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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力排障礙傾心漢化(7)
早在兩個月前懲治李呈祥時，順治帝就一再指責漢官“生異意”，“六部大臣互相結黨，殊不合理”。《清世祖實錄》第72卷第4―7頁。這實際上已閃爍著將對漢官進行限製和懲處的點點火花。這次十年四月初九九卿科道奉諭會議任珍案時，帝閱過陳名夏等二十八名漢官之議後，甚為惱怒，降旨批示：“漢官所議有反開展辯之端，坐以應得之罪等語，是誰展辯，應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這明明是強詞奪理，欲圖加罪漢臣。陳名夏等心知不妙，隻好絞盡腦汁，斟酌詞句，回奏說：“任珍不承大罪，猶然巧辯，若止據告詞定罪，恐無以服其心，臣等所謂恐反開展辯者此也。然負恩犯法，原議處死，臣等所謂應得之罪者此也。但律無正條，似應勒令自盡。”《清世祖實錄》第74卷第6頁。陳名夏等之回奏，雖在最後一句寫上似應勒令任珍自盡，好像是讚同了刑部及九卿科道等衙門滿官之議，實際上仍然堅持原議，認為不該如此處理。因為，他們依舊認為既然任珍不承認大罪，就不能“止據告詞定罪”，否則，“無以服其心”。這句話也意味著，隻據告詞定罪是不合法的，不隻無以服任珍之心，亦難服眾。但是，陳名夏等也看明白了，皇上已經讚同刑部的審查結論，且已“止據告詞定罪”了，諭旨明確寫道，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恥”，如若仍說任珍無罪，恐必定上欺君抗旨之罪，故又奏稱任珍“負恩犯法”，應照刑部原議處死，以圖借此來緩和刑部、滿臣及皇上的憤怒。可是，他們又不完全甘心，不願眼睜睜地看到刑部違反刑律，“止據告詞定罪”，不願承認己議是徇私誤公故違聖旨，因而又加上了一條尾巴，奏稱“但律無正條，似應勒令自盡”。陳名夏等的回奏，轉了多少個彎，最後實際上仍然認為隻據告詞定任珍之罪，是不合法的，據此將其處死，也無律例可據，既然刑部要令其死，就讓任珍自盡罷了。
這一含義，順治帝不會看不出來，因而他更加大發雷霆，降旨嚴厲訓斥陳名夏等人說：“回奏內既雲應得之罪，律無正條，又雲似應勒令自盡。勒令自盡，是何盛世典例，欲致君堯舜者，豈有進此言之理。凡人自知有過，即從實引咎，乃大臣之道，若執為己是，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甚屬不合。爾群臣當副朕期望至意，洗滌更新，奈何溺黨類而踵弊習，著逐件再明白速奏。”②③《清世祖實錄》第74卷第6、7頁；第7頁；第7頁。此旨實係仗勢威逼，全無道理。一則堅按“告詞定罪”，二則給陳名夏等人定上“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和亂進狂言之過，三則硬說陳等此議是“溺黨類而踵弊習”。第三條更是荒謬，陳等與任珍素無交往，未受其賄，隻是據理據法議處，怎說是庇黨弊習。麵對此蠻橫無理之諭旨，陳名夏等人毫無辦法，隻有認咎請罪。他們回奏說：“臣等妄擬勒令任珍自盡，實非盛世典例，又不折其巧辯，但罪以醜惡，臣等之議，實屬謬誤，謹束身待罪。”②。
順治帝抓住時機，乘勢降旨嚴斥說：“朕覽回奏詞語，全是蒙混支吾，竟不身任咎過，更巧為遮飾，將有心之事，佯作誤失，大臣之道，果如是乎！陳名夏、陳之遴等，有曾獲大罪者，有革職者，亦有被論者，朕每從寬宥，使之改新，今複如此，朕之期望盡虛矣。且屢諭眾官修省，奈何依然不改，踵襲宿弊，一至於此。朕不時召見，耳提麵命，將此恩遇，竟置何地耶！理宜從重議處，著內三院、九卿滿漢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並六部郎中等官，即集午門外，嚴行議罪，作速奏聞，毋得延緩。”③。
滿洲大臣當然萬分歡欣，遵旨加重議懲，漢官在此惡劣形勢下，自然噤若寒蟬，唯滿臣之言為是。“於是會議：名夏、之遴屢獲大罪，俱蒙恩留用，今複巧為欺蒙，俱應論死。之俊職司耳目，反依附黨類，亦應論死。尚書胡世安、王永吉、劉昌，副都禦史傅景星，科臣魏象樞、楊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劉顯績，禦史朱鼎延、馮右京、張，徇黨負恩，欺誑巧飾，應流徙。侍郎孫廷、張端、呂崇烈、張秉貞、張鼎延、衛周允，卿徐起元、韓源，俱徇黨附和，應革職，永不敘用。侍郎孫承澤、成克鞏，禦史潘朝選，回奏未列名，應革職。禦史朱紱，未與前議，應降一級，調外用”。②《清世祖實錄》第74卷第8頁。
