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1.大臣VS皇帝：嘉靖朝的典型“禮儀”

　　公元1521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即位，年號嘉靖。這位年僅十四歲的少年即位之後，就與群臣上演了一場曆史上有名的“大禮儀之爭”事件。

　　朱厚熜的登極與之前皇帝不一樣，因為在他之前，正德皇帝死後無子，朝廷隻好從皇室近支中選取，朱厚熜作為正德的堂弟，無疑是最佳人選。

　　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出人意料。按程朱理學觀念，大臣們要求新皇帝嘉靖以“過繼”的身份，尊稱正德的父親也就是自己的伯父為“皇父”，稱正德的母親也就是伯母為“皇太後”，而要改稱自己的父親為“皇叔父”。這大大激起了嘉靖的不滿，不由反問：“父母關係怎可以如此篡改？”

　　作為外藩繼任，嘉靖對大臣們並不信任，尤其對這種篡改血緣關係難以接受。早在入宮時，當時大臣要求他以“皇太子”身份從側門進，嘉靖就很生氣：“遺詔是以我這個堂弟繼任皇位，怎麽變成‘太子’稱謂了？”嘉靖的生母蔣氏也在從藩邸前往京城途中，聽說朝臣要求自己的兒子做別人的皇太子，拒絕前進，朝臣們這才讓步。

　　中國從明朝開始，文人士大夫就開始接受以朱熹為中心的四書五經儒學，思維模式一個樣，凡事先要“正名”，尤其對於皇家血統論，動輒上升到社稷的程度，士大夫們的“認死理”是出了名的。為了維護皇室血統的“純正”，他們繼續要求嘉靖認自己的伯父為父親，並為此不惜一切代價。為了“名正言順”，內閣首輔楊廷和與毛澄寫了一篇《崇祀興獻工典禮》，自稱是萬世不易的經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動都要以此作為根據，敢有異議的，就是奸邪！”於是朝臣們紛紛上書，要求嘉靖帝改稱號，正名義。

　　作為旁支血脈的嘉靖皇帝，同樣性格執拗，牛脾氣一個，死活不答應大臣們的要求。這也難怪，非要認他人為父，這種滅絕正常的觀念隻有那些道學家能夠堅守。雙方各不相讓，皇帝認為此舉荒唐，大臣們則自我標榜正義，朝廷陷入僵持。這時一位新科舉士張璁站了出來，支持皇帝的觀點，認為“繼嗣不繼統”，頓時激起了群臣憤怒。首輔大臣楊廷和立刻引經據典，彈劾張璁乃大逆不道，把他貶黜到外地。

　　嘉靖寡不敵眾，執拗不過。偏這時宮中發生大火，楊廷和等人借此大造聲勢，稱這是上天發怒，皇帝違反了禮教，危機潛伏。嘉靖年紀尚淺，被大臣們說三道四，深為憂懼，隻好暫時妥協。

　　但嘉靖初年的爭論並沒有停息，隨著新皇與老臣的間隙加深，首輔大臣楊廷和受到冷落，隻好提出辭職。嘉靖求之不得，很快就答應了，立即召回當初維護自己的張璁。於是朝廷分裂為以張璁為首的“護禮派”和諸多舊臣的“議禮派”，雙方在朝廷上各自引經據典，從相互辯駁發展到攻訐對方，從唾沫橫飛發展到仇視相向。

　　士大夫們高舉著理學的正義，討論的不是國計民生的實事，而是陷入喋喋不休地對所謂“正統”的辯論，日複一日，毫無休止。

　　“大禮儀事件”從嘉靖即位初，爭論了長達三年時間，雙方依然沒有罷休。到1524年，嘉靖即位第四年，決定下令恢複舊稱：伯父仍稱伯父，父親仍是父親。這無疑捅了馬蜂窩，道學家們大為震動！這豈不是違反聖人的“天理”？豈不是“名不正言不順”！護禮派大臣們空前團結，包括各部尚書在內的上百名官員，一齊聚集在左順門外，強烈抗議皇帝，導致事態迅速升級。

