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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力排障礙傾心漢化(10)
至於說巡按停留與否，與滿洲王公利益無甚關係之說，也與事實不符。不錯，巡按之遣，主要是協助總督、巡撫處理地方公務，但他還肩負著糾參督撫的重大責任。親王、郡王、貝勒固然不能屈尊至省為督為撫，貝子、鎮國公、輔國公也應留在京師，隨侍皇上，議處軍國大事，滿洲八旗異姓貴族公、侯、伯爵亦大都分任京內軍政要職，且在當時軍警甚多之時，常統兵四處征剿，兼之他們不會漢語，不諳民情，無治理地方經驗，故無法出任總督巡撫。可是，入關不久，漢臣多有觀望甚至三心二意者，難以信任，不能擔任統轄一二省二三省的總督重任，一省之長的巡撫也不太合適。因此，清朝初年，總督基本上由入關以前編入漢軍旗的“遼左舊人”特別是文館人員擔任，半數以上的巡撫，亦係這批人員。
比如，順治二年，共有淮揚、宣大山西、陝西三邊、浙閩、湖廣四川、總漕、總河七位總督，都是漢軍旗人。淮揚總督王文奎，故明生員，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於遵化降金，入值文館，後隸漢軍鑲白旗，崇德元年(1636)授弘文院學士，順治元年出任保定巡撫，二年擢淮揚總督，四年革任，八年複任，直到十一年。宣大山西總督馬國柱，遼陽人，天聰間以生員入值文館，隸漢軍正白旗，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順治元年擢左僉都禦史，出任山西巡撫，二年升宣大山西總督，四年移任江南江西河南總督(六年起，河南與直隸並，改為江南江西總督)，直至十一年休致。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直隸永平人，原前明副將，罷任家居，天聰四年降，仍為副將，後隸漢軍鑲紅旗，曆任刑部漢承政、左參政，順治元年改刑部左侍郎，二年出任陝西三邊總督，直到十年病卒。浙閩總督張存仁，遼陽人，明副將，天聰五年降，隸漢軍鑲藍旗，崇德元年任都察院承政，二年授浙江福建總督，到五年病休，六年又起用為直隸山東河南總督，九年病故。湖廣四川總督羅繡錦，遼陽人，後隸鑲藍旗漢軍，天聰五年由生員授工部啟心郎，八年任國史院學士，順治元年出任河南巡撫，二年擢湖廣四川總督，九年卒於官。總漕由王文奎兼。河道總督楊方興，廣寧生員，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降金，天聰時入值文館，崇德元年擢內秘書院學士，後隸漢軍鑲白旗，順治元年授河道總督，直到順治十四年。
再以此時議停巡按的順治十七年為例，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川陝總督李國英，福建總督李率泰，浙江總督趙國祚，湖廣總督李蔭祖，兩廣總督李棲鳳，雲南總督趙廷臣，漕運總督兼鳳陽巡撫蔡士英，都是漢軍旗人。
巡撫一職，漢軍與漢人兼用，漢軍略多於漢人。順治元年設有順天、天津、保定、宣府、山東、登萊、山西、河南八位巡撫，其中漢軍旗人任巡撫的有雷興、王文奎、陳錦、馬國柱、羅繡錦五人。故《清史稿》第二百三十九卷記述了李棲鳳、馬國柱、王文奎、雷興等人事績後，評論說：“順治初，諸督撫多自文館出。蓋國方新造，用滿臣與民閡，用漢臣又與政地閡，惟文館諸臣本為漢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浹，政令皆習聞，為最宜也。”順治九年吏科給事中魏裔介也針對督撫多用入關之前舊人而奏諫說：“督撫重臣宜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傳》。