此議太重了，姑且不說陳名夏等人並非結黨徇私壞法違旨，而是據理執法公允議事，根本不應懲處，就算是所議欠妥，也不應加上如此大罪，如此重辦。若依上議，則大學士、尚書、侍郎陳名夏等十七人或死或徙或革職，禦史科臣十員或徙或革職，一下就使二十八員漢大臣和言官死徙削官，懲處之重，空前罕有。而且這批漢臣中，不少係為帝賞識重用之能臣，在順治帝親政十年裏，這批漢臣中有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胡世安、王永吉、張端、成克鞏等七人先後當上了大學士。若照此懲處，則將漢臣中之能臣大都一網打盡，於國於民有害，僅隻於部分頑固、保守、低能力圖抓權的滿洲大臣有利。
順治帝當然知道這些人並非真有結黨欺君大罪，不少能臣還要重用，故而基本上擯棄了會議所擬處治之法，改為加恩從寬輕罰。他降旨批示：“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等，深負朕恩，本當依擬，姑從寬典，著各削去官銜二級，罰俸一年，仍供原職，陳名夏著罷署吏部事，自今以後，從新省改。胡世安等一十三員，免流徙，各降一級，罰俸一年，仍供原職。孫廷等八員，免革職，各罰俸九個月。孫承澤等三員，免革職，各罰俸六個月。朱紱，先未曾與議，未詳事由，免其降調。”②。
第二天，四月初十，順治帝福臨命大學士範文程、洪承疇、額色黑召集陳名夏等二十八人於午門，“諭曰：爾等得罪，悉由自陷其身也。初議錯誤，則亦已爾，及再三申飭，即當省改，豈可仍行混議。凡事會議，理應畫一，何以滿漢異議。雖事抑或有當異議者，何以滿洲官議內，無一漢官，漢官議內，無一滿洲官，此皆爾等心誌未協之故也。本朝之興，豈曾謀之爾漢官輩乎？故明三敗，豈屬誤於滿官之言乎？奈何不務和衷而恒見乖違也。自今以後，務改前非，同心圖效，以副朕眷顧之意，不然，朕雖欲爾貸，國法難容。至於都察院科道等官，職司言路，見有如此乖戾者，亦當即行糾彈。”②《清世祖實錄》第74卷第9頁；第9、10頁。
世祖此諭，畫龍點睛，道出了陳名夏等人挨訓受罰的奧秘，即他們之所以被懲治，關鍵是不讚同滿臣依帝旨意而定之擬議，而要另集漢臣為一議，與滿議相左，滿漢異議。半年前關於帝之親迎達賴，漢臣雖也與滿臣異議，也是滿漢各為一議，但最後皇上采納了漢臣之議，故不僅未受懲治，反而予以嘉獎。這次事件，肯定對漢官是一極有力的教訓，叫他們今後千萬莫違帝旨，莫與滿官作對。
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恭聽聖諭後回奏說：“臣等叨荷皇上厚恩，乃自陷重罪，僅冀免死爾，若仍留供職，如斯殊典，則萬不敢望一也。既受此洪恩，自分莫能仰報，惟有竭駑勉效而已。”其餘二十五臣亦奏稱：“臣等罪戾實大，恩宥至此，非所望也，願各改前非，竭力圖報。”②。
陳名夏此次雖僥幸過關，但在劫難逃，不到一年，便被絞死棄市了。
三、北相劾參南黨領袖絞死。
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京師甚至全國，都因一件大案而十分震驚，入主中原以來第一位漢大學士陳名夏竟被皇上下令絞死了。為什麽這位素受皇上賞識和倚任的才子、幹臣、能相，突然淪為階下囚且命喪黃泉？使其真正致死的罪狀和主要原因又是什麽？性質為何？後果怎樣？值得探討。現先將《清世祖實錄》第八十二卷關於此案情形的記錄摘述如下。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一，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寧完我上疏參劾大學士陳名夏結黨懷奸情事叵測說：
“臣思陳名夏屢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顧優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於我朝，孰意性生奸回，習成矯詐，痛恨我朝發，鄙陋我國衣冠，蠱惑故紳，號召南黨，布假局以行私，藏禍心而倡亂。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謂臣曰：要天下太平，隻依我一兩事，立就太平。臣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雲：隻須留頭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專在頭不頭，崇禎年間並未頭，因何至於亡國。