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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鍾情董妃遺詔罪己(2)
但是，可能與太監影響有關，從順治十四年起，他先後宣召了一批高僧至京，參禪論佛，對佛教崇信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第一位為帝召見的是憨璞性聰。憨璞性聰乃福建延平人，十八為僧，師為百癡行之，師祖係費隱通容。順治十三年五月，憨璞性聰住京師城南海會寺。十四年初順治帝福臨駕幸南海子，途經海會寺，召見憨璞性聰，十月初四又召入禁中，於萬善殿召對。帝問：“從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傳，日對萬機，不得閑暇，如令好學佛法，從誰而學。”憨璞答稱：“皇上即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如此巧言相諛，焉能不獲帝之歡心，故而“奏對稱旨”。憨璞又竭力巴結太監，他之《憨璞聰語錄》載，有贈太監之詩十首，其題目為：示內監澄寰何居士；壽司禮監弗二曹居士；贈太監總理振宇陳公；示太監明山李居士；示太監君弼謝居士；贈太監瑞雲馬居士；示太監珍宇程居士；示太監海藏李居士；示太監竹書王居士；示太監義山許居士。這些詩都對太監歌頌備至。比如，其《贈太監總理振宇陳公》中有：“文華星鬥蘸湖光，海宇扶風理總綱，信道歸心輔法社，施仁清政響殿堂”。其《示太監海藏李居士》中有：“佐佛如同常輔國，信心護念道心堅”。他還另寫一詩《贈弗二曹居士》，其詩為：“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綱德政施仁民，珠璣滿腹飽儒業，心意朗明通教乘。昔日靈峰親囑咐，今時法社賴維屏，毗耶不二默然旨，猶勝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聰：《憨璞聰語錄》，轉引自《陳垣史學論著選》。既巧言諛辭，逢迎皇上，又廣交內侍，暗施影響，因而憨璞性聰自然蒙帝寵信，被帝敕封為“明覺禪師”，多次召對，並遵帝詢，列薦南方高僧。自此而後，玉林？、木陳、玄水杲等先後至京。
玉林？，原籍江南蓉城人，幼年虔誠奉佛，悟道甚早，二十三歲即就任湖州報恩寺住持，聲名遠揚，與憨璞之師祖費隱通容是同輩。經憨璞性聰推薦，順治帝於順治十五年九月遣使宣詔，請他入京說法。玉林？故作清高，臥病不起，且以母未葬為辭，辭謝不應，直至十六年正月才姍姍啟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見帝。玉林？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禪理，巧妙奏對，甚蒙皇上推崇。福臨屢至玉林？館舍請教佛道，以禪門師長相待，並請其為己起法名說：“要用醜些字樣。”玉林？書擬十餘字進覽，“世祖自擇癡字”，上則用龍池派中行字輩之行，即法名為“行癡”。從此帝致玉林？之禦劄，“悉稱弟子某某，即璽帝亦有癡道人之稱”，對玉林？之弟子，“俱以法兄師兄為稱”。帝初賜玉林？以“大覺禪師”稱號，尋晉“大覺普濟禪師”，後加封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玉林？於順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應召再次至京，第二年二月十五日南還。
比玉林？伴帝更久影響更大的是其同輩名僧木陳。木陳乃廣東茶陽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幼年修行，明崇禎十五年(1642)住持寧波天童寺。順治十六年九月應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還。木陳在京八月，極受皇上尊崇，下榻於萬善殿，被封賜“弘覺禪師”尊號。帝曾多次來殿相晤和請教，尊稱其為“老和尚”，以師相待，自視為弟子。除了參禪問佛以外，兩人還道古論今，臧否人物，評議八股時文、詩詞書法，以及小說西廂、紅拂等，話題廣泛，見解相同。福臨對木陳之書法非常讚賞，譽其楷書是“字畫圓勁，筆筆中鋒，不落書家時套”。木陳南歸前夕，帝依戀不舍，要他留下兩名弟子，早晚說話，遂商定留旅庵本月和山曉本皙二人，住居京師善果寺。
玉林？的大弟子茚溪森伴帝最久，足足一年半的時間在京說法，茚溪森是廣東博羅人，宦官子弟，父黎紹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茚溪森與帝相處最長，且奏對默契，甚得帝寵，順治帝曾多次欲封他為禪師，茚溪森因師傅玉林？已獲此號，師徒不便同受封號，竭力奏辭，帝乃親筆大書“敕賜圓照禪寺”匾額，命杭州織造恭懸於昔日茚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縣龍溪庵，從此庵更名為“圓照僧寺”。
在玉林？、木陳等僧的強烈影響下，順治末年世祖福臨篤信佛教，幾乎成了僧徒之傀儡，疏遠了瑪法湯若望，且欲頒行反對某教的文件。《北遊集》載，有一次帝與木陳會晤時，帝對木陳說：“昨在宮看先和尚(木陳之師密雲圓悟)語錄，見總直說中有《辯天三說》，道理固極透頂透底，更無餘地可臻矣，即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讀之，胸次豁然。朕向亦有意與他辨析一番，今見先和尚此書，雖聖人複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閣臣馮銓及詞臣製序，將謀剞劂，使天下愚民不為左道所惑。”木陳盛讚少君之示說：“皇上此舉，功流萬世，顧先師大義微言，何幸折中我皇聖人哉。”帝又說：湯若望曾進天主教書，“朕亦備知其詳，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謬之說，無逾此書，何緣惑世，真不可解。”隻是由於福臨很快病逝，這一反對某教的文件才未得頒行全國。
順治帝在其最後三四年裏如此信佛崇佛，自然會影響到他治理國政的時間和精力，帶來了消極的影響，確係弊習，但幸好他尚未像前朝媚佛之帝，大興土木，廣修寺觀，濫施國帑，勞民傷財，尚可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第二節一見傾心至死不渝。
一、典禮極隆董鄂氏冊為皇貴妃。
順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初六，京城舉行了隆重的冊立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為皇貴妃的典禮。冊封之文說：“朕惟乾行翼讚，必資內職之良，坤教弼成，式重淑媛之選，爰彰彝典，特沛隆恩。谘爾董鄂氏，敏慧夙成，謙恭有度，椒塗敷秀，弘昭四德之修，蘭殿承芬，允佐二南之化。茲仰承懿命，立爾為皇貴妃，錫之冊寶。其尚祗勤夙夜，衍慶家邦，雍和鍾麟趾之祥，貞肅助雞鳴之理，欽哉！”寶文為“皇貴妃寶”。《清世祖實錄》第105卷第2、23頁。
此事之令人驚奇者有三。第一，晉封太快。五個多月前，六月初七，禮部以冊立兩妃九嬪典禮奏請，帝降旨批示：“今先冊立東西二宮皇妃。應行事宜，爾部即照例酌議具奏。”過了九天，六月十六日，禮部奏上冊立皇妃儀注：冊立兩妃，宜用金冊，先一日祭告太廟，至期遣使齎冊前往兩妃所居宮冊立。帝命於八月以後擇吉舉行。又過了十天，六月二十六日，順治帝福臨諭禮部：奉聖母皇太後諭：定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勳嫡裔，淑順端莊，堪翊範，宜立為東宮皇妃。爾部即照例備辦儀物，候旨行冊封禮。又過了將近兩個月，八月二十五日，帝又諭禮部：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母皇太後諭：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克佐儀，立為賢妃。爾部查照典禮，擇吉具奏。《清世祖實錄》第103卷第16頁。
