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癡情君順治帝

第40章 力排障礙傾心漢化(8)

　　其二，南北相爭，黨派傾軋。自順治元年以來，漢官之中，形成了南北二黨，北黨以順天府人故明大學士閹黨“名人”馮銓為首，他諂事睿王，大力薦舉閹黨餘孽和直隸、山東、山西等省的舊官，順治二年遭言官猛烈抨擊，被睿王庇護，始免懲處。南黨以陳名夏為首，他支持原東林黨人及江南文人，與馮銓等爭鬥，金之俊、陳之遴，以及龔鼎孳，皆常與陳名夏共同行動。順治帝親政後，於八年閏二月親自甄別大臣時，嚴斥馮銓“私得叛逆薑賄賂，殊失大臣之體”，七年以來，毫無建白，著令致仕。禮部尚書李若琳，“陰險專擅，與馮銓交結親密，朋比為奸”，著革職為民，永不敘用。《清世祖實錄》第54卷第12、13頁。北黨勢力一時劇衰。然而，順治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世祖福臨卻又諭內三院說：“國家用人，使功不如使過。原任大學士馮銓素有才學，召入內院辦事，數年以來，未見有所建白，且經物議，是以令其致仕回籍。朕思馮銓原無顯過，且博洽故典，諳練政事，朕方求賢圖治，特命起用，以觀自新，諭到之日，即速赴京。爾內院即傳與吏部遵行。”③④《清世祖實錄》第73卷第7、8頁；第11頁；第11頁。過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帝幸內院，召馮銓入見，問銓年歲幾何、某科進士及曆升官品。第二天，即下詔命馮銓仍以原弘文院大學士職辦事。③。

　　就是這位前明閹黨，在三月二十七日晚上皇上召見洪承疇、範文程、額色黑、陳名夏四位大學士及他入宮時，當帝論及翰林官是否賢良時說：“朕於翰林官，躬親考試，文之優劣畢見，可以定其高下矣。”馮銓卻立即奏稱：“皇上簡用賢才，亦不宜止論其文，或有優於文而不能辦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於文而優於辦事操守清廉者。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可嘉。今茲考試，亦不可止取其文之優者而用之，文行優長辦事有能者，兼而用之可也。”帝言：“銓之言是。”④馮銓看來是對南黨恨之入骨，故一有時機，立即詆毀南人。

　　過了八天，內三院、九卿、科道奉旨會議陳名夏等二十八名漢官議處任珍時獨持異議之罪，馮銓力主從重從嚴懲治，遂擬議論斬，帝“欲從寬”。馮銓奏對時仍堅主斬殺，大違帝意。史稱：“上欲從寬，銓奏對失旨。越數日，上責令回奏，且諭曰：爾馮銓曩不孚眾論，廢置業已三載，以爾才堪辦事，不念前愆，特行起用，以期更新。自召至以來，讜論未聞，私心已露。如前日麵議陳名夏等一事，爾之所對，豈實心忠良之言耶？況爾密勿大臣，今議一事如此，後來用人行政，將何依賴？銓乃上疏請罪。諭曰：上有所詢，直言無隱，臣道當然。馮銓與陳名夏素相矛盾，朕所習知。因言不合理，是以有責問之旨。今馮銓既已知罪，再觀自新，仍照舊辦事。以後諸臣有如此懷私修怨不公不平者，急宜改省”。《清史列傳》第79卷，《馮銓傳》。

　　馮銓猛攻陳名夏，其黨羽亦必爭相附和，群起劾奏，劉正宗即係在致死陳名夏過程中起了嚴重惡劣影響之人。劉正宗，山東安丘人，明崇禎進士，自推官授編修，福王時授中允，順治二年以薦起國史院編修，累遷秘書院學士，十年三月馮銓複起為大學士，五月劉正宗升任吏部左侍郎，閏六月再升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十一月又加太子太保且管吏部尚書，半年內一步登天，成了位極人臣的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此人“器量狹隘”，“性質暴戾”，“持論褊私，處事執謬”。他依靠馮銓，力爭帝寵，當然視陳名夏為眼中釘，且曾遭陳嗔斥，遇有機會，勢必傾害名夏。

　　當然，隻憑馮銓與劉正宗，是扳不倒陳名夏的，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寧完我。寧完我，乃遼陽人，無功名，天命時被俘為奴，隸屬於薩哈廉貝勒家下，天聰三年被太宗擢入文館，脫其奴籍。寧完我頗有見識，遇事敢言，久預機務，甚受帝寵信，累晉世職至二等甲喇章京，賜莊田奴仆，但他喜酒愛賭，屢犯不改，於天聰十年被削世職，仍隸薩哈廉貝勒家為奴。順治元年世祖入關，起其為學士，二年授內弘文院大學士，十年三月調內國史院大學士，四月諭命其班位祿秩照滿洲大學士例，十一年二月又授議政大臣。寧完我本性驕狂，目中無人，但因迭遭挫折，由官而奴又由奴而官，因此強自克製，“十年間忍性緘口，不複作狂吠之犬”，但對陳名夏之痛恨，卻與日俱增，因此，一當聖寵有加，既“錄入滿官之例”，又於萬壽聖節日“同內大臣召入深宮，親賜禦酒”，便感良機已至，故特上長疏，痛詆名夏，羅織罪狀，務必置其於死地。因此，無形中形成了寧完我、馮銓、劉正宗共攻陳名夏的小集團，從而掀起了軒然大波。

