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陵文典·人物卷

第二節 黨政領導幹部

　　（一）黃陵籍在外任職的領導幹部

　　牛書申

　　牛書申，男，漢族，1913年11月出生，黃陵縣隆坊鎮官莊村人。1934年夏參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為新編《黃陵縣誌》作序。

　　學生時代

　　牛書申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6歲時，祖父、母親相繼去世，父親耳聾，隻能幹農活，家裏的事務全由牛書申的祖母操持。7歲時，祖母送牛書申上了私塾，12歲“開講”，一直到16歲。讀的書大多都是“四書五經”，背誦的是古詩文。

　　1913年，國內軍閥混戰，局勢動蕩，縣裏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國民黨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苛捐雜稅繁多，人民的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由於國民黨當局的沉重壓迫，中部（黃陵）縣的人民不畏強權，不怕強暴，積極與國民黨當局展開鬥爭。小時候牛書申看到了數千農民組織起來，到縣城裏“交農具”，進行抗糧、抗稅鬥爭。農民大無畏的抗爭精神，對牛書申影響很大。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高漲。“還我東北，還我大好河山”的呼聲也傳到了地處大西北的陝西中部（黃陵）縣。這時的牛書申已經成為中部（黃陵）縣城裏僅有一所高級小學的在校學生。學校的教師在課堂上大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將魯迅、鬱達夫等進步作家的著作，以及《鐵流》等蘇聯進步作家們的書籍介紹給學生們，給學生們講述什麽是帝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進步教師私下裏和進步學生談話時，痛揭國民黨不抵抗日寇的行徑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當時主持陝西軍政的愛國將領楊虎城將軍發表抗日演講，其中講到“亡國奴不如喪家犬”，在牛書申的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學生在進步教員的支持下組成抗日宣傳隊，到社會上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

　　1931年至1932年之間，牛書申所在的高級小學多次鬧學潮，學潮的主要目的是反對學校當局壓迫學生。在進步教員的指導下，提出國民黨縣政府機構重疊，有局還有科，應該“裁局並科”，減輕老百姓負擔。牛書申和另外三個同學晁清芳、馬儒壁、田德森被推選為學生總代表，組織學生開展各種活動。縣長蔚濟川對學生們的行動十分不滿，在一個星期天，把他們幾個學生代表們叫去，對他們說：“你們知道我為什麽利用星期天召你們來？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你們學生就應該更惜分陰，要好好學習，不要胡鬧。”還說如果他們再不好好學習，亂幹涉政府的事務，就要開除他們的學籍。校長劉蒼生比較同情他們這些學生，因為校長的哥哥劉含初是中部（黃陵）縣建黨初期的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犧牲的。劉校長對縣長說：“這些學生都是些好娃娃，既然縣長講了，給他們每人記大過一次算了。”縣長也不好說什麽。牛書申他們繼續在學校裏從事抗日宣傳活動，直到畢業。牛書申在學校裏不但學到了文化知識，也增強了愛憎分明的立場。

　　當時中部（黃陵）縣各鎮都駐有民團。民團總是隨便派款，罰老百姓的錢，隨便打死人，氣焰囂張。在學校牛書申就參加了反民團的鬥爭。由於縣上的民團受到縣長蔚濟川的包庇，牛書申和縣上參加鬥爭的人們將縣長告到了省裏。直到1933年11月，牛書申到隆坊鎮小學任教時，這場反民團的鬥爭仍然在繼續。縣長為了鎮壓這些告狀的人們，把幾個告狀的人抓起來，關進縣看守所。為了營救被抓的人出獄，同學們繼續向省裏告狀。最後，省裏派人來調查事情的緣由，想借機壓製學生，卻因找不到參加這場鬥爭的學生們的把柄。學校又證明學生們年幼無知，好衝動。縣長不得不讓教員和校長把他們保出去。但卻給牛書申扣上了“越軌幹政”的罪名。並宣布對他“奪去公權”。

　　1932年，劉誌丹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來到了陝北南部的宜君、中部（黃陵）和甘肅東部一帶活動。當年夏天，劉誌丹在中部（黃陵）縣的店頭鎮、隆坊鎮以及宜君縣打土豪、分浮財，到處張貼告農民書，告國民黨士兵書，宣傳抗日。劉誌丹遊擊隊的行動鼓舞了當地的老百姓，許多貧雇農以及子弟紛紛參加遊擊隊。群眾的抗日熱情日漸高漲。牛書申在隆坊鎮見到了劉誌丹，在與劉的交談中，劉誌丹詢問了他們學校的一些情況，給他講了抗日道理和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動員他們參加抗日鬥爭。這次與劉誌丹的見麵，對牛書申走上革命道路起到重要作用。

　　中宜遊擊隊

　　1934年的夏天，已參加紅軍的親友捎信來，說在陝西和甘肅交界的地方，中部（黃陵）縣的雙龍小石崖兔洛尾村有紅軍的遊擊隊武裝在活動，讓牛書申參加紅軍。牛書申毅然離開了學校，步行100多裏路來到了兔洛尾村參加了紅軍，從此走上革命道路。這時，陝甘蘇區南區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主席是黃子義。牛書申一到雙龍小石崖兔洛尾村，由於他有文化，就擔任了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主要做秘書工作。一個月後，就任經理科科長。到8月間，黨派張邦英來陝甘蘇區南區革命委員會任黨代表（後稱黨委書記）。張邦英介紹牛書申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陝甘蘇區南區革命委員會領導的中宜遊擊隊支隊遭到敵人襲擊，損失很大。指導員蘇繼堂負傷被俘，被敵人押到中部（黃陵）縣城槍殺。為了整頓和建設這支隊伍，組織上派牛書申到中宜遊擊隊當指導員，孫振海任隊長。

　　牛書申和孫振海到任後，很快就將中宜遊擊隊重新組建起來。當時，中部（黃陵）縣的店頭鎮，駐紮著國民黨正規部隊的一個營兵力，而且中部（黃陵）縣的每一個鎮都有民團。為了繼續開展武裝鬥爭，避免損失，牛書申和遊擊隊員利用夜間活動，秘密發動群眾參加遊擊隊，壯大自己的力量。不久，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長楊森，率騎兵團來到了店頭一帶，在四十二師三團和騎兵團的幫助下，中宜遊擊隊於1935年1月在隆坊鎮消滅了駐鎮的國民黨軍馮欽哉部的一個連，不但震懾了敵人，中宜遊擊隊也借機恢複了中宜遊擊隊的名稱。馮欽哉的軍隊因遭受損失，大肆報複，抄了牛書申的家，房屋、糧食、家裏的一切用具全部被焚燒，牛書申的父親也被敵人押進了縣城監獄，全家人四散逃亡。牛書申的父親直到“西安事變”後，才被釋放，不久病故。家庭因自己而遭受的災難，並沒有嚇倒牛書申，而更加堅定了他的鬥爭信念。

　　獨立營

　　1935年三四月間，東北軍來到陝北接替了國民黨部隊駐防。牛書申帶領中宜遊擊隊，配合紅三團消滅了東北軍駐隆坊鎮的一個營。這一仗後，中部（黃陵）地區的局麵完全打開。陝北南部地區先後成立了富西遊擊支隊、富甘遊擊隊、洛川遊擊支隊、宜君遊擊支隊，還成立了中宜革命委員會。張仲良任主席，張邦英任政委（四個縣遊擊支隊的政委）。