從這些奏疏和聖諭來看，最初本是要冊立東西二宮兩位皇妃，東宮皇妃是原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貞，但因四貞不願，奏稱早已由父許字孫延齡，隻好作罷。董鄂氏於八月二十五日始冊為“賢妃”，並非頂替孔四貞之東宮皇妃位置，隻是當時世祖福臨的幾位妃子之一，可是，冊立之後僅隻一月，九月二十八日，即被諭升為皇貴妃。九月二十九日帝諭禮部：朕前奉聖母皇太後諭：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立為賢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聖母皇太後諭：式稽古製，中宮之次，有皇貴妃首襄內治，因慎加簡擇，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應立為皇貴妃。爾部即查照典禮，於十二月初六吉期行冊封禮。《清世祖實錄》第103卷第30頁。董鄂氏入宮不久即封賢妃，再晉皇貴妃，升遷之速，史上罕有。
第二，典禮極隆，特頒大赦恩詔。十二月初六舉行晉封冊立董鄂氏為皇貴妃時，典禮十分隆重。當日早晨，奉冊寶於彩亭，禮部侍郎鄔赫、啟心郎吳馬護等送至皇上居住之南苑，將節、冊、寶奉置於帝所禦之殿左黃案上。帝禦殿，閱過冊、寶，正使大學士劉正宗、副使禮部侍郎鄔赫、薛所蘊跪於殿階下，大學士巴哈納捧節，學士麻勒吉捧冊，學士折庫納捧寶，分授予正使副使。正使、副使捧節、冊、寶前往皇貴妃之宮，經內監、宮女，轉授予皇貴妃。第二日，十二月初七，頒詔天下。黎明之時，設詔書黃案於太和殿內左側，宗室覺羅固山額真、尚書、精奇尼哈番(子爵)等官以下，異姓公侯伯及滿漢文武有頂帶官員以上，俱著朝服，齊集午門外，外郎、耆老等俱集天安門金水橋前。大學士覺羅巴哈納捧取詔書，交與禮部尚書恩格德，群臣隨恩格德行至金水橋前，宣詔官向群臣宣詔，然後置詔書於龍亭，張蓋奏樂，自大清門出，入禮部大門，禮部各官行三跪九叩禮。後將詔書刊示天下。
詔書宣告說：“帝王臨禦天下，慶賞刑威，雖當並用，然吉祥茂集之時，尤宜推恩肆赦，敬迓無庥。朕遵聖母皇太後諭旨，思佐宮闈之化，爰慎賢淑之求，於本月初六冊封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為皇貴妃，讚理得人，群情悅豫，逢茲慶典，恩赦特頒”。恩赦之條目有十：除十惡等真正死罪及貪官衙蠹應斬者不赦外，其餘死罪俱減一等，軍罪以下，一律赦免；朝審候決重犯，減等發落；各省府監候秋決各犯，減等處理；文官除貪贓、失城、欠糧等罪不赦外，其餘見在議革、議降、議罰及戴罪住俸各官，俱予寬宥；嘯聚山海者，真心來歸，赦免其罪；各處盜賊，改過自首，準赦前罪，等等。《清世祖實錄》第105卷第6、7頁。
有清一代，大赦恩詔何止數百道，但皆無此詔之奇特。它令人驚異之處在於，這是包括入關前那段時間在內的清朝三百年裏，唯一的一次因冊立皇貴妃而頒恩詔大赦天下，在此之前的太祖、太宗，在此之後的康、雍、乾、嘉、道、鹹、同、光、宣九朝，皆未發生過類似事件，確可算是罕有之隆恩。
第三，雖無皇後之名，卻係六宮之主。少年天子福臨除順治十一年冊立蒙古科爾沁貝勒綽爾濟之女(孝莊皇太後之侄孫女)博爾濟錦氏為皇後外，尚有靜妃(廢皇後)、佟妃(康熙帝之生母)、貞妃、淑妃(皇後之妹)、恪妃(漢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恭妃、端妃及庶妃數名，隻有董鄂氏一人是皇貴妃。不久康熙朝定製：皇後居中宮，皇貴妃一位、皇妃二位，妃四位、嬪六位，貴人、常在、答應無定數，分居東西十二宮。即除後以外，後宮之中，皇貴妃為最高封號之人，她經常在無後之時(未冊皇後或皇後去世未立新後之前)或後生病之時，主持六宮事務。此時，世祖福臨雖有了第二位皇後，但帝以其雖“秉性淳樸”，但“乏長才”，而董鄂妃“才德兼備，足毗內政”，且甚蒙皇太後喜愛，故宮中庶務，皆妃經理，“雖未晉後名，實後職也”。
董鄂氏之如此超升皇貴妃及其實係六宮之主，在有清一代還屬罕見，於是引出了關於她的來曆的各種傳說。一種頗為流行的傳說，認為董鄂氏乃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清朝野史大觀》卷一《董妃董小宛說》載稱：吳梅村之《清涼山讚佛詩》，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過分傷感，遂遁五台山出家為僧。此董妃即冒辟疆之姬董小宛，被清兵所掠，輾轉入宮，蒙帝特寵，用滿洲姓董鄂氏。
冒辟疆，即冒襄，字辟疆，別號巢民，江蘇如皋人，宦官子弟，十歲能詩，才高譽廣，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域並稱“四公子”。他於明崇禎十二年(清崇德四年)與小宛初識，十五年娶為妾，第二年同返故裏。清軍入關，下南京，冒府闔家避難流離，疆又患重病，幾喪黃泉。順治四年辟疆又為仇家誣陷，險被擒捕，事解之後，又複長病，小宛侍病解危，身心交瘁，於順治八年正月初二病故，享年二十八歲。
照此看來，董小宛並非董鄂妃。根據有三。其一，董小宛比順治帝福臨大十四歲多，當其芳名遠揚，十六歲與冒襄初識之日，福臨才是一位吃乳的歲餘幼童，其死之時，二十八歲，福臨隻有十三歲。其二，若說其在亂中被清兵掠獲，輾轉入宮，那麽，從順治二年到八年，小宛以一位二十一歲的少婦混到二十八歲，已成為半老之徐娘，又有何術能迷惑十三歲的少君？若按實錄所記是順治十三年冊立為妃，則小宛已有三十三歲，又怎能誘使十八九歲的青年皇帝對其專寵？其三，小宛之死於順治二年正月初二冒襄家中，既有夫君的長篇憶妻悼妻佳作《影梅庵憶語》，詳記相識、完婚、蒙難、侍夫及勞病而死之情，又有當時好些文人學士的悼念詩詞，皆可證明小宛之死於冒府，那麽，她又怎能於順治十三年被冊為皇貴妃。此說顯難成立。孟森先生著有《董小宛考》，對比論述，十分精辟，載於《心史叢刊（外一冊）》。
另一種說法則並非民間傳說，而是近代學者的論斷，主張董鄂氏乃係滿洲宿將鄂碩之女，先嫁於帝之十一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後被皇上熱戀，致其夫因憤致死或自縊，皇上就冊立董鄂為妃。此說亦缺乏實在的根據。這種見解主要是根據《湯若望傳》的一段記述，推論而來。《湯若望傳》載：“順治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戀，當這一位軍人因此申斥她的夫人時，他竟被對於他這申斥有所聞知的天子，親手打了一個極怪異的耳刮。這位軍人於是乃因怨憤致死，或許竟是自殺而死。皇帝遂即將這位軍人的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有的學者認為，這位滿籍軍人之夫人既能接近皇帝，則非疏遠小臣，而襄親王去世不久，帝即冊立董鄂妃。兼之，滿洲舊有治棲之俗，兄死之後，或侄死之後，其未亡人分為原夫之弟、侄、叔納取，如太祖第五子莽古爾泰卒後，其妻分給侄子豪格、嶽？，太祖第十子德格類死，其妻給予其弟阿濟格，豪格死後，嫡福晉被叔叔多爾袞納為福晉。可見，董鄂妃即係襄親王之福晉。
揆諸史實，這一論斷很難成立，主要理由有兩條。第一，通讀《湯若望傳》，滿洲“軍人”與滿洲“王公”之分，十分嚴格，各有明確的含義和範圍，不能混為一談。現將傳中一些敘述引列於後：“順治禦前頭幾次所開的各王公大臣的會議中”；帝於順治八年出外行獵，“僅隻親王數位與皇太後留守京都”；“三位滿洲婦女”至湯宅，聲稱“她們是湯若望所認識的一位親王底眷屬”；順治八年舉行皇上大婚時，“湯若望不得不在宮廷之中隨同群王群臣作整日之慶祝”；新築大殿舉行落成典禮之日，“各王公大臣連湯若望”俱皆參加；皇帝壽誕，“湯若望和一切皇族貴戚文武官員以及王公貝勒都一律趨朝拜賀”；順治十年“湯若望救了二百餘名滿洲貴族底性命，在這二百餘名滿人之中，有四位是宗室王公”，由於“一位過於貪求榮譽的親王”(即敬謹親王尼堪)遠馳中伏陣亡，全軍“二百餘名軍官”按律當斬；等等。這裏麵，親王、宗室王公顯然與大臣、貴戚有著嚴格的區別。如若還嫌不太明朗，那麽，再舉一條。當順治帝怒衝衝地宣布要禦駕親征鄭成功，以斬殺威脅諫阻之人時，“各親王和各貴顯，各部臣和許多朝中的官吏”，列隊前往湯府，請求湯若望進諫。在這裏，親王、貴顯、部臣，朝中官吏，區別十分清楚。原因不難了解，湯若望在順治年間一直和清朝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宗室王公，以及皇親國戚、部院大臣和高級將領打交道，他熟諳政局和官場，他當然知道親王地位之高權勢之大，與一般滿人甚至是部院大臣和高級將領之間，有著嚴格的區別，貴賤懸殊，絕對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因此，很難將“滿籍軍人”，定為襄親王博穆博果爾。