從上述情形便可了解，為什麽議政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安親王嶽樂等議政王、貝勒、大臣，對巡按之製十分不滿，幾次奏請將它取消，也可以知悉安親王嶽樂等稱巡按之留撤與己無有利害關係之說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純係騙人之詞。因為，既然督撫多係遼左舊人，多係漢軍旗人，那麽他們的任革升降，便與議政王、貝勒有著密切的關係。八旗製度下，旗人必須編入八旗各牛錄，聽從本牛錄、本甲喇、本旗固山額真、甲喇章京、牛錄章京的管轄，如係下五旗，他們更分別是該旗王、貝勒、貝子、公的屬人，與本主有君臣之義，他們的出仕為官及升降任免，在相當大程度上，與本主(或某王，或某貝勒、貝子、公)有很大的關係，他們也必須為本主效勞服務，貢納金銀財帛，漢軍旗人對本主更是畢恭畢敬，更受到本主(某王、某貝勒、某貝子、某公)的關照和保護。總督、巡撫是一省或一二省二三省之長，除朝廷外，無人敢對他們說個不字，可是，有了禦史巡方之製，巡按到達本省，就與督撫實際上形成了分庭抗禮局麵，動不動就要密折疏參，給督撫帶來了很多麻煩，使其權力受到影響。有的督撫還因遭受巡按彈劾而被革職問罪，像江南巡按秦世禎疏劾江寧巡撫土國寶，土國寶被革職嚴訊，畏罪自殺；巡漕禦史張中元彈劾漕運總督吳惟華貪黷不法，吳被革職逮訊。因此，多數督撫討厭巡按，他們當然會向本主稟報此情，以激怒王、貝勒、貝子、公。這就是議政王、貝勒多次奏請停派巡按的重要原因。這一點，時人也有評述者，談遷在《北遊錄》中之《顧仁》條，便指出了“滿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之論。
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及陸光旭分別回奏後，世祖福臨於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降旨批示：“凡會議政事，原應滿漢公同商確，斟酌事理，歸於至當，不拘滿漢，皆可具稿，尚未定議，即各分具稿，殊為不合，著嚴飭行。陸光旭身為言官，國家利弊，應據實指陳，何得以過激之詞具奏，亦屬不合，著飭行。”《清世祖實錄》第141卷第10頁。
此諭既訓斥了議政王、貝勒、大臣“尚未定議，即各分具稿”，但又未接受陸光旭參述王、貝勒排斥漢官、獨斷專擅之意見，換句話說，王、貝勒隻是方式欠妥，並未犯實質性錯誤，同時也對陸有所指責，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盡管皇上沒有給議政王、貝勒、大臣定上專擅會議之罪，但安親王嶽樂等王大臣，當然已經完全知道了帝之旨意所在，於是放棄取消巡方之舊議，於十一月十一日遵旨議奏：“禦史一官，原為察吏安民而設，其直省巡方，應仍舊差遣。”③《清世祖實錄》第142卷第13頁；第13、14頁。
世祖福臨立於當日降旨批準其議說：“巡方職在察吏安民，關係重大，年來屢停屢複，原為計安民生，澄清吏治，故不得不加詳慎，欲照舊議差，恐仍踵前轍，於地方無益有害，欲概為停止，又恐各督撫職掌煩巨，不能親巡詳察，其貽誤地方亦複不小。今依諸王大臣等議，仍舊差遣，但立法更宜加嚴，考核益當矢公，巡方官奉命差出，務須大破從前積習，恪遵戒諭，不得視為故事。潔己，必賄賂盡絕，愛民，必屙癢相關，舉劾，必確當廉貪，興除，必熟籌利弊，間擬形名，必無枉無縱，訪拿豪蠹，必大惡大奸。地方遇有盜賊災荒，必據實馳奏，不許耽延欺蒙。減騶從以恤驛困，禁館設以紓民力，拒參謁以杜逢迎。督撫共爭地方，止許商確公事，不許私交饋遺。如不恪遵力行，一經發覺，必行重處。”③
此旨一下，巡方禦史仍差不停，滿臣漢官之間連續辯論四個多月的爭議，總算告一段落了。以陝西道試監察禦史陸光旭及兵部尚書梁清標、吏部侍郎石中等漢官為代表的漢官之議，算是取得了勝利，保住了禦史巡方之製。以議政王安親王嶽樂為首的議政王、貝勒、大臣遭到了失敗，未能取消巡按之製。比起六年前滿漢關於“逃人法”修訂之爭時漢臣徹底失敗而言，這次漢官是出了一口氣。但是，陸光旭所提出的讓漢臣與議“軍國重情”等要求，卻未被皇上理睬，而且陸光旭雖未遭帝懲處，可是其仕途前程卻就此斷送了。若按他奏疏所顯示出的才幹，他完全可以逐漸高升，十年八年之內，當個侍郎甚至尚書，都很有可能，然而並未出現這樣的前景，從此以後，他便不再為人所曉了。而且，他所拚死爭得的遣官巡方，在順治皇帝病故之後，也被取消了。順治十八年五月初四，都察院議複：滿洲旗兵部尚書管左都禦史史阿思哈條奏：各省巡按差宜停止，俟二三年之後選重臣巡察。應劄行各省巡按將事務交與撫臣，速行來京。四大輔臣批準其議。《清聖祖實錄》第2卷第24頁。這一天，距順治帝病逝之日僅有四個月，離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皇上降旨決定仍留巡按之日，也隻有五個多月。滿臣漢官之間關於禦史巡方製的爭論，最後仍是滿勝漢敗。
第四節嚴行“逃人法”設十三衙門。
一、重懲“窩主”千萬黎民喪生。
