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陵文典·人物卷

第十一節 曆代重修、整修黃帝陵

　　從秦漢立廟並建黃帝陵園後，唐代宗大曆五年，在橋山西麓擴建軒轅廟。正殿五間東西廂房各九間，並修築了祭祀壇。

　　明朝洪武十三年新修了“人文初祖”大殿。萬曆二十一年修了碑亭。

　　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登上皇帝寶座，即熹宗皇帝。他從國庫撥出紋銀3000兩，派遣使臣，重新整修了黃帝陵廟。新修東西長廊、碑亭一幢。崇禎九年，皇帝朱由檢收到使臣萬雲路奏章，建議整修黃帝陵廟。崇禎核準，同年七月動工，曆經40天補修正殿六楹，修大門、二門共八楹，築垣牆110丈。陵廟煥然一新。

　　清順治八年（1644年），修陵廟1次（無碑記）。康熙六年、五十二年兩次修整了陵廟。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十六年，道光十四年，先後6次重修陵廟。其中最大的一次整修是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後逢70大壽，普天同慶。曆經一年多時間備料，七月動工，十月完工，新修大殿、碑亭三楹，更衣亭三楹，大牆照壁一座，3丈有餘。南北通道30餘丈，共花銀兩90餘萬兩。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張治中、熊斌發起海外華僑募捐外幣7000餘元，整修山陵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4年10月第一個上書毛主席“一定要把黃帝陵整修好”的是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

　　1990年4月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來陝西視察工作時，專程來到黃帝陵橋山祭拜始祖。在橋山之巔看到古柏森森，鬱鬱蔥蔥，曆代祭祀石碑猶在，具有五千年曆史見證的“黃帝手植柏”依然根深葉茂；陵園廟宇荒蕪，建築年久失修，山上祭祀場所狹小，山陵道路陡堵，缺少必要設施。這和擁有12億人口的中華民族以及五千年悠久曆史地位極不相稱。李瑞環倡導：“一定要把黃帝陵保護好、整修好。上對得起祖先，下對得起子孫後代。”他指出，黃帝是中華民族人文初祖，黃帝陵是中華兒女共同敬仰的祭祀聖地。做好黃帝陵整修和保護工作，對弘揚黃帝文化，激勵愛國熱情，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在李瑞環倡導下，黃帝陵所在地陝西省人民政府、延安市政府、黃陵縣人民政府在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熱情支持下，耗資1.9億元，曆經14年整修，一個“雄偉、莊嚴、肅穆、古樸”的黃帝陵和軒轅廟展現在億萬炎黃子孫麵前。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長河中，投資最多、規模最大、風格最高的一次整修祖陵。2004年清明節，在能容納5000人的祭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國家級祭祀儀式。

　　（蘭草）

　　蓋吳

　　蓋吳（416—446），杏城（今陝西省黃陵縣南城）盧水胡族人。匈奴左沮渠部後代，據傳生於北地郡（今陝西富平東北古義亭城），是北魏時期最大規模的北方各民族大起義的首領。

　　魏晉以來，關中地區已成為諸多少數民族和漢族人民雜居的地方。從永興五年（公元431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西征入陝攻滅鮮卑族赫連氏大夏國的勢力，到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滅北涼統一北方後，對諸少數民族實行軍事統治。在羌族聚居的地方設李潤鎮（今陝西大荔北）；在氐族聚居的地方設仇池鎮（今甘肅成縣西北）；在盧水胡（一般認為盧水胡是匈奴別部，因居於盧水而得名，後來逐漸分布秦、隴。關於盧水所在，有人認為是在隴東的安定郡，也有人認為是湟水支流盧溪水、張掖的黑水及武威的穀水等各種不同觀點。而盧水胡的族源，有源於小月氏及匈奴兩說，目前也無定論。杏城地區的盧水胡是漢化匈奴的一支務農部落，與羌族和龜茲移民雜居一起，已經開始了從遊牧向農耕生活的轉化）聚居的地方，設杏城鎮（今陝西黃陵西南）等，各鎮鎮將皆由鮮卑貴族擔任。數年之內，關隴地區諸少數民族已經開始融入農業文明，卻不斷受到來自還保留漠北遊牧民族特征的鮮卑鐵騎的蹂躪，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各族的反抗起義不斷爆發。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九月，雜居於今陝西北部、甘肅南部和山西西部的漢、氐、羌、屠各、蜀（即叟）等族人民為反抗北魏的壓迫，在盧水胡蓋吳（時年29歲）領導下聚眾起義。蓋吳在杏城天台山（今陝西黃陵西南）建立政權，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當時民間流傳著“滅魏者吳”的讖語，人們都認為這事應驗在蓋吳身上。

　　陳寅恪據《南齊書·魏虜傳》“佛狸討羯胡於長安”，認為蓋吳為羯人，盧水胡指盧水流經之地的胡人，是雜胡，而雜胡以聚居地主要民族的文化主導其生活。唐長孺《魏晉雜胡考》也持此觀點。蓋吳是盧水胡的首領，因此，當蓋吳率領部眾起義後，得到龜茲移民和羌人等各少數民族群起響應。白廣平是蓋吳的部將和得力助手，是龜茲移民的首領。

　　當年十月，借助當地各族人民的支持，蓋吳率軍殲滅了前來鎮壓的北魏軍，殺死鎮守長安鎮的副將拓跋紇。北魏政權立即征發高平敕勒部的騎兵赴長安（今西安西北），命將軍孫拓跋統領並（今太原西南）、秦（今甘肅天水）、雍（今山西永濟西南）三州兵馬屯於渭水之北，共同抵禦蓋吳義軍。到十一月，蓋吳借初次大捷聲威，很快將隊伍壯大到10餘萬人，並派部將白廣平率軍西進，攻占新平（今陝西彬縣），很快得到安定（今甘肅涇川北）地區諸少數民族的響應。白廣平渡過涇河，接連攻克□、隴，殺□城（今陝西隴縣南）守將。同時，蓋吳親率主力東進李潤堡（今大荔縣城），“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並分兵進攻臨晉（今陝西大荔東）以東地區，受魏將章直部阻擊，溺死於黃河者3萬餘人，不得已又西向長安發展，在渭北又被魏將叔孫拔部擊敗。東進雖然受挫，但蓋吳這支聯合隊伍在各族人民的反魏鬥爭中仍然迅速壯大。

　　與此同時，聚居於河、汾間的河東蜀在薛永宗領導下襲擊北魏在河東的牧場，奪取馬匹，組織了一支3000餘人的騎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絳附近）發動起義。蓋吳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聯係，薛永宗接受蓋吳的任命，擔任秦州刺史，襲擊聞喜（今屬山西），控製了平陽（今山西臨汾）、弘農（今河南三門峽）之間的大片地區，占據崤函戰略要道，逼近潼關，隊伍亦發展到3萬餘人。關中西部散關一帶的氐族人也殺陳倉守將，起兵呼應。陝北以至河套一帶的遊牧部落首領胡蘭洛生等也與蓋吳結盟反魏。起義軍連衡相應，結成掎角之勢，聲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肅蘭州），東及河東，以陝西中部為中心，包括甘肅東部、寧夏東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廣大地區都處於起義軍的控製和影響之下。一時間北魏政權“東西狼狽，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