　　然而，僅隻是這三人本身的影響，並不足以抵消陳名夏在帝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僅隻是論證陳名夏結黨營私，這也不是什麽新發現，皇上早知漢臣中有南黨北黨之分，早就訓誡過包括陳名夏、馮銓在內的漢臣，責勸他們不要黨同伐異，隻靠這一條，也打不倒陳名夏。寧完我到底不愧為三朝老臣，盡管他雖然身在滿洲中三十來年還“不熟滿語”，但對皇上及滿洲貴族之喜惡愛憎卻了如指掌，透徹見底。他積二十年從政經驗，反複思考，最後選準了陳名夏的致命處和皇上最為痛恨之事，即“留發複衣冠”，來猛攻名夏。寧完我劾奏陳名夏之疏十分特別，前所未有。一般劾疏，不是言其結黨營私，便是參其貪贓枉法，或是彈其包藏禍心圖謀篡位，但寧完我此疏，卻一開始就大講發式服飾，以此作為陳名夏傾國謀亂的主要證據，說什麽陳名夏“痛恨我朝發，鄙陋我國衣冠”，以“留頭發，複衣冠”來“蠱惑故紳，號召南黨，布假局以行私，藏禍心而倡亂”，“計弱我國”。講了一大段此事後，才具體羅列其“結黨奸宄事跡”。這種表述方式，有清僅此一件，看似不倫不類，實則打中了名夏要害，打動了皇上，使皇上頓改前衷，突然從倚任信用陳名夏，轉變為恨其不忠，必欲立除。

　　其實，陳名夏所說“隻須留頭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矣”，應是至理名言。十年前，清軍於順治元年四月大敗李自成部農民軍入山海關後，到順治二年五月下江南，基本上是一帆風順，很少被阻。廣大兵民痛恨明末諸帝的倒行逆施，橫征暴斂，草菅人命，驕奢淫逸，早就不存擁明複明之意，各地州縣紛紛望風投降。眼看即將順利迅速統一全國，不料攝政王多爾袞卻勝利衝昏頭腦，改變了關於不令發的明智決定。他曾於順治元年五月初三，即進入北京的第二天，諭令官民發易服，“衣冠悉遵本朝製度”，如不發，則“是有狐疑觀望之意”。但因漢人反對，他於同月二十四日又下諭停止發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清世祖實錄》第5卷第2、3、10頁。同年七月他又批示：“目下急剿逆賊，兵務方殷，衣冠禮樂未遑製定。近日特旨簡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製本品冠服，以便謝恩蒞事。”衣冠服製也仍暫時因循明製。這樣一來，漢官漢民心方安定，“聞俱免剃頭之諭，軍民歡呼”。但是，一到順治二年五月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攻下南京，擒獲南明弘光帝，多爾袞立即以帝名義下令厲行發，宣布限十日內“盡令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複為此事讀進章奏，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製，不隨本朝製度者，殺無赦”。《清世祖實錄》第17卷第8頁。就是這個“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命令一下，使“東南郡邑，一時帖然，猶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的形勢，驟然改變，使“前朝孤臣義士”和平民百姓“紛紛四起”，一時逐縣令，起義兵，抗清烽火燃遍全國，使清政府統一全國的計劃推遲了十來年。直到寧完我彈劾陳名夏之時，由發令引起的抗清戰爭仍在進行，清定南王孔有德、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相繼在四個月內兵敗喪命。

　　陳名夏正是深刻地看出了以發易服為標誌的民族壓迫政策，已經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而且還會繼續產生惡劣影響，才從忠於朝廷的立場，而想在適當時機奏明皇上，予以改變，以便統一全國，安定民心，鞏固大清王朝。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傾心漢化，征詢漢官治國之道，欲圖大有作為的順治皇帝福臨，絕不可能改變自太祖太宗以來的祖製，他的進步、漢化、開明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的“滿漢一體”是必須服從於“首崇滿洲”基本國策的，他絕對不可能廢除體現君威維護滿洲貴族特權的製度和政策。而且這位年輕君主，性格暴躁，好衝動，極不冷靜，既“能聽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惡勢力的影響”，一怒之下，可以完全不顧一切地行事。寧完我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大講特講“留發複衣冠”之事，果然把皇上激怒了，諭將陳名夏從重懲辦，予以絞死。