順治皇帝福臨親政以後，以英君名主自期，勵精圖治，決心做一番事業，在文治武功兩方麵取得不小成就，但也有不少欠妥之處，其中應屬大弊者，當算是嚴行“逃人法”和設立十三衙門。尤其是前者，遭到漢官激烈反對，滿臣則堅主厲行“逃人法”，雙方激烈爭論。漢官在此事上之拚死以爭，在有清一代尚屬罕見。
所謂“逃人法”，指的是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對窩藏逃人之窩主的懲罪律例。滿洲汗、貝勒、台吉、大臣、官將及富裕之家，一向是役使包衣(亦稱“莊丁”)耕種己田，收取租穀租銀，攤派各種差役。包衣就是奴仆，家主可以將其打罵、買賣、贈送和遺傳與子女，但不能無故處死。從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到順治帝親政這幾十年裏，汗(帝)、王、貝勒、貝子、公和八旗異姓公侯伯子男及大臣，皆占有數十數百乃至數千名包衣，按照“計丁授田”（一丁三十畝)原則，分占田地，建立莊園，役使包衣耕種。順治時清帝及王公大臣又逼迫漢民投充為奴，有的投充人還帶地投充。這就是清帝所說的“滿洲借家仆資生”。《清聖祖實錄》第14卷第2頁。由於家主的任情拷打和嚴重剝削，包衣無法忍受，不斷地大批逃亡。為了禁止包衣逃走，保證莊園勞動人手，維護封建莊園，清太祖便以“若無阿哈(包衣)，主何能生？”而嚴厲禁止包衣逃亡，違者基本上處以死刑，窩留包衣之人，“定為盜賊之罪”。《滿文老檔？太祖》第17卷；李民：《建州聞見錄》。清太宗皇太極規定：“逃人犯至四次者，處死”，收留逃人者從重治罪。康熙《大清會典》第107卷。
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多爾袞率軍入京定鼎中原後，一再下諭禁止包衣逃走和重懲收留包衣的“窩主”。初係將窩主處死，不久改為鞭笞，但到了順治三年五月初五，睿王又以帝之名義諭告兵部從重懲處容留逃亡包衣之人說：“隱匿滿洲家人，向來定擬重罪，朕心不忍，減為鞭笞，豈料愚民不體軫恤之心，反多隱匿之弊，在在容留，不行舉首，隻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著“更定新律，嚴為飭行”。隨即議準：“隱匿滿洲逃人，不行舉首，或被旁人訐告，或查獲，或地方官察出，即將隱匿之人及鄰佑九家、甲長、鄉約人等，提送刑部勘問的確，將逃人鞭一百，歸還原主。隱匿犯人從重治罪，其家貲無多者，斷給失主，家貲豐厚者，或半給，或全給，請旨定奪處分。首告之人，將本犯家貲三分之一賞給，不出百兩之外。其鄰佑九家、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清世祖實錄》第26卷第4頁。
過了兩年多，順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攝政王感到處罰窩主太重，諭令略微減輕說：“向來申嚴隱匿逃人之法，原以滿洲官兵身經百戰，或有因父戰歿而以所俘賞其子者，或有因兄戰歿而以所俘賞其弟者，或有親身舍死戰獲者，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其言亦自有理，故先令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今再四思維，逃人雖係滿洲官兵功苦所獲，而前令未免過重，自今以後，若隱匿逃人，被人告發，或本主認得，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兩鄰各責三十板，十家長責二十板，地方官俟計察時並議。”《清世祖實錄》第43卷第9、10頁。
不管是將窩主處死，還是免死流徙，處罰都太重，太殘酷，太不盡情理。所謂窩主，主要可分為四類，一係逃人(即逃亡包衣之簡稱)之父母妻子兄弟叔侄等親屬，骨肉至親，怎能不留。二是朋友、親戚或先前熟識之人。三係旅店、作坊、店鋪、船隻、住戶，因不知情而留宿、雇傭、搭載逃人。四乃平白無故，被奸惡歹徒訛詐不遂誣陷遭害者。也有或不知其係逃人，或已明其身份，但仍與之婚娶者，情形多種多樣。順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萬餘丁，十一年為二十三萬二千餘丁，十四年有二十三萬七千餘丁。姑按攝政王所說“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打個折扣，照一年一萬逃人計算，則至少有一萬名窩主要被斬殺或流徙，有一萬家財產要被籍沒，還有數以萬計的鄰佑、甲長、鄉約連坐流徙。