　　蓋吳還派遣使臣趙綰到江南，向南朝劉宋政權的文帝劉義隆上書稱臣。他在上書中說：“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豺狼縱毒，蒼元蹈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跡天台，爰暨鹹、雍，義風一鼓，率士響同，威聲既張，士卒效勇，師不崇朝，群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跡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群願，焉能若斯者哉。”蓋吳指出起義的直接原因是北魏的殘暴統治，他對起義的定位，不是局限在對個人或家族利益保護上，而是把自己的起義與南遷漢族政權北伐聯係起來。因此，他在上書中分析了北方局勢，介紹了自己在軍事上的部署，希望南朝劉宋政權能夠加以配合，“伏願陛下給一旅之眾，北陵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武，鎮禦舊京。”（《宋書·索虜傳》）希望劉宋政權一統中原，請宋文帝出兵，與自己南北呼應，對北魏形成夾擊之勢。

　　十二月，意識到蓋吳義軍巨大威脅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對義軍進行全麵反攻。河東方麵，命薛拔糾合宗族百姓，於黃河沿岸修築營壘，阻斷蓋吳和薛永宗兩部義軍往來之路；又派殿中尚書、扶風公拓跋等率2萬騎兵進攻薛永宗。陝北方麵，命殿中尚書乙拔率3萬騎兵由長安北攻蓋吳的大本營杏城；西府方麵，命西平公寇提率萬騎攻白廣平。

　　到次年正月，拓跋燾親自領6萬精兵至東雍州（今山西臨汾）圍攻薛永宗，經激戰，義軍幾乎全部壯烈犧牲。薛永宗與家人大多投汾水而死，其弟薛安都放棄弘農，南逃投奔劉宋。隨後，太武帝率軍南至汾陰（今山西萬榮西南），渡黃河西進關中，至華陰洛水橋。而此時蓋吳正率領義軍主力駐紮在長安以北，兩軍相隔不過60裏。蓋吳見魏軍來勢凶猛，也隻得立即轉移，回防北地、杏城一帶。

　　魏帝聽從崔浩的建議，避免與蓋吳主力交戰，即沿渭水南岸進入長安。其隨從牧馬到一寺院，發現內藏武器，遂報告拓跋燾，搜查後又發現數以萬計的贓賄之物和密室等，認為僧人與蓋吳通謀。在大臣崔浩的進言下，拓跋燾發出更為嚴厲的滅佛詔：佛圖形象及佛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開展了殘酷的“滅佛”運動。二月，拓跋燾經□□（今陝西周至東），曆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還至雍城（今陝西鳳翔東南），將各地義軍一一擊破。而蓋吳的主力在杏城也被追來的北魏北道將軍乙拔等打敗，杏城失陷，蓋吳退入山中，起義一度處於低潮。三月，拓跋燾又進軍洛水（為渭河的支流，斜穿羌人和龜茲移民的聚居區），分兵鎮壓了李潤堡的羌族義軍。

　　五月，蓋吳重新收集所部兵馬，占據杏城，自號“秦地王”。此時，宋文帝“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義軍聲勢複振。魏武帝再次發動圍剿，遣永昌王拓跋仁、高涼王拓跋那統領長安以北諸軍進攻蓋吳。雙方“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六月，北魏征發冀、相、定三州兵2萬人，屯長安南山諸穀，以防蓋吳逃逸；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兵10萬修築京畿外圍要塞，廣縱千裏，以堵擊蓋吳。

　　在這種困境之中，蓋吳不得不再次遣使向劉宋求援，“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敗，九域分崩，群凶丘列於天邑，飛□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湣及戎荒，翦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天未亡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為豺狼墟，鄴洛為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虛，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鹹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虜潰亡，遺民小大，鹹蒙生造。”（《宋書·索虜傳》）急切地表明自己起義是站在漢民族立場，認同漢文化，以南朝為正統。這也顯示出原來北方的少數民族在民族融合上的自覺，人們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來確定民族立場，蓋吳顯然是其中的代表。能夠在起義之初迅速在軍事和政治兩方麵擴大影響，堅定義軍的信心，奠定了他在北方反魏武裝中的盟主地位。宋文帝劉義隆下詔曰：“北地蓋吳，起眾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繁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款，誌梟逆虜，以立勳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宋書·索虜傳》）但這些封賞不能對蓋吳的軍事行動產生實質的幫助，義軍的形勢日益惡化。

　　八月，高涼王拓跋那攻破杏城，俘虜了蓋吳的兩個叔叔，予以收買，安排他們充當內奸。二人獲釋後入深山將蓋吳誘殺。拓跋仁又擊敗白廣平等義軍。至此，蓋吳起義失敗。蓋吳之弟吾生率領義軍餘部進入木麵山，繼續堅持反抗鬥爭，最終也被鎮壓。

　　關於蓋吳的死亡，《魏書·陸俟傳》《宋書·索虜傳》也記載了另外一種說法，認為由於義軍內部屠各族胡人的反叛，蓋吳為流矢所中而死。

　　聲勢浩大的蓋吳起義前後曆時一年。這是一次西北各族人民的聯合大起義，波及地區西起隴東，東至今山西西南部，是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範圍最廣的一次。起義加強和促進了關中各族人民的團結與融合，也沉重打擊了北魏統治，迫使統治者不得不適當減輕壓迫，推行漢化運動，為以後魏孝文帝變法打下基礎。

　　蓋吳在此次起義反魏過程中，前期的準備是比較充分的，並能廣泛聯係北方各支反抗力量，爭取南方劉宋政權的聲援，使得義軍的規模迅速壯大，對北方政局的影響不斷擴大。但是，由於在後期作戰中缺乏明確、有力的指導，義軍的各支武裝分兵進擊，實力過於分散，東衝西突，未能依靠杏城一帶各族大本營的有利陣地，充分發揮各少數民族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麵的優勢，對北魏的反撲構成威脅；反而由於河東、河西兩路主力未能及時聯合，陷入重圍，最終被魏軍各個擊破。另一方麵，北魏對義軍內部不同勢力的分化打擊和收買誘降，也是起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都暴露出這一時期民族起義的一些局限性，雖然能夠聯合不同民族，但由於在經濟、文化、風俗習慣、信仰等方麵的差異，義軍短期內很難形成統一的領導，構建穩定有效的軍事和政治組織，必然影響起義的發展。

　　在起義的過程中，蓋吳表現了英勇反抗民族壓迫的英雄氣概，以及對南朝政權所代表的農耕文明的期待和向往。他清楚地認識到民族交流、融合的趨勢是以漢文化為主流，走在民族融合的曆史潮流的前列。

　　（李江輝）

　　郝奴

　　郝奴，生卒年不詳，杏城盧水胡首領。他的生平唯有兩件大事見於史書記載，一是一度於長安稱帝；一是率眾歸附北魏。

　　晉武帝滅孫吳統一中國之後，門閥士族政治之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和對立，動搖了晉王室的基礎。晉惠帝末年的八王之亂，和其他的外患導致中原淪陷，邊陲不保，群雄混戰，生靈塗炭。司馬王室南遷。而北方的黃河流域則成為各少數民族的逐鹿之地，直至東晉滅亡，中原從未被東晉所收複，國家未能統一，此時期為“五胡十六國”。郝奴稱帝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眾多曇花一現般的政權之一。