　　陳名夏固然有錯有過，也的確在結黨營私，其品質氣節更為惡劣，既背明降清，又一媚睿王，再諂譚泰，三邀寵於福臨，死不足惜，但他不死於為非作歹之過，不誅於朝秦暮楚政治風雲變幻之時，而喪命於欲圖安民定國效忠朝廷之良策，慘敗在北黨手下。被定成“陰謀潛移”的大清奸臣，恐怕他是至死也不會瞑目的。

　　順治帝福臨於十一年三月十一日降旨絞死陳名夏後，餘怒未消，過了七天，三月十八日，他又降諭都察院科道等官，斥責言官懼怯溺職庇護陳名夏等奸人說：“陳名夏奸惡事情，爾等明知，向來懼怯不言，已屬溺職，及至麵詰勒令回奏，皆雲雖有風聞，未得實據。朕在深宮，尚且洞悉，爾等職司耳目，何得懵無見聞，明係知而不言，相率欺蔽，人臣為國為君，忠愛之道，豈宜如此。今陳名夏已經正法，爾等言官，薄加降懲，聊示懲戒，以後務宜痛改前過，從善去邪，知無不言，言無不實，庶使壬屏跡，中外肅清，副朕求言圖治之意。若仍前畏忌，緘默苟容，顛倒黑白，徇私報怨，明知奸惡，庇護黨類不肯糾參，而誣陷良善，驅除異己，蔽塞主聰，混淆國是，複蹈明末陋習，誤國負君，惟爾等之咎，定行重治，決不再寬。”《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16、17頁。

　　福臨此諭，本想借處死陳名夏來糾正或革除黨爭舊習，不料言官錯誤領會主旨，認為是要窮追陳黨，有的北黨人員原本存有舊怨，借此機會狠擊南黨，因此一時上疏，大攻陳名夏的友朋親好，言路大亂。帝覽之後，十分惱怒，立於五月十四日降諭斥責，予以糾正。他諭告都察院科道等官說：“朕覽近日言官糾參章疏，都牽連陳名夏，或曰名夏親戚，或曰名夏黨羽，似此紛紜，舉朝幾無善類矣。爾等言官，既有真見，何不言於名夏未發覺之前，乃因已經正法轍吹求無已，成何政體，殊非朕虛懷納諫之意。以後論人論事，隻許指實直言，不許再借陳名夏親戚黨羽進奏，如有違犯者，定行重治，必不輕恕。”《清世祖實錄》第83卷第6頁。

　　陳名夏之案從法律上在官場上雖告一段落，但對此案的評論並未結束，不少人認為這是一件冤案，盡管陳名夏本人之氣節品質作風不值一談，但他之被這樣懲處，卻是不公正的。著名曆史學家談遷在陳名夏絞死時，正在北京，他在其所著的《北遊錄》中，寫了《陳名夏》這一專條，記述和評論此事，論述此案之因和陳被絞的緣故。雖然談遷心向故明，常在自己著作上署名為“江左遺民”，對陳名夏不會有好感，但也認為陳乃冤死。現摘錄此條部分內容如下：