　　由於陝北南部地區的革命形勢好轉，陝甘蘇區南區革命委員會根據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富縣桃園以中宜遊擊隊支隊兩個連、富甘遊擊支隊一個連為基礎，成立了中宜獨立營。組織調牛書申任政委，楊德魁任營長。三個連共200多人，獨立營加上其他各縣遊擊隊人數已經達到了四五百人，加之這個地區的大部分民團已被消滅，國民黨正規部隊主要駐紮在西安至延安的沿途城鎮，獨立營和遊擊隊在這一地區的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大。獨立營和遊擊隊擴大範圍，發動群眾，壯大勢力，建立革命政權。

　　到了1935年夏天，張邦英調任陝甘蘇區南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陝甘蘇區軍委任命陳國棟為遊擊區指揮，牛書申為政委兼中宜獨立營政委。後因陳國棟負傷未愈，沒有到職。九、十月間，張仲良以代表這個地區的幹部和群眾，趕了一二十頭毛驢，帶去了很多大米、豬肉、布匹等物資，去富縣羊泉塬一帶慰問紅十五軍團。他們到了富縣羊泉鎮北紅十五軍團的駐地，軍團負責人問張仲良：“你們地區土改了沒有？”張仲良回答到：“沒有，條件還不成熟。”不料竟當場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這樣，從1935年10月到11月，這一地區軍隊裏的工作便由牛書申負責。盡管這樣，牛書申也沒有幸免，他一度受到牽連，被隔離審查。直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牛書申和其他被捕的同誌很快被釋放。

　　1935年10月19日，一支經曆了萬水千山，戰勝千難險阻，不怕犧牲，遠征兩萬五千裏漫漫長路的部隊，勝利到達陝北邊陲小鎮——吳起鎮。這支部隊有著非常響亮的名字——中央紅軍。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首先是和陝北紅軍一起粉碎了蔣介石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不但鞏固和擴大了陝甘根據地，還為黨中央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參加抗日戰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35年11月下旬，為了粉碎國民黨部隊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紅軍集中到了富縣一帶，“直羅戰役”即將打響。周恩來和彭德懷隨部隊一道來到了富縣張村驛鎮。在做戰前部署時，紅軍送信給中宜獨立營，要牛書申率領獨立營的幹部們到張村驛。牛書申接到信後，和獨立營的幾個幹部們一起來到了張村驛。牛書申一進戰鬥指揮部的屋子，徐海東就給牛書申介紹說：“這是周副主席，這是彭德懷同誌。”牛書申第一次見到了聞名已久的周副主席和彭大將軍，心情非常激動。周副主席留著大胡子，很英武。彭德懷同誌顯得稍瘦一點。周副主席詳細詢問了部隊的情況後，指示牛書申說：“給你們的任務是在中部、洛川之間，選一個地點設法打個埋伏，搞些藥品、報紙和公文來。”

　　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牛書申率獨立營在中部和洛川之間的交口河埋伏。這個地方兩邊是高塬，洛河繞村子而過，是從關中通往陝北的必經之路。牛書申他們便選擇這個村子打伏擊。一天，東北軍的一個團從這裏開過，有兩個營上了屬洛川管的高塬，有一個營在後麵屬中部管的高原上還沒有下來。行進到交口河川道裏的隻有團部和衛生隊。牛書申他們一看時機正好，迅速向川道裏的敵團部和衛生隊開火，很快就將這部分敵人消滅。塬上的敵人撲下來時，牛書申他們率領隊伍早已撤出了戰鬥。牛書申派人將俘獲到的敵衛生隊人員和繳獲的藥品、公文、信件和報紙，送到了張村驛十五軍團駐地，周副主席來信表揚牛書申他們任務完成得好。當時紅軍極缺藥品，一下子搞到了大量的藥品，為紅軍解決了很大的問題。

　　不久，著名的“直羅戰役”打響。為了配合紅軍主力，牛書申所在的獨立營由賴傳珠同誌帶領，在羊泉鎮阻擊由富縣出發前往張村驛增援的敵人。他們的獨立營和增援的敵人激戰了整整一天，使增援的敵人不能前進，直到直羅方麵的戰鬥結束後，增援的敵人才後退。雖然獨立營犧牲了十幾名同誌，但他們為“直羅戰役”的勝利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紅二團

　　到了11月下旬，根據當時全國革命形勢的需要，陝北根據地成立了陝甘省委、陝北省委。中部這個地區屬陝甘省委管轄，同時也成立了中宜軍分區，賴傳珠任司令員。到了1935年12月，組織上調牛書申和郭炳坤（紅四十二師一團政委）、張毅忱（陝北遊擊支隊政委）3個人到紅一方軍政治部工作。他們到一方麵軍政治部駐地後，楊尚昆（當時任紅一方麵軍政治部主任）和他們談話說：“中央紅軍剛到陝北，情況不太熟悉，說話群眾聽不懂，組織上調你們幾個同誌來，一方麵是為了便於向群眾做宣傳工作，一方麵你們也可通過這個機會，學習黨中央新的方針政策。因為陝北紅軍長期處於與外界隔離的狀態，沒有電台，因此消息是很閉塞的。對外邊形勢的變化知道的不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知道的也很少，所以要好好地學習呀。”

　　牛書申雖然在政治部隻工作了兩個多月時間，但他學到了很多的知識。中央紅軍為了提高陝北幹部的政治思想水平，辦了一個訓練隊，牛書申就和他們一起聽課。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這些牛書申都是第一次聽到，感到非常新鮮。在學習過程中，牛書申也是第一次看到《列寧文選》等書籍。以前牛書申對劉誌丹和許多陝北幹部被抓起來十分不理解，到政治部學習後，中央全麵糾正陝北肅反錯誤，使牛書申的心情感到舒暢了。特別是政治部首長十分關懷他的工作學習，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牛書申在政治部工作兩個多月期間，參加了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舉行的慶祝“直羅大捷”大會。政治部領導還派牛書申到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檢查工作，傳達中央政策。他到八十一師後，向政委講了中央對待富農的政策，政委聽了後問他：“這是哪兒的決定？”牛書申說：“是中央的決定。”那個政委不吭聲了。

　　1936年2月，中央開始部署東征。賴傳珠不再擔任中宜軍分區司令員職務，調到了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工作。賴傳珠給楊尚昆寫信，要求調牛書申到司令部工作。楊尚昆找牛書申談話，對牛書申說：“賴傳珠寫信要求將你調到他處工作，他對你印象很好，很信任你。”牛書申服從組織決定，到司令部六科（動員科）工作。賴傳珠任科長，牛書申和陳幹卿、高照林任科員，主要負責擴紅和遊擊隊的整編工作。

　　紅軍在東征中，大力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非常高漲。用了很短的時間，很快就擴大紅軍8000人，籌款40萬銀洋，有力地支援了紅軍的工作。牛書申所在的動員科，派出的擴紅工作隊經過認真細致的工作，擴紅人數達到了1000多人，有的工作隊員一次就能帶回一個連的人員，有的人還帶著槍參加了紅軍，可見人民群眾要求抗日的熱情。這些擴紅擴到的人員，都補進了紅十五軍團和紅三十軍。東征勝利結束，紅軍撤回陝北後，駐紮在延長、延川一帶休整。接著中央在延川縣太相寺召開會議，總結東征經驗，決定新的工作方針，同時決定紅軍西征。

