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名著32種

十一、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

貝克爾

【主要內容】

《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集中體現並代表了貝克爾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這是因為，首先，貝克爾在本書中第一次明確闡述了他的研究方法――經濟學方法，該書更為準確的翻譯應該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視角》，他的那些研究成果不過是這種研究方法的邏輯延伸和具體化。換言之，讀者完全可以循著這一思路在人文科學領域裏進行任何一個問題的研究。其次，本書是一部特殊的文集，絕大部分章節的內容由貝克爾從他已發表的諸多論述中精心采擷、編纂而成，各個章節具有相對獨立性，各章之間又彼此關聯，都統一在經濟分析方法上。

《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共由7篇組成。第一篇是方法論的闡述，其餘六篇則是這種方法論的進一步發揮，也就是經濟分析的具體應用。

貝克爾在第一篇導言中指出，圍繞經濟學定義的爭論於事無補，“因為我確信，經濟學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而成為一門科學，關鍵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研究方法。的確，許多行為同時為幾門學科所研究。例如，生育行為是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曆史學甚至政治學考察的一部分。但我認為經濟分析是最有說服力的工具，這是因為，它能對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作出一種統一的解釋”。經濟分析由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三種綜合假定有機構成。最大化行為意味著追求最大效用。效用的來源可以是市場上的商品或勞務，也可以是聲望、尊嚴等其他一些非貨幣因素。效用最大化動機的基礎是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效用最大化的實現過程是人的基本偏好的滿足。基本偏好決定了偏好類型，偏好類型相對穩定，並不因人因時或因地而異。偏好的實現需要相應的資源，而資源的分配通過市場進行，這些市場能夠有效地調整參與者的行為。效用最大化、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三位一體，構成了貝克爾的“經濟分析”。

第二篇是價格和偏見。對歧視現象的經濟解釋構成本篇的主要內容，這也是貝克爾從傳統的經濟學研究領域邁向“非經濟領域”進行其開創性研究的第一步。貝克爾指出，經濟上的不平等並不必然意味著歧視的存在。收入上的差異也許與種族、性別有關，但收入的變化反映著邊際生產力和工作時數的變化，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工作經驗等因素都會造成這種變化。排除了這些因素的餘項才是歧視的體現。研究表明，歧視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能夠增加歧視者的收入，而是使歧視者和被歧視者同時蒙受損失。要維持歧視，或者說要購買歧視，歧視者就要支付相應的費用。歧視純屬一種偏好，像任何一種商品或勞務一樣，對它的消費取決於收入和價格這樣一些變量。

由於歧視代表了支付給他的貨幣工資率與真實或淨工資率之間的百分比差異。如果π是所支付的貨幣工資率，那麽π（1+d）就是淨工資率，其中d是歧視係數。

一個具體例子將有助於說明這些思想。假設市場工資率為6美元，並且雇主的d為0.50。那麽從這個雇主的角度來看，被歧視的團體的工資率為9美元[π（1+d）6美元×（1+0.50）]。這意味著在雇傭首選的工人而不是受偏見的團體的過程中，這個有偏見的雇主願意支付最高每小時3美元的酬金。d的數值越高表示對歧視的一種更加強烈的偏好。另一方麵，如果d為零，那麽這個雇主就是無偏見的。

如果在整個經濟中歧視係數都是正的話，那麽對首選的工人的需求將會大於不存在歧視偏好的情形。其結果是，首選工人的市場工資率將會超過那些具有同等生產能力的非首選的工人。這一事實有一個重要的含義：歧視的雇主將擁有比那些不歧視的雇主更高的工資成本。那些歧視的企業將必須為它們的偏好支付一個工資補償金或“價格”。那些不具有這種歧視偏好的企業或者那些偏好相對於工資差額較低的企業將會在較低的工資上雇傭具有同等生產能力的非首選工人，從而獲得一種成本優勢。從理論上來說，從長期看在一個競爭的市場經濟中隻有最小成本的生產者才能生產下去；歧視者將擁有高於市場決定的價格的平均成本，即，它們將會遭受損失。