為治之要，惟在法度嚴明，使官吏有廉，鄉紳不害人，兵馬眾強，民心悅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雖然，隻留頭發複衣冠，是第一要緊事。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今將結黨奸宄事跡，列款為皇上陳之。一、陳名夏父子居鄉暴惡，士民怨恨，全家避居江寧國公花園中，此園係無主產業，例應入官，價值十萬金，江寧各上司公捐銀三千兩，代為納價，見今名夏妻子居住。又故明吏部吳昌時女奸逃執訊，名夏子陳掖臣囑江寧各上司釋放為尼，因而包占。又掖臣橫行江寧城中，鞭責滿洲，破麵流血，鬧至總督公署，賠禮保放。又掖臣坐大橋，列棍扇，說人情，納賄賂，掣肘各官，俱敢怒而不敢言。……二、趙延先係陳名夏契交，名夏署吏部尚書時，徇私驟升，科臣郭一鶚言吏部升官，遲速不一，疏指延先為證。延先曆任日月，一鶚察記未詳，多開兩月，後自檢舉，名夏懷恨，欲處一鶚。劉正宗雲：趙延先曆任日月，若以多作少，一鶚有罪，今以少誤多，一鶚何罪！名夏聞言生嗔，語侵正宗，正宗不平，當眾寫本，欲參名夏，眾勸乃止。(另有庇護姻親浙江道史儒綱、吏科魏象樞等事)……臣痛思人臣貪酷犯科，國家癬疥之疾，不足憂也，惟懷奸結黨，陰謀潛移，禍關宗社，患莫大焉。陳名夏奸亂日甚，黨局日成，人鑒張？而莫敢聲言，臣舍殘軀以報答聖主，伏乞皇上將臣本發大臣確審具奏，法斷施行，則奸黨除而國家治安矣。”《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1―9頁。
世祖閱疏，降旨批示說：“這所參事情，著內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會同逐疑詳問，從重議罪具奏。”《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9頁。
帝旨傾向性十分明確，已斷定寧完我所參諸疑皆是事實，諭令群臣將陳名夏“從重議罪具奏”，群臣當然會遵旨而行。於是，吏部等衙門“會鞫大學士寧完我劾奏陳名夏諸疑，俱實。陳名夏論斬，家產籍沒，妻子流徙盛京”。帝命議政王、議政貝勒、議政大臣核議。三月十一日，議政王承澤親王碩塞等議奏：“陳名夏情罪重大，仍應論斬，妻子家產分散為奴。伊子陳掖臣，提到另行審結。”帝降旨批示：“陳名夏所犯之罪實大，理應處斬，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於市，著處絞。妻子家庭，免分散為奴。餘依議。”《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14頁。不久，將陳掖臣逮解至京，杖戍。《清史列傳》第79卷，《陳名夏傳》。
以上《清世祖實錄》關於陳名夏一案之記述，有兩個至關要緊的問題，使人不得不存有疑問。一係它寫道，吏部等衙門奉旨會讞後奏稱：“寧完我劾奏陳名夏諸疑，俱實。”即所劾諸罪，俱有證據，可見陳名夏諸罪皆是事實。但是《清史列傳》第79卷《陳名夏傳》卻就此事載稱：“名夏辯諸疑皆虛，惟留發、複衣冠，所言屬實。完我複與大學士劉正宗共證名夏攬權市恩欺罔罪，讞成，論斬。”《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陳名夏傳》亦寫道：“名夏辨諸疑皆虛，惟留發複衣冠，實有其語。完我與正宗共證名夏諸罪狀皆實，讞成、論斬。”《傳》、《稿》與《實錄》的記載，顯然大有區別，按《清史列傳》與《清史稿》的記載，陳名夏之諸項罪狀，沒有物證，隻有人證，而且人證隻有一名大學士劉正宗，再加上原告人寧完我，一告一證，就給陳名夏定上了、定實了原告人告陳諸罪，這樣的“鞫實”，實係鞫而未實，故《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之“論”講道：“正宗傾名夏。”
另一令人懷疑的是，三年多以前，即順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外轉禦史張煊曾疏劾當時任吏部尚書的陳名夏結黨營私，銓選不公，共有“十罪兩不法”。其疏所劾陳名夏十罪有：諂事睿王，及王事敗，反卸過於啟心郎寧古裏；名夏之父為民殺死，蒙恩賜銀歸葬，陳卻急於攬權，草率葬埋；特疏起用因薦舉賊人而被黜之李元鼎；越升姻親黃徽胤為太仆寺卿，私庇同鄉同姓，升七品編修陳之遴為宗伯；超升段國璋為太常寺卿；把持計典，曲意保全被劾之門生江南督學禦史李嵩陽；庇護同鄉同年左都禦史徐起元；力主優恤革職侍郎孫之獬；與富商牛射鬥聯姻，歲索數千金。兩不法為：專擅威福，批降本應援赦免議之太常少卿龔鼎孳；將援赦免議之禦史崔士俊批降外府推官。此疏還言及陳名夏與洪承疇、陳之遴於火神廟屏左右密議。《清世祖實錄》第57卷第12頁。