　　東晉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前秦苻堅采納謀士王猛的建議，攻滅鮮卑慕容氏的前燕，遷移鮮卑4萬多戶於長安及近畿各地，但受到奴役的鮮卑部眾都希望東歸。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戰中前秦南征失敗後，關中、關東、隴石政局紛亂，民族鬥爭又出現一個高潮，社會動蕩比以前更厲害。投降了前秦的前燕貴族慕容垂集合前燕舊部，於洛陽稱王。原前燕皇帝慕容□之弟慕容泓聞慕容垂於河北起兵反秦，也集關內外諸鮮卑族人，屯兵華陰，於太元九年（公元384年）自稱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以興複燕國為號召，建元燕興，都長子（今山西長治）。史稱西燕。姚萇也在北地郡（今銅川以北）自稱萬年秦王，擁眾10餘萬。不久，因慕容泓“持法苛峻”，在進軍長安途中為謀臣高蓋等鮮卑貴族所殺，慕容衝被擁立為主。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慕容衝率眾進圍長安，在阿房（今陝西西安西）稱帝。於是姚萇、慕容衝、苻堅三方勢力在關中展開激戰。結果苻堅父子兵敗出逃五將山（岐山縣），慕容衝入據長安，大肆劫掠。隨後姚萇與西燕在長安交戰，西燕戰敗，損失3萬餘。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長安城中又出現火並，將領韓延利用鮮卑軍民思歸關東的情緒殺了慕容衝，擁立鮮卑貴族段隨為燕王。隨後，慕容恒、慕容永等又襲殺段隨，立慕容凱為燕王，率鮮卑男女40餘萬人離長安東去。

　　慕容氏東遷之後，長安空虛，受前滎陽太守高陵人趙轂等之邀，居於杏城的盧水胡首領郝奴率眾4000南下，於長安稱帝，封趙轂為丞相。同時，扶風人王驎，也趁機聚集數千人馬，占據馬嵬。郝奴派遣其弟郝多攻打王驎；而已經占據新平（彬縣）的姚萇亦率兵進攻馬嵬。結果王驎敗走漢中，姚萇乘勝俘虜郝多，挾郝多進攻郝奴。郝奴不得已獻城請降，被拜為鎮北將軍、六穀大都督，以防備逃往漢中的王驎。

　　姚攻占領長安後，於當年稱帝建國，史稱後秦。歸降前秦的郝奴被封為六穀大都督，根據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子、午、儻、駱、褒、斜，南北分列，此六穀也。詳見漢中府子午等道，出奇走險，則南達漢中，東通襄、鄧，故後秦姚萇拜郝奴為六穀大都督，使備南山之險雲。”這裏是關隴、漢中之間的戰略要地，後涼呂光、後秦姚氏與前秦苻氏就在這一地區展開激烈爭奪，持續不斷戰爭，令關隴一帶和陝北地區各民族遭受了沉重的損失，而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正以關東為基地逐漸強大起來。

　　太元十三年（公元398年），郝奴與□城屠各族董羌、河東蜀人薛榆、氐帥苻興各自率領族人離開長期定居的陝北、關中地區向東遷移，歸附日益興盛的北魏。這固然是鑒於關中地區長年混亂，各族人民生產、生活的困苦，也有著這些少數民族中保留的遊牧民族追逐水草興旺繁盛之地的特性，他們身上體現出農耕與遊牧生活的雙重特征。

　　（李江輝）

　　楊偕

　　楊偕（980—1049），字次公，坊州中部（今陝西省黃陵縣）人，唐左仆射楊於陵六世孫。其父楊守慶，先在南漢朝廷做官，後歸順北宋，告老歸來，為坊州司馬。

　　偕少時師從種放先生求學於終南山（今陝西關中），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7年）舉進士，累官坊州軍事推官，旋知開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偕偶然道遇術士，術士問偕：“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偕曰：“未知”。術士教偕試之，每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誌若此，解吾所及也。”言罷，不知所向。

　　偕為人廉潔清正，剛直不阿，仁心愛物，容厚篤誠，世人多所不及，同時善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認為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天下太平，四方無事之秋，偕數上書言邊事，論時政，上招試於學士院，不中，改遷永興軍事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邊事，複招試，未赴，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複為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後經宋綏推薦為監察禦史。因與曹修古連名上疏言奉章獻太後兄長之子劉從德遺屬奏恩太濫一事得罪太後，被貶官，降為太常博士、臨舒州稅，旋以尚書部員外郎兼侍禦史知雜事。馬季良因罪斥置滁州，白言欲得致仕，偕以為致仕用優賢者，不應寵罪人，又數論用人之法與升降之弊，仁宗皆嘉納之，封吏部流內銓，徒三司度支副使、職天章閣待製、河北轉運使。定州夏守恩貪贓獲罪，偕奉命前去查抄，起髒銀數萬，判夏守恩流放嶺南，上大悅。次年，母謝世，臨丁憂之際上疏願棄仕還裏，上不允，複進身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昊舉兵造反，守將劉平、石元孫先後戰死沙場，延州告急。偕聞知，乃偽為書，馳造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將至矣”。並命延州旁近之州縣集中糧草，準備武器，以接大軍到來，元昊聞知膽落，率部星夜逃去，遂解延州之危。夏竦時為陝西經略使，為平定元昊，數請增置士兵，擴充軍隊，認為他日擊敗元昊兵歸後閑置之師可護衛京都。偕言：“方關中財用乏，複增士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士兵，亦未能阻賊兵東進，夏竦懼戰敗，欲以兵少為借口，未可。”上然之。其時元昊兵勢愈盛，陝西欲立五保而擾，偕以為擾民，上疏請求罷之，上未準，偕被貶陝州，又徒河東都轉運使。於時仁宗下詔廣征三路之民為兵，以擾元昊，偕複進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園而難供，未可取也。”帝乃密詔令偕選強壯者萬人，策應以對元昊。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將不聽從，今發農卒赴邊，深慮其路途遙遠及臨陣退縮，若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

　　上準所請。於時並州人及所征他地農夫無不敬畏，軍力異常強悍。元昊大掠河北，河北告急，仁宗欲下詔修寧遠寨以禦敵，偕上表備陳未可，認為寧遠寨遠在河外，處於麟、豐二州之間，旱漠不堪，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崗州（今蘭州），有白塔地可建寨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川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踞其要，縱河冰實而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將所屯兵馬五、七千人沿岸廝守，以張聲勢，則賊不敢東顧，利五也。今麟州轉輸車芻鬥粟，耗費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無已時，害一也；以狐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是州之四而皆遭羌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肢盡廢，而首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欲待冰凍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寧遠寨，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次年，偕改為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50萬，以壯行色。偕列六事於朝：一、願赴麟州，以防不測；二、罷中人幹預軍政；三、放權以便宜從事；四、整肅軍政；五、招募武士；六、平日守土，戰時互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仁宗難之，偕累奏不已，乃罷知刑州，轉徙倉州。他日上書請求而論兵事，被召回京。偕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將在並州任時所創《八陣圖》及神盾、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置以盾）獻上，天子以兵卒500，如偕之憲法規定試於庭，以為可用，遂令各路軍習其陣法。邊將王吉雲：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乃用盾陣法也。蓋世未尚用其戰法爾。然偕秦剛少含，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未幾，偕左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複為左司郎中。時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為連年勞師，國力不濟，宜權許之，待後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秦、歐陽修、葵襄累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外知越州，尚未到任，又改知杭州。時蔡襄告老過杭州遊玩於禁忌之地，與律不合，理當問罪，下人進言宜將此事上奏朝廷，以彈劾蔡襄，偕對曰：襄因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像圖》，被召回京，任太常司農壽、右議大夫，後因年事已高，欲告老還鄉，上封尚書工部侍郎。至其歸日，上特召見賜宴。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2月初楊公辭世，其子楊忱將其所著《兵論》上交朝廷，帝覽之深憐，又追封其為兵部侍郎。同年2月17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吉地。公有《文集》10卷、《兵書》15卷、《兵論》一篇存世。