第二，博穆博果爾是太宗皇太極之第十一皇子，生於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母係漠南蒙古阿巴噶部紮薩克卓禮克圖郡王多爾濟之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宮貴妃，在五宮後妃中名列第三位。世祖福臨於順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詔封博穆博果爾為和碩襄親王，冊文說：“爰仿古製，用展親親之誼，爾博穆博果爾乃太宗文皇帝之子，朕之弟也，錫以金冊金印，封為和碩襄親王”。《清世祖實錄》第89卷第10頁。所封之根據，僅因其是先帝之子今帝之弟，未言有任何軍功。這與冊封英、肅、豫等王及承澤享王碩塞(帝之兄長)的冊文敘列各王之軍功，完全不同。這也是事實，英、豫等王百戰沙場，軍功累累，而博穆博果爾在順治元年大軍入關之時，隻是一個兩歲多的乳臭幼童，到十二年冊封為王時，才十四周歲多，從未也不可能披甲統兵廝殺，當然無軍功可言。因此，博穆博果爾隻是一位王爺，而非“滿籍軍人”，他根本不知征戰為何物！
董鄂氏不是襄親王的福晉，但按《湯若望傳》的記載，她是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這位滿籍軍人究竟是誰，已是無從考察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必是三品以上的高級將領，因為按規定，隻有三品以上的命婦，才能也必須按期入宮隨侍皇太後和皇後。另外，董鄂氏之父鄂碩，亦非中下級武官，而是開國將領之一。
鄂碩之父名叫魯克素，太祖時率丁四百來歸，其子錫罕授備禦世職，天聰初戰亡於朝鮮。鄂碩襲父世職遊擊，多次出征，於天聰九年晉世職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即後之護軍參領，官階正三品。入關以後，又領兵隨征，攻潼關，下蘇州，打杭州，戰湖廣，晉世職二等男(正二品)，順治八年擢護軍統領，官階正二品。順治十三年董鄂氏冊妃，再擢任正一品的內大臣，晉世職為一等子，第二年又因女晉封皇貴妃晉三等伯，當年去世，贈三等侯。《清史稿》第241卷，《鄂碩傳》。其兄羅碩亦曆任甲喇額真、工部侍郎、大理寺卿。以鄂碩這樣統轄精兵千餘名護衛皇上的親近高級將領，其所選之女婿，諒必也非等閑之輩，當係三品以上軍官，所以董鄂氏才有為皇上發現之機會，才有可能參與宮中盛宴或入侍太後、皇後而接近皇上，最後為帝冊為賢妃和皇貴妃。
二、盡改蕩習世祖專寵董鄂妃。
少年天子福臨懂事之後，也沾染上了《湯若望傳》中所說滿洲貴族子弟的一些惡習。《湯若望傳》中載述：福臨“和一切滿洲人一個樣，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他結婚之前，“曾作了一件無道之事”，遭到瑪法直諫。結婚之後，“人們仍聽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麵的過失。”“因為滿人都過於沉溺、劫掠、燒殺和淫樂的生活的原因”，很難使他們信奉某教。
《湯若望傳》中所記以上情形，相信與實際不會有很大的出入，但是，應當作兩個較大的修正和補充與解釋。這些行為，不應該看作是整個滿洲人都是這樣做的，在五萬左右滿洲男丁及其二三十萬六十歲以上之男人和十八或二十歲以下的少年青年與婦女，不可能都有劫掠燒殺淫樂的條件和行為，大多數滿洲兵士與餘丁(兵士之父兄子侄)貧窮困苦，沒有淫樂的物質條件。隻有滿洲王公貴族大臣及其少爺，才有條件而且大多數也確實是尋歡作樂，“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像攝政王多爾袞，妻妾成群，還要在八旗廣選美女，逼求蒙古、朝鮮公主、格格、福晉，酒色過度，三十九歲即因此丟命。豫親王多鐸盡管開國有功，智勇雙全，卻迷戀女色，很早就和賣身女鬼混，甚至要公開霸占大學士範文程的夫人，後來在順治二年下江南時，又廣覓美女，逼娶寡婦劉三秀，最後，三十五歲時即過早去世。宗室王公中敗壞人倫和通弟婦兄妾侄媳之事，層出不窮。不應把這一部分少數特權階層的行為和品質作風，擴大到整個滿洲人。
更重要的是，他們之所以如此好色放縱，並非呱呱墜地之日即有此根，乃是由於其幼年、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時期所處的地位而決定的。宗室王公子弟，一生下來便是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之阿哥，尤其是嫡福晉之子，將來必然襲封父親崇爵，貴為王公，仆婢成群，包衣眾多，莊園遍布關內外，歲領俸銀數千兩上萬兩，隻用“錦衣玉食”四字，難以形容其富貴榮華。不少子弟在七八歲、九歲十歲甚至一兩歲時便因父王去世而襲封王爵。這些在侯門深似海的環境中長成的王爺、貝勒爺、貝子爺、公爺，在小人的唆使、影響之下，怎能不走上荒淫無恥的道路？
順治帝福臨之處境比這還壞。攝政時他隻能騎射行獵嬉耍度日，親政後他雖然勵精圖治，欲為明君，也做了不少大事，文治武功皆有成就，但萬歲之尊，使其容易偏聽諛言。尤其可惡的是，太監中之奸狡歹徒，拚命腐蝕皇上，影響皇上，“他們誘引欲望本來就很強烈的皇上，過一種放縱淫逸生活”。魏特：《湯若望傳》，第322頁。兼之，眾多的妃嬪、貴人、常在、答應和宮女，大都在竭力設法誘引皇上，寵幸於己。所以，順治帝福臨在性生活方麵確實變成了一個好色之徒，這就是順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冊妃以前的少年天子。盡管瑪法拚命諫阻勸誡，都無濟於事，福臨仍然我行我素，放蕩淫縱。好色必然昏庸，荒淫無恥又必導致愚蠢、殘暴、禍國殃民，甚至亡國敗邦，唐明皇隋煬帝皆係前車之鑒。看來，逆勢是無法扭轉了，福臨最後將淪落為好色昏君而遺臭萬年了。
然而奇跡出現了，福臨遇到董鄂氏及冊其為妃為皇貴妃之後，竟然專寵愛妃，盡改蕩習。福臨為什麽這樣寵愛董鄂妃，並能因此將曆年惡習盡行滌除？董鄂妃究係何種人也？盡管史料缺略，但根據帝於愛妃死後親撰董鄂氏《行狀》，以及有關資料，還是可以歸納出幾點推論。
首先，董鄂氏必然是天香國色的絕代佳人。少年天子英俊聰睿，天下共主，富有四海，自然是心比天高，眼高於頂，因此盡管後宮之內不乏美女，可是沒有一個能拴住皇上之心。但是，自董鄂妃入宮以後，五年之內朝夕共處，專寵於一身，若非絕世佳人，怎能使六宮粉黛無顏色。
其次，情投意合，紅粉知己。貌美固然能獲君寵，然僅靠容貌，亦難長專帝愛，一則韶華易逝，紅顏易衰；再則疾病若生，更易珠黃人老；三則隻是金玉其外，胸無點墨，亦難長蒙英俊君主垂青。廢後容貌不為不美，連厭惡其人之順治帝，亦言“前廢後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然而性情乖張，嫉心特強，“見貌少妍者即憎惡，欲置之死”，愛好與帝亦異，終被帝廢。董鄂妃入宮不久，身體漸弱，後長病三年，“容瘁身臒”，容顏自當減色，然而帝仍對其寵愛不衰。推究其故，顯係因為帝妃之間，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故能長相廝守。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第一，帝妃皆有治國安邦之誌。福臨固以明君自期，董鄂妃亦竭力襄助夫君勵精圖治。帝曾下諭免視朝，妃諫勸說：群臣能因視朝而獲睹天顏，“願陛下毋以倦勤罷”，帝從其言而頻頻視朝。每當日講之後，妃必請帝講述所講之義，帝“與言章句大義，後(董鄂妃死後追冊為皇後)輒喜”。間有遺亡，妃必諫勸說：“妾聞聖賢之道，備於載籍，陛下服膺默識之，始有裨政治，否則講習奚益焉？”帝閱章奏，常至深夜，妃皆在側隨侍。有些奏疏是循例待批者，帝略為翻閱，即置於棹，實即已同意其奏。妃即進諫說：“此詎非機務，陛下遽置之耶？”帝答複說：“無庸，故事耳。”妃複諫說：“此雖奏行成法，顧安知無時變需更張，或且有他故宜洞矚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貽業良重，即身雖勞，恐未可已也。”帝乃細閱。時時事事，董鄂妃皆以襄助夫君治國安邦為務，勉君勤理國政。