此時，順治帝福臨出狩在外，一切政事暫委巽親王滿達海，“王集諸王大臣，逐件審實，遂將名夏、承疇羈之別所，撥兵看守，以事關重大，馳使奏聞”。滿洲吏部尚書一等公譚泰袒護名夏，在帝回京諭命王貝勒貝子公侯暨眾大臣“質審廷議”之時，“譚泰咆哮攘臂，力庇黨人，務欲殺張煊以塞言路”。眾人迫於其勢，遂作出結論說：“諸疑多屬赦前，且有不實，煊向為禦史不言，今言於外轉之後，心懷妒忌，誣蔑大臣。張煊應論死，名夏等免議。”奏入，帝從其議。《清世祖實錄》第57卷第12頁，第62卷第4頁。
過了半年多，順治九年正月初十，世祖福臨諭告內三院說：處死譚泰後，想起張煊一案，疑其死有冤枉，故令陳名夏、洪承疇複發與鄭親王濟爾哈朗、承澤親王碩塞及內院、刑部大臣再次審理。“承疇招對俱實。獨名夏厲聲強辯，閃爍其詞，及詰問詞窮，乃哭訴投誠之功，朕始知名夏為輾轉狡詐之小人也，名夏罪實難逭。但朕有前旨，凡譚泰幹連之人，一概赦免，若仍執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將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祿仍舊，發正黃旗漢軍下，同閑散官隨朝”。張煊著厚加恤典，以其子任其父之官，仍加二級。《清世祖實錄》第62卷第5頁。
將張煊劾陳名夏與寧完我參陳名夏相比較，便可發現兩案之間，差別很大。其一，兩案審實之情不一。張煊所劾，有證有據，俱是事實，陳名夏亦“詰問詞窮”，而哭訴投誠之功，以求免死，可見其劾確是事實。但是，寧完我所劾諸疑，僅一人證，名夏除“留發複衣冠”之言外，其他諸罪一概否認，因而也難定死落實。其二，兩案處罰之法懸殊。三年多前陳名夏確實犯有“結黨營私，銓選不公”之罪，但帝隻令其解內三院大學士之任，“官品俸祿”仍舊。到九年十二月末，帝宴內大臣、大學士、漢尚書、侍衛於中和殿時，又“賜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等人朝服各一襲，“諭曰：爾等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潔己奉公，屬員自當效法，倘貪黷相尚，必至顛倒是非，不但公論不容，抑且國法難宥，爾等其思之”。《清世祖實錄》第70卷第31頁。過了十天，順治十年正月初十，帝即諭調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洪承疇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以陳名夏為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至此，對陳名夏之處罰，已完全取消了，而寧完我劾陳名夏，卻使陳遭受大禍，陳名夏成了入關以來第一個被處以死刑的漢大學士，懲罰何等之重！
為什麽順治帝福臨會在罪證缺乏的情形下，要將曾經為己賞識、倚任的能相陳名夏下諭絞死？原因固然很多，但看起來主要決定於三個因素。其一，才高黨眾禍由自取。這從陳名夏十年來在政局中的表現，反映得十分清楚。陳名夏乃江南溧陽人，才華橫溢，明崇禎十六年中進士，任翰林院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十七年三月降於大順軍李自成，南明福王時被定入“從賊案”。清順治二年七月，陳名夏至大名投誠。由保定巡撫王文奎疏薦，複其原官。名夏入謁睿王，請睿王即位稱帝，睿王雖拒其請，但賞識其人，立擢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時清兵下江南，九卿科道議南京設官因革裁並事，眾說紛紜，不能定議。名夏奏稱：“國家定鼎神京，居北製南，不當如前朝稱都會，宜去京之名”，“設官如諸行省”。攝政王盛讚其說，議遂定。順治五年初設六部漢尚書時，即授名夏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此時距其中進士之日，僅有五年，可見其超遷之快，更可見其之才幹為攝政王欣賞和重視。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袞卒，二十六日帝諭議政王大臣推選吏刑工三部滿尚書時，議準以原征南大將軍、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為吏部尚書。