因此，貝克爾的理論與更加廣義的新古典主義的觀點是一致的：就長期看，競爭市場體製將會對歧視強加成本，這會減少歧視的數量，不管它是通過性別、種族還是宗教偏好進行歧視。政府在加速這一進程中的作用應該是拒絕利益集團阻礙自由職業選擇的壓力。

第三篇是政治和法律，主要闡述了犯罪行為和對付犯罪的公共政策。當預期效用超過將時間和其他資源用於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一個人才會去犯罪。一些人成為“罪犯”不在於他們的基本動機與別人有什麽不同，而在於他們的利益較之成本存在的差異，因此，犯罪行為理論隻是一般選擇理論的擴展，用不著訴諸道德的頹廢、心理機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遺傳等特殊範疇，同樣是約束條件下一種理性的行為。同樣，對政治的信息不完全和政治組織的龐大規模或許是民主政治產生壟斷的兩大力量。政治領域壟斷及其不完備至少同市場領域一樣突出，甚至更為嚴重。因此，市場失靈並不意味著一定需要政府管製，如果政府管製失靈超過市場失靈，那麽就不需要管製了。不去調節經濟壟斷而甘願承受市場失靈的影響比進行調節從而蒙受更大的政治壟斷的影響或許對人們更為有利。

第四篇是時間和家庭生產，主要圍繞人力資本、時間分配和家庭生產進行了探討。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是兩種不同形態的資本。對人的投資形成人力資本，這種投資包括正規教育、在職培訓、醫療保健、遷移以及收集價格與收入的信息等多種形式。人力資本投資是一種影響未來貨幣和消費的投資。當預期效用大於當前支出所帶來的效用時，人們便會進行這項投資。它適用於假設的個人是否決定去上大學的情形。為投資目的而去上大學的決策取決於一個人投資的預期收益。如果不去上大學，圖中的信息所適用的這個人可以期望得到由曲線HH所表示的年收入。如果上大學，收入曲線變為CC。上四年的大學涉及直接成本（1），比如學費和書本費，以及間接成本（2），它采取在投資期間內所放棄的收入的形式。一旦這個大學畢業生加入勞動力大軍，她或他所掙的將會比僅有一個高中學曆的人所掙的要多。（3）表示了這兩個收入流之間的差異。投資決策需要對年收入的增加部分（3）的現值與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1和2）的現值進行一個對比。如果前者大於後者――即如果淨現值為正――投資將會發生。圖中所暗含的基本原理適用於所有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比如一個工人遷移到新的地點工作的決策、一個企業為其工人提供在職培訓的決策、一個發展中國家使用資源來提高其勞動力總體健康水平的決策等。在每一種情形中，決策者都會對未來的收益與現在的犧牲作出比較。

投資大學教育要求現在作出犧牲，為了獲得一個更大的一生收入流（CC而不是HH）。四年大學教育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比如學費與書本費（1）和大學期間所放棄的收入的間接成本（2）。這些成本的現值將與來自於大學學曆的預期增加的收入（3）的現值進行對比。如果（3）的現值高於（1）和（2）的現值，那麽投資就會發生。

貝克爾是第一個對一般培訓和專門培訓進行區分的人。一般培訓不僅會提高工人們在他們現在的就業中的邊際生產力，也會提高他們在將來可能會從事的任意其他就業中的邊際生產力。專門培訓隻會提高工人們在為他們提供培訓的公司的邊際生產力。因此，我們的一些技能是專門於一個特定的企業或情形的（專門資本），而另外一些則可以被廣泛地應用於各種情形或工作背景（一般資本）。

貝克爾指出，人力資本理論有助於解釋“或者被給予特殊解釋或者使研究者感到困惑的較為寬廣範圍內的一係列經驗現象”。這種現象包括如下事實：（1）收入通常按年齡以一個遞減的比例增長，並且增長趨向於與技能水平正相關；（2）對於那些擁有較高技能水平的人而言，失業率相對較低；（3）年輕人與年齡較長的人相比變換工作更加頻繁，並且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在職培訓；（4）擁有較高能力的人與其他人相比較，在他們一生的時間內會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在職培訓。