　　西征時，一方麵軍的主力組成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是彭德懷，政治部主任是劉曉，參謀長聶鶴亭。這時，牛書申奉上級命令和高照林一起來到了瓦窯堡。張雲逸副參謀長接見了他們，說：“過一會周副主席和你們談這次的任務。”周副主席來了，這是牛書申第二次與周副主席見麵。周副主席說：“紅軍大學的三個畢業班組織了一個隊，由你們帶到野戰軍司令部。由牛書申任隊長，高照林任指導員，你們把畢業班帶到野戰司令部後，司令部就會給你們分配工作。”牛書申和高照林把隊伍帶到三邊的寧條梁鎮，移交後，劉曉找他們談話。宣布牛書申到二科任科長，高照林到豫旺堡地區任武裝部長。牛書申到司令部後，紅一軍團、紺下五軍團在甘肅打了環縣等地，消滅了馬鴻逵的一個旅。但安邊還沒有打下來。野戰軍司令部在寧條梁駐了近半個月，正準備出發時，陝甘省委軍事部蕭勁光同誌來電，調牛書申到紅二團當政委。紅二團是在原中宜遊擊隊、中宜獨立營等部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於牛書申熟悉這支部隊的情況，因此蕭勁光指名把牛書申調過去。

　　牛書申到紅二團後，先擔任政治部宣傳科長，不到一個月後，便任紅二團的政委。因為甘肅一些地方土匪很多，紅二團到達甘肅的主要任務是剿匪，保障交通，配合主力部隊作戰。當時甘肅新區條件非常艱苦，水質不好，土匪又很多，任務很重。部隊中許多同誌因不適應環境而生病。在這種情況下，紅二團的全體指戰員們克服困難，艱苦奮鬥，較好地完成了任務。陝甘寧省委當時出版的報紙曾發表文章，以《艱苦奮鬥的紅二團》為題，對紅二團進行表揚。當時的省委書記李富春對牛書申說：“土匪怕你們，老百姓相信你們。”直到1937年8月初，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之前，牛書申一直戰鬥在紅二團。

　　關中軍區

　　1937年10月，陝北根據地改為特區，原陝甘寧省改為隴東地區。馬文瑞任書記，馬錫五任專員，王世泰任司令員。3個主力團合編成警備七團，牛書申任警備七團政治處主任。各縣遊擊隊、獨立營編成一個獨立大隊。1938年春，組織調牛書申任大隊政委，大隊長是劉懋功。1938年10月，牛書申到延安留守兵團開政工會議，會議結束後，他要求去學習，組織上批準了他的請求。牛書申隨即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兩個月。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牛書申覺得在學校學習的時間太短，就去找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要求繼續學習。蕭勁光對他說：“你還沒有學夠啊，那你就到馬列學院裏學習吧。”牛書申說：“我的程度不夠吧？”蕭勁光給李富春寫信，信的大意是：牛書申要求學習，我們同意他繼續深造。李富春將蕭勁光的信批給幹部科長王鶴壽（當時李富春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雲是部長）。於是，牛書申得到了進馬列學院學習的機會。

　　1939年5月，國民黨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關中地區發生了旬邑事件，牛書申被調到關中軍分區任政治部主任。當時的關中地委書記是習仲勳，司令員是張仲良。1941年下半年，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央決定關中增加部隊，由警一旅旅長文年生帶一個團和旅部成立關中警備區，當時張仲良已到延安軍事學院學習去了，文年生任司令員，習仲勳任地委書記兼政委，牛書申代理警備區政治部主任（關中軍區分區包括甘肅的正寧、寧縣，陝西的旬邑、淳化、耀縣、中部縣（黃陵縣）雙龍鎮到上畛子，即五縣一個中心區）。

　　1942年底至1943年1月，牛書申參加了延安高幹會議，陝甘寧邊區實行精兵簡政，關中軍分區的部隊和警一旅合並，警一旅兼關中軍分區，旅長文年生，政委由當時的地委書記張德生兼任，副政委是晏福生，政治部主任杜平，牛書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抗日戰爭時期，關中地區是整個陝甘寧邊區離敵人最近的凸出部。胡宗南認為是插向他心髒的一把刀子。從1939年到1946年，國民黨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派10萬軍隊包圍陝甘寧邊區，對關中地區進攻的次數最多。這一階段，敵強我弱，經濟條件十分困難，關中軍分區利用夜襲、聲東擊西、避實就虛、不打硬仗的戰略戰術，殲滅了敵成營、成團的兵力。

　　警一旅和關中軍分區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陝甘寧邊區、粉碎國民黨的進攻和封鎖。牛書申在關中軍分區任職期間，積極響應毛主席“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號召，同廣大指戰員們一起，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關中地區和周圍駐有國民黨七、八個師的兵力，他們不斷對邊區搞反共摩擦，每天都可以聽到槍炮聲。通過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但邊區不生產棉花、布匹，經濟仍很困難。當時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多，為了減輕老百姓負擔，把公糧從18萬石減到16萬石，部隊開荒種地，生產糧食，自己動手紡線織布，但仍解決不了部隊、機關的穿衣和棉被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關中是邊區搞進口貿易的一個口子。關中地區的國民黨占領區是產棉地區，為了粉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他們千方百計想辦法，對封鎖關中的國民黨軍隊送一些錢、物等，通過各種手段，使布匹、棉花等邊區急需的物品源源不斷地運進了邊區。

　　由於敵人的進攻，關中軍區也丟失了一些地方，如旬邑、淳化、正寧、寧縣等縣城，但鄉村仍在我軍手裏。牛書申他們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並在國民黨軍隊向邊區侵犯時，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方針，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也占領了敵人的一些地區（主要是一些山區）。原來敵人占領的馬欄鎮、廟灣、柳林鎮等，都被我軍占領了，馬欄鎮還作為地委、專署、旅部的所在地。1945年7月下旬，胡宗南集中四個師和陝西省的保安部隊一部，大規模向我關中進攻。我軍同敵人在爺台山展開了爭奪戰，經我軍英勇戰鬥，消滅了敵人的一個團，收複了爺台山。

　　陝北軍區和新中國成立後

　　1946年到1947年底，牛書申仍在關中地區警一旅任副政委、地委常委。解放戰爭開始後，1947年3月，敵人進攻延安，警一旅、警三旅一個團及關中軍分區的其他部隊由王世泰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關中軍分區起到了牽製敵人，使敵人無法抽出更多的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和延安。

　　1947年，警一旅和警三旅一個團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關中軍分區部隊首先打下了耀縣、白水縣。耀縣是國民黨部隊的後勤供給基地，打下耀縣後，我軍得到了不少槍支彈藥和其他給養，給敵人造成很大威脅。1947年底，關中地區基本上被我軍收複。

　　1948年2月，西北野戰軍在瓦子街戰鬥中消滅了劉戡的二十九軍等敵人，關中地區東部一帶（即渭河以北地區）大部分解放了。同時成立了黃龍軍分區。牛書申被調到黃龍軍分區任司令員兼警四旅政委（黃龍軍分區管轄韓城、蒲城、白水、洛川、黃陵、宜君、宜川、黃龍等十多個縣）。接著主力部隊進行了西府戰役，不僅消滅了寶雞地區的敵人，還繳獲了大量物資。這時，國民黨整編十二師從延安到洛川南部，被我軍第三縱隊消滅了一大部，繳獲了幾輛小坦克。3月，整個陝甘寧邊區被我軍收複。5月，胡宗南部隊放棄西安，向漢中撤退。到了1949年國慶前夕，陝西基本解放。關中軍分區在粉碎國民黨進攻邊區、牽製敵人和消滅敵人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夏天，牛書申被調到陝北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1949年，國民黨二十二軍軍部和一個師在榆林起義（一個師因在包頭未參加起義）。我軍把這個軍部和師改編成一個師，撤銷了軍部。為了很快改造這個部隊，10月牛書申被調到這個師任政委，這支部隊在榆林地區進行改造。開始是與分區的獨立二師合並，後來又增加了騎兵師，由牛書申統一指揮，主要執行剿匪任務。1950年1月，牛書申調到了十九兵團，兼任陝西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0月，兵團參加抗美援朝，決定他任陝西軍區政治部主任。