譚泰為帝倚任，擅權專政，名夏“黨附”譚泰，受其信任，因此，這位曾向睿王勸進理應定為睿王黨羽遭受懲處之人，竟不僅無罪，官居原職，且執掌銓選之權，“揣摩執政意旨，越格濫用匪人，以迎合固寵”，又成了譚泰的大紅人，於順治八年七月升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八月譚泰被誅，九年正月名夏以黨附譚泰“亂政”，被革任，但仍保留大學士之官品俸祿，十年正月初十又入內院，擔任內秘書院大學士，且在本月皇上多次來到內院時，與其他大學士一道，受帝召對，一再陳奏。正月三十日，世祖還特命學士圖海召陳名夏至，君臣二人暢議治國之道，名夏奏述，堪稱帝旨。這一天，可以說是陳名夏最光榮、最顯赫之日，其餘範文程、寧完我、洪承疇、額色黑、陳之遴等五位大學士，皆閑置於旁，唯他一人獨蒙帝寵。然而，福兮禍所伏，他複入內院僅有二十天，便壓倒群相，獨蒙長問，旁人能不生妒？他自己也不禁會忘乎所以，舊病複發，結黨營私，重登南黨領袖寶座，以致在十年四月會議任珍案時，敢於聚集二十七名漢大學士、尚書、都禦史、侍郎、禦史、科臣單持一議，與刑部、滿洲大臣遵循帝意而作出的擬議相對峙，怎能免禍！
這一含義，順治帝不會看不出來，因而他更加大發雷霆，降旨嚴厲訓斥陳名夏等人說：“回奏內既雲應得之罪，律無正條，又雲似應勒令自盡。勒令自盡，是何盛世典例，欲致君堯舜者，豈有進此言之理。凡人自知有過，即從實引咎，乃大臣之道，若執為己是，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甚屬不合。爾群臣當副朕期望至意，洗滌更新，奈何溺黨類而踵弊習，著逐件再明白速奏。”②③《清世祖實錄》第74卷第6、7頁；第7頁；第7頁。此旨實係仗勢威逼，全無道理。一則堅按“告詞定罪”，二則給陳名夏等人定上“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和亂進狂言之過，三則硬說陳等此議是“溺黨類而踵弊習”。第三條更是荒謬，陳等與任珍素無交往，未受其賄，隻是據理據法議處，怎說是庇黨弊習。麵對此蠻橫無理之諭旨，陳名夏等人毫無辦法，隻有認咎請罪。他們回奏說：“臣等妄擬勒令任珍自盡，實非盛世典例，又不折其巧辯，但罪以醜惡，臣等之議，實屬謬誤，謹束身待罪。”②。
順治帝抓住時機，乘勢降旨嚴斥說：“朕覽回奏詞語，全是蒙混支吾，竟不身任咎過，更巧為遮飾，將有心之事，佯作誤失，大臣之道，果如是乎！陳名夏、陳之遴等，有曾獲大罪者，有革職者，亦有被論者，朕每從寬宥，使之改新，今複如此，朕之期望盡虛矣。且屢諭眾官修省，奈何依然不改，踵襲宿弊，一至於此。朕不時召見，耳提麵命，將此恩遇，竟置何地耶！理宜從重議處，著內三院、九卿滿漢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並六部郎中等官，即集午門外，嚴行議罪，作速奏聞，毋得延緩。”③。
滿洲大臣當然萬分歡欣，遵旨加重議懲，漢官在此惡劣形勢下，自然噤若寒蟬，唯滿臣之言為是。“於是會議：名夏、之遴屢獲大罪，俱蒙恩留用，今複巧為欺蒙，俱應論死。之俊職司耳目，反依附黨類，亦應論死。尚書胡世安、王永吉、劉昌，副都禦史傅景星，科臣魏象樞、楊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劉顯績，禦史朱鼎延、馮右京、張，徇黨負恩，欺誑巧飾，應流徙。侍郎孫廷、張端、呂崇烈、張秉貞、張鼎延、衛周允，卿徐起元、韓源，俱徇黨附和，應革職，永不敘用。侍郎孫承澤、成克鞏，禦史潘朝選，回奏未列名，應革職。禦史朱紱，未與前議，應降一級，調外用”。②《清世祖實錄》第74卷第8頁。
此議太重了，姑且不說陳名夏等人並非結黨徇私壞法違旨，而是據理執法公允議事，根本不應懲處，就算是所議欠妥，也不應加上如此大罪，如此重辦。若依上議，則大學士、尚書、侍郎陳名夏等十七人或死或徙或革職，禦史科臣十員或徙或革職，一下就使二十八員漢大臣和言官死徙削官，懲處之重，空前罕有。而且這批漢臣中，不少係為帝賞識重用之能臣，在順治帝親政十年裏，這批漢臣中有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胡世安、王永吉、張端、成克鞏等七人先後當上了大學士。若照此懲處，則將漢臣中之能臣大都一網打盡，於國於民有害，僅隻於部分頑固、保守、低能力圖抓權的滿洲大臣有利。
順治帝當然知道這些人並非真有結黨欺君大罪，不少能臣還要重用，故而基本上擯棄了會議所擬處治之法，改為加恩從寬輕罰。他降旨批示：“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等，深負朕恩，本當依擬，姑從寬典，著各削去官銜二級，罰俸一年，仍供原職，陳名夏著罷署吏部事，自今以後，從新省改。胡世安等一十三員，免流徙，各降一級，罰俸一年，仍供原職。孫廷等八員，免革職，各罰俸九個月。孫承澤等三員，免革職，各罰俸六個月。朱紱，先未曾與議，未詳事由，免其降調。”②。