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逃人，要連累數以萬計的窩主、鄰佑，年複一年，牽連之人日益增多，到順治十一二年，所懲處之窩主鄰佑、甲長不啻多達數十萬人和數十萬戶，再加上起解至京的沿途差派，直隸及鄰近之山東、山西、河南，其驛擾民間之嚴重，可想而知。因此漢官之中有見識和膽略者，一直對“逃人法”十分反感，一有機會，便想盡各種方式加以指責諫阻，欲圖取消“逃人法”或大大減輕其禍害。尤其是到了順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逃人法”禍害太甚，漢官出麵諫阻者就更多。
順治九年，吏科給事中魏裔介奏稱：“攝政王時，隱匿逃人，立法太嚴，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等也。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下拂民心，上幹天和，非群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這是世祖親政後第一個言及逃人法者。《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傳》。
順治十年七月初九，吏科右給事中王禎奏稱：邇者霪雨為災，河水汛濫，沿河一帶，城郭廬舍漂沒殆盡。直隸被水淹處，萬民流離，扶老攜幼，就食山東，但逃人法嚴，不敢收留，流民啼號轉徙。《清世祖實錄》第77卷第5頁。此疏比較婉轉地涉及了“逃人法”。
過了半年，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兵部督捕右侍郎魏奏：“籍沒止以處叛逆，強盜已無籍沒之條，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窩主則行籍沒，逃輕窩重，非法之平，今欲除籍沒之法，須先定窩逃之罪，請下議政諸臣會議，務期均平，以便遵守。”《清世祖實錄》第80卷第15頁。這是漢臣中第一位正式評議逃人法有失公平之人，而且這個批評者還不是一般的科道言官，而是兵部督捕右侍郎。兵部督捕衙門是剛於一個月前成立的新機構，設兵部督捕滿漢侍郎各一員，增司官各六員，“專理緝逃捕寇諸事”。《清世祖實錄》第79卷第21頁。實際上它主要是專理緝捕逃亡包衣事務。這位漢侍郎魏，久任言官，曾疏劾漕運總督恭順侯吳惟華和鄖陽撫治趙兆麟，頗有敢言之風，順治九年授順天府丞，不久遷大理寺卿，十年十二月調任兵部督捕右侍郎。在他奏上此疏後，吏科右給事中王禎跟著也奏請減輕對窩主的懲處說：“窩逃既議發盛京屯種，若複將田產入官，是仍行籍沒，請照充軍例，止發本身夫婦，其餘家口田產俱免追論。至窩主既遣，又議令鄰佑、保甲、縣官出銀四十兩，給予逃人之主，恐此例一開，啟貪得者之心，因而生事害人，深屬未便。”《清世祖實錄》第81卷第17頁。這兩道奏疏皆依帝諭下所司議處。
魏見久未議複，於順治十一年六月初六再次上疏奏請減輕已故窩主之家屬處分說：“窩逃之人，審實，例應羈候，提到家口，一同發遣，令暑疫盛行，絡繹病亡，屍骸暴露。臣思窩主之罪，原不至死，況既經監斃，其妻子係寡婦孤兒，道路誰為看視，即到盛京，誰與贍養，恐死於饑餓者不知其幾也。祈皇上格外施恩，凡窩主已故者，家口免其流徙，田宅免其報部，則澤及枯骨矣。”《清世祖實錄》第84卷第3頁。
魏此奏，合法合情。姑且不談窩主是否應該遭受比強盜還重的懲罰，即按此例處治，也是罪在戶主，其家眷乃係株連而徙。窩主本非死罪，今既已監斃，就算是已經遭受了更重的懲治了，其家眷自然可以因親人之慘死而稍減其刑，何況戶主一死，孤兒寡婦誰為照料，到達徙地之後，又誰為贍養？豈非又將屍棄異鄉！若予寬恩，豈不更增加號稱愛民如子的皇上“恩養”小民之光輝！
但是，出乎魏的意料，兩個多月前還連下聖諭，宣稱“四海蒼生，皆朕赤子”，“直隸水潦為災，人民困苦，饑餓流移，深軫朕懷”，《清世祖實錄》第81卷第13頁，第82卷第10頁。發銀二十四萬兩，遣派大臣分往賑濟的當今皇上福臨，竟大發雷霆，降旨嚴厲斥責魏說：“滿洲家人，係先朝將士血戰所得，故窩逃之禁甚嚴，近年屢次寬減，罪止流徙。且逃人多至數萬，所獲不及十一，督捕衙門屢經具奏，魏明知，何得又欲求減，顯見偏私示恩，殊為可恨，著議政諸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會同從重議處具奏。”③《清世祖實錄》第84卷第3頁；第8頁。