第二，治國之道相同，皆以孔孟仁政之學為準。有一日，福臨閱覽刑部奏述應予處死犯人之疏時，握筆猶豫，不忍勾決。妃見狀問詢說：此疏所述何事，致陛下心軫。帝答稱：此乃秋決疏，疏中十餘人待朕批準後，即予正法。妃聞之泣下懇請說：“諸辟皆愚無知，且非陛下一一親讞者，妾度陛下心，即親讞，猶以不得情是懼，矧但所司審慮，豈盡無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稱好生之仁耳。”從此以後，福臨“於刑曹爰書”，必詳細閱覽。妃猶勉帝再讀說：“民命至重，死不可複生，陛下幸留意參稽之”，“與其失入，毋寧失出”。福臨憶及此情盛讚妃之寬厚說：“以寬大諫朕如朕心，故重辟獲全大獄末減者甚重，或有更令覆讞者，亦多出後規勸之力”。妃每勸帝與諸大臣共食，遇逢大臣有過致帝不樂時，勸諫帝寬厚，詳察是非，“以服其心，不則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福臨追憶妃之諸事說：“嗟夫，朕日禦萬機，借後內助，故得安意綜理，今複何恃耶？寧有協朕意如後者耶？”天下之大，億人之多，紅粉知己，僅妃一人，這就是帝妃恩愛如山似海的一個主要因素。
第三，孝養母後，善侍夫君。福臨盛讚愛妃對母後之孝順恭養說：“事皇太後，奉養甚至，伺顏色如子女，左右趨走，無異女侍，皇太後良安之，自非後在側，不樂也。”有一次太後染病，董鄂妃“朝夕奉侍，廢寢食”，故太後亦視妃如女，“出入必偕”，“愛其賢，若懷環寶”。妃之侍帝，更是尊崇摯愛，體貼入微，侍養備至。“晨夕候興居，視飲食，服禦曲體罔不悉”。遇逢慶典，帝飲酒數杯，妃既數誡侍者“若善事上，寢室無過燠”，又於中夜親至寢所侍帝。帝返宮稍晚，妃必“迎問寒暑”，促進飲食。帝好狩獵，妃必諫阻說：“陛下借祖宗鴻業，講武事，安不忘戰，甚善。然馬足安足恃，以萬邦仰庇之身，輕於馳騁，妾深為陛下危之。”帝善其言，深讚妃之“深識遠慮，所關者切”，故當他騎馬之時偶然失腳，輒驚於色。
第四，天資敏慧，聰睿過人，經史佛學書法，皆有造詣。帝追憶妃情寫道：“(後)所誦《四書》及《易》，已卒業。習書未久，天資敏慧，遂精書法。後素不信佛，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為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棲心禪學”。這樣一位才貌雙全的絕代佳人和賢妃良媳，自然能與皇上議論治政之道，參禪悟佛，揮毫疾書，誌同道合，恩愛愈篤。這樣一來，福臨昔日之蕩習便盡行滌除，從此他就全心全意熱愛董鄂妃，愛篤情癡，至死不渝。
三、愛妃仙逝順治帝悲痛欲絕。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對於少年天子福臨來說，是他最傷心、最不幸也是促使他加速死亡的可詛咒的凶險日子。在這一天裏，他唯一的心上人，唯一的紅顏知己皇貴妃董鄂氏與世長辭了。噩訊傳來，福臨猶如突遭晴天霹靂，悲不欲生。時人記道：“皇帝陡為哀痛所攻，竟致尋死覓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著他，使他不得自殺。”魏特：《湯若望傳》，第323頁。
董鄂妃此時確不該死，她才二十二歲，完全可以更加長壽，為什麽會豔年早逝？看來可能是由於三個原因。一是先已有病，延續三年，致“容瘁身臒”。二是愛子早殤。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子，盡管此子排行第四，上有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燁，下有皇五子常寧、皇七子隆禧，皇長子、皇六子、皇八子早殤，但隻有玄燁之母佟氏係妃(而且很可能也是庶妃），福全、常寧、隆禧之母俱係庶妃，惟有董鄂妃之子是皇貴妃所生，母之封號最貴，又係皇上唯一專寵之愛妃，因而備受父皇寵愛，人們認為此子“是皇帝要規定他為將來時皇太子的”。魏特：《湯若望傳》，第323頁。然而，不知是什麽原因，這位皇子未能長大成人，卻於順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剛隻三個半月，便去世了，連名字都未來得及取。福臨十分悲痛，諭令追封榮親王，命禮部於黃花山建立寢園安葬，並因侍衛桑阿爾寨、吳巴旦明知榮親王之喪，卻“違製宴樂”，予以嚴懲。《清世祖實錄》第112卷第6頁，第114卷第13頁，第115卷第21頁，第120卷第11頁。董鄂妃別無兒女，僅此一子，卻百日而殤，焉能不悲！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宮中乃是非之地，後妃之間，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本已難處，而現在所有矛盾皆已集中在董鄂妃身上，她已成為眾矢之的，如何周旋，化凶為吉，使她心力交瘁，力難支撐。董鄂氏之入宮超擢皇貴妃，獨專帝寵，無後之名，有後之實，招來各方麵的敵視和不滿。孝莊皇太後對此特寵，很難滿意。從當時清政府所處的形勢和太後娘家的特殊利益看，她都希望兒媳是漠南蒙古科爾沁部博爾濟錦氏家族的格格，以便充分依靠、利用娘家父兄弟侄所轄的蒙古健兒，為清王朝的長治久安治內禦外，為清帝的江山社稷，大顯身手，拱衛宸極。因此，第一位皇後是她的親侄女，其父係太後之親兄弟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順治十年第一位皇後廢為靜妃之後，太後又於她娘家選了三位妃子，一位是太後親侄孫女，父係鎮國公綽爾濟(後晉貝勒)，五月封妃，六月冊為第二位皇後，另一位是其親妹，冊封為淑妃。第三位是太後親侄女，其父係太後親弟達爾漢巴圖魯郡王滿珠習禮(後晉親王)，此女進宮不久去世，追封悼妃。太後計議固很周到，一後二妃圍繞皇上，當然能鞏固娘家特殊地位和依靠弟侄之蒙古兵來保衛大清王朝，不料，萬密之中有一疏，她這位性格倔強又特重感情的愛子順治皇帝福臨，卻偏偏看不上皇後和淑妃，偏偏隻寵愛董鄂氏，甚至很可能有再廢皇後之心。
順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帝竟諭告禮部，嚴厲指責皇後不孝，令停進箋奏說：“朕惟皇後表正宮闈，孝敬為先，凡委曲盡禮，佐朕承歡聖母，此內職之常也。”乃當母後染病之時，皇後雖承太後篤愛，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問安禮節，殊覺闕然”。“向年廢後之舉，因與朕不協，故不得已而行之，至今尚歉於懷，引為慚德，但孝道所關重大，子婦之禮，昭垂內則，非可偶違。茲將皇後位號及冊寶照舊外，其應進中宮箋奏等項，暫行停止”。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初七三大臣九卿等議上，應遵諭停進中宮箋表。《清世祖實錄》第114卷第5、6頁。若聯係順治十年八月帝諭廢後之理由是其“無能”，那麽此次指責皇後對母後不孝，其罪就遠逾“無能”了，完全可能由停箋表而進一步發展到廢其後位了。過了兩個多月，三月二十五日，帝又諭禮部命複中宮箋表說：前以皇後問安禮節稍疏，曾諭停其箋表，因“母後聖體違和，未及奏聞”，“今始奏知，朕麵奏皇太後慈諭，謂朕前日之旨，篤於事親，道理宜然，但念皇後方在衝齡，未嫻禮節，且素切眷愛。慈諭寬仁，敬當遵奉，嗣後中宮箋奏等項，著照舊封進”。《清世祖實錄》第115卷第20頁。
此諭所述太後諭稱念其“皇後方在衝齡，未嫻禮節”之理由，顯然太不充分。不錯，皇後年齡並不太大，但已是芳齡十七之大人了，何況她已當了五年的皇後，焉能說“方在衝齡，未嫻禮節”，此言明係借口而已。真實之情當是太後不滿此舉，諭勸皇兒停止懲處，照舊進表。且母後之諭，恐亦含有不能再行廢後之事的意思。帝因專寵董鄂妃，而對皇後如此冷淡甚至有再廢之心，太後能對異姓臣仆區區二品護軍統領之女不懷怨意嗎？皇後及其他妃嬪能不生嫉而側目於董鄂氏嗎？