　　1952年，牛書申任陝西省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9月27日，在國務院禮堂，由周恩來總理授予牛書申少將軍銜，並在中南海懷仁堂由毛澤東主席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解放勳章，中央軍委授予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

　　1955年2月到1956年7月，牛書申在政治學院速成係學習了一年半，畢業後任陝西省軍區第二政委、黨委書記。在抗美援朝期間，陝西省軍區將15個獨立團撥給了誌願軍，又從全省動員了4萬餘人補充誌願軍。1963年夏，牛書申奉調到第二機械工業部任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黨組成員。牛書申先後到內蒙、甘肅、青海、湖南等地所屬國防工廠進行調研工作。1975年牛書申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兼基建工程兵指揮部第一政委。1977年到1982年5月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主要從事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建設工作。

　　牛書申曾當選為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國政協第六屆、第七屆委員會委員。他有功不居功，謙虛地說：“自己在漫長的革命曆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績，也有不少缺點和錯誤，但自己始終想的是要把黨交給的工作做好，為黨多作貢獻。”牛書申退居二線後，仍然為黨、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勤勤懇懇地工作，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貢獻自己的力量。

　　2007年7月17日，牛書申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楊同軒）

　　孟樹林

　　孟樹林，男，漢族，1916年9月出生，黃陵縣店頭鎮七豐村人。1937年2月參加革命，193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2月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先後在宜君縣店頭鎮，黃龍、澄城、合陽、韓城地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曆任區委宣傳委員、組織委員、書記，中共宜君縣委副書記，澄城縣委書記兼支隊政委、縣長，宜君縣縣長，中共天水專區微縣縣委書記，天水地委委員、秘書長兼統戰部部長；1950年12月後調任新疆軍分區秘書處處長、莎車地委副書記、中共喀什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農三師政委；“文革”後，曆任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革委會副主任、州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組織部第一副部長、統戰部部長，自治區第四、五屆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自治區第二屆黨委候補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9年12月離休。2004年3月病逝，終年88歲。

　　高俠

　　高俠，原名高秀峰，男，漢族，1922年1月出生於黃陵縣隆坊鎮段家塬村。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曾任陝甘寧邊區黨校文秘科長、洛川特委機要通訊秘書兼宣傳部長、中共宜川縣委書記；後曆任西北局直屬黨委專職副書記，國家監察部監察專員、審幹辦主任，中央氣象局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書記。

　　黃陵縣隆坊鎮段家塬村位於黃陵縣北部。20世紀三十年代，張邦英率領的遊擊隊和楊森率領的紅軍騎兵都曾在這裏活動。張邦英召開幾個村的村民大會，宣講共產黨打土豪、分財物，建立村政權，紅軍是窮人的隊伍等革命道理。蘇繼堂、牛書申、李景熙等帶領的小股遊擊隊也經常來這一帶打遊擊。幼年時的高俠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並逐漸受到共產黨和紅軍遊擊隊的影響。

　　富縣直羅鎮戰役前，中央紅軍來到段家塬，召開村民大會，向群眾宣講革命道理，成立了兒童團，高俠被指定擔任兒童團團長。

　　1937年春節，高俠在阿黨村遇到薛誌仁。當時薛誌仁擔任店頭小學校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因同在一個院住了幾天，薛誌仁給高俠講西安事變的經過和意義。聽見他會唱紅軍歌曲，很高興，就鼓勵他好好學習，還寫了有關西安事變的條幅——“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擁護張楊八大主張”給他。後來，薛誌仁將高俠的情況介紹推薦給了時任黃陵地下工委書記的郭景龍同誌。

　　1938年春，郭景龍在黃陵縣橋山高小操場旁找高俠談入黨問題，高俠愉快地答應了。郭景龍為他講解了共產黨抗日的有關主張、政策等，鼓勵他努力學習，做一個好學有為的青年，並一再囑咐要保密。因為當時黨員之間都是單線聯係，不發生橫向關係。過了一段時間，和高俠同村比他大四五歲，也在高小上學的段誌道再次找他談入黨問題。最後，黃陵地下工委的晁清芳告訴高俠，說你的情況我知道了，現在是自己人了，並給他一份延安出版的刊物和油光紙印的材料，內容是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員條件等。從此，高俠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先後為黨發展了四五名黨員。

　　1939年春，國民黨縣黨部派人來黃陵高小任教，名義上是教數學，實際上是監控進步學生及黨員的地下活動。高俠聯絡了幾位進步同學晚間在西山坡路上張貼標語反對，最終趕走了這個人。後國民黨縣黨部追究此事，洛特負責人之一的楊西林找高俠談話，充分肯定了他們的行動並指示要反對開除學生，保存黨的力量。

　　過了兩天，楊西林介紹高俠、宋佰橋、王文蔚去洛特受訓。在此期間，高克林親自給學員講課，講抗日統一戰線、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黨的綱領等。高克林的講話對高俠教育影響較深，革命覺悟有所提高。離開店頭時高俠還到洛特辦的書店買了《斯大林與紅軍》等幾本書。從此時起，楊西林就一直和高俠單線聯係，布置開展黨的工作，發展壯大黨的力量。

　　1939年冬，高俠帶頭聯絡了七八位進步同學（其中還有幾名黨員）去洛特。洛特派他們去陝甘寧邊區黨委轉邊區黨校學習。為便於以後開展黨的地下工作，黨組織為其改名“高霞”，後又經黨組織同意改為“高俠”。

　　1947年初，高俠擔任洛特機要通訊秘書和宣傳部幹事。當時強自修任書記、黑誌德任組織部長、於桑任社會部長、王寶山任司令員、白彥博主管後勤。為便於隱蔽和行動，洛特組織機構精幹，人員很少。延安保衛戰開始，洛特即受西北野戰軍前委領導，前委配給洛特一部電台，共有五六個工作人員。當有重要新聞和勝利消息時，他們都能及時得知。高俠當時的主要工作是受洛特委派與洛特下屬工委和遊擊隊做上傳下達的聯絡工作。

　　戰爭開始不久我野戰軍主力擬出擊國民黨統治區宜君等地，強自修派高俠到雙龍鎮宜君工委書記薛誌仁處，詳細了解敵防務設施等情況。到達雙龍後，薛誌仁連夜和高俠談了幾個小時，高俠作了詳盡的記錄並整理成文，由薛親自過目後帶回洛特，勝利完成了任務。

　　1947年4月，為配合我軍主力在邊區內的軍事行動和擾亂、拖住敵人，我軍一部（王世泰部）要攻打黃陵重鎮隆坊鎮。接到電報後，強自修派高俠帶兩名戰士攜帶電報於黃昏出發連夜趕到我遊擊隊前沿地區，傳達電報內容和有關指示。命令及時送達，馮力生和王寶山司令員即刻帶部隊連夜出發，配合我野戰部隊圍攻回樂堡，我軍順利解放隆坊鎮。