過了六天，六月十二日，議政王濟爾哈朗等會議魏之過奏稱：督捕侍郎魏統司緝捕，一年之內逃人至於數萬，所獲未及數千，不思嚴加追獲，“反行疏請將恩赦不免之窩逃大罪，照小罪執審例求減，以寬逃禁，欲使滿洲家人盡數逃散，奸詭之謀顯然。魏應論絞”。帝降旨批示：“王等議良是。魏本當重處，姑從寬宥，著降三級調用。”③。
比如，順治二年，共有淮揚、宣大山西、陝西三邊、浙閩、湖廣四川、總漕、總河七位總督，都是漢軍旗人。淮揚總督王文奎，故明生員，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於遵化降金，入值文館，後隸漢軍鑲白旗，崇德元年(1636)授弘文院學士，順治元年出任保定巡撫，二年擢淮揚總督，四年革任，八年複任，直到十一年。宣大山西總督馬國柱，遼陽人，天聰間以生員入值文館，隸漢軍正白旗，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順治元年擢左僉都禦史，出任山西巡撫，二年升宣大山西總督，四年移任江南江西河南總督(六年起，河南與直隸並，改為江南江西總督)，直至十一年休致。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直隸永平人，原前明副將，罷任家居，天聰四年降，仍為副將，後隸漢軍鑲紅旗，曆任刑部漢承政、左參政，順治元年改刑部左侍郎，二年出任陝西三邊總督，直到十年病卒。浙閩總督張存仁，遼陽人，明副將，天聰五年降，隸漢軍鑲藍旗，崇德元年任都察院承政，二年授浙江福建總督，到五年病休，六年又起用為直隸山東河南總督，九年病故。湖廣四川總督羅繡錦，遼陽人，後隸鑲藍旗漢軍，天聰五年由生員授工部啟心郎，八年任國史院學士，順治元年出任河南巡撫，二年擢湖廣四川總督，九年卒於官。總漕由王文奎兼。河道總督楊方興，廣寧生員，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降金，天聰時入值文館，崇德元年擢內秘書院學士，後隸漢軍鑲白旗，順治元年授河道總督，直到順治十四年。
再以此時議停巡按的順治十七年為例，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川陝總督李國英，福建總督李率泰，浙江總督趙國祚，湖廣總督李蔭祖，兩廣總督李棲鳳，雲南總督趙廷臣，漕運總督兼鳳陽巡撫蔡士英，都是漢軍旗人。
巡撫一職，漢軍與漢人兼用，漢軍略多於漢人。順治元年設有順天、天津、保定、宣府、山東、登萊、山西、河南八位巡撫，其中漢軍旗人任巡撫的有雷興、王文奎、陳錦、馬國柱、羅繡錦五人。故《清史稿》第二百三十九卷記述了李棲鳳、馬國柱、王文奎、雷興等人事績後，評論說：“順治初，諸督撫多自文館出。蓋國方新造，用滿臣與民閡，用漢臣又與政地閡，惟文館諸臣本為漢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浹，政令皆習聞，為最宜也。”順治九年吏科給事中魏裔介也針對督撫多用入關之前舊人而奏諫說：“督撫重臣宜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傳》。
從上述情形便可了解，為什麽議政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安親王嶽樂等議政王、貝勒、大臣，對巡按之製十分不滿，幾次奏請將它取消，也可以知悉安親王嶽樂等稱巡按之留撤與己無有利害關係之說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純係騙人之詞。因為，既然督撫多係遼左舊人，多係漢軍旗人，那麽他們的任革升降，便與議政王、貝勒有著密切的關係。八旗製度下，旗人必須編入八旗各牛錄，聽從本牛錄、本甲喇、本旗固山額真、甲喇章京、牛錄章京的管轄，如係下五旗，他們更分別是該旗王、貝勒、貝子、公的屬人，與本主有君臣之義，他們的出仕為官及升降任免，在相當大程度上，與本主(或某王，或某貝勒、貝子、公)有很大的關係，他們也必須為本主效勞服務，貢納金銀財帛，漢軍旗人對本主更是畢恭畢敬，更受到本主(某王、某貝勒、某貝子、某公)的關照和保護。總督、巡撫是一省或一二省二三省之長，除朝廷外，無人敢對他們說個不字，可是，有了禦史巡方之製，巡按到達本省，就與督撫實際上形成了分庭抗禮局麵，動不動就要密折疏參，給督撫帶來了很多麻煩，使其權力受到影響。有的督撫還因遭受巡按彈劾而被革職問罪，像江南巡按秦世禎疏劾江寧巡撫土國寶，土國寶被革職嚴訊，畏罪自殺；巡漕禦史張中元彈劾漕運總督吳惟華貪黷不法，吳被革職逮訊。因此，多數督撫討厭巡按，他們當然會向本主稟報此情，以激怒王、貝勒、貝子、公。這就是議政王、貝勒多次奏請停派巡按的重要原因。這一點，時人也有評述者，談遷在《北遊錄》中之《顧仁》條，便指出了“滿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之論。