第一位為帝召見的是憨璞性聰。憨璞性聰乃福建延平人，十八為僧，師為百癡行之，師祖係費隱通容。順治十三年五月，憨璞性聰住京師城南海會寺。十四年初順治帝福臨駕幸南海子，途經海會寺，召見憨璞性聰，十月初四又召入禁中，於萬善殿召對。帝問：“從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傳，日對萬機，不得閑暇，如令好學佛法，從誰而學。”憨璞答稱：“皇上即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如此巧言相諛，焉能不獲帝之歡心，故而“奏對稱旨”。憨璞又竭力巴結太監，他之《憨璞聰語錄》載，有贈太監之詩十首，其題目為：示內監澄寰何居士；壽司禮監弗二曹居士；贈太監總理振宇陳公；示太監明山李居士；示太監君弼謝居士；贈太監瑞雲馬居士；示太監珍宇程居士；示太監海藏李居士；示太監竹書王居士；示太監義山許居士。這些詩都對太監歌頌備至。比如，其《贈太監總理振宇陳公》中有：“文華星鬥蘸湖光，海宇扶風理總綱，信道歸心輔法社，施仁清政響殿堂”。其《示太監海藏李居士》中有：“佐佛如同常輔國，信心護念道心堅”。他還另寫一詩《贈弗二曹居士》，其詩為：“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綱德政施仁民，珠璣滿腹飽儒業，心意朗明通教乘。昔日靈峰親囑咐，今時法社賴維屏，毗耶不二默然旨，猶勝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聰：《憨璞聰語錄》，轉引自《陳垣史學論著選》。既巧言諛辭，逢迎皇上，又廣交內侍，暗施影響，因而憨璞性聰自然蒙帝寵信，被帝敕封為“明覺禪師”，多次召對，並遵帝詢，列薦南方高僧。自此而後，玉林？、木陳、玄水杲等先後至京。
玉林？，原籍江南蓉城人，幼年虔誠奉佛，悟道甚早，二十三歲即就任湖州報恩寺住持，聲名遠揚，與憨璞之師祖費隱通容是同輩。經憨璞性聰推薦，順治帝於順治十五年九月遣使宣詔，請他入京說法。玉林？故作清高，臥病不起，且以母未葬為辭，辭謝不應，直至十六年正月才姍姍啟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見帝。玉林？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禪理，巧妙奏對，甚蒙皇上推崇。福臨屢至玉林？館舍請教佛道，以禪門師長相待，並請其為己起法名說：“要用醜些字樣。”玉林？書擬十餘字進覽，“世祖自擇癡字”，上則用龍池派中行字輩之行，即法名為“行癡”。從此帝致玉林？之禦劄，“悉稱弟子某某，即璽帝亦有癡道人之稱”，對玉林？之弟子，“俱以法兄師兄為稱”。帝初賜玉林？以“大覺禪師”稱號，尋晉“大覺普濟禪師”，後加封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玉林？於順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應召再次至京，第二年二月十五日南還。
比玉林？伴帝更久影響更大的是其同輩名僧木陳。木陳乃廣東茶陽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幼年修行，明崇禎十五年(1642)住持寧波天童寺。順治十六年九月應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還。木陳在京八月，極受皇上尊崇，下榻於萬善殿，被封賜“弘覺禪師”尊號。帝曾多次來殿相晤和請教，尊稱其為“老和尚”，以師相待，自視為弟子。除了參禪問佛以外，兩人還道古論今，臧否人物，評議八股時文、詩詞書法，以及小說西廂、紅拂等，話題廣泛，見解相同。福臨對木陳之書法非常讚賞，譽其楷書是“字畫圓勁，筆筆中鋒，不落書家時套”。木陳南歸前夕，帝依戀不舍，要他留下兩名弟子，早晚說話，遂商定留旅庵本月和山曉本皙二人，住居京師善果寺。
玉林？的大弟子茚溪森伴帝最久，足足一年半的時間在京說法，茚溪森是廣東博羅人，宦官子弟，父黎紹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茚溪森與帝相處最長，且奏對默契，甚得帝寵，順治帝曾多次欲封他為禪師，茚溪森因師傅玉林？已獲此號，師徒不便同受封號，竭力奏辭，帝乃親筆大書“敕賜圓照禪寺”匾額，命杭州織造恭懸於昔日茚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縣龍溪庵，從此庵更名為“圓照僧寺”。
在玉林？、木陳等僧的強烈影響下，順治末年世祖福臨篤信佛教，幾乎成了僧徒之傀儡，疏遠了瑪法湯若望，且欲頒行反對某教的文件。《北遊集》載，有一次帝與木陳會晤時，帝對木陳說：“昨在宮看先和尚(木陳之師密雲圓悟)語錄，見總直說中有《辯天三說》，道理固極透頂透底，更無餘地可臻矣，即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讀之，胸次豁然。朕向亦有意與他辨析一番，今見先和尚此書，雖聖人複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閣臣馮銓及詞臣製序，將謀剞劂，使天下愚民不為左道所惑。”木陳盛讚少君之示說：“皇上此舉，功流萬世，顧先師大義微言，何幸折中我皇聖人哉。”帝又說：湯若望曾進天主教書，“朕亦備知其詳，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謬之說，無逾此書，何緣惑世，真不可解。”隻是由於福臨很快病逝，這一反對某教的文件才未得頒行全國。
順治帝在其最後三四年裏如此信佛崇佛，自然會影響到他治理國政的時間和精力，帶來了消極的影響，確係弊習，但幸好他尚未像前朝媚佛之帝，大興土木，廣修寺觀，濫施國帑，勞民傷財，尚可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第二節一見傾心至死不渝。
一、典禮極隆董鄂氏冊為皇貴妃。
順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初六，京城舉行了隆重的冊立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為皇貴妃的典禮。冊封之文說：“朕惟乾行翼讚，必資內職之良，坤教弼成，式重淑媛之選，爰彰彝典，特沛隆恩。谘爾董鄂氏，敏慧夙成，謙恭有度，椒塗敷秀，弘昭四德之修，蘭殿承芬，允佐二南之化。茲仰承懿命，立爾為皇貴妃，錫之冊寶。其尚祗勤夙夜，衍慶家邦，雍和鍾麟趾之祥，貞肅助雞鳴之理，欽哉！”寶文為“皇貴妃寶”。《清世祖實錄》第105卷第2、23頁。
此事之令人驚奇者有三。第一，晉封太快。五個多月前，六月初七，禮部以冊立兩妃九嬪典禮奏請，帝降旨批示：“今先冊立東西二宮皇妃。應行事宜，爾部即照例酌議具奏。”過了九天，六月十六日，禮部奏上冊立皇妃儀注：冊立兩妃，宜用金冊，先一日祭告太廟，至期遣使齎冊前往兩妃所居宮冊立。帝命於八月以後擇吉舉行。又過了十天，六月二十六日，順治帝福臨諭禮部：奉聖母皇太後諭：定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勳嫡裔，淑順端莊，堪翊範，宜立為東宮皇妃。爾部即照例備辦儀物，候旨行冊封禮。又過了將近兩個月，八月二十五日，帝又諭禮部：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母皇太後諭：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克佐儀，立為賢妃。爾部查照典禮，擇吉具奏。《清世祖實錄》第103卷第16頁。