　　1947年秋末，馮力生帶工委人員和一部分遊擊隊到富縣太平莊一帶地區活動，而高俠當時也在工委。一次，賈光建受工委指派帶10餘名遊擊隊員靠近隆坊地區進行偵查，夜晚住在一個村莊，遭隆坊敵軍襲擊，賈光建和個別遊擊隊員突圍出來，其他住在農民窯洞內的同誌遭敵包圍攻擊。當時情況慘烈，有的犧牲，有的負傷，有的被俘。第二天早晨天快亮時，賈光建趕回太平。剛到不久，從太平莊東側傳來一陣槍聲，原來是隆坊來襲敵軍和我太平莊前沿遊擊隊接觸，馮力生和高俠等迅即向太平北溝安全轉移，住在太平的遊擊隊也迅即轉移，未受損失。

　　1948年春節過後，高俠所在的洛特即返回到薛誌仁等同誌領導的遊擊隊駐地槐樹莊。我西北野戰軍取得宜川瓦子街戰役的重大勝利後，高俠隨薛誌仁所率領的遊擊隊進駐店頭附近地區。當時店頭尚未解放，敵軍負隅頑抗，高俠帶幾位同誌去緊靠店頭的村莊宣傳我軍瓦子街戰役勝利的消息，張貼標語，召開村民大會。有次他和李勇深夜去店頭西山對敵喊話，勸敵投降，兩天後，敵人即偷偷逃跑，店頭解放。後薛誌仁所率領的遊擊隊奉命整編成立一個正規團，開赴前線，高俠則被組織決定留在洛特繼續工作，後調宜川工作。

　　1954年底，高俠調北京工作，任監察部監察專員和部黨組直接領導的審幹辦公室主任。1959年底調中央氣象局工作，先後任幹部處處長兼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氣象科學研究所副政委和黨委書記、政治部負責人，中央氣象局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中央氣象局局黨組成員等。1983年10月，高俠主動申請並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離休，享受正司級待遇。

　　薛誌仁

　　薛誌仁，曾化名薛誌超，男，漢族，1918年出生，黃陵縣店頭鎮厚子坪村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寶雞地委書記。

　　幼年家庭貧苦，6歲給人放牛，12歲父親將地押給他人，借錢送他上學。1925年他考入店頭高小，學習刻苦，成績優良，為人正直，團結同學，威信很高。1931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西安民立中學，在學校接近地下黨組織，結識進步學生，閱讀革命書籍，接受馬列主義。“九·一八”事變後，他深感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和民族災難的深重，探求救國救民道路，進步很快，被選為學生救國會委員，組織帶領學生罷課、遊行、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斥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罪行。

　　1932年3月，薛誌仁經寧耀峰、薛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互濟會”和“反帝大同盟”。6月加入共青團，9月轉為中共黨員。

　　1933年4月26日，薛誌仁發動民立中學學生罷課，驅逐反動校長，蔣介石以此為借口，派考試院長戴季陶前來西安鎮壓學生，薛誌仁帶領學生砸了戴的小汽車。薛誌仁身份暴露。5月，國民黨警察包圍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薛誌仁被學校開除。8月，西安黨組織遭破壞，薛誌仁與組織失去聯係，化名薛誌超，持假造的“山西省新澤縣中學畢業證”轉入西安民興中學，同年底回故裏當了教師。

　　1934年春，薛誌仁與宜君偏橋鄉教師強自修組織了秘密讀書會。強自修負責偏橋、薛誌仁負責店頭高小的讀書活動。薛誌仁改變舊式教學，啟用新課本，以及油印進步小冊子教育學生，經常給學生講共產黨領導窮人鬧革命和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引導學生走革命道路。學校革命氣氛空前活躍。

　　1936年，劉培植在宜君石鋪村組建“中共紅宜縣委”，薛誌仁第二次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先後擔任店頭工委書記、中宜工委組織部長，分管店頭地區的黨組織發展工作。他依靠工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當地學校、煤礦、農村、香房、磚瓦窯工人中發展黨員30多名。秋季，縣委成立區委，薛誌仁任書記。1937年，中共陝西省委遷至店頭，設立紅軍辦事處（後改八路軍辦事處），薛誌仁與辦事處直接聯係，將組織擴大到店頭前後川、雙龍、建莊、倉村，形成以店頭為中心的抗日後方根據地。“七·七”事變後，薛誌仁把店頭小學更名為抗日小學，親任校長。在辦事處的協助下，成立了抗敵後援會、青救會、學救會、婦救會、工會等抗日團體並在學校成立了抗日宣傳隊。在他的帶領下，店頭地區的革命活動搞得轟轟烈烈。抗日小學30餘名學生進入邊區參加革命。1938年初，薛誌仁帶領學生在街道貼標語、喊口號，“打倒高警佐”“打倒白脖項狗”，與反動警佐進行鬥爭，迫使警察隊連夜撤回縣城。

　　1939年薛誌仁調任洛川特委秘書長，後任洛川特委委員兼中宜縣委書記、統戰部長。同年11月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店頭是國民黨當局進攻的重點地區。薛誌仁發動各級黨組織和抗日力量同國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1940年4月國民黨28師以4個團的兵力進攻店頭，薛誌仁率領遊擊隊、赤衛隊，配合八路軍獨立3營阻擊敵人，掩護陝西省委、洛川特委和八路軍辦事處機關，從店頭西山高皇廟梁安全轉移到雙龍街。

　　1940年秋，國民黨28師和便衣隊包圍了薛誌仁家，將其二叔吊在房梁上活活折磨致死，把他的父親、大哥、八弟打成重傷，其父親因傷勢過重不久辭世。麵對國民黨的淫威，他的革命意誌更加堅定。

　　1941年，薛誌仁帶領偵察隊在羅圈灣土窯休息時，突然被敵包圍，整整打了一天，遊擊隊長及大部分隊員受傷，他也受傷，幾次突圍都未成功。子彈打光後他鎮定自若，迅速將所帶文件燒光，砸壞槍支準備用一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幸好雙龍工委通訊員及時趕來，他們才脫險。

　　1945年，他在雙龍舉辦一個50多人的教導隊，為以後的雁門支隊培養了一批骨幹。10月，雁門工委成立，他任書記，負責中部、宜君、蒲城、白水、銅川、富縣六縣黨組織發展工作和武裝鬥爭。1946年9月為迎接王震部隊進入邊區，他按黃龍地委的部署成立雁門支隊，任支隊長兼政委，後來這支隊伍發展到1000多人，成為黃龍地區的主力部隊。

　　1948年，薛誌仁任洛川特委軍事部長，帶領雁門支隊輾轉在洛河以西地區，配合正規部隊先後解放了隆坊、店頭、建莊、雙龍、焦坪及銅川、宜君、富縣、白水的廣大地區，殲滅敵人兩千餘人，並親自指揮了瓦渣嶺殲滅戰、白家溝伏擊戰、八丈原攻堅戰、許家原火攻戰等有名戰鬥。後又將雁門支隊改編為黃龍分區警備10團、西北第一野戰軍第四軍12師34團，他任政委，參加了解放荔北、寶雞和蘭州等戰役。

　　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任黃龍地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寶雞行署專員，寶雞地委副書記、書記，寶雞市人武部政委，寶雞軍分區第一政委，陝西省省委委員等職。

　　1965年10月14日，薛誌仁因多年積勞成疾在寶雞去世，終年57歲。在戰爭年代他3次被抄家、6次負傷、10次遇險、多次立功受獎，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在和平年代他全心全意、兢兢業業，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黨和人民。為了緬懷他，中共寶雞地委、專署、軍分區為他刻石立碑，題寫了“黨的好幹部、好黨員”，以誌紀念。