　　這種情況下，終於爆發了“血濺左順門”事件。當時，楊廷和的兒子楊慎最為激動，向群臣大呼：“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一位大臣王元正也慷慨激昂大叫：“萬世瞻仰，在此一舉！”群臣的情緒被調動起來，個個都視死如歸的氣概，紛紛表態：“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為了維護虛無的“名義”、“道統”，這些深受程朱理學熏陶的大臣們表現得極為誇張，在宮門外大吵大鬧，跪拜號哭，鬧得人心惶惶。

　　嘉靖皇帝正在休息，聽見外麵吵鬧，非常無奈，隻好派幾個太監勸大臣們回去。可大臣們鐵了心要和皇帝幹到底，誓死不從，堅決跪在門外，大聲號哭，要求嘉靖一定要出來給個說法。就這樣，從早上七點僵持到下午一點，皇帝和大臣們誰都不肯妥協。

　　正午的太陽已過，嘉靖皇帝越來越惱怒，於是命令錦衣衛驅趕群臣，以此威嚇。誰知，這一舉動對群臣更是火上澆油，大家情緒激動，跳罵起來。大臣王元正的表演尤為誇張，他衝上前去，使勁敲打擂擊宮門，扯開喉嚨大哭大叫，群臣們發現如果不跟著他這樣誇張哭鬧的話，有可能被指控不夠忠心，於是都跟著紛紛大聲哭號，敲打宮門，乃至於金鑾殿的瓦片都搖晃了。此情此景，真讓人不知該說什麽好……

　　官員們聲稱，如果皇帝不稱自己的伯父為父親，那麽皇室不純，就是天理難容，國家要麵臨大災難，社稷將毀於一旦！

　　年輕的嘉靖終於無法忍受！這些朝臣到底想幹什麽？他們要把朕逼到絕路不成？

　　嘉靖命令錦衣衛全體出動，湧向宮門外，一股殺氣襲來。頓時間，左順門外哀聲震天，廝打、抓撓鬧劇上演，到處血跡斑斑，這些昔日裏溫文爾雅的大臣，今天可是出盡洋相，吃夠了苦頭。錦衣衛把所有五品以下共一百三十四名官員全部抓起來，硬生生投入牢獄，其他四品以上官員全部待罪！

　　第二天，嘉靖又下令抓捕了九十多位大臣，全部廷杖。光天化日之下，文官們的衣褲脫去，錦衣衛的大棒齊刷刷舉起，便是血肉橫飛，鮮血橫流，哭聲震天，這次廷杖比當年正德皇帝杖打滿朝文武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場打死十六位官員，其餘一律流放發配。

　　至此，這場長達三年之久的“大禮儀事件”才告終，嘉靖皇帝依舊稱伯父為伯父，父親為父親。

　　文臣們對社稷江山是忠心耿耿的，但為表忠心，他們行為偏激極端，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越鬧越糟。縱觀明朝社會，這種現象出現得非常頻繁，士大夫們在程朱理學的熏陶下，一個個都偏執頑固。他們自以為懂得了書本上所謂的“真理”，就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傲氣不已，絲毫不讓，愈發刻薄，讓人難以接受。

　　朝臣們的刁鑽刻薄，常常讓皇帝們下不了台，大臣們把皇帝逼到絕路，也把自己逼到絕路。這種激化導致皇帝憤怒至極，大發雷霆，結果都是釀成慘劇——你們不是慷慨激昂嗎？你們不是目空一切嗎？朕就給你們點顏色看看！最後隻能越弄越糟，雙方以悲劇收場。

　　明朝的君不知如何為君，臣也不知如何為臣，卻不知早在唐代，一對君臣的典範就已闡明了君臣之道。

　　《資治通鑒》中有一段唐太宗與魏徵的對話，探討“忠臣與良臣”，頗耐人尋味：

　　（魏徵）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

　　（唐太宗）上曰：“忠、良有以異乎？”

　　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幹，麵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