從這些奏疏和聖諭來看，最初本是要冊立東西二宮兩位皇妃，東宮皇妃是原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貞，但因四貞不願，奏稱早已由父許字孫延齡，隻好作罷。董鄂氏於八月二十五日始冊為“賢妃”，並非頂替孔四貞之東宮皇妃位置，隻是當時世祖福臨的幾位妃子之一，可是，冊立之後僅隻一月，九月二十八日，即被諭升為皇貴妃。九月二十九日帝諭禮部：朕前奉聖母皇太後諭：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立為賢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聖母皇太後諭：式稽古製，中宮之次，有皇貴妃首襄內治，因慎加簡擇，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應立為皇貴妃。爾部即查照典禮，於十二月初六吉期行冊封禮。《清世祖實錄》第103卷第30頁。董鄂氏入宮不久即封賢妃，再晉皇貴妃，升遷之速，史上罕有。
第二，典禮極隆，特頒大赦恩詔。十二月初六舉行晉封冊立董鄂氏為皇貴妃時，典禮十分隆重。當日早晨，奉冊寶於彩亭，禮部侍郎鄔赫、啟心郎吳馬護等送至皇上居住之南苑，將節、冊、寶奉置於帝所禦之殿左黃案上。帝禦殿，閱過冊、寶，正使大學士劉正宗、副使禮部侍郎鄔赫、薛所蘊跪於殿階下，大學士巴哈納捧節，學士麻勒吉捧冊，學士折庫納捧寶，分授予正使副使。正使、副使捧節、冊、寶前往皇貴妃之宮，經內監、宮女，轉授予皇貴妃。第二日，十二月初七，頒詔天下。黎明之時，設詔書黃案於太和殿內左側，宗室覺羅固山額真、尚書、精奇尼哈番(子爵)等官以下，異姓公侯伯及滿漢文武有頂帶官員以上，俱著朝服，齊集午門外，外郎、耆老等俱集天安門金水橋前。大學士覺羅巴哈納捧取詔書，交與禮部尚書恩格德，群臣隨恩格德行至金水橋前，宣詔官向群臣宣詔，然後置詔書於龍亭，張蓋奏樂，自大清門出，入禮部大門，禮部各官行三跪九叩禮。後將詔書刊示天下。
詔書宣告說：“帝王臨禦天下，慶賞刑威，雖當並用，然吉祥茂集之時，尤宜推恩肆赦，敬迓無庥。朕遵聖母皇太後諭旨，思佐宮闈之化，爰慎賢淑之求，於本月初六冊封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為皇貴妃，讚理得人，群情悅豫，逢茲慶典，恩赦特頒”。恩赦之條目有十：除十惡等真正死罪及貪官衙蠹應斬者不赦外，其餘死罪俱減一等，軍罪以下，一律赦免；朝審候決重犯，減等發落；各省府監候秋決各犯，減等處理；文官除貪贓、失城、欠糧等罪不赦外，其餘見在議革、議降、議罰及戴罪住俸各官，俱予寬宥；嘯聚山海者，真心來歸，赦免其罪；各處盜賊，改過自首，準赦前罪，等等。《清世祖實錄》第105卷第6、7頁。
有清一代，大赦恩詔何止數百道，但皆無此詔之奇特。它令人驚異之處在於，這是包括入關前那段時間在內的清朝三百年裏，唯一的一次因冊立皇貴妃而頒恩詔大赦天下，在此之前的太祖、太宗，在此之後的康、雍、乾、嘉、道、鹹、同、光、宣九朝，皆未發生過類似事件，確可算是罕有之隆恩。
第三，雖無皇後之名，卻係六宮之主。少年天子福臨除順治十一年冊立蒙古科爾沁貝勒綽爾濟之女(孝莊皇太後之侄孫女)博爾濟錦氏為皇後外，尚有靜妃(廢皇後)、佟妃(康熙帝之生母)、貞妃、淑妃(皇後之妹)、恪妃(漢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恭妃、端妃及庶妃數名，隻有董鄂氏一人是皇貴妃。不久康熙朝定製：皇後居中宮，皇貴妃一位、皇妃二位，妃四位、嬪六位，貴人、常在、答應無定數，分居東西十二宮。即除後以外，後宮之中，皇貴妃為最高封號之人，她經常在無後之時(未冊皇後或皇後去世未立新後之前)或後生病之時，主持六宮事務。此時，世祖福臨雖有了第二位皇後，但帝以其雖“秉性淳樸”，但“乏長才”，而董鄂妃“才德兼備，足毗內政”，且甚蒙皇太後喜愛，故宮中庶務，皆妃經理，“雖未晉後名，實後職也”。
董鄂氏之如此超升皇貴妃及其實係六宮之主，在有清一代還屬罕見，於是引出了關於她的來曆的各種傳說。一種頗為流行的傳說，認為董鄂氏乃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清朝野史大觀》卷一《董妃董小宛說》載稱：吳梅村之《清涼山讚佛詩》，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過分傷感，遂遁五台山出家為僧。此董妃即冒辟疆之姬董小宛，被清兵所掠，輾轉入宮，蒙帝特寵，用滿洲姓董鄂氏。
冒辟疆，即冒襄，字辟疆，別號巢民，江蘇如皋人，宦官子弟，十歲能詩，才高譽廣，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域並稱“四公子”。他於明崇禎十二年(清崇德四年)與小宛初識，十五年娶為妾，第二年同返故裏。清軍入關，下南京，冒府闔家避難流離，疆又患重病，幾喪黃泉。順治四年辟疆又為仇家誣陷，險被擒捕，事解之後，又複長病，小宛侍病解危，身心交瘁，於順治八年正月初二病故，享年二十八歲。
照此看來，董小宛並非董鄂妃。根據有三。其一，董小宛比順治帝福臨大十四歲多，當其芳名遠揚，十六歲與冒襄初識之日，福臨才是一位吃乳的歲餘幼童，其死之時，二十八歲，福臨隻有十三歲。其二，若說其在亂中被清兵掠獲，輾轉入宮，那麽，從順治二年到八年，小宛以一位二十一歲的少婦混到二十八歲，已成為半老之徐娘，又有何術能迷惑十三歲的少君？若按實錄所記是順治十三年冊立為妃，則小宛已有三十三歲，又怎能誘使十八九歲的青年皇帝對其專寵？其三，小宛之死於順治二年正月初二冒襄家中，既有夫君的長篇憶妻悼妻佳作《影梅庵憶語》，詳記相識、完婚、蒙難、侍夫及勞病而死之情，又有當時好些文人學士的悼念詩詞，皆可證明小宛之死於冒府，那麽，她又怎能於順治十三年被冊為皇貴妃。此說顯難成立。孟森先生著有《董小宛考》，對比論述，十分精辟，載於《心史叢刊（外一冊）》。
另一種說法則並非民間傳說，而是近代學者的論斷，主張董鄂氏乃係滿洲宿將鄂碩之女，先嫁於帝之十一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後被皇上熱戀，致其夫因憤致死或自縊，皇上就冊立董鄂為妃。此說亦缺乏實在的根據。這種見解主要是根據《湯若望傳》的一段記述，推論而來。《湯若望傳》載：“順治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戀，當這一位軍人因此申斥她的夫人時，他竟被對於他這申斥有所聞知的天子，親手打了一個極怪異的耳刮。這位軍人於是乃因怨憤致死，或許竟是自殺而死。皇帝遂即將這位軍人的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有的學者認為，這位滿籍軍人之夫人既能接近皇帝，則非疏遠小臣，而襄親王去世不久，帝即冊立董鄂妃。兼之，滿洲舊有治棲之俗，兄死之後，或侄死之後，其未亡人分為原夫之弟、侄、叔納取，如太祖第五子莽古爾泰卒後，其妻分給侄子豪格、嶽？，太祖第十子德格類死，其妻給予其弟阿濟格，豪格死後，嫡福晉被叔叔多爾袞納為福晉。可見，董鄂妃即係襄親王之福晉。
揆諸史實，這一論斷很難成立，主要理由有兩條。第一，通讀《湯若望傳》，滿洲“軍人”與滿洲“王公”之分，十分嚴格，各有明確的含義和範圍，不能混為一談。現將傳中一些敘述引列於後：“順治禦前頭幾次所開的各王公大臣的會議中”；帝於順治八年出外行獵，“僅隻親王數位與皇太後留守京都”；“三位滿洲婦女”至湯宅，聲稱“她們是湯若望所認識的一位親王底眷屬”；順治八年舉行皇上大婚時，“湯若望不得不在宮廷之中隨同群王群臣作整日之慶祝”；新築大殿舉行落成典禮之日，“各王公大臣連湯若望”俱皆參加；皇帝壽誕，“湯若望和一切皇族貴戚文武官員以及王公貝勒都一律趨朝拜賀”；順治十年“湯若望救了二百餘名滿洲貴族底性命，在這二百餘名滿人之中，有四位是宗室王公”，由於“一位過於貪求榮譽的親王”(即敬謹親王尼堪)遠馳中伏陣亡，全軍“二百餘名軍官”按律當斬；等等。這裏麵，親王、宗室王公顯然與大臣、貴戚有著嚴格的區別。如若還嫌不太明朗，那麽，再舉一條。當順治帝怒衝衝地宣布要禦駕親征鄭成功，以斬殺威脅諫阻之人時，“各親王和各貴顯，各部臣和許多朝中的官吏”，列隊前往湯府，請求湯若望進諫。在這裏，親王、貴顯、部臣，朝中官吏，區別十分清楚。原因不難了解，湯若望在順治年間一直和清朝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宗室王公，以及皇親國戚、部院大臣和高級將領打交道，他熟諳政局和官場，他當然知道親王地位之高權勢之大，與一般滿人甚至是部院大臣和高級將領之間，有著嚴格的區別，貴賤懸殊，絕對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因此，很難將“滿籍軍人”，定為襄親王博穆博果爾。
