大夫(正三品)，賜封其父、祖為為通奏大夫(從二品)，其母和祖母為二品夫人。不久又加其為太仆寺卿，尋改太常寺卿(正三品)，後又於順治十四年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榮銜，第二年並晉授光祿大夫封號(正一品)，恩賞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順治十年三月初二，十六歲的皇上福臨賜予太常寺卿管欽天監事湯若望“通玄教師”稱號，此時是賜予“通玄教師”稱號，後來為避康熙帝玄燁之諱，乃改“玄”為“懸”，現仍從初封之名。加俸一倍，賜以敕諭。其敕全文如下：
“朕惟國家肇造鴻業，以授時定曆為急務。羲和而後，如漢洛下閎、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諸人，於曆法代有損益，獨於日月朔望交會分杪之數，錯誤尚多，以致氣候刻應不驗。至於有元郭守敬，號為精密，然經緯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後晷度亦遂積差矣。爾湯若望來自西洋，涉海十萬裏，明末居京師，精於象緯，閎通曆法，其時大學士徐光啟特薦於朝，令修曆局中，一時專家治曆如魏文奎等，推測之法，實不及爾，但以遠人之故，多忌成功，曆十餘年，終不見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爾姓名，為朕修大清時憲曆，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謂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諸人，不既優乎！今特錫爾嘉名為通懸(玄)教師，餘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曆，補數千年之厥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爾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傳之史冊，豈不美哉！”《清世祖實錄》第73卷第2、3頁。
順治十一年三月，帝賜阜成門外利瑪竇墳地兩旁地畝作為將來湯若望的塋地，十二年二月又賜禦書“通玄佳境”堂額，令恭懸於宣武門內教堂，並為其親撰碑文，刻於教堂門前，表揚湯若望“事神盡虔，事君盡職”。
一些漢大臣對湯若望的直言進諫，為國效力，也甚為讚揚。曾任都察院左都禦史的龔鼎孳為湯若望所撰《湯道未七十壽序》讚揚說：“(先生)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密陳，舉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民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固人心，鏃厲士氣，隨事匡建，知無不言。……乃至獵阻相如，表抗韓愈，抵觸忌諱，罔懾震霆，微聞拂耳，終皆納牖，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為舉朝所難言”。龔鼎孳：《湯道未七十壽序》，《定山堂文集》第4卷。
從順治八年到十四年，湯若望成為少年天子親密的尊崇的瑪法和師友，備受皇上特寵，常為少帝指點迷津，直言相諫，善語勸誡，帝也大都采納，但在三個重大問題上，湯若望的努力，沒有成功。湯若望十分討厭太監和喇嘛教，多次激烈諍勸，可皆未達到目的。湯若望作為北京耶穌會會長，雖對傳播耶穌會起了重大作用，北京傳教區的教徒增加到一萬三千名左右，但教會的最大願望，湯若望竭力追求的目標，即讓順治帝入教，信奉天主，卻未能實現。而且由於太監的搗亂和佛教的影響，順治末年少年天子逐漸疏遠了他尊敬的瑪法，而轉為篤信佛祖了。
三、“大覺禪師”賜帝“行癡”法號。
順治帝福臨親政之初，勵精圖治，欲以文教定天下，常與儒臣探討治國之道，對佛教並不崇信，甚至還對其有所譏諷。順治十年(1653)正月三十日，他與大學士陳名夏商討天下治亂之因和國祚長久之法時，曾對喇嘛僧道加以貶斥說：“喇嘛豎旗，動言逐鬼，朕想，彼安能逐鬼，不過欲惑人心耳。”陳名夏立即讚同，奏稱：“皇上此言，真洞悉千載之迷，嚐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光天化日，豈有逐鬼之事。”帝又說：孝子順孫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誠，延請僧道，盡心焉耳，豈真能作福耶？”名夏又奏：“有學識之人，必不肯延僧道，為此者，多小民耳。”《清世祖實錄》第91卷第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