　　觀其文盡觀其人，以知公之心，以見公之誌，以考其始終之節。公性剛而忠樸，敢為大言，因國而忘私，不計得失，數上書論天下事，屢諫屢貶，屢貶屢諫，尤喜古兵法，並多有創見，其事多見於宋史，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及楊公墓誌銘。

　　（陳戰峰）

　　李杲

　　李杲（1180—1251），字明之，號東垣。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出生在陝西中部縣珞璫村（今陝西省黃陵縣阿黨村）。李杲與劉完素、張從正和朱震亨並稱中醫學史上的金元四大家。李杲繼承張仲景、乃師張元素和曆代名家的學術精華，在實踐中光大醫德傳統。他探索或闡述脾胃在生命過程中的重要性，從醫學原理到養生防治，其說自成體係，在中醫學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他的理論至今仍有效地指導臨床。他的理論創立不久就傳到日本、朝鮮，在日本成為後世派的真髓。李杲的學術以開物成務的氣概使中醫這塊瑰寶熠熠生輝。在明代萬曆年間，北京三皇廟改為先醫廟，在主殿供奉伏羲、神農、黃帝的兩廡，分列曆代二十八位名醫的塑像，李東坦居東廡第十四位，在這裏他和其他名醫每年接受侍奉。

　　李氏家族是一個官宦之家，其世代富足，稱雄鄉裏。李杲在少年時期，謹慎自愛，好於交遊，與人接觸，從無戲言。由於家庭環境優越，他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東垣老人傳》有：“受《論語》《孟子》於王內翰從之，受《春秋》於馮內翰叔獻。宅有隙地，建書院，延待儒士，或不給者，盡周之。”這說明李杲自小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對儒家經典《論語》《孟子》以及《春秋》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李氏家族專門修建了一所作為接待儒生和名士講學的書院，這促進了李杲與儒士的交流和往來，也帶來了李杲學業的進步。在李杲幼小的時候，西北地區出現大麵積的饑荒，李氏家族積極參加賑災活動，這使李杲對勞動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李杲孝敬長輩，據《醫學發明·序》記載，他二十歲時，“值母王氏寢疾。公侍，色不滿容，夜不解衣，遂厚禮求”。青少年時期的李杲，以廣交名士、廉潔和忠孝而聞名，是以學自適的悠閑儒生。

　　李杲與同時代的士子一樣，希望通過學業獲得入仕的資格。金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李杲18歲，由於一個偶然的事情使他踏上了學醫的道路。《東垣老人傳》記載：“母王氏寢疾，命裏中數醫拯之，溫涼寒熱，其說異同，百藥備嚐，以水濟水，竟莫知為何證而斃。君痛悼不知醫而失其親，有願曰：若遇良醫，當力學以誌吾過。”可見，李杲為母親的去世而感到悲傷不已，同時也針對庸醫不能夠確診母親的病因，最終導致母親的病情加重而亡的現狀悲憤不已。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悲劇，一方麵是由於庸醫的無能；另一方麵則是由於當時天災橫行，疫病蔓延，疾病橫生，而人們仍然沿襲宋時的用藥習慣，使用的仍然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的藥物來治病，但是那些藥物對於當時的疾病治療效果卻非常不好，醫生且習慣性的使用書中的藥物，就很少能自己進行辨證處方。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這種現狀，防止相似的悲劇再次發生。不過，李杲此時學醫的目的並沒有更多的關注現實社會，也沒有對當時的醫學現狀產生不滿，他還僅僅在於從自己的親身經曆出發，希望通過學醫掌握一技之長，來為人們治病。

　　對於李杲的學醫經曆，《傷寒會要·引》稱：“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李杲用了數年的時間跟隨張元素學醫，最終獲得了張元素的真傳。張元素是“易水學派”的創始人，他的思想主要淵源於《內經》、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華佗《中藏經》以及同時代的劉完素等。他吸收前輩及同時代醫者的精華，結合個人體會，在論治脾胃病方麵有諸多創新。張元素重視氣味厚薄和升降浮沉的異同及其與脾胃升降的辯證關係，更重視脾土為中、為升降之樞，而且結合五運六氣，提出了藥物的升降與脾胃升降的關係。此外，張元素在論治脾胃病上創製了代表方劑——枳術丸。張元素在脾胃論治方麵的以上諸多觀點是脾土學說的萌芽，李杲就是在張元素的基礎上把脾土學說發揚光大的。

　　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李杲時年23歲，他在經過5年的學醫生涯後，掌握了中醫學的基本常識。此時，李杲並沒有把從事醫學的理論探索以及臨床實踐作為自己以後從事的職業，他仍然沒有放棄入仕的初衷，希望走仕途之路。是年，李杲以捐資得官，在河南的濟源縣做了一個監稅官。這一年，當地流行俗稱為“大頭天行”的疫病，這種疫病的傳染性很強，死亡率極高。用李杲在《東垣試效方》中的話說，是“遍閱方書，無與對證者，出己見，妄下之，不效；複下之，比比至死，醫不以為過，病家不為非”。目睹此狀，李杲“獨惻然於心，廢寢食，循流討源，察標求本”。終於創製一方，名為普濟消毒飲，用之大獲良效。由於病者甚多，傳之很廣，當世之人以為是仙人所傳，後雕刻於圓頂石碑之上。李杲此舉，不僅為當時挽救濟源一帶人民生命作出很大貢獻，而且也為以後溫病診治理論的出現，提供了具有創新意義的臨床經驗、治療方法和有效方劑。至今普濟消毒飲仍係中醫學生所必須掌握的方劑。李杲也通過這次事件，小試牛刀，顯現出自己在醫學上的天賦。

　　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李杲時年25歲，居真定。這一年，北方開始出現了大麵積的饑荒。據《金史·章宗本紀》記載“山東、河北旱”，又說章宗“以久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撤樂，省禦廄馬，免旱災州縣徭役”，可見旱情十分嚴重。作為富足於鄉的官宦之家，李杲積極參加了賑災活動，對人民大眾的生活現狀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麵對被疾病困擾的下層民眾，李杲的人生目標也發生變化，從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思想開始轉向希望從事與人民生活、生產息息相關的職業，直接為社會服務，這也就使他萌發了從事醫療事業的想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蒙古與金之間的戰爭逐漸升級，北方地區開始大亂。李杲為了躲避戰亂，於金宣宗興定四年（公元1220年）左右來到了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地區），開始了醫療事業。李杲因為經過良師的指點，加上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他診治過的病人，療效非常明顯，不久就名聲大振。很快，李杲居住的大梁又遭到攻擊。他為了避難，於金哀宗開興元年（公元1232年）北渡黃河，來到東平（今山東省東平地區）、聊城地區，開始在這裏行醫、生活，一直到元乃馬真後二年（公元1243年）他64歲時，才重返真定。從李杲離開真定，在北方流離顛沛以及懸壺濟世的幾十年中，他主要在三方麵做出了突出貢獻。