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及陸光旭分別回奏後，世祖福臨於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降旨批示：“凡會議政事，原應滿漢公同商確，斟酌事理，歸於至當，不拘滿漢，皆可具稿，尚未定議，即各分具稿，殊為不合，著嚴飭行。陸光旭身為言官，國家利弊，應據實指陳，何得以過激之詞具奏，亦屬不合，著飭行。”《清世祖實錄》第141卷第10頁。
此諭既訓斥了議政王、貝勒、大臣“尚未定議，即各分具稿”，但又未接受陸光旭參述王、貝勒排斥漢官、獨斷專擅之意見，換句話說，王、貝勒隻是方式欠妥，並未犯實質性錯誤，同時也對陸有所指責，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盡管皇上沒有給議政王、貝勒、大臣定上專擅會議之罪，但安親王嶽樂等王大臣，當然已經完全知道了帝之旨意所在，於是放棄取消巡方之舊議，於十一月十一日遵旨議奏：“禦史一官，原為察吏安民而設，其直省巡方，應仍舊差遣。”③《清世祖實錄》第142卷第13頁；第13、14頁。
世祖福臨立於當日降旨批準其議說：“巡方職在察吏安民，關係重大，年來屢停屢複，原為計安民生，澄清吏治，故不得不加詳慎，欲照舊議差，恐仍踵前轍，於地方無益有害，欲概為停止，又恐各督撫職掌煩巨，不能親巡詳察，其貽誤地方亦複不小。今依諸王大臣等議，仍舊差遣，但立法更宜加嚴，考核益當矢公，巡方官奉命差出，務須大破從前積習，恪遵戒諭，不得視為故事。潔己，必賄賂盡絕，愛民，必屙癢相關，舉劾，必確當廉貪，興除，必熟籌利弊，間擬形名，必無枉無縱，訪拿豪蠹，必大惡大奸。地方遇有盜賊災荒，必據實馳奏，不許耽延欺蒙。減騶從以恤驛困，禁館設以紓民力，拒參謁以杜逢迎。督撫共爭地方，止許商確公事，不許私交饋遺。如不恪遵力行，一經發覺，必行重處。”③
此旨一下，巡方禦史仍差不停，滿臣漢官之間連續辯論四個多月的爭議，總算告一段落了。以陝西道試監察禦史陸光旭及兵部尚書梁清標、吏部侍郎石中等漢官為代表的漢官之議，算是取得了勝利，保住了禦史巡方之製。以議政王安親王嶽樂為首的議政王、貝勒、大臣遭到了失敗，未能取消巡按之製。比起六年前滿漢關於“逃人法”修訂之爭時漢臣徹底失敗而言，這次漢官是出了一口氣。但是，陸光旭所提出的讓漢臣與議“軍國重情”等要求，卻未被皇上理睬，而且陸光旭雖未遭帝懲處，可是其仕途前程卻就此斷送了。若按他奏疏所顯示出的才幹，他完全可以逐漸高升，十年八年之內，當個侍郎甚至尚書，都很有可能，然而並未出現這樣的前景，從此以後，他便不再為人所曉了。而且，他所拚死爭得的遣官巡方，在順治皇帝病故之後，也被取消了。順治十八年五月初四，都察院議複：滿洲旗兵部尚書管左都禦史史阿思哈條奏：各省巡按差宜停止，俟二三年之後選重臣巡察。應劄行各省巡按將事務交與撫臣，速行來京。四大輔臣批準其議。《清聖祖實錄》第2卷第24頁。這一天，距順治帝病逝之日僅有四個月，離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皇上降旨決定仍留巡按之日，也隻有五個多月。滿臣漢官之間關於禦史巡方製的爭論，最後仍是滿勝漢敗。
第四節嚴行“逃人法”設十三衙門。
一、重懲“窩主”千萬黎民喪生。
順治皇帝福臨親政以後，以英君名主自期，勵精圖治，決心做一番事業，在文治武功兩方麵取得不小成就，但也有不少欠妥之處，其中應屬大弊者，當算是嚴行“逃人法”和設立十三衙門。尤其是前者，遭到漢官激烈反對，滿臣則堅主厲行“逃人法”，雙方激烈爭論。漢官在此事上之拚死以爭，在有清一代尚屬罕見。