長期以來，閑暇被視為一種可供選擇的商品，閑暇的增多意味著工作時間的減少，也就是勞動供給的減少。貝克爾則認為，不應把閑暇作為一個獨立範疇，所有閑暇都含有某種消費，所有消費活動都含有某種閑暇。人們不是在工作與閑暇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不同消費活動之間作出抉擇。市場活動時間（工作）與非市場活動時間（閑暇）的最佳組合可以使消費者獲得最大效用。

新古典主義的消費者行為理論假設消費是瞬間完成的。貝克爾認為，消費會花費時間，時間是稀缺的並且具有價值。用於消費一件產品的時間就不能用於另外一個用途，比如，去獲取收入。一些消費品的消費會比其他消費品花費更多的時間。因此，貝克爾認為，人們在作出購買決策時會考慮產品的“全部成本”或“全部價格”。一件產品的全部價格包括其市場價格加上消費它所必需的時間的價值。

這個重要的思想引導貝克爾提出了一個重構的選擇理論。家庭作為基本的決策單位，應該被認為是能夠提供效應的“商品”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其消費者。商品的生產會通過將在市場上花費時間所購買的產品（產品和服務）組合起來而發生。為了得到購買用於生產商品的產品所必需的收入，家庭需要在勞動力市場上花費時間。為了在家庭中生產和消費商品，它必須花費生產時間和消費時間。一個例子是生產和消費一頓飯，比如一頓早餐。家庭通過使用生產時間（準備這頓飯所需要的時間長度）和消費時間（吃這頓飯所花費的時間）將產品（雞蛋、麵包、果汁和熏肉）組合在一起而將其生產出來並消費掉。

家庭必須對它希望消費何種商品和它將如何著手生產這些商品作出決策。這些決策每天都在進行。一個使問題複雜化的因素是一些商品需要許多時間而不需要許多產品來進行生產，而另外的一些商品則需要許多產品和很少的時間進行生產。時間密集型商品的一個例子是通過在海邊呆幾天而獲得自然曬黑的膚色。產品密集型商品的一個例子是一頓快餐。

貝克爾指出了他的模型的幾個有趣的含義，而其他人則提出了另外的一些含義。三個例子將有助於說明這個模型所闡明的思想的類型。第一也就是這樣一個含義，即從勞動力市場上的時間中所獲得的收入的增長將有可能導致人們將他們的消費方式從時間密集型商品轉向產品密集型商品。原因是家庭生產時間和消費時間的機會成本會上升。一個人可能會通過在美容院花費較短的時間來獲得一個曬黑的膚色而不願意在海灘上躺上若幹個小時，或者是在飯店裏吃飯而不願意生產和消費一頓用自家種植和剛采摘的蔬菜做成的飯。第二是家庭生產的生產能力的提高，比如說，微波爐、垃圾粉碎機、洗衣機和烘幹機的發展，會解放消費時間（觀看肥皂劇、參加體操課）、或者勞動力市場時間（兼職或全職就業），或者兩者的某種組合。第三是當夫妻雙方都具有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較高收入的能力時，與夫妻中有一方具有較低的收入潛力而選擇不工作的家庭相比，這些家庭有可能會有較少的孩子並且會生產更多的產品密集型的家庭經曆。

家庭是一個積極、主動的生產單位，生產健康、尊嚴等一係列特殊商品。家庭生產所投入的要素既有購自市場的商品與勞務，還有時間和環境要素。在現代社會中，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導致個人實際工資的增加，因而時間的機會成本即時間的價值增加了。

生產要素之間相對價格的改變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生產過程的改變。新的產品或勞務之所以層出不窮，並不是層出不窮的需求或偏好所致，改變的隻是實現這種需求或偏好的生產方法。所以，無須借助需求或偏好的外在變化，隻要利用生產要素價格的相對變化就能解釋全部家庭消費行為及有關變化。

第五篇是非理性行為，指出了非理性行為的基本含義。非理性行為真的沒有理性嗎？貝克爾區分了非理性的兩種基本含義：衝動和惰性，前者與概率問題相聯係，後者受過去選擇的影響。通過對衝動模型和惰性模型的深入考察，貝克爾得出了這樣一條重要結論：非理性經濟主體（廠商、家庭或個人）因機會的變化往往被迫作出理性的反應，並特別指出，經濟分析並不認為所有市場經濟主體的信息是完備的，並不認為所有經濟主體的活動不存在交易成本，但是，信息不完全或存在交易成本情況下的行為不應混同於非理性或隨意行為，從而可以將非理性行為納入理性分析框架中。