　　第一，廣泛地深入到群眾中，從實踐出發，收集到大量的一手材料，豐富了臨床經驗。經李杲治愈的病人不計其數。《元史·李杲傳》中就記載了幾個典型代表人物，比如王善甫、蕭君端、魏邦彥等。此外，還必須要提的就是李杲在行醫的生涯中，結識了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元好問，並成為摯友。李杲後來的許多著作都是由元好問作的序，李杲也幫元好問治好了傷寒病。《東垣試效方》記載：“乙未秋子自濟南回，傷冷太過，氣絕欲死，明之投劑應於而愈，起予之死，並此為二矣。”可見，元好問患上了非常嚴重的傷寒病，幾乎病重而亡，也正是在李杲的精心治療下才得以康複。李杲對傷寒病的精深研究，還體現在對傷寒病的確診以及治療上。據記載，有個名叫馮櫟的少年，得了傷寒病，目赤煩渴，其他醫生認為是熱症，開了治熱症的承氣湯為其治療。恰好李杲經過，他對病人進行了重新診斷，確診為傷寒病，立即令人持幹薑、附子等藥作湯，每一頓服數兩，汗出而解。

　　第二，李杲在北方行醫的過程中，還注重對中醫學理論的探討。李杲對中醫學理論的探討是分階段的。他在離開真定從事行醫的幾十年中，是他對中醫學理論探討的初期。李杲先後撰寫了《內外傷辨惑論》（初稿）《醫學發明》《傷寒會要》，對前人的理論進行總結，並且為其脾胃說的建構奠定了基礎。對於《內外傷辨惑論》的初稿，李杲在後來的《內外傷辨惑論》定稿的《序》中有“中年以來，更事頗多，諸所診治，坦然不惑，曾撰《內外傷辨惑論》一篇，以證世人用藥之誤。陵穀變遷，忽成老境，神誌既惰，懶於語言，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又“丁未歲重九日，東垣老人李杲明之題。”這兩句話實際上暗示出了《內外傷辨惑論》初稿的撰寫時間以及主要解決的問題。李杲所說的“丁未歲”指的是元定宗二年，即公元1247年，反推之寫於16年前的《內外傷辨惑論》初稿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元太宗三年即公元1231年；至於《內外傷辨惑論》的內容則是針對“世人用藥之誤”而進行的。李杲就是希望通過此書來對前人的中醫成就進行總結，開始確定內傷在人發病原因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李杲還在《內外傷辨惑論》中提出了補中益氣湯。補中益氣湯為李杲對祖國醫學之一大貢獻，其所有著作中均有記載，以本書成書較早，它為李杲臨床經驗結晶，製訂運用的時間應該更早。至於《醫學發明》，鬆崗老人在《醫學發明·序》中說：“壬辰北渡鄉裏，囚憫世醫背本趨末，舛錯莫省，遂著是書，庶釋其疑。”這同樣也指出了《醫學發明》的成書年代為元太宗四年即公元1232年，而且此書主要想解決的問題就是探求中醫學的本末問題。李杲對中醫學本末問題的探討，是對《內外傷辨惑論》以內傷為發病原因觀點的進一步提升，這實際上涉及了中醫學關注重心的問題，隻不過此時李杲並沒有明確提出到底是以哪一種內傷為核心的問題。

　　第三，培養後學。李杲在山東等地行醫的幾十年中，還注意到了對醫學後學的培養，這主要體現在對王好古的影響上。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趙州（今河北趙縣）人，約生於南宋慶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卒年尚無確論。王氏小於李杲，曾與李杲同時師事張元素，後又從李杲學習。他在元素、李杲影響下，頗重視內因在傷寒發病中的作用，重點闡發傷寒內感陰證的理論，其陰證學說明顯反映出李氏脾胃內傷學說對他的深刻影響。王好古倡言“三陰論”之說，強調肝、脾、腎三陰陽虛在病變中的作用，創“內傷三陰例”，對陰證的病因病機、辨證論治作了詳細分析。他對傷寒陰證的研究，不囿於傷寒外感之說，而重視內因在發病學上的作用；不局限外感病的六經分證，而認為內傷病也可按六經辨證施治。所異者是，李杲注重內傷、外感的不同，而發內外傷之辨，王氏把李氏脾胃內傷學說與傷寒學說有機地結合起來，說明外感與內傷既有聯係亦有區別，並在李氏闡發脾胃內傷熱症基礎上，著重論述了脾胃內傷寒中證，為易水學派的溫補理論增添了內容。不過，由於李杲居無定所，加上王好古與李杲在一些醫學觀點上的分歧，王好古未能如一而終地跟隨李杲學習，這也決定了王好古未能得到李杲的真傳。

　　元乃馬真後二年（公元1243年），進入“耳順”之年的李杲回到了久別的故鄉。到元憲宗二年（公元1251年）逝世，李杲的晚年都是在家鄉度過的。雖然這段時間隻有短短的8年，但卻是李杲一生的關鍵時期。他在這8年中對自己醫學理論進行了總結，明確地提出了脾胃說，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開創了脾土派，對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李杲此時期對中醫學理論的探討，是在前麵的基礎上進行的，是他中醫學理論的成熟時期。李杲首先對《內外傷辨惑論》初稿進行補充和完善，並於元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最終定稿。他在定稿中再次強調了內傷在發病原因中的地位。此外，李杲還在這段時間內撰寫了《蘭室秘藏》（元定宗三年即公元1248年）、《脾胃論》（元海迷失後元年即公元1249年）等著作。《蘭室秘藏》的內容是以征候為主，詳論各征候的病源和治療原則，後載各種處方。此書是李杲長期臨床實踐的經驗的總結，在治療內科病、五官科病以及兒科病等方麵都有建樹，特別是對內科病發病原因的探討，直接觸發了《脾胃論》的形成。