　　魏徵要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忠臣與良臣的區別在哪裏？

　　在魏徵看來，忠臣隻知忠心於君王，但他們往往言辭不當，“麵折廷爭”，當著皇帝的麵大吵大鬧，似乎這樣就是忠的表現了，然而這偏偏惹惱、刺激了君王，逼得君王變成了昏君、暴君，最後自己也跟著殉葬，導致“身誅國亡”；而良臣則不然，他不圖“忠貞”的虛名，而是想辦法使國家得到治理，用委婉、柔和的手段，潛移默化，像稷、契、皋陶那樣，使君王與自己同心，共同創造尊容盛世。

　　魏徵的話，一語點破臣子們的得失。縱觀唐、宋時期，大臣們勸諫皇帝，絕沒有像明朝大臣那樣聚眾鬧事、大吵大鬧的，明朝文人的方式實屬於“下下策”，對雙方都沒有好處，乃至釀成大禍。

　　嘉靖皇帝隻是把官員們打了一頓，降罪流放，還算輕的，而明初大臣方孝孺的慘劇，比“大禮儀之爭”下的群臣們更加惡劣：

　　公元1402年，當時是燕王的朱棣率兵叛亂，攻占京城，奪取了建文帝的皇位，是為明成祖。朝廷裏最有聲望的大臣是方孝孺，朱棣雖然嗜殺殘暴，但對方孝孺久聞大名，心中欽佩，希望得到他的效力。

　　朱棣想讓方孝孺為他寫一份詔書，於是親自去請他，說：“先生，我是想效仿昔日周公輔佐成王，您不要見怪。”

　　方孝孺冷冷地問：“成王安在？”指的是建文帝。

　　朱棣有些尷尬：“成王自焚死了。”

　　方孝孺責問道：“那為什麽不立成王的兒子，而你自己做皇帝？”此話明顯讓朱棣招架不住。

　　朱棣隻好狡辯：“國賴長君。”

　　方孝孺似乎要一條道走到黑，繼續責問：“那為什麽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明顯有些不耐煩：“這些都是朕的家事罷了。”然後拿了紙和筆，“詔書還是要您老先生親自寫才行。”

　　朱棣在方孝孺麵前，倒是非常耐心遷就。

　　隻是受正統理學熏陶的方孝孺死活不給麵子，像那些擂打宮門大肆哭號的群臣一樣，憤然把紙筆一丟，跳起來大哭大罵道：“死就死了，我就是不寫詔書！”這種偏激的態度在明朝士大夫們身上如出一轍。

　　大庭廣眾之下，明成祖朱棣覺得很沒麵子，陰沉著臉威脅道：“難道你不怕我誅你九族？”

　　誰知方孝孺絲毫不讓，真像發了狂一樣，大聲叫道：“你就是誅我十族都不怕！”

　　朱棣也發狂了。狠心一發，難以收拾。好！既然你不怕，那我就誅殺你十族！方家男女老少全部被殺光，乃至於朋友、學生都統統處死，這一場屠殺，人數高達八百多人，那麽多無辜性命因偏激的一句話而死亡，彰露了朱棣的殘酷，也諷刺了方孝孺的迂腐。

　　明成祖奪皇位，說白了隻是皇族內部鬥爭，無論誰贏誰輸，都依然是朱家天下，這種易位在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趙光義時代都發生過。“內部矛盾”與外敵入侵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大臣，方孝孺的正直不屈應當讚賞，可又過於迂腐，過於執拗，為了自己的“忠義”名聲，把皇帝逼到絕路，也把自己逼到絕路，不惜害得全家老小乃至全族同胞慘遭屠戮。

　　這就是儒家傳統所要宣揚的嗎？這種虛無的所謂“節氣”，意義何在？乃至於後人評價方孝孺“自激之甚，輕重失宜，忠之過者”。

　　自宋明理學後，知識分子普遍把朱熹當做聖賢，把經朱熹注解過的“四書五經”當做普世真理。儒學早已失去了先秦孔孟時代的那種脈脈溫情，更缺乏了寬容和大氣，變得狹隘固執。由於道、佛等精神元素的融入，理學思想強調唯心主義，把主觀意誌力量看成是唯一準則，號召人們要重“氣節”，為維護虛無的道統天命奮不顧身，乃至於有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心性天理係於一身”等極端化的群體思想。