　　“……已晉尚書入內院，攝政王甚任之，強力敢任。辛卯夏，坐累，幸得解複職。是冬，又坐累，壬辰正月隸正黃旗。正黃旗者，天子之親軍也，知國族側目，故攜從紆禍□□□(順治十年)複相，北人隱忌而無以發。癸巳四月，甄別詞林，頗出其意。時給千五百，治宅皇城內。時議用師西南，求出鎮，不允，以洪承疇往。甲午正月(順治十一年)，總督陝西闕，又欲往不果，蓋避眾忌而上待之殊厚。雖寧完我、馮銓同位，不相能。往者銓獲罪，廷訊折之，曰：老先生毋多言，其諭旨出名夏。前名夏遣諭出完我。各隱械以俟。二月，寧進議政大臣，識者為名夏危之。上嚐出先朝冠服示內院，眾稱善，實嚐之也。三月朔，寧列名夏十二罪，謂複冠服改詔旨縱子通賄等事。明日午刻，上自訊名夏，抗辯不屈。是日，遍召群臣，名夏未知其故忽上臨內院，侍臣讀昨奏，名夏即條對。上彌怒，即欲辯，何不待宣訖也，遂令九卿聽於左闕門。諸臣環坐，名夏跽對，完我叱之，連逮班役二人蒼頭二人，名夏遂宿直會。又明日複訊。……詰朝又訊，上自登午門樓望之，諸臣不詰，名夏詞不屈，刑科右給事中懷寧劉佘謨、禦史陳秉彝獨為申理，上適見，召佘謨登樓詰之，上怒其亢，奪職。……至(三月)十日，諸王及大臣訊於內殿。明日複訊。又明日申刻有旨，使者挾之馬上，問何往，曰門上。名夏謂收係也，曰以鐵索來，使者曰否否。名夏知不測，馬上顧其客柳生曰：我色竟不動也。過天主堂前，值湯若望班役，呼之曰：汝主在否？曰：出。曰：我行矣，度此後不複相見，我直含笑任之耳。至宣武門內之靈官廟，弓弦絞死，臨禍並無一言。……名夏故善索尼伯，時適外出，死之夕，索尼伯至，或日乘其外也。名夏才氣肮髒，好為名高，有誌經濟，性銳慮疏，雖多推薦，人不見德。在吏部時，權歸滿人，稍執論，亦不能展布，其力所得，曰我任之，其力所不能得，曰吾意無少私也。其事類如此。語人輒露微指，如植花木日向南者終佳，所推轂南人甚眾，取忌於北。安邱劉正宗同在吏部，名夏以詞林後進淩其上，益賈怨相同。馮銓薦梁清遠，範文程薦黃誌遴，寧完我薦法若真，若真不報，途以次選，而呂宮且超拜政府矣。甲午二月，選中翰十八人，內院分閱，寧完我取三卷，及互閱，名夏俱抹去，或寧為婉解，名夏勃然曰：文字我豈不識也。完我於滿人負之望，憾益次骨，不浹旬而難作。……王炳袞外轉□督糧參政，別名夏。名夏曰：才如君而外之，良詘，行內召關，毋虞也。廷訊時，名夏雲：不見一人，不受一錢。劉正宗訶曰：若不見一人，何見王炳袞絮語也。名夏子掖臣，年少？弛，流涉色貨，馳捕之，簿錄其家，田九百畝，銀七百金。掖臣逮之，名夏已不幸，上心知其冤，宥死，杖四十，流滿洲，名夏婦強氏隸京師，歸其田租。而完我別摘名夏南黨四十一人，錄禦前，賴上不問，朝士始席矣。是冬，上在南海子語馮銓曰：陳名夏多讀書，問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見書，能舉其名。銓曰：陳某於舉業似所長，餘亦易見。上不應，徐曰：陳名夏終好。自是銓不複有言”。

　　談遷的評述，基本上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可見陳名夏之死於南北黨爭和寧完我、劉正宗之陰謀，並非其對清帝不忠擾亂國事。

　　陳名夏雖死，南北黨爭並未結束，各有損傷。順治十三年二月三月，大學士陳之遴以結黨營私遭帝訓斥和言官劾參，陳的奉旨回奏疏中有“南北各親其親，各友其友”等語，帝益不悅，諭吏部嚴察議奏。部擬革職永不敘用，帝降旨批示：陳之遴“任意結黨營私，大負朕恩”，本當罷斥，念其已擢至大臣，“著以原官發盛京地方居住”。順治十五年又以其賄結內監吳良輔，奪官籍沒，流徙盛京，後死於徙所。《清世祖實錄》第98卷第15、20頁，第99卷第3、4、11頁；《清史列傳》第79卷，《陳之遴傳》。大學士馮銓於順治十三年被帝“以銓衰老”為辭，加太保致仕，十六年才再行起用，仍入內閣辦事。大學士劉正宗以器量狹隘，廷議之時，輒以己意為是，遭帝降旨嚴飭，被言官劾其犯有陰險欺罔等罪，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刑部提問，最後於順治十七年十一月被定上罪狀十一條，議絞，帝斥其“性質暴戾，器量褊淺，持論矯激偏私”，“罪過滋大”，命革職，籍沒家產一半入旗，不許回籍。《清世祖實錄》第136卷第13―20頁，第142卷第5―13頁。

　　順治帝又一再諭誡漢臣革除結黨弊習。他曾於順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對漢大學士、翰林、部院尚書、侍郎及言官大講朋黨之害說：

　　“今人多結朋黨，究其結黨之意，不過互相攀援，以求貴耳，若然，是有損而無益也。朕常為黨人思之，既恐黨類之不合，複恐聲名之不聞，與往來周旋之不至，又恐事發禍隨，或被人舉首，戚戚若此，何若為國為君效忠，安受富貴之為榮乎。縱使黨羽已成，及陷誅戮，孰能庇免？即如誅陳名夏、黜龔鼎孳時，其黨曾有一人出而救之，或分受其過者乎？且多有因而下石者。是名為朋黨，而徒受黨之害也，審乎此，則何不寢其朋謀而盡力於國家耶？……朕觀宋明亡國，悉由朋黨。其時學者以程頤、蘇軾為聖賢，程頤、蘇軾非黨，則蜀洛之名何由而生，嗣後各樹門戶，相傾相軋，宋之亡，實兆於此”。《清世祖實錄》第98卷第1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