　　韋明海

　　韋明海，男，漢族，1921年9月生於原中部縣（今黃陵縣）北穀區。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參加革命初期，曾長期在黃陵縣雙龍區、上畛子及富縣、洛川縣一帶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和遊擊鬥爭。曆任黃陵縣橋山小學黨小組組長、支部書記，富縣師範黨支部書記，南泥灣墾區政府秘書，中共黃陵縣委委員、宣傳部部長。後曆任中共黃陵地委副秘書長，延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安康縣委書記，安康地委副書記、第一書記，安康地區農辦副主任，陝西省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寶雞地委書記，寶雞市委第一書記，陝西省農委主任兼農業局局長，中共陝西省委顧問委員會常委兼秘書長，陝西省第六屆、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曾當選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陝西省第六屆、第七屆人大代表。

　　蘇斌

　　蘇斌，男，漢族，1921年2月出生，黃陵縣隆坊鎮蘇家峁村人。1934年參加革命，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8年初春在中央政治警衛大隊學習結束後，與王炳忠、盧佑德一起擔任劉少奇警衛員；1938年11月隨劉少奇奔赴中原地區（豫南確山竹溝），繼續擔任警衛工作；1939年8月在軍事教導隊學習期滿後調鄂豫邊區隨縣第三遊擊支隊三中隊工作，曆任四軍五師排長、連長，警衛團營長。1950年轉業，曆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長，湖北省檢察院處長，襄陽地區地委常委、行署副專員，荊州地區地委常委、行署專員。1995年病逝於荊州，葬於荊州烈士陵園，1998年遷至故裏。

　　蘇斌在中央首長身邊工作多年，深受黨的培養，革命意誌堅定，作風過硬，機智勇敢，作戰頑強。“五·四”突圍中奮不顧身，保護首長安全脫險，榮獲解放“七·一”勳章，“五·四”突圍模範等殊榮。

　　田禾夫

　　田禾夫，又名田文揚，男，漢族，1912年5月出生，黃陵縣倉村鄉秦家塬村人。大學學曆，中國共產黨黨員。

　　新中國成立前曾任“平津學生流亡演劇隊”隊長，安吳青訓班青救劇團副團長，偽宜君縣教育科長、臨時參議會副會長、“三青團”主任，偽陝西省參議員，偽“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西安民立中學教導主任，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長、西安市文管會委員，中共陝西省委黨史委員會委員、政協陝西省第五屆委員會委員，政協西安市第四、五屆委員會委員等職。

　　投身革命

　　1930年秋，田禾夫考入陝西第一師範，在國內著名曆史學家武伯倫和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李敷仁（新中國成立後任中蘇友好協會陝西省分會副會長、延安民族革命大學校長）等進步教師的影響下，接受革命思想，閱讀進步書籍。1931年，經中共地下黨員劉宗沛介紹加入中共領導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組建文藝演出隊宣傳抗日。1932年4月參加了“四·二六”驅戴鬥爭。1933年2月因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被校方開除。後轉到北平，考入中華中學讀高中二年級。一年後又考入流亡於北平的東北大學俄文係攻讀俄語。在北平學生會結識了學生會負責人郭明秋（女）、姚依林等人，並在姚依林領導下，組織了部分同學從事接待上訪災民、募捐救濟災民等活動。1935年參加了波瀾壯闊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作為“民先隊”骨幹分子參加了聲援傅作義將軍綏遠抗戰、營救在上海被捕的“七君子”等活動，並通過組織街頭義演進行募捐。1937年“七·七”事變後，陝西籍同學回到西安成立了“西安平津同學會”“平津學生流亡演劇隊”，組織學生繼續進行抗日救亡運動，他被推舉為交際部部長、演劇隊隊長。這時他結識了時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的杜斌丞及其秘書常黎夫。在杜斌丞資助下，同學會辦起了救亡刊物《怒吼》，為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此期間，經陝西省二中地下黨員張寒暉（《鬆花江上》詞曲作者）介紹，於1938年1月在西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任演劇隊支部書記。帶領演劇隊活躍在西安、關中、陝南……使抗日救亡的歌聲回蕩在三秦大地。1938年3月，日寇占領山西臨汾、風陵渡，兵臨黃河，虎視長安。4月5日，田禾夫在省二中校長江隆基先生支持下，在省二中主持召開了抗日救亡座談會（聯席會）。丁玲、蕭軍、田間、李公樸、王若望、侯外廬、楊明軒、徐冰如、謝華、李敷仁、蘇一平、楊醉鄉、丁浩川、方晨、李連璧等各路精英齊聚一堂，共商抗日救亡大計。後田禾夫帶領演劇隊走出西安，先後巡回到眉縣、寶雞、漢中、褒城等地進行抗日宣傳演出活動。1938年6月，根據黨組織指示，田禾夫帶領平津演劇隊一行28人沿西蘭公路徒步西行，千裏跋涉奔赴抗日力量薄弱的蘭州開展宣傳活動。臨行前，黨組織讓田禾夫到安吳青訓班挑人，以補充“兵力”。他選定的14名優秀學員中有後來以《歌唱祖國》而聞名全國的音樂家王莘和以《梁秋燕》而譽滿三秦的劇作家黃俊耀等人。安吳青訓班班主任馮文彬（後任新中國第一任團中央書記）、組織部長黃華（後任外交部長）當麵給他交代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找黨代表謝覺哉和伍修權主任，要在他們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在蘭州，他們見到了革命老人謝覺哉和蘭州“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修權。1938年10月演劇隊在蘭州演出，受到蘭州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鼓舞了抗日鬥誌，促進了各民族的大團結，激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對，後被迫解散。田禾夫和愛人白櫻經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派到延安參加第二次全國“青救”代表大會，在延安橋兒溝中央大禮堂見到並聆聽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講話。1939年初到6月，田禾夫被派到安吳青訓班幹部連學習並任青救劇團副團長，愛人白櫻則被分到藝術連任教員，教音樂課。

　　打入敵人內部

　　1939年7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處在最艱苦的時刻，前方與日寇的血戰僵持不下，解放區又屢遭國民黨的圍攻進犯。中國共產黨為隱蔽精幹、保存革命實力，將一大批幹部疏散，轉入地下鬥爭。馮文彬、黃華同誌指派田禾夫到西安去，利用一切社會關係打進敵人內部，爬高站穩，長期隱蔽，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當田禾夫夫婦帶上組織介紹信去雲陽鎮的省委機關接轉組織關係時，省“青救會”負責人畢於仁（又名陳旭）因鑒於白色恐怖、敵人盤查太嚴，怕路上出事，讓田禾夫夫婦到西安找到工作後再轉。由於當時的特殊原因，這段組織關係一直未能接上（需要說明的是，畢於仁的用心是好的，但卻給田禾夫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牢獄之災留下了有口難辯的苦澀）。在李敷仁幫助下，經賈雲飛（李維漢同誌的女婿）的介紹，田禾夫夫婦一同加入了宋慶齡、李德全組織的全國基督教青年會豫陝軍人服務部，以民主團體成員的身份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根據服務部負責人辛誌超（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指派，奔波於寶雞、鳳翔、渭南以及河南的南陽等地，動員民眾、支援抗日。1941年經李敷仁推薦見到了偽陝西省教育廳長王捷三，在王捷三介紹下田禾夫擔任了宜君縣教育科長。在此期間，又由偽縣黨部幹事任道安（中共地下黨員，新中國成立前夕被國民黨殺害）介紹參加了“黨網”及國民黨。1942年12月至1943年7月，田禾夫被偽洛川專署調往洛川任三區聯合訓練所教育長。1943年8月至1944年1月，他又被調到黃陵縣機械職業學校任教育主任。1944年5月經地下黨員焦季雲（新中國成立前夕被國民黨殺害，後被安葬在烈士陵園）、姚一征介紹任大荔縣三青團書記。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任耀縣“三青團”籌備主任，並兼任宜君縣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和二區地方行政幹部聯合訓練所教官。1945年10月至1947年8月，被調往宜君縣任“三青團”主任。1946年上半年經李敷仁介紹加入“民盟”。1946年10月他和愛人白櫻及3個孩子被敵人以“共產黨嫌疑”逮捕後，遭受了4個多月的刑訊逼供，始終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後經地下黨員焦季雲擔保獲釋。1947年10月任偽陝西省參議員。1947年南京政府準備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企圖以此迷惑國人，挽救其江河日下、風雨飄搖的反動政權。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為爭取共產黨員在“國大代表”中取得一些席位，田禾夫辭去宜君縣“三青團”主任一職，在地下黨員吉午中、饒紫雲的支持下競選偽“國大代表”成功，並出席了南京“國民代表大會”，為黨做了一定的有益工作。