第六篇的主題是婚姻、生育率和家庭，從而創立了家庭經濟學。婚姻存在於各個社會和各個時期。當“合夥”的預期收益超過保持獨身或繼續尋找配偶所擔負的成本時，個人便會選擇結婚。促使人們作出結婚決策的那些變量的重大變化將使他們重新考慮他們作出的抉擇。收入的高低、尋找配偶時間的長短、對配偶的了解程度、辦理離婚的難易等因素都會影響婚姻的穩定性。同樣道理，當重歸獨身或另行配偶的預期效用大於離異的預期損失，已婚者將終止婚姻。由於存在婚姻市場，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尋求婚姻組合。

生兒育女通常要有食物、衣物和學費等方麵的支出，還要占用父母的時間。這種時間也是一種支出，因為存在著機會成本。在貝克爾看來，生兒育女如同購買某種耐用消費品。人們“購買”子女是因為他們預期能夠獲得的效用足以補償他們的那些支出。子女會同其他耐用消費品爭奪家庭預算的比例或份額，增加子女意味著減少其他消費。子女數量與質量隨家庭的收入及子女的“購買”價格的變化而變化。一般來說，對子女的需求同對其他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一樣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由於父母時間的價值的增加提高了這些子女的相對價格，因而家庭規模或子女數量隨收入的增加而減少。

婚姻會考慮到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能夠使雙方最大化他們對“商品”的聯合生產與消費，這會提供經濟福利。生育和撫養小孩是婚姻能夠提供便利的中心“商品”。換言之，雙方是出於經濟自利才形成一個家庭的。使之能夠從合作中獲益的技能的差異來源於不同的過去經曆和在人力資本上的其他投資。擁有最高市場工資機會的個人非常可能從事市場工作，而家庭生產將由相對於他們的努力擁有最大相對生產力的個人來從事。傳統上，結婚的婦女專門從事撫養孩子和其他家庭活動。其結果是：她們需要來自於她們丈夫的保護，她們不被遺棄和防止不幸的長期“契約”。事實上，所有的社會都形成了對已婚婦女的長期保護；我們甚至可以說“婚姻”是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長期契約來定義的。

即使婚姻雙方之間的生產能力上的相對較小的差異也意味著在勞動力市場時間、家庭生產時間和消費時間上時間配置的較大差異。原因是從事一項活動會提高一個人專門人力資本的積存，這反過來又會提高在那項活動中的生產力。但是，這並不會總是導致完全的專門化。比如，在某些情形下，一方可能會傾向於兼職工作。

婚姻通常涉及“高素質”男女之間的“正向選擇”。其中一個原因是生產上的互補性。一方所擁有的正麵特征會提高另一方在產生“全部收入”――從廣義上來說包括“商品”――過程中的邊際貢獻。

婚姻雙方會尋找關於未來伴侶的信息，但是在尋找的過程中必然要花費時間、努力和其他昂貴的資源，並且尋找的時間越長，從婚姻中獲益被推遲的時間也就越長。一個理性人既會在另外候選人的“外延的邊界”上，也會在關於真正候選人額外信息的“內涵的邊界”上繼續尋找，直到在每一個邊界上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為止。

作為一種結果，即使人們擁有關於他們伴侶的不完全信息，他們經常也會結婚。隨著通過結婚這種信息的自我暴露，離婚可能會成為一種新的最優決策。在結婚的早期比在結婚的後期更容易發生離婚，因為信息的積累會發生在結婚的最初幾年之中。意料之外的好運或不幸（成為一個電影明星；經受不育）會增加離婚的可能性，因為它可能將完美的一對變成一方可能不再認為是完美的一對。女性市場生產能力的提高降低了專門化的收益，增加了離婚的可能性。

第七篇是社會相互作用。馬歇爾曾以企業為出發點建立了微觀經濟學的體係，貝克爾則借助經濟分析通過對家庭的全麵闡述最終建立了以家庭為主體的微觀經濟學體係。本篇將相互作用的一般研究納入當代的消費者需求理論。接下來，假定不同人的各種性格可以影響某些人的效用函數，從而引申家庭內部關係、慈善行為、妒忌和仇恨等方麵的研究。