　　《脾胃論》是李杲的代表作，最能反映李杲的醫學思想。脾胃學說的一個中心內容，就是脾胃元氣論，這是人體發病與否的關鍵所在。關於元氣之說，《內經》《難經》早已提出，前者謂“真氣”，後者謂“原氣”，而共同點是重視腎氣。李杲發展了這一理論，重視內因在病變中的作用，認為無論內傷或外感發病，都是由於人體氣虛。即疾病的形成，乃是氣不足的結果，而氣之所以不足，是因脾胃損傷所致。《脾胃論·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中有：“真氣又名元氣，乃先身生之精氣也，非胃氣不能滋之。”《脾胃論·脾胃虛實轉變論》又說：“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可見他認為脾胃是元氣之源，元氣又是人身之本，脾胃傷則元氣衰，元氣衰則疾病所由生。對脾胃的重視，是李杲脾胃說的基本論點，概括起來有四大要點：一為人賴天陽之氣以生，而此陽氣須並於脾胃；二為人賴地陰之氣以長，而此陰氣須化於脾胃；三為人賴陰精之奉以壽，而此陰精必源於脾胃；四為人賴營氣之充以養，而此營氣必統於脾胃。總之，李杲認為脾胃是人體生、長、壽、養之本，如脾胃受傷，人體所需的陽氣、陰氣、陰精、營血也就必然受損，正常的活動便不能維係，這樣，各種疾病也就發生了。同時，李杲還具體指出了“病從脾胃所生，養生當實之氣者”之四要素：第一，要能順應四時；否則元氣不固，煩勞傷陽，病生脾胃。第二，要穀氣上升，春夏令行；否則穀氣下流，收藏令行，亦病生脾胃。第三，要少陽春升之氣上升，則諸陽皆升；否則膽氣、陽氣不升，亦必脾胃致病。第四，五氣能藏於心肺，五味能藏於腸胃，則氣和神生；否則氣機乖錯，亦病從脾胃而生。李杲的脾胃說反映出他在理論上對前期作品《內外傷辨惑論》的突破，明確指出了脾胃是內傷的核心，從而建構了從疾病產生的主要原因為元氣衰，而元氣衰在於脾胃受損，脾胃受損又是內傷的最主要體現的邏輯推理。同時，李杲的脾胃說也反映出他對前人理論的超越。此外，李杲脾胃說的提出，也是他對社會現實觀察的結果。他從當時的醫療實踐中觀察到，由於戰爭頻繁，兵連禍結，疾病流行，民不聊生，人們在水深火熱中掙紮，飲食不節，勞役過度，精神的恐懼和緊張，致使脾胃損傷，從而導致各種疾病的發生。《脾胃論·脾胃盛衰論》中所說的：“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故亦從而病焉”，這就體現出李杲對現實的關注。

　　李杲在理論上的又一創新是“陰火”。陰火學說為病理學說，是由李杲內傷脾胃論衍生而來。關於“陰火”，李杲未列專論，也未作為一種學說單獨闡述，其內容散見於《內外傷辨惑論》與《脾胃論》之中，經後人總結歸納為陰火學說。由於對陰火概念李杲論之而未作定義，故致眾說紛紜。元代王履在《醫經溯回集》所雲：“名為陰火者，其東垣始與”。對於陰火，李杲屢有論述，不僅陰火所涉及髒腑不同，而且病理表現亦多種多樣，從李杲重視外感與內傷之辨，以及按陰火論治的病症看，陰火乃是與外感相對的發熱或顯見熱象的火熱證，屬於內傷範疇。陰火的提出，是以《內經》為依據的。他在《脾胃論》中引《素問·調經論》：“病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以此說明內傷飲食勞倦的內傷之證，與“病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相對應，而為陰證。

　　陰火學說的最有價值之處是，據氣化理論提出了陰火的治療思路。按氣化學說，隻有穀氣上升，脾氣升發，元氣才能充沛，陰火才能收斂潛藏，他以此創立了甘溫除熱法和升陽散火法，創製了補中益氣湯和升陽散火湯等名方。這類治法和方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在臨床上用於治療辨證屬於陰火的自身免疫疾病、慢性乙型肝炎和腫瘤等，確有明顯療效。

　　李杲在學術另一高標獨舉是對“傷寒三禁”的突破，由此也引發了中國醫學史上的河間與易水的學術爭鳴。李杲治傷寒啟自張仲景，師於乃師張元素，問學於朱肱，其學用富於創新意識，他說：“聖人立法，雖布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他曾著《傷寒會要》和《傷寒治法舉要》。這兩部著作後來不幸失傳。在清代汪琥著的《傷寒論辨證廣注》和王好古的《此事難知》中，還保存他治傷寒的要點，知道他曾創製十二首治傷寒的方劑。汪琥概括李杲治傷寒的套路是：“治外感羌活衝和湯，挾內傷補中益氣湯，如外感風寒，內傷元氣，是內外兩感之證，用混淆補中湯，即補中益氣湯加槁木、羌活、防風、蒼術也。又一法，先以衝和湯發散，後以參芪甘草三味補中湯濟之。”這也是他自成一格，敢以突破宋代以來醫界沿襲的“傷寒三禁”的例證之一。所謂“三禁”，指“經禁、時禁、病禁”。對於傷寒論治，在李杲以前曾有朱肱的夏月傷寒可用麻桂，與劉河間弟子馬宗素、葛雍等人，反對用溫藥的爭論，劉完素弟子們的河間派，還指斥朱肱分證不清，混淆經界，不應當將熱證的三陰經證當作陰寒證等。李杲《傷寒會要》刊行以後，以敢於打破經界和夏月傷寒可用溫補支持了朱肱，又以“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的雋言，回應馬宗素的“分證不清，混淆經界”的批評，支持朱肱在《證類活人書》所說的“病人有虛有實，邪氣傳受遲速不等，豈可拘以日數”之論。《傷寒會要》又以醫案證其所論。這樣，爭論的風頭，就從河間學派與朱肱之爭，轉為河間學派與李杲之爭，李杲一派也參與此爭論。爭論之事，元好問為李杲所作的《傷寒會要·序》有所記述。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觀元好問《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為這場學術爭鳴定了名目，也為爭論的緣起和要蘊提供了線索。兩派之爭，究其實質，是在辨證論治時恪守自家的理論的問題，兩派各執其是，各論其非，不分高下，愈辨愈深入。最後，堅持傷寒是熱病用寒涼的河間之學成為溫病學說的先源，堅持護持脾胃的易水之學又延為溫補學派，堪為雙贏。

　　李杲在晚年除了對自己的中醫理論進行總結和提升外，還特別注意培養傳人。在李杲的眾多弟子中，羅天益得到李杲的真傳。羅天益，字謙甫，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約生於南宋慶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卒於元至元二十七年即1290年。羅天益幼承父訓，攻讀詩書，及長逢亂世，棄儒習醫，師從李杲。李杲非常注重對羅天益的培養，據記載羅天益家境貧寒，為了鼓勵羅天益勤奮學習以及解除後顧之憂，李杲特贈給羅天益白金二十兩。據記載，在定宗三年即1248年，李杲還親自為羅天益講春月養生之道，而且在臨終前，將自己的畢生著作都授予羅天益，這都表明李杲對羅天益的重視。羅天益也通過自己的努力，對李杲學說進行了繼承和發揮。李杲強調飲食勞倦，脾胃受損，元氣不足，百病由生的觀點，羅天益進一步加以發揮，明確提出了脾胃傷須分飲傷、食傷以及勞倦傷當辨虛中有寒和虛中有熱的觀點，這進一步推動了脾土派的形成。

　　元憲宗二年即1251年，李杲逝世，葬於故裏。雖然斯人已去，其經過幾十年的臨床實踐，加上對前人的醫學理論的不斷總結，最終提出了脾胃說以及開創的脾土派卻具有重要的意義。這表現在李杲通過此奠定了自己在中醫學史上的地位，成為金元四大家之一。同時李杲的脾胃說除了對羅天益等嫡傳弟子產生重大影響外，還為後世醫家進行更廣泛、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從而建立了以溫養補虛為臨床特色的辨治虛損病症的係列方法，理論上發展成為以先天陰陽水火為核心的腎命學說。雖被後人習慣稱為溫補學派，實則為脾土派學術思想的延續。代表醫家有薛己、張介賓、趙獻可、李中梓等。到了近代，脾胃說仍然是中華醫學現代研究中的重要內容，許多學者對脾胃作了多學科、多指標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們利用現代化的醫療沒備進行研究，發現脾胃說涉及現代西醫的許多係統的功能，如免疫係統、消化係統、神經係統、血液係統等等，都與脾胃有著密切的關係。大量的臨床實踐也充分證明，脾胃學說很有研究價值。李杲在中醫學史的貢獻，值得世人銘記。