第二天，四月初十，順治帝福臨命大學士範文程、洪承疇、額色黑召集陳名夏等二十八人於午門，“諭曰：爾等得罪，悉由自陷其身也。初議錯誤，則亦已爾，及再三申飭，即當省改，豈可仍行混議。凡事會議，理應畫一，何以滿漢異議。雖事抑或有當異議者，何以滿洲官議內，無一漢官，漢官議內，無一滿洲官，此皆爾等心誌未協之故也。本朝之興，豈曾謀之爾漢官輩乎？故明三敗，豈屬誤於滿官之言乎？奈何不務和衷而恒見乖違也。自今以後，務改前非，同心圖效，以副朕眷顧之意，不然，朕雖欲爾貸，國法難容。至於都察院科道等官，職司言路，見有如此乖戾者，亦當即行糾彈。”②《清世祖實錄》第74卷第9頁；第9、10頁。
世祖此諭，畫龍點睛，道出了陳名夏等人挨訓受罰的奧秘，即他們之所以被懲治，關鍵是不讚同滿臣依帝旨意而定之擬議，而要另集漢臣為一議，與滿議相左，滿漢異議。半年前關於帝之親迎達賴，漢臣雖也與滿臣異議，也是滿漢各為一議，但最後皇上采納了漢臣之議，故不僅未受懲治，反而予以嘉獎。這次事件，肯定對漢官是一極有力的教訓，叫他們今後千萬莫違帝旨，莫與滿官作對。
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恭聽聖諭後回奏說：“臣等叨荷皇上厚恩，乃自陷重罪，僅冀免死爾，若仍留供職，如斯殊典，則萬不敢望一也。既受此洪恩，自分莫能仰報，惟有竭駑勉效而已。”其餘二十五臣亦奏稱：“臣等罪戾實大，恩宥至此，非所望也，願各改前非，竭力圖報。”②。
陳名夏此次雖僥幸過關，但在劫難逃，不到一年，便被絞死棄市了。
三、北相劾參南黨領袖絞死。
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京師甚至全國，都因一件大案而十分震驚，入主中原以來第一位漢大學士陳名夏竟被皇上下令絞死了。為什麽這位素受皇上賞識和倚任的才子、幹臣、能相，突然淪為階下囚且命喪黃泉？使其真正致死的罪狀和主要原因又是什麽？性質為何？後果怎樣？值得探討。現先將《清世祖實錄》第八十二卷關於此案情形的記錄摘述如下。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一，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寧完我上疏參劾大學士陳名夏結黨懷奸情事叵測說：
“臣思陳名夏屢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顧優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於我朝，孰意性生奸回，習成矯詐，痛恨我朝發，鄙陋我國衣冠，蠱惑故紳，號召南黨，布假局以行私，藏禍心而倡亂。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謂臣曰：要天下太平，隻依我一兩事，立就太平。臣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雲：隻須留頭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專在頭不頭，崇禎年間並未頭，因何至於亡國。為治之要，惟在法度嚴明，使官吏有廉，鄉紳不害人，兵馬眾強，民心悅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雖然，隻留頭發複衣冠，是第一要緊事。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今將結黨奸宄事跡，列款為皇上陳之。一、陳名夏父子居鄉暴惡，士民怨恨，全家避居江寧國公花園中，此園係無主產業，例應入官，價值十萬金，江寧各上司公捐銀三千兩，代為納價，見今名夏妻子居住。又故明吏部吳昌時女奸逃執訊，名夏子陳掖臣囑江寧各上司釋放為尼，因而包占。又掖臣橫行江寧城中，鞭責滿洲，破麵流血，鬧至總督公署，賠禮保放。又掖臣坐大橋，列棍扇，說人情，納賄賂，掣肘各官，俱敢怒而不敢言。……二、趙延先係陳名夏契交，名夏署吏部尚書時，徇私驟升，科臣郭一鶚言吏部升官，遲速不一，疏指延先為證。延先曆任日月，一鶚察記未詳，多開兩月，後自檢舉，名夏懷恨，欲處一鶚。劉正宗雲：趙延先曆任日月，若以多作少，一鶚有罪，今以少誤多，一鶚何罪！名夏聞言生嗔，語侵正宗，正宗不平，當眾寫本，欲參名夏，眾勸乃止。(另有庇護姻親浙江道史儒綱、吏科魏象樞等事)……臣痛思人臣貪酷犯科，國家癬疥之疾，不足憂也，惟懷奸結黨，陰謀潛移，禍關宗社，患莫大焉。陳名夏奸亂日甚，黨局日成，人鑒張？而莫敢聲言，臣舍殘軀以報答聖主，伏乞皇上將臣本發大臣確審具奏，法斷施行，則奸黨除而國家治安矣。”《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1―9頁。