第二，博穆博果爾是太宗皇太極之第十一皇子，生於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母係漠南蒙古阿巴噶部紮薩克卓禮克圖郡王多爾濟之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宮貴妃，在五宮後妃中名列第三位。世祖福臨於順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詔封博穆博果爾為和碩襄親王，冊文說：“爰仿古製，用展親親之誼，爾博穆博果爾乃太宗文皇帝之子，朕之弟也，錫以金冊金印，封為和碩襄親王”。《清世祖實錄》第89卷第10頁。所封之根據，僅因其是先帝之子今帝之弟，未言有任何軍功。這與冊封英、肅、豫等王及承澤享王碩塞(帝之兄長)的冊文敘列各王之軍功，完全不同。這也是事實，英、豫等王百戰沙場，軍功累累，而博穆博果爾在順治元年大軍入關之時，隻是一個兩歲多的乳臭幼童，到十二年冊封為王時，才十四周歲多，從未也不可能披甲統兵廝殺，當然無軍功可言。因此，博穆博果爾隻是一位王爺，而非“滿籍軍人”，他根本不知征戰為何物！
董鄂氏不是襄親王的福晉，但按《湯若望傳》的記載，她是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這位滿籍軍人究竟是誰，已是無從考察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必是三品以上的高級將領，因為按規定，隻有三品以上的命婦，才能也必須按期入宮隨侍皇太後和皇後。另外，董鄂氏之父鄂碩，亦非中下級武官，而是開國將領之一。
鄂碩之父名叫魯克素，太祖時率丁四百來歸，其子錫罕授備禦世職，天聰初戰亡於朝鮮。鄂碩襲父世職遊擊，多次出征，於天聰九年晉世職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即後之護軍參領，官階正三品。入關以後，又領兵隨征，攻潼關，下蘇州，打杭州，戰湖廣，晉世職二等男(正二品)，順治八年擢護軍統領，官階正二品。順治十三年董鄂氏冊妃，再擢任正一品的內大臣，晉世職為一等子，第二年又因女晉封皇貴妃晉三等伯，當年去世，贈三等侯。《清史稿》第241卷，《鄂碩傳》。其兄羅碩亦曆任甲喇額真、工部侍郎、大理寺卿。以鄂碩這樣統轄精兵千餘名護衛皇上的親近高級將領，其所選之女婿，諒必也非等閑之輩，當係三品以上軍官，所以董鄂氏才有為皇上發現之機會，才有可能參與宮中盛宴或入侍太後、皇後而接近皇上，最後為帝冊為賢妃和皇貴妃。
二、盡改蕩習世祖專寵董鄂妃。
少年天子福臨懂事之後，也沾染上了《湯若望傳》中所說滿洲貴族子弟的一些惡習。《湯若望傳》中載述：福臨“和一切滿洲人一個樣，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他結婚之前，“曾作了一件無道之事”，遭到瑪法直諫。結婚之後，“人們仍聽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麵的過失。”“因為滿人都過於沉溺、劫掠、燒殺和淫樂的生活的原因”，很難使他們信奉某教。
《湯若望傳》中所記以上情形，相信與實際不會有很大的出入，但是，應當作兩個較大的修正和補充與解釋。這些行為，不應該看作是整個滿洲人都是這樣做的，在五萬左右滿洲男丁及其二三十萬六十歲以上之男人和十八或二十歲以下的少年青年與婦女，不可能都有劫掠燒殺淫樂的條件和行為，大多數滿洲兵士與餘丁(兵士之父兄子侄)貧窮困苦，沒有淫樂的物質條件。隻有滿洲王公貴族大臣及其少爺，才有條件而且大多數也確實是尋歡作樂，“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像攝政王多爾袞，妻妾成群，還要在八旗廣選美女，逼求蒙古、朝鮮公主、格格、福晉，酒色過度，三十九歲即因此丟命。豫親王多鐸盡管開國有功，智勇雙全，卻迷戀女色，很早就和賣身女鬼混，甚至要公開霸占大學士範文程的夫人，後來在順治二年下江南時，又廣覓美女，逼娶寡婦劉三秀，最後，三十五歲時即過早去世。宗室王公中敗壞人倫和通弟婦兄妾侄媳之事，層出不窮。不應把這一部分少數特權階層的行為和品質作風，擴大到整個滿洲人。
更重要的是，他們之所以如此好色放縱，並非呱呱墜地之日即有此根，乃是由於其幼年、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時期所處的地位而決定的。宗室王公子弟，一生下來便是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之阿哥，尤其是嫡福晉之子，將來必然襲封父親崇爵，貴為王公，仆婢成群，包衣眾多，莊園遍布關內外，歲領俸銀數千兩上萬兩，隻用“錦衣玉食”四字，難以形容其富貴榮華。不少子弟在七八歲、九歲十歲甚至一兩歲時便因父王去世而襲封王爵。這些在侯門深似海的環境中長成的王爺、貝勒爺、貝子爺、公爺，在小人的唆使、影響之下，怎能不走上荒淫無恥的道路？
順治帝福臨之處境比這還壞。攝政時他隻能騎射行獵嬉耍度日，親政後他雖然勵精圖治，欲為明君，也做了不少大事，文治武功皆有成就，但萬歲之尊，使其容易偏聽諛言。尤其可惡的是，太監中之奸狡歹徒，拚命腐蝕皇上，影響皇上，“他們誘引欲望本來就很強烈的皇上，過一種放縱淫逸生活”。魏特：《湯若望傳》，第322頁。兼之，眾多的妃嬪、貴人、常在、答應和宮女，大都在竭力設法誘引皇上，寵幸於己。所以，順治帝福臨在性生活方麵確實變成了一個好色之徒，這就是順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冊妃以前的少年天子。盡管瑪法拚命諫阻勸誡，都無濟於事，福臨仍然我行我素，放蕩淫縱。好色必然昏庸，荒淫無恥又必導致愚蠢、殘暴、禍國殃民，甚至亡國敗邦，唐明皇隋煬帝皆係前車之鑒。看來，逆勢是無法扭轉了，福臨最後將淪落為好色昏君而遺臭萬年了。
然而奇跡出現了，福臨遇到董鄂氏及冊其為妃為皇貴妃之後，竟然專寵愛妃，盡改蕩習。福臨為什麽這樣寵愛董鄂妃，並能因此將曆年惡習盡行滌除？董鄂妃究係何種人也？盡管史料缺略，但根據帝於愛妃死後親撰董鄂氏《行狀》，以及有關資料，還是可以歸納出幾點推論。
首先，董鄂氏必然是天香國色的絕代佳人。少年天子英俊聰睿，天下共主，富有四海，自然是心比天高，眼高於頂，因此盡管後宮之內不乏美女，可是沒有一個能拴住皇上之心。但是，自董鄂妃入宮以後，五年之內朝夕共處，專寵於一身，若非絕世佳人，怎能使六宮粉黛無顏色。
其次，情投意合，紅粉知己。貌美固然能獲君寵，然僅靠容貌，亦難長專帝愛，一則韶華易逝，紅顏易衰；再則疾病若生，更易珠黃人老；三則隻是金玉其外，胸無點墨，亦難長蒙英俊君主垂青。廢後容貌不為不美，連厭惡其人之順治帝，亦言“前廢後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然而性情乖張，嫉心特強，“見貌少妍者即憎惡，欲置之死”，愛好與帝亦異，終被帝廢。董鄂妃入宮不久，身體漸弱，後長病三年，“容瘁身臒”，容顏自當減色，然而帝仍對其寵愛不衰。推究其故，顯係因為帝妃之間，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故能長相廝守。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第一，帝妃皆有治國安邦之誌。福臨固以明君自期，董鄂妃亦竭力襄助夫君勵精圖治。帝曾下諭免視朝，妃諫勸說：群臣能因視朝而獲睹天顏，“願陛下毋以倦勤罷”，帝從其言而頻頻視朝。每當日講之後，妃必請帝講述所講之義，帝“與言章句大義，後(董鄂妃死後追冊為皇後)輒喜”。間有遺亡，妃必諫勸說：“妾聞聖賢之道，備於載籍，陛下服膺默識之，始有裨政治，否則講習奚益焉？”帝閱章奏，常至深夜，妃皆在側隨侍。有些奏疏是循例待批者，帝略為翻閱，即置於棹，實即已同意其奏。妃即進諫說：“此詎非機務，陛下遽置之耶？”帝答複說：“無庸，故事耳。”妃複諫說：“此雖奏行成法，顧安知無時變需更張，或且有他故宜洞矚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貽業良重，即身雖勞，恐未可已也。”帝乃細閱。時時事事，董鄂妃皆以襄助夫君治國安邦為務，勉君勤理國政。