　　正是在這種知識的灌輸下，明朝士大夫們一個個變得固執、清高，動輒以“天理”自居，自我標榜是正人君子，凡是與自己不同的則為“小人”、“禽獸”，大肆斥罵，強烈排斥。漢唐時代的大度消泯了，文人們遇見一點點小事就斤斤計較，要爭出個對錯是非來，遇見有關國家大事那就更要驚天動地，不鬧出人命、不血濺當場幾乎就不罷休。

　　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被扭曲到如此地步，真可謂是程朱理學所禍害！

　　事物影響總是相互的，文官群體得理不饒人，皇帝們就常常很丟麵子，惱羞成怒。明成祖、明武宗、明世宗，這些帝王當政期間，都發生了極端白熱化的流血事件，給明王朝的曆史留下巨大陰影，尤其這種打擊是針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更被後世文人責難。皇帝們本身性格偏激，再加上大臣們不依不饒，那麽最終的結果隻能是：暴力解決。

　　可士大夫們的牛脾氣向來沒有收斂過，從正德皇帝到嘉靖皇帝，文官們一次次發起責難，從最初的勸諫發展到責備，再發展到漫罵，整個朝廷上下似乎都有一種趨勢：你罵得越狠，頂撞得越激烈，就越是忠臣，大有“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架勢。

　　在這種情況下，公元1565年，“天下第一國罵”的海瑞出現了。

　　這時的嘉靖皇帝已經執政四十多年，國勢日衰，朝綱凋敝，嘉靖整日沉湎於修道煉丹，不理國事，讓臣子們憂心忡忡。

　　海瑞很長時間裏隻是地方小官，他的出名就是因為一次次頂撞上司、偏執頑固，朝廷上很看好海瑞，認為海瑞是絕對的忠臣，讓他升任為中央官員，主管戶部。

　　這位疾惡如仇的“海青天”對國家的衰落感到憂慮，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用偏激和固執來對抗，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認定了書中聖人所言，隻要嚴格遵守天理，就能戰勝一切邪惡。在這種極端思維下，海瑞決定寫一份長長的奏折，猛烈抨擊嘉靖皇帝，希望重振國家。

　　海瑞的行為極端，在他擔任地方官時就出名了。這次，他做得更絕，在寫好罵皇帝的《直言天下第一疏》後，竟遣散了家人，打發走仆人，自己買了一副棺材，以表明視死如歸的決心，然而把《直言天下第一疏》呈遞上去。

　　這份奏折對嘉靖皇帝四十年執政大加批評，言辭激烈，指責嘉靖“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更露骨地說了一句：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明朝曆史上，乃至整個中國曆史上，敢於這樣直截了當罵皇帝、而且理直氣壯的官員，實不多見，尤其是自己買棺材、抱著必死決心的官員，更絕無僅有。

　　海瑞是唯一一個，他的一生都是以這種極端方式來證明自己。他是程朱理學的堅定擁護者，是道統的嚴格捍衛者，一方麵，他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青天”，廉潔耿直，但另一方麵，他的“清”完全是“存天理，滅人欲”的體現，為了心中的“天理”，他幾乎以自虐方式來表達：長年累月地像工作狂一樣操勞，不請師爺不請助手不要仆人，為了節省開支自己在後院種菜吃，因為工資低人口多所以全家長年不吃肉天天吃青菜，因為小女兒吃了鄰家一塊餅而大怒導致小女兒絕食餓死，為了堅持二百年前朱元璋開國時的政策不惜把所有同僚上司得罪光……在這年複一年自虐般的過程中，海瑞清廉的名聲也隨之擴大，獨一無二。當他成為中央官員時，他登峰造極的大罵皇帝的舉動無疑讓其他文官都黯然失色。