　　田禾夫在宜君，拿的是國民黨的餉，幹的是共產黨的事。他積極興辦教育，將宜君的完全小學增加了一倍之多。他還暗中動員組織進步青年投奔革命。

　　出席“國民代表大會”之後，田禾夫留在西安。根據中共黨組織的指示在新成立的西北民族解放同盟中搞對敵軍的策反工作，並搜集敵軍情報，通過地下交通站將情報送到中共路東工委。西安解放前夕，田禾夫奉命為解放大軍搞一份西安城防圖。他深入虎穴，終於將圖通過交通員送到路東工委社會處曾權生、於桑（後任國家安全部長）手中，為解放西安作出了貢獻。西安解放後，田禾夫積極協助公安機關鎮壓反革命，與龍江支隊（西北公安部代號）接上關係，為解放軍肅清城內的反革命提供了100餘條線索，抓獲了特務李經徹，繳獲長短槍七八支，為穩定當時西安革命秩序作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田禾夫在新中國的豔陽下，以百倍的熱情投身於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在西安民立中學任教導主任，並被選送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教育研究班深造。

　　雪洗冤獄

　　西安解放後，田禾夫積極找組織要求恢複黨的關係，正當西安市委組織部調查處理田禾夫的黨籍問題時，1951年3月，宜君縣人民法院以所謂反革命罪拘留了田禾夫，並以所謂有兩條人命、誣告幹部、破壞土改等罪行錯誤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進行勞改，造成重大冤案。雖然自己被錯捕錯判、蒙受奇冤，被押送到寧夏潮湖農場勞動改造，但田禾夫對共產黨的信念從未泯滅，他堅信：隻要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自己的冤屈一定會有昭雪之日！他堅持申訴，向縣、地、省三級法院反複申辯。同時給謝覺哉、馮文彬、黃華、辛誌超、伍修權、李敷仁、畢於仁等一切了解他的人寫信，請他們為自己作證、辯誣。最後他又給毛澤東寫信，傾吐自己的冤屈。1959年3月15日黃陵（時宜君並入黃陵）縣法院作出裁定：對田禾夫的原判刑期“除執行八年零六天外，提前釋放，剝奪政治權利10年亦一並撤銷”。這個裁定並未洗去強加在田禾夫頭上的罪名。走出勞改農場，被分配到西安市67中學校辦工廠勞動的田禾夫為了徹底昭雪，仍堅持申訴，並為此付出了20年的血淚代價。“社教”運動中，田禾夫被繼續批判，“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田禾夫以“有罪”之身遭到“橫掃”，四條肋骨被打斷，蹲牛棚7年。1975年，延安地區法院責成宜君法院關門一周，由地區法院派人到宜君集中複查田禾夫案。5月3日，延安地區中級法院下達了刑申字（75）第二號裁定書，明確指出：“原判認定田禾夫誣告薛××同誌，破壞土改，不屬事實，槍殺薛士俊、黨耕三，因薛、黨兩人均係宜君縣反動頭子，不應給田禾夫定罪判刑”，“撤銷宜君縣人民法院1951年9月20日法刑字第124號刑事判決書和黃陵縣人民法院1959年3月15日黃刑字第1號裁定書”。基本上為田禾夫洗雪了不白之冤，但裁定書中“田禾夫曆任敵偽縣教育科長、”三青團“主任、副參議長，省參議員，偽國大代表均屬政治曆史問題”，“交由有關單位查處”，這仍給田禾夫留下了個“尾巴”。

　　田禾夫為了給自己的曆史問題討回公正的說法，他進京親自拜訪那些曾經指導過自己革命工作的老首長、老同事。在胡耀邦、王任重等的擬言下，1979年3月30日田禾夫終於接到西安市委組織部正式文件。文件決定：恢複田禾夫同誌黨籍。黨齡從1938年元月算起，工資級別從1979年3月起由22級調整到14級，並分配適當工作。因錯判勞改造成生活困難，可發給生活補助費5000元……

　　1977年，西安市委組織部任命田禾夫為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長，兼任西安市文物事業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共陝西省委黨史委員會委員。他先後當選陝西省第五屆政協委員，西安市第四、五屆政協委員等職。1983年在西安市離休。

　　賈光建

　　賈光建，男，漢族，1920年5月出生，黃陵縣侯莊鄉賈塬村人。1938年2月參加革命，同期加入中國共產黨。

　　先後在陝北公學中央黨校、延安大學學習，在洛川特委，延長縣委，延屬地委統戰部，富縣縣委統戰部，黃陵縣政府、縣委工作。曾任黃陵縣政府一科科長、縣委組織部部長；1950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1953年任中央農村工作部三處副科長；1955年任渭南地委農工部副部長；1956年任西藏工委拉薩分工委副書記；1957年任西藏工委辦公廳副主任；1961年調回渭南地區機關工作；1983年任渭南行署顧問；1985年離休，享受正地級待遇；2005年1月逝世，終年85歲。

　　黨奎

　　黨奎，男，漢族，1918年10月出生，黃陵縣侯莊鄉閆塬村人。1938年7月參加革命，1941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隨老師馬健鈴參加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創建工作，先後擔任班長、隊長、團部秘書長、演出大隊大隊長；1943年參加邊區大生產運動，在文化協會辦商店，1944年重新調回民眾劇團；1947年3月，民眾劇團一部編入西北野戰軍政治部宣傳序列，改稱西北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隊，任宣傳隊領導成員之一，1948年任宣傳隊劇音科科長；1949年4月，先後任西北軍政大學文工團指導員，西北軍區政治部協理員；1956年，在西北黨校學習；1957年8月，任甘肅省交通廳辦公室主任，1959年8月任副廳長；1963年2月，任甘肅省定西縣代職副縣長、縣委書記；“文革”期間受到迫害；1974年1月任景電工程指揮部政工組長；1975年8月任景泰川灌區水管處黨委書記；1979年1月任甘肅省水利廳副廳長；1983年4月離休。

　　1957年6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解放勳章。

　　劉秦真

　　劉秦真，女，漢族，1917年4月出生，黃陵縣太賢鄉備村人。劉含初烈士之女，中國共產黨黨員。

　　1942年3月參加革命，後在中央文化補習學校、延安中學幹部培訓班學習；1943年在中央保育院工作；1944年在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工作；1948年在西北黨校學習；1949年2月在西北軍政大學工作，曆任統計、組織幹事、副政治指導員；1950年在蘭州軍區速成中學學習，任黨支部副書記；1952年任蘭州軍區政治部托兒所副主任；1954年任蘭州鐵路局幼兒園副主任、甘肅省委交辦肅反辦公室專職副書記、省計委人事科秘書；1958年任蘭州汽車修理一廠人事保衛科副科長；1965年任定西地區農機局負責人；1974年調甘肅省電力局中心試驗所人事科、省水利局政治處工作，1979年任省水利局機關黨總支副書記、臨時黨委副書記；1982年12月離休。