所謂“逃人法”，指的是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對窩藏逃人之窩主的懲罪律例。滿洲汗、貝勒、台吉、大臣、官將及富裕之家，一向是役使包衣(亦稱“莊丁”)耕種己田，收取租穀租銀，攤派各種差役。包衣就是奴仆，家主可以將其打罵、買賣、贈送和遺傳與子女，但不能無故處死。從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到順治帝親政這幾十年裏，汗(帝)、王、貝勒、貝子、公和八旗異姓公侯伯子男及大臣，皆占有數十數百乃至數千名包衣，按照“計丁授田”（一丁三十畝)原則，分占田地，建立莊園，役使包衣耕種。順治時清帝及王公大臣又逼迫漢民投充為奴，有的投充人還帶地投充。這就是清帝所說的“滿洲借家仆資生”。《清聖祖實錄》第14卷第2頁。由於家主的任情拷打和嚴重剝削，包衣無法忍受，不斷地大批逃亡。為了禁止包衣逃走，保證莊園勞動人手，維護封建莊園，清太祖便以“若無阿哈(包衣)，主何能生？”而嚴厲禁止包衣逃亡，違者基本上處以死刑，窩留包衣之人，“定為盜賊之罪”。《滿文老檔？太祖》第17卷；李民：《建州聞見錄》。清太宗皇太極規定：“逃人犯至四次者，處死”，收留逃人者從重治罪。康熙《大清會典》第107卷。
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多爾袞率軍入京定鼎中原後，一再下諭禁止包衣逃走和重懲收留包衣的“窩主”。初係將窩主處死，不久改為鞭笞，但到了順治三年五月初五，睿王又以帝之名義諭告兵部從重懲處容留逃亡包衣之人說：“隱匿滿洲家人，向來定擬重罪，朕心不忍，減為鞭笞，豈料愚民不體軫恤之心，反多隱匿之弊，在在容留，不行舉首，隻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著“更定新律，嚴為飭行”。隨即議準：“隱匿滿洲逃人，不行舉首，或被旁人訐告，或查獲，或地方官察出，即將隱匿之人及鄰佑九家、甲長、鄉約人等，提送刑部勘問的確，將逃人鞭一百，歸還原主。隱匿犯人從重治罪，其家貲無多者，斷給失主，家貲豐厚者，或半給，或全給，請旨定奪處分。首告之人，將本犯家貲三分之一賞給，不出百兩之外。其鄰佑九家、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清世祖實錄》第26卷第4頁。
過了兩年多，順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攝政王感到處罰窩主太重，諭令略微減輕說：“向來申嚴隱匿逃人之法，原以滿洲官兵身經百戰，或有因父戰歿而以所俘賞其子者，或有因兄戰歿而以所俘賞其弟者，或有親身舍死戰獲者，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其言亦自有理，故先令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今再四思維，逃人雖係滿洲官兵功苦所獲，而前令未免過重，自今以後，若隱匿逃人，被人告發，或本主認得，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兩鄰各責三十板，十家長責二十板，地方官俟計察時並議。”《清世祖實錄》第43卷第9、10頁。
不管是將窩主處死，還是免死流徙，處罰都太重，太殘酷，太不盡情理。所謂窩主，主要可分為四類，一係逃人(即逃亡包衣之簡稱)之父母妻子兄弟叔侄等親屬，骨肉至親，怎能不留。二是朋友、親戚或先前熟識之人。三係旅店、作坊、店鋪、船隻、住戶，因不知情而留宿、雇傭、搭載逃人。四乃平白無故，被奸惡歹徒訛詐不遂誣陷遭害者。也有或不知其係逃人，或已明其身份，但仍與之婚娶者，情形多種多樣。順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萬餘丁，十一年為二十三萬二千餘丁，十四年有二十三萬七千餘丁。姑按攝政王所說“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打個折扣，照一年一萬逃人計算，則至少有一萬名窩主要被斬殺或流徙，有一萬家財產要被籍沒，還有數以萬計的鄰佑、甲長、鄉約連坐流徙。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逃人，要連累數以萬計的窩主、鄰佑，年複一年，牽連之人日益增多，到順治十一二年，所懲處之窩主鄰佑、甲長不啻多達數十萬人和數十萬戶，再加上起解至京的沿途差派，直隸及鄰近之山東、山西、河南，其驛擾民間之嚴重，可想而知。因此漢官之中有見識和膽略者，一直對“逃人法”十分反感，一有機會，便想盡各種方式加以指責諫阻，欲圖取消“逃人法”或大大減輕其禍害。尤其是到了順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逃人法”禍害太甚，漢官出麵諫阻者就更多。