第二，治國之道相同，皆以孔孟仁政之學為準。有一日，福臨閱覽刑部奏述應予處死犯人之疏時，握筆猶豫，不忍勾決。妃見狀問詢說：此疏所述何事，致陛下心軫。帝答稱：此乃秋決疏，疏中十餘人待朕批準後，即予正法。妃聞之泣下懇請說：“諸辟皆愚無知，且非陛下一一親讞者，妾度陛下心，即親讞，猶以不得情是懼，矧但所司審慮，豈盡無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稱好生之仁耳。”從此以後，福臨“於刑曹爰書”，必詳細閱覽。妃猶勉帝再讀說：“民命至重，死不可複生，陛下幸留意參稽之”，“與其失入，毋寧失出”。福臨憶及此情盛讚妃之寬厚說：“以寬大諫朕如朕心，故重辟獲全大獄末減者甚重，或有更令覆讞者，亦多出後規勸之力”。妃每勸帝與諸大臣共食，遇逢大臣有過致帝不樂時，勸諫帝寬厚，詳察是非，“以服其心，不則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福臨追憶妃之諸事說：“嗟夫，朕日禦萬機，借後內助，故得安意綜理，今複何恃耶？寧有協朕意如後者耶？”天下之大，億人之多，紅粉知己，僅妃一人，這就是帝妃恩愛如山似海的一個主要因素。
第三，孝養母後，善侍夫君。福臨盛讚愛妃對母後之孝順恭養說：“事皇太後，奉養甚至，伺顏色如子女，左右趨走，無異女侍，皇太後良安之，自非後在側，不樂也。”有一次太後染病，董鄂妃“朝夕奉侍，廢寢食”，故太後亦視妃如女，“出入必偕”，“愛其賢，若懷環寶”。妃之侍帝，更是尊崇摯愛，體貼入微，侍養備至。“晨夕候興居，視飲食，服禦曲體罔不悉”。遇逢慶典，帝飲酒數杯，妃既數誡侍者“若善事上，寢室無過燠”，又於中夜親至寢所侍帝。帝返宮稍晚，妃必“迎問寒暑”，促進飲食。帝好狩獵，妃必諫阻說：“陛下借祖宗鴻業，講武事，安不忘戰，甚善。然馬足安足恃，以萬邦仰庇之身，輕於馳騁，妾深為陛下危之。”帝善其言，深讚妃之“深識遠慮，所關者切”，故當他騎馬之時偶然失腳，輒驚於色。
第四，天資敏慧，聰睿過人，經史佛學書法，皆有造詣。帝追憶妃情寫道：“(後)所誦《四書》及《易》，已卒業。習書未久，天資敏慧，遂精書法。後素不信佛，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為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棲心禪學”。這樣一位才貌雙全的絕代佳人和賢妃良媳，自然能與皇上議論治政之道，參禪悟佛，揮毫疾書，誌同道合，恩愛愈篤。這樣一來，福臨昔日之蕩習便盡行滌除，從此他就全心全意熱愛董鄂妃，愛篤情癡，至死不渝。
三、愛妃仙逝順治帝悲痛欲絕。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對於少年天子福臨來說，是他最傷心、最不幸也是促使他加速死亡的可詛咒的凶險日子。在這一天裏，他唯一的心上人，唯一的紅顏知己皇貴妃董鄂氏與世長辭了。噩訊傳來，福臨猶如突遭晴天霹靂，悲不欲生。時人記道：“皇帝陡為哀痛所攻，竟致尋死覓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著他，使他不得自殺。”魏特：《湯若望傳》，第323頁。
董鄂妃此時確不該死，她才二十二歲，完全可以更加長壽，為什麽會豔年早逝？看來可能是由於三個原因。一是先已有病，延續三年，致“容瘁身臒”。二是愛子早殤。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子，盡管此子排行第四，上有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燁，下有皇五子常寧、皇七子隆禧，皇長子、皇六子、皇八子早殤，但隻有玄燁之母佟氏係妃(而且很可能也是庶妃），福全、常寧、隆禧之母俱係庶妃，惟有董鄂妃之子是皇貴妃所生，母之封號最貴，又係皇上唯一專寵之愛妃，因而備受父皇寵愛，人們認為此子“是皇帝要規定他為將來時皇太子的”。魏特：《湯若望傳》，第323頁。然而，不知是什麽原因，這位皇子未能長大成人，卻於順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剛隻三個半月，便去世了，連名字都未來得及取。福臨十分悲痛，諭令追封榮親王，命禮部於黃花山建立寢園安葬，並因侍衛桑阿爾寨、吳巴旦明知榮親王之喪，卻“違製宴樂”，予以嚴懲。《清世祖實錄》第112卷第6頁，第114卷第13頁，第115卷第21頁，第120卷第11頁。董鄂妃別無兒女，僅此一子，卻百日而殤，焉能不悲！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宮中乃是非之地，後妃之間，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本已難處，而現在所有矛盾皆已集中在董鄂妃身上，她已成為眾矢之的，如何周旋，化凶為吉，使她心力交瘁，力難支撐。董鄂氏之入宮超擢皇貴妃，獨專帝寵，無後之名，有後之實，招來各方麵的敵視和不滿。孝莊皇太後對此特寵，很難滿意。從當時清政府所處的形勢和太後娘家的特殊利益看，她都希望兒媳是漠南蒙古科爾沁部博爾濟錦氏家族的格格，以便充分依靠、利用娘家父兄弟侄所轄的蒙古健兒，為清王朝的長治久安治內禦外，為清帝的江山社稷，大顯身手，拱衛宸極。因此，第一位皇後是她的親侄女，其父係太後之親兄弟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順治十年第一位皇後廢為靜妃之後，太後又於她娘家選了三位妃子，一位是太後親侄孫女，父係鎮國公綽爾濟(後晉貝勒)，五月封妃，六月冊為第二位皇後，另一位是其親妹，冊封為淑妃。第三位是太後親侄女，其父係太後親弟達爾漢巴圖魯郡王滿珠習禮(後晉親王)，此女進宮不久去世，追封悼妃。太後計議固很周到，一後二妃圍繞皇上，當然能鞏固娘家特殊地位和依靠弟侄之蒙古兵來保衛大清王朝，不料，萬密之中有一疏，她這位性格倔強又特重感情的愛子順治皇帝福臨，卻偏偏看不上皇後和淑妃，偏偏隻寵愛董鄂氏，甚至很可能有再廢皇後之心。
順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帝竟諭告禮部，嚴厲指責皇後不孝，令停進箋奏說：“朕惟皇後表正宮闈，孝敬為先，凡委曲盡禮，佐朕承歡聖母，此內職之常也。”乃當母後染病之時，皇後雖承太後篤愛，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問安禮節，殊覺闕然”。“向年廢後之舉，因與朕不協，故不得已而行之，至今尚歉於懷，引為慚德，但孝道所關重大，子婦之禮，昭垂內則，非可偶違。茲將皇後位號及冊寶照舊外，其應進中宮箋奏等項，暫行停止”。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初七三大臣九卿等議上，應遵諭停進中宮箋表。《清世祖實錄》第114卷第5、6頁。若聯係順治十年八月帝諭廢後之理由是其“無能”，那麽此次指責皇後對母後不孝，其罪就遠逾“無能”了，完全可能由停箋表而進一步發展到廢其後位了。過了兩個多月，三月二十五日，帝又諭禮部命複中宮箋表說：前以皇後問安禮節稍疏，曾諭停其箋表，因“母後聖體違和，未及奏聞”，“今始奏知，朕麵奏皇太後慈諭，謂朕前日之旨，篤於事親，道理宜然，但念皇後方在衝齡，未嫻禮節，且素切眷愛。慈諭寬仁，敬當遵奉，嗣後中宮箋奏等項，著照舊封進”。《清世祖實錄》第115卷第20頁。
此諭所述太後諭稱念其“皇後方在衝齡，未嫻禮節”之理由，顯然太不充分。不錯，皇後年齡並不太大，但已是芳齡十七之大人了，何況她已當了五年的皇後，焉能說“方在衝齡，未嫻禮節”，此言明係借口而已。真實之情當是太後不滿此舉，諭勸皇兒停止懲處，照舊進表。且母後之諭，恐亦含有不能再行廢後之事的意思。帝因專寵董鄂妃，而對皇後如此冷淡甚至有再廢之心，太後能對異姓臣仆區區二品護軍統領之女不懷怨意嗎？皇後及其他妃嬪能不生嫉而側目於董鄂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