世祖閱疏，降旨批示說：“這所參事情，著內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會同逐疑詳問，從重議罪具奏。”《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9頁。
帝旨傾向性十分明確，已斷定寧完我所參諸疑皆是事實，諭令群臣將陳名夏“從重議罪具奏”，群臣當然會遵旨而行。於是，吏部等衙門“會鞫大學士寧完我劾奏陳名夏諸疑，俱實。陳名夏論斬，家產籍沒，妻子流徙盛京”。帝命議政王、議政貝勒、議政大臣核議。三月十一日，議政王承澤親王碩塞等議奏：“陳名夏情罪重大，仍應論斬，妻子家產分散為奴。伊子陳掖臣，提到另行審結。”帝降旨批示：“陳名夏所犯之罪實大，理應處斬，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於市，著處絞。妻子家庭，免分散為奴。餘依議。”《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14頁。不久，將陳掖臣逮解至京，杖戍。《清史列傳》第79卷，《陳名夏傳》。
以上《清世祖實錄》關於陳名夏一案之記述，有兩個至關要緊的問題，使人不得不存有疑問。一係它寫道，吏部等衙門奉旨會讞後奏稱：“寧完我劾奏陳名夏諸疑，俱實。”即所劾諸罪，俱有證據，可見陳名夏諸罪皆是事實。但是《清史列傳》第79卷《陳名夏傳》卻就此事載稱：“名夏辯諸疑皆虛，惟留發、複衣冠，所言屬實。完我複與大學士劉正宗共證名夏攬權市恩欺罔罪，讞成，論斬。”《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陳名夏傳》亦寫道：“名夏辨諸疑皆虛，惟留發複衣冠，實有其語。完我與正宗共證名夏諸罪狀皆實，讞成、論斬。”《傳》、《稿》與《實錄》的記載，顯然大有區別，按《清史列傳》與《清史稿》的記載，陳名夏之諸項罪狀，沒有物證，隻有人證，而且人證隻有一名大學士劉正宗，再加上原告人寧完我，一告一證，就給陳名夏定上了、定實了原告人告陳諸罪，這樣的“鞫實”，實係鞫而未實，故《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之“論”講道：“正宗傾名夏。”
另一令人懷疑的是，三年多以前，即順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外轉禦史張煊曾疏劾當時任吏部尚書的陳名夏結黨營私，銓選不公，共有“十罪兩不法”。其疏所劾陳名夏十罪有：諂事睿王，及王事敗，反卸過於啟心郎寧古裏；名夏之父為民殺死，蒙恩賜銀歸葬，陳卻急於攬權，草率葬埋；特疏起用因薦舉賊人而被黜之李元鼎；越升姻親黃徽胤為太仆寺卿，私庇同鄉同姓，升七品編修陳之遴為宗伯；超升段國璋為太常寺卿；把持計典，曲意保全被劾之門生江南督學禦史李嵩陽；庇護同鄉同年左都禦史徐起元；力主優恤革職侍郎孫之獬；與富商牛射鬥聯姻，歲索數千金。兩不法為：專擅威福，批降本應援赦免議之太常少卿龔鼎孳；將援赦免議之禦史崔士俊批降外府推官。此疏還言及陳名夏與洪承疇、陳之遴於火神廟屏左右密議。《清世祖實錄》第57卷第12頁。
此時，順治帝福臨出狩在外，一切政事暫委巽親王滿達海，“王集諸王大臣，逐件審實，遂將名夏、承疇羈之別所，撥兵看守，以事關重大，馳使奏聞”。滿洲吏部尚書一等公譚泰袒護名夏，在帝回京諭命王貝勒貝子公侯暨眾大臣“質審廷議”之時，“譚泰咆哮攘臂，力庇黨人，務欲殺張煊以塞言路”。眾人迫於其勢，遂作出結論說：“諸疑多屬赦前，且有不實，煊向為禦史不言，今言於外轉之後，心懷妒忌，誣蔑大臣。張煊應論死，名夏等免議。”奏入，帝從其議。《清世祖實錄》第57卷第12頁，第62卷第4頁。
過了半年多，順治九年正月初十，世祖福臨諭告內三院說：處死譚泰後，想起張煊一案，疑其死有冤枉，故令陳名夏、洪承疇複發與鄭親王濟爾哈朗、承澤親王碩塞及內院、刑部大臣再次審理。“承疇招對俱實。獨名夏厲聲強辯，閃爍其詞，及詰問詞窮，乃哭訴投誠之功，朕始知名夏為輾轉狡詐之小人也，名夏罪實難逭。但朕有前旨，凡譚泰幹連之人，一概赦免，若仍執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將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祿仍舊，發正黃旗漢軍下，同閑散官隨朝”。張煊著厚加恤典，以其子任其父之官，仍加二級。《清世祖實錄》第62卷第5頁。