　　嘉靖皇帝當時五十九歲，由於長年亂吃丹藥，身體已經很差，脾氣也越來越壞。看到海瑞寫的這篇“國罵”，大為惱怒，對左右人說：“趕緊去抓海瑞，不要讓他跑了！”這時，身邊的人告訴他，海瑞早就買好了棺材，等著被捕。嘉靖聞聽如此，愣住了，麵對倔強得如此天真之人，嘉靖不禁有些感動，把海瑞的奏章又看了三遍（“帝默然，少頃複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不過幾個月後，嘉靖皇帝還是為此耿耿於懷，終於還是把海瑞投入大牢，按照刑部定刑，海瑞該判死罪。

　　嘉靖皇帝一生貶斥、杖殺官員不少，然而這次，年老體虛的嘉靖尚未對海瑞作出判決，就一命嗚呼，駕崩了。

　　這位大明朝最偏激的官員，竟然活了下來。他因為罵嘉靖皇帝，從此揚名天下，成為“忠臣”的標誌。

　　明成祖時期的方孝孺慷慨激昂，全族抄斬，留下千古名聲；

　　嘉靖初年的官員們大鬧宮門，被皇帝嚴厲處罰，一個個都以此為榮；

　　後來的海瑞賭上自己身家性命，把皇帝罵個狗血噴頭，更成為社會典範……

　　隻是，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們通曉的是聖賢書中的大道理，熟讀的是四書五經裏的諄諄教誨，他們一次次以自己的性命維護心中的真理，可對社會現實能有什麽貢獻呢？方孝孺身為國之重臣，屢屢在大的方針政策上出現錯誤，和建文朝的齊泰、黃子澄等書生一樣，恰恰是他們成了國家災難的罪魁禍首；嘉靖朝的文官群體動輒以天理教訓皇帝，乍看上去好像是無比忠誠，其實正是他們將年輕的皇帝陷入不仁不義的地步，把現實社會攪得越來越糟；海瑞的慷慨激昂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除了成為“模範旗幟”外，他一生沒能留下多少利國利民的功績。

　　這些人代表著明朝文官群體的主流，與其說他們正義、耿直，不如說他們迂腐、狹隘。

　　反觀明朝另一位官員——張居正，稱得上是中國曆史上務實的政治家。他同樣滿腹學識，同樣憂國憂民，但他從來不爭一時的意氣，更不會為了虛幻的名義而鬧得不可開交，而是實實在在改革國政，富國強兵，低頭埋首走一條務實的道路，甚至特殊時刻采取特殊手段，為國之大利可舍小節，從而使明王朝再現“中興”之景。

　　萬曆皇帝即位，張居正繼任首輔大臣。張居正是明朝乃至中國曆史上有名的一位改革家，他學識淵博，在政治上更遊刃有餘。張居正清楚這些文官群體都是極能煽風點火、大造聲勢的家夥，要想改革國家，堅定道路，必須壓製這些非議，於是對言官鉗製頗嚴。

　　可是張居正一死，底下的群臣們就全都蹦躂起來，對張居正大肆貶斥，……

　　明朝文官群體發展到這種地步，實在是一種悲哀。這些文官們爭論的從來不是國家大事，而是為了“名義”爭辯不休，對張居正的改革也一律以其人“道德不純”一棍子打死。

　　平心而論，張居正一生頗有爭議，他對整個國家的改革發展作出極大貢獻，也在政治手腕上遊刃有餘。張居正也有過貪汙，但他真正的貢獻在於促使國家強盛，改革變法；海瑞一生清廉，可他做的每件事都讓人難以接受，除了為自己留下“正直”的名聲，對整個社會不僅沒有半點改善，反而加劇了這種偏執、怪異的群體行為。

　　《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說：“一個貪官可以危害至小，一個清官則可以危害至大。”言下之意，明眼人該能體會得出來了。

　　官僚們應該以其實際的政績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談虛偽的道德。

　　然而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製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贄要慷慨乎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張居正不是道德上的完人，卻是真正的實幹家。

　　方孝孺、海瑞等文官群體做不出實在的功績，隻不過是在空洞的道德模範。

　　繼海瑞之後，大明朝的官員們開始紛紛效仿，以“漫罵”方式求名者越來越多，文官們陷入“沽名釣譽”的價值迷失中，直到萬曆年間，發展為極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