　　黃陵縣阿黨村現有李杲的墓塋。石碑的正麵寫著“元四世祖李公諱杲字東垣先生之墓”等碑文。每年都有他的後人和有關人士前來修墳祭掃。

　　（鄭熊張厚墉）

　　張瓚

　　張瓚，生卒無考，字廷奎，明代中部（今黃陵縣）人。性情敏捷，少年時即以才氣自負，學業優異，成化十六年（1480）中舉。授西城兵馬指揮使，後調任眉州知府。他到眉州後，以其學問和才能將積壓數年之久的舊案，幾天判完。任職9個月染病而亡。因其為官清正廉潔，無錢歸葬，巡按命官府出資將他搬回原籍安葬。

　　劉聰

　　劉聰，生卒無考，字達夫，明朝中部縣（今黃陵縣）原村人。性格剛毅果斷，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中舉。二十三年（1487）登進士，授太平府推官。由於他執法嚴，市井好詐不法之徒聽到劉聰的名字就嚇得立刻逃竄。劉聰在任7年忠於職守，令行禁止，後升任太仆寺丞。明弘治年間又升任彰德知府，除弊興利、剪除當地豪強惡霸，使他管轄的幾個縣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

　　當地有個無賴，名叫風七兒，仗著自己是皇室宗親，多次到官府衙門尋釁鬧事，索取賄賂，其貪無休無止，為此劉聰向朝廷上奏了其不法行為，風七兒聞之十分害怕而威風掃地。劉聰曾經在好幾個地方當官，都有政績，深受百姓愛戴。後官至會都禦史、順天巡撫。

　　劉璋

　　劉璋，生卒無考，劉聰之弟，字尚德，號北橋。其兄為誥封中憲大夫劉景。劉璋正德五年（1510）中鄉試，任南和縣令。南和處直隸州（今河北省）之要衝，澧河從邢台進入縣境分6渠，因年久失修，閘廢久湮。劉璋到任後率百姓民眾複修水利，引水澆田，使百姓得利。南和縣行政設有17社，10社為當地人，7社為晉地（今山西省）流民，遷居來後按先例開荒，造成縣民有新舊之分，田地有多少之分，稅賦不均。貧民們沒有出路，賣去田地，稅款卻在冊照納。劉璋為革除舊弊，親自主持丈量土地，使用田地和稅賦相符，貧富皆服。他將這件事向撫院陳述，撫院命其他諸府以南和為例，做到田地賦稅公平。

　　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皇帝嘉靖車駕過沙河縣，發現沙河縣令無能，上官委托劉璋主持沙河縣事務，10餘天即辦妥，既省錢又不擾民。劉璋上任時沙河縣糧倉無積粟。他到任5年，倉儲存糧已達2萬石。

　　劉璋後升任霸州知府，當地人多豪俠剽悍。劉璋對少數壞人給予嚴懲，境內一時肅然。霸州城是九河故道，十雨九澇，田地多被淹沒，農民迫於生計，無奈去搶劫、偷盜。以前大部分盜賊都出沒於這裏，打擊後又卷土重來，難以治理。劉璋上任後，平等徭役，薄民稅賦，讓百姓休養生息，這樣過了4年，再沒有發生過水災。城北一帶，民豐衣足食，盜者日漸平息，於是，劉璋掛冠而歸。

　　劉璋回到原籍中部橋山之麓，每遇旱災，便倡議當地官府修水利引沮河水灌溉縣東田地，使貧民受益。

　　劉璋其人剛強果斷，不貪不占，治家教人，堪稱楷模。

　　劉儒

　　劉儒，生卒無考，字以聘，明代中部人。嘉靖四年（1525）中舉人，任安邑縣縣令，後又升任四川敘州府同知。所到任之地都有政績。於是遷任慶藩王左長史。他因規勸約束慶藩王，王不聽而辭去官職回歸故裏。

　　劉儒治學嚴謹，辨析理義，研究學問，一絲不苟。熱衷於程朱理學，兼通子史百家，當地的讀書人都爭相拜他為師，討教學問。在隆慶、萬曆年間，他繼其兄劉仕之後，修纂《中部縣誌》成稿於萬曆三年（1575），是中部縣第一部誌稿。此誌分8卷，共列21項，後毀於崇禎年間兵火之中。其著述還有《劉氏家禮》及《橋麓集》。

　　張□

　　張□，生卒無考，字陽宇，號心齋，明萬曆初生於中部縣。張□為人謙和，對鄰居、族人十分和善，學問廣博而舉明經。曾任長清縣主簿，在任時政通人和，名聲很好。後遷調武邑縣令，任內清廉，幾個月時間武邑縣就得以治理。撫軍中有一親近軍吏魏孟津，枉法寓盜，失主向縣令張□控訴魏之罪行，魏孟津十分害怕，用千兩黃金向張□行賄，以求給以開脫。張□卻秉公將魏正法，撫軍知道後大怒，向朝廷誣告張□，張□於是掛冠回鄉。當時正值崇禎初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克中部縣，張□無法回鄉，寓居長安，優遊於明公巨卿之間。十多年後返回原籍，65歲去世。

　　李加祥

　　李加祥，生卒無考，字臨溪，明朝中部縣阿黨村人。崇禎元年（1628），坊州饑荒，人民逃亡者十有五六，剩下的百姓也身處饑寒交迫中，縣吏並不因饑荒而減賦稅，仍然催糧催款，逼迫群眾交納。阿黨富戶李加祥目睹此慘狀，非常傷心，不惜用自己的錢財，替太賢三村裏農民交納了錢糧。

　　崇禎十三年（1640）又遇災荒，麥米昂貴，每鬥竟賣至銀子一兩八錢，饑民餓死十有八九。李加祥又舍出糧食救濟鄰居和鄉民。

　　李春

　　李春，生卒無考，明崇禎時中部縣阿黨村人，後遷居隆坊鎮。崇禎元年（1628）因大饑荒，隆坊僅剩300餘家。崇禎7年（1634）又發生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死亡者不可計數。李春家富有，為人好義，見民離亂，於心不忍，交出自家粟米40石，以濟饑民。當時有官員問他：“為何這樣做？”李春說：“我李春可憐饑民們輾轉溝壑，我一個人帶頭，大家都捐獻糧食，還害怕餓死人嗎？”中部知縣姚一麟將這件事上奏章給崇禎皇帝，得到旌表，獎賜冠帶表彰他。

　　張應鱗

　　張應鱗，生卒無考，字瑞環。明朝末年，中部縣連年災荒，百姓食不飽肚，沒有錢糧繳納稅款。可是官府不管人民死活，派來兵士強征，百姓關門閉戶拒絕交納。時任武官經略下傳命令：“州縣不得拒絕兵士執行命令”，但中部的民眾仍不聽他的命令。經略便讓兵士捉拿敢於抗拒的民眾，對他們進行拷打，並揚言要殺害這些人。這時，平生不甚管家事的張應鱗挺身而出，說：“閉城拒兵者就是我張應鱗一個人的事，和別人無幹。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們要打就打我一個人。朝廷讓你當官，肩負經略之職，賜給你尚方寶劍讓你除暴安良，可是，今日兵士擄掠橫行，比盜賊還要厲害百倍。我張應鱗願意死在你的刀下，不用辱沒了皇上的尚方寶劍來殺我這個手無寸鐵不曾習武之人！”張應鱗大義凜然的一番話竟使那位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經略理虧詞窮，隻好釋放了眾人和應鱗。