將張煊劾陳名夏與寧完我參陳名夏相比較，便可發現兩案之間，差別很大。其一，兩案審實之情不一。張煊所劾，有證有據，俱是事實，陳名夏亦“詰問詞窮”，而哭訴投誠之功，以求免死，可見其劾確是事實。但是，寧完我所劾諸疑，僅一人證，名夏除“留發複衣冠”之言外，其他諸罪一概否認，因而也難定死落實。其二，兩案處罰之法懸殊。三年多前陳名夏確實犯有“結黨營私，銓選不公”之罪，但帝隻令其解內三院大學士之任，“官品俸祿”仍舊。到九年十二月末，帝宴內大臣、大學士、漢尚書、侍衛於中和殿時，又“賜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等人朝服各一襲，“諭曰：爾等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潔己奉公，屬員自當效法，倘貪黷相尚，必至顛倒是非，不但公論不容，抑且國法難宥，爾等其思之”。《清世祖實錄》第70卷第31頁。過了十天，順治十年正月初十，帝即諭調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洪承疇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以陳名夏為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至此，對陳名夏之處罰，已完全取消了，而寧完我劾陳名夏，卻使陳遭受大禍，陳名夏成了入關以來第一個被處以死刑的漢大學士，懲罰何等之重！
為什麽順治帝福臨會在罪證缺乏的情形下，要將曾經為己賞識、倚任的能相陳名夏下諭絞死？原因固然很多，但看起來主要決定於三個因素。其一，才高黨眾禍由自取。這從陳名夏十年來在政局中的表現，反映得十分清楚。陳名夏乃江南溧陽人，才華橫溢，明崇禎十六年中進士，任翰林院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十七年三月降於大順軍李自成，南明福王時被定入“從賊案”。清順治二年七月，陳名夏至大名投誠。由保定巡撫王文奎疏薦，複其原官。名夏入謁睿王，請睿王即位稱帝，睿王雖拒其請，但賞識其人，立擢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時清兵下江南，九卿科道議南京設官因革裁並事，眾說紛紜，不能定議。名夏奏稱：“國家定鼎神京，居北製南，不當如前朝稱都會，宜去京之名”，“設官如諸行省”。攝政王盛讚其說，議遂定。順治五年初設六部漢尚書時，即授名夏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此時距其中進士之日，僅有五年，可見其超遷之快，更可見其之才幹為攝政王欣賞和重視。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袞卒，二十六日帝諭議政王大臣推選吏刑工三部滿尚書時，議準以原征南大將軍、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為吏部尚書。譚泰為帝倚任，擅權專政，名夏“黨附”譚泰，受其信任，因此，這位曾向睿王勸進理應定為睿王黨羽遭受懲處之人，竟不僅無罪，官居原職，且執掌銓選之權，“揣摩執政意旨，越格濫用匪人，以迎合固寵”，又成了譚泰的大紅人，於順治八年七月升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八月譚泰被誅，九年正月名夏以黨附譚泰“亂政”，被革任，但仍保留大學士之官品俸祿，十年正月初十又入內院，擔任內秘書院大學士，且在本月皇上多次來到內院時，與其他大學士一道，受帝召對，一再陳奏。正月三十日，世祖還特命學士圖海召陳名夏至，君臣二人暢議治國之道，名夏奏述，堪稱帝旨。這一天，可以說是陳名夏最光榮、最顯赫之日，其餘範文程、寧完我、洪承疇、額色黑、陳之遴等五位大學士，皆閑置於旁，唯他一人獨蒙帝寵。然而，福兮禍所伏，他複入內院僅有二十天，便壓倒群相，獨蒙長問，旁人能不生妒？他自己也不禁會忘乎所以，舊病複發，結黨營私，重登南黨領袖寶座，以致在十年四月會議任珍案時，敢於聚集二十七名漢大學士、尚書、都禦史、侍郎、禦史、科臣單持一議，與刑部、滿洲大臣遵循帝意而作出的擬議相對峙，怎能免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