　　劉錦儒

　　劉錦儒，男，漢族，1929年7月出生，黃陵縣侯莊鄉橋溝村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48年2月參加革命，任黃陵縣橋山區第二鄉鄉長，9月調任橋山區政府秘書；1949年4月隨部隊支援新區，7月參加扶眉戰役後分配原寶雞縣人民法院工作，曆任書記員、審判員、副院長、院長；1956年8月任縣人民政府副縣長，1958年3月任代縣長；1959年3月縣市合並後任坪頭、益門公社黨委書記；1960年7月任寶雞市委農村工作部部長；1961年6月任寶雞地委農村工作部部長；1969年7月任馮家山水庫工程指揮部副總指揮；1971年3月任寶雞市委農林辦副主任；1975年7月任寶雞市革委會副主任；1979年10月任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8月任寶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8年8月任主任；1993年離休。

　　曾在全國第一個五年普法教育中榮獲全國普法先進個人。

　　田得霖

　　田得霖，曾用名田逢春，男，漢族，1915年12月出生，黃陵縣田莊鎮田河村人。1937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任中部縣工委宣傳部長。1938年到延安邊區黨校、中央黨校學習，1939年後曆任關中軍分區警衛連政治教員、民運幹事，青年營政治委員，洛川特委教導大隊大隊長，黃龍遊擊第三支隊隊長、政委，黃南遊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韓城支隊隊長。建國後曆任西北軍區獨立二十二團、獨立四團、獨立十一團政委，陝西省商洛軍分區副政委；1958年轉業，曆任陝西省國防體育協會副主任，陝西省體委副主任、主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陝西省分會第二、三、四屆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陝西省體育總會第五屆委員會顧問，陝西省政協常委；2005年2月逝世，終年90歲。

　　青年時期接受進步思想。抗戰初期，開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解放戰爭時期，率部在陝西、山西、河南等地作戰，先後參加了轉戰陝北、雁門山突圍戰、黃龍山伏擊戰、荔北戰役、攻克潼關等數10次戰鬥和戰役。轉業地方後，長期擔任省體委主要領導職務，經曆了陝西體育事業的幾個重要發展時期。曾支持黃陵體育事業，資助體育器材。離休後，仍然關心全省體育事業的發展，擔任陝西省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顧問，陝西省體育史誌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和《陝西省誌·體育誌》主編，主持編纂了《陝西省誌·體育誌》。

　　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授予“解放西北紀念章”“人民功臣章”；1955年國防部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解放勳章”，1986年國家體委授予“體育開拓者獎章”。曾當選中共陝西省黨代會代表、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6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援建伊拉克體育館考察組組長。

　　馮力生

　　馮力生，原名馮有欽，男，漢族，1917年1月出生，黃陵縣隆坊鎮馮家河村人。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一任中共黃陵縣委書記。

　　1927年上學，後因家鄉災情嚴重，生活困難，被迫輟學。兩年後，才一邊在家幹活一邊繼續上學。1932年，劉誌丹帶領陝北紅軍進駐雙龍鎮，打土豪分財物，張貼告示標語宣傳革命。馮力生經常到紅軍駐地，聽他們講課，幫他們發傳單貼標語等。劉誌丹看馮力生聰明、勤快，就經常給他講革命理論，引導他控訴舊社會的黑暗。

　　1935年，馮力生進縣城模範小學讀書，8月升入高小。由於受蘇維埃政權的影響，他已經對事件、言論的是非曲直有了自己的觀點和辨識能力。當時的高小校長王學山是個封建老先生，他實行奴化、禁欲主義教育，不讓學生閱讀刊有新思想的報刊，不讓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和愛國主義運動。這種愚弄、欺騙、禁錮學生的行為引起了馮力生等同學的極大憤慨。一天晚上，馮力生和幾個同學溜進王學山的臥室，偷走了王學山抽大煙的煙具，連同寫有王學山“壓製學生”的十條罪狀書一齊送到縣政府，要求縣政府撤換王學山。在學生運動的衝擊下，縣政府教育科撤換了王學山。這次運動的勝利，使馮力生得出邪不壓正、壞事不長久的結論，也使他看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加深了他對國民黨的蔑視。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開始了國共合作的新時期。1937年紅軍進駐黃陵，建立紅軍辦事處，這不僅推動了黃陵地區抗日救亡的開展，同時給建黨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一些進步教師向在校學生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宣傳黨的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組織學生讀書會，介紹學習毛澤東等人的著作，在黃陵地區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嶄新局麵。這一切令馮力生振奮不已，經常跑到紅軍駐地，幫紅軍幹活，參加救亡運動，學習革命書刊，思想進一步受到熏陶，逐漸認識到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道理，初步產生了向往革命的思想。

　　1936年，王國權繼任高小校長，仍然禁止學生閱讀革命書刊，進而處罰學生，獨斷專行。校方收取各種雜費，克扣學生服裝費，使許多學生因經濟負擔不起而被迫輟學。馮力生、劉克榮等人組織學潮，向縣政府提出“該王才疏學淺，不稱職，應予更換”的請求，還張貼標語，呼籲社會公眾聲援，堅持罷課多日。時任縣長的艾善甫十分恐懼，動用一個連的兵力包圍學校，逮捕了馮力生、劉克榮等7名學生，艾善甫親自動手嚴刑拷打，逼迫他們承認自己是共產黨。馮力生等咬緊牙關，不向艾善甫低頭，弄得艾善南也無可奈何。因清明節國民黨高級官員要來黃陵祭祖，艾善甫怕惹出麻煩，這才釋放了馮力生等7名學生，這就是震驚當時黃陵地區的“高小事件”。這一事件使馮力生徹底看清了國民黨以強淩弱和官官相護的醜惡行徑，激起了他強烈的不滿和仇恨，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參加革命的決心。

　　因“高小事件”，馮力生被學校除名，來到七裏鎮高小上學。該校校長薛誌仁和教員劉子修等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尋找一切機會讓馮力生參加革命活動，經常給他講革命理論及共產主義理想等，還經常借給馮力生一些進步書刊，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引導馮力生向黨組織靠攏。1937年5月，中國共產黨駐七裏鎮辦事處王浪超介紹馮力生到延安教育部培訓班學習，同年12月，馮力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革命後，馮力生先後擔任關中特區淳耀縣教育部科員、科長，縣委秘書，二區區委代理書記，關中地委地幹班（地方幹部培訓班，即地委黨校）主任，黃龍特委中部工委書記等職。1948年，黃陵縣解放，馮力生被任命為中共黃陵縣委書記。

　　擔任縣委書記後，為了肅清反動武裝殘餘勢力，鞏固新生政權，馮力生帶領縣委、縣政府工作人員，一邊清理登記國民黨各級公務人員，讓其交出公文、文件、物質、槍械等，一邊對反動武裝采取堅決消滅與政治攻勢，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麵。半年時間內摧毀國民黨4個鎮公所的政權組織及反動組織，破獲18個情報組，抓獲情報人員98人、特務84人，收繳大量的槍支彈藥，鏟除反動勢力賴以生存的條件。

　　為了打倒農村封建勢力，使人民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