　　劉□

　　劉祫，生卒無考，字賀吾，清初隆坊普樂寺村人。清順治六年（1649）陝北抗清英雄王永強戰死，王的部下高有才繼續和清軍作戰。是年起義軍駐紮在隆坊古路村，聽到清軍要來的消息，就隱藏在附近的山裏頭，附近村子的老百姓也害怕清軍騷擾掠奪，紛紛逃避於強家咀一個大土洞中。清兵追來後從土洞裏驅趕、搜尋出幾百個人，準備全部殺死。正在這時有膽有識的劉祫急忙從普樂寺村趕到清兵駐地，呼開營門，求見統官。清大將問他有什麽事？劉祫麵無懼色地說：“真正起義反叛的人見你們到來早已逃走了，強家咀洞內全是無辜的避難百姓，你既領兵平叛怎麽能誅死無辜百姓？”清大將見他十分義氣勇敢，非常敬重他。還賜給他酒肉食物，並允許他認出古路村村民予以釋放。

　　劉祫的壯舉贏得了人們的稱讚。

　　劉爾□

　　劉爾□，生卒無考，清初中部隆坊普樂寺村人，字敬義，是劉祫幼子，人稱雪石先生。自小聰敏過人，10歲能寫文章，以詩見長。小時候曾在西山一個叫唐峪洞的地方讀書，但考舉人卻屢考不中，後來年紀大了就無意功名，在家裏專心致誌習文做詩。

　　爾□為人質樸孝順、廉潔，安貧樂道。清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征為隱士，讓他進京，他拒絕未去。後來又以博學宏詞征他進京，並且強迫督促他到省城去。陝西巡撫像貴賓一樣招待他，並問計於他：“你看賊何時可平？”爾□憤慨地說：“如果政治清明，賊不久就可以平定。但朝廷賣官封爵，並不是為平賊！”爾□的說法朝廷雖然不滿，但卻說的是事實，弄得巡撫瞠目結舌，無言以對。爾□嚴詞拒絕博學宏詞征科，後不辭回到中部縣。

　　李暄

　　李暄，生卒無考，清代江蘇省人。貢監，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中部縣令。

　　他有才有識，禮賢下士，尊敬賢良，愛護百姓。做官不貪不占十分清廉。為中部縣做了幾件好事：他一上任就廢除了甲長製，使那些平日裏作威作福、禍害百姓的壞甲長喪失權力，百姓揚眉吐氣。他對社會治安管理抓得很緊，善於捉拿盜賊，並親審慣犯，縣內治安很快好轉。康熙三十二年（1692）到三十四年（1694），李暄召集全縣的鄉賢文士主修編纂了《中部縣誌》即李誌。這部縣誌比明代劉儒所撰的《中部縣誌》增補很多，體例完善。李暄還把自己的俸金捐贈用於修葺學堂、城隍廟、忠烈祠，移建了文昌閣，修建了魁星樓等。

　　馬逢年

　　馬逢年，生卒無考，清代中部人。為人慷慨好義，樂予施舍濟貧。據《中部縣誌》載：康熙六十年（1721）中部縣“春夏不雨，大饑，餓殍相望。”餓死的人到處都是。富甲一方的馬逢年看到這種情景，把自己的糧食傾其所有施舍，救活1000多人，親戚和鄰居靠他的糧食度生者100多家。凡有執據求借者，輒燒毀借據，以示不求償還。因其賢聲遠播，為時人和後世稱道。

　　李大策

　　李大策，生卒無考，字治要，清代中部縣人。平時疏財仗義，對那些窮得辦不起喪事，或無錢結婚的人常常給予銀錢幫助，讓他們順利埋葬親人，高興辦理嫁娶，賢名遠播四鄉。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中部縣災荒，李大策捐糧500餘石，幫助鄉鄰度災，為世人稱頌。

　　丁瀚

　　丁瀚，生卒無考，江蘇無錫人。清嘉慶九年（1804）任中部知縣。他政績卓著，曾於嘉慶十二年（1807）主修了《中部縣誌》即丁誌。丁瀚博才好文，喜愛詩詠，留有《黃陵八景》。

　　王重君

　　王君重，生卒無考，清代韓城監生。他在雙柳樹鎮開了一個花布店，因當地做生意者很少，附近村子都來此買布，生意興隆。王君重讀書識禮，是一個輕財尚義的人。王重君多次到距雙柳樹鎮幾十裏路的上畛子聯係業務，每走一段路就要涉水過河。夏秋還可以趟水而過，到冬季河水冰涼無橋可過。他體會到行路人的艱難，就主動拿出現銀請來工匠，在雙柳樹到上畛子修石橋28座，極大地方便了百姓和行人。他又專門在雙柳樹鎮購買了6畝地作為義塚（即公墓），用於埋葬無地可葬的窮人和外鄉人。他還給窮苦人家送衣服，為死者買棺板約9年。他的善舉名傳鄉裏，受到遠近百姓鄰裏的好評和傳頌。

　　程壽筠

　　程壽筠，號筱亭，浙江錢塘人。民國四年（1915年）任中部縣（黃陵縣）知事（民國元年至十七年稱知事）。

　　任職期間重視黃帝陵文物保護工作，認為中部縣（黃陵縣）是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陵寢所在地，保護好黃帝陵廟內的文物是守陵官的職責，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他把黃帝陵廟的地麵文物一一攝影，裝訂成冊，存入檔案室。當時攝影存檔的資料有：

　　“橋山龍馭”碑，旁書“大明嘉靖丙申十月九日滇南唐錡書”；大殿門額題：“德隆邃石”。柏枝橫斜殿瓦之上，如風翔、如神虯，自天飛下而藏其尾。

　　“大神龕”。黃帝冕旒中坐，風後、力牧分立龕內，龕外四宰臣執笏而立，二老二少。

　　隸書古碑：“漢武仙台”。

　　隸書古碑：“古軒轅黃帝橋陵”。“陝西巡撫畢沅謹書”；“大清乾隆歲次丙申知中部縣事董廷楷立石”。左一古碑亦書“橋山龍馭”。

　　曆代祭祀黃帝陵古碑。

　　石碑：“軒轅廟四千年古柏。程壽筠題”。（即黃帝手植柏）。

　　掛甲柏及隸書石碑。碑題：“漢武帝征朔方還，掛甲於此樹。橋陵八景，載世誌乘，恐日湮沒，逐景攝影，隸書刊石，以資保存。程壽筠。”

　　現存黃帝廟內兩座石碑，一書“軒轅廟”、一書“文明之祖”，為隸書，書法功底深厚，蒼勁有力，即為程壽筠書寫。

　　程壽筠還收藏清代嘉慶十二年《中部縣誌》，並為其四卷題寫書名：“中部縣誌”，隸書風格與石碑上的隸體風格完全一致。卷一落款為：“筱亭學隸”；卷二為：“筱亭署箋”；卷三為：“筱亭署於橋國官廨”；卷四為：“筱亭署”。四卷誌書封麵均蓋有一枚“壽筠山節”，篆體收藏印章。

　　§§第二章 現、當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