順治九年，吏科給事中魏裔介奏稱：“攝政王時，隱匿逃人，立法太嚴，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以言官陳說，始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等也。若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下拂民心，上幹天和，非群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這是世祖親政後第一個言及逃人法者。《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傳》。
順治十年七月初九，吏科右給事中王禎奏稱：邇者霪雨為災，河水汛濫，沿河一帶，城郭廬舍漂沒殆盡。直隸被水淹處，萬民流離，扶老攜幼，就食山東，但逃人法嚴，不敢收留，流民啼號轉徙。《清世祖實錄》第77卷第5頁。此疏比較婉轉地涉及了“逃人法”。
過了半年，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兵部督捕右侍郎魏奏：“籍沒止以處叛逆，強盜已無籍沒之條，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窩主則行籍沒，逃輕窩重，非法之平，今欲除籍沒之法，須先定窩逃之罪，請下議政諸臣會議，務期均平，以便遵守。”《清世祖實錄》第80卷第15頁。這是漢臣中第一位正式評議逃人法有失公平之人，而且這個批評者還不是一般的科道言官，而是兵部督捕右侍郎。兵部督捕衙門是剛於一個月前成立的新機構，設兵部督捕滿漢侍郎各一員，增司官各六員，“專理緝逃捕寇諸事”。《清世祖實錄》第79卷第21頁。實際上它主要是專理緝捕逃亡包衣事務。這位漢侍郎魏，久任言官，曾疏劾漕運總督恭順侯吳惟華和鄖陽撫治趙兆麟，頗有敢言之風，順治九年授順天府丞，不久遷大理寺卿，十年十二月調任兵部督捕右侍郎。在他奏上此疏後，吏科右給事中王禎跟著也奏請減輕對窩主的懲處說：“窩逃既議發盛京屯種，若複將田產入官，是仍行籍沒，請照充軍例，止發本身夫婦，其餘家口田產俱免追論。至窩主既遣，又議令鄰佑、保甲、縣官出銀四十兩，給予逃人之主，恐此例一開，啟貪得者之心，因而生事害人，深屬未便。”《清世祖實錄》第81卷第17頁。這兩道奏疏皆依帝諭下所司議處。
魏見久未議複，於順治十一年六月初六再次上疏奏請減輕已故窩主之家屬處分說：“窩逃之人，審實，例應羈候，提到家口，一同發遣，令暑疫盛行，絡繹病亡，屍骸暴露。臣思窩主之罪，原不至死，況既經監斃，其妻子係寡婦孤兒，道路誰為看視，即到盛京，誰與贍養，恐死於饑餓者不知其幾也。祈皇上格外施恩，凡窩主已故者，家口免其流徙，田宅免其報部，則澤及枯骨矣。”《清世祖實錄》第84卷第3頁。
魏此奏，合法合情。姑且不談窩主是否應該遭受比強盜還重的懲罰，即按此例處治，也是罪在戶主，其家眷乃係株連而徙。窩主本非死罪，今既已監斃，就算是已經遭受了更重的懲治了，其家眷自然可以因親人之慘死而稍減其刑，何況戶主一死，孤兒寡婦誰為照料，到達徙地之後，又誰為贍養？豈非又將屍棄異鄉！若予寬恩，豈不更增加號稱愛民如子的皇上“恩養”小民之光輝！
但是，出乎魏的意料，兩個多月前還連下聖諭，宣稱“四海蒼生，皆朕赤子”，“直隸水潦為災，人民困苦，饑餓流移，深軫朕懷”，《清世祖實錄》第81卷第13頁，第82卷第10頁。發銀二十四萬兩，遣派大臣分往賑濟的當今皇上福臨，竟大發雷霆，降旨嚴厲斥責魏說：“滿洲家人，係先朝將士血戰所得，故窩逃之禁甚嚴，近年屢次寬減，罪止流徙。且逃人多至數萬，所獲不及十一，督捕衙門屢經具奏，魏明知，何得又欲求減，顯見偏私示恩，殊為可恨，著議政諸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會同從重議處具奏。”③《清世祖實錄》第84卷第3頁；第8頁。
過了六天，六月十二日，議政王濟爾哈朗等會議魏之過奏稱：督捕侍郎魏統司緝捕，一年之內逃人至於數萬，所獲未及數千，不思嚴加追獲，“反行疏請將恩赦不免之窩逃大罪，照小罪執審例求減，以寬逃禁，欲使滿洲家人盡數逃散，奸詭之謀顯然。魏應論絞”。帝降旨批示：“王等議良是。魏本當重處，姑從寬宥，著降三級調用。”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