經濟假設同利他主義行為似乎是十分抵觸、格格不入的，要想使經濟分析在“非經濟領域”站穩腳跟就不得不麵對利他主義。利他主義在市場上是罕見的，在家庭裏卻是較為普遍的，這是因為利他主義在市場上沒有什麽收益，而在家庭裏卻可以提高家庭成員抵禦災變和其他不測事件的能力，分散風險和損失。利他主義對家庭的支配如同利己主義對市場的支配。社會“仿佛”是一個擴大的家庭。在這樣一個鬆散的結構中，利他主義也是存在的。利他主義隨其投入要素的成本結構而變化。時間的價值愈高，利他主義的供給就愈少。要建立一個利他主義的社會，關鍵不在於改變人，而在於改變人周圍的成本結構。特別指出，適當的自願協議和適當的政府行為的現實可能性很小，尤其是在政府發育不完善或受製於許多壓力集團的情況下，契約法不能很好地形成，或者其他的私人交易成本相當昂貴，這種可能性就會更小。所以，在利他主義環境下，“腐化”原理引起的私人行為會自動地使群體收入達到最大，這時，政府的反應或（關於私人談判的）科斯定理不起作用。換言之，在利他主義的情況下，“腐化”原理成為科斯定理的有力的替代品。

以關聯效用的形式定義的利他主義是家庭的一個重要特征。當一個人的效用會因為另外一個人的效用的增加而增加時，他就會是利他的。利他主義增加了婚姻的潛在收益，因為對一件商品的消費能夠使效用的增加多於對消費者效用的增加。一個家庭成員的快樂能夠增加其他家庭成員的快樂。

在被貝克爾非常形象地稱之為“壞孩子定理”的定理之中，他提出了家庭中的利他主義將趨向於克服自私。貝克爾將這一定理大致表述如下：每個受益人，不管其如何自私，都會最大化其遺贈者的家庭收入。換言之，即使是最討厭的孩子也不願意去做任何將會減少他們的潛在遺產的事情。

這兒的思想是減少家庭全部收入的行動將會導致這個家庭利他決策者會有較少的收入以轉讓給每一個受益人。自私的孩子會認識到傷害這個家庭會以傷害他們自己為代價。這個原理是普遍適用的，因為它適用於所有的利他主義者與受益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利他主義對自利的限製作用會隨著受益人數量的增加而下降，即會隨著家庭或組織的規模的增加而下降。

【簡要評述】

從理論創新角度看，貝克爾掀起了一場革命――經濟學帝國主義，突出了經濟學的基本命題：由於資源（包括時間和空間）是稀缺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支付機會成本。這樣的思想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要義，也構成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的動力――新古典化傾向。像任何思想變革來臨時遇到的情況一樣，貝克爾的學說出現時遇到了極端的“歧視”。他的文章遲遲得不到發表，保守的學術同行在公開場合對他的觀點譏笑嘲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多的人接受了貝克爾的主張，經濟學分析方法在解釋許多“非經濟現象”方麵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貝克爾指出，有些現象還有待經濟分析作出同樣深刻的解釋，有些解釋還不夠完善，不過，誠如貝克爾所說，有限的成功出自有限的努力，經濟學分析的力量和它所展示的遠大前景是毋庸置疑的。貝克爾運用他的經濟學分析方法解釋了人類行為的許多方麵，解釋了大量存在且最有代表性的社會現象。當然，經濟分析所能運用的領域還遠不止這些，貝克爾的全部分析也僅僅是一場思想革命的開始。對於許多非經濟變量，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社會生物學家、曆史學家、人類學家、政治科學家、法學家和其他專家的建樹對理解人類行為也是必需的。雖然經濟分析為理解全部人類行為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但無意貶低其他社會科學家的作用，甚至也不認為經濟學家的貢獻勝人一籌。正如作者所說：“如果全書觀點成立，那麽，經濟分析就為理解人類行為提供了一直為邊沁、康德、馬克思及其他學者長期求之不得的統一的方法。”

從現實指導意義來說，既然任何人都是經濟人或理性人，那麽社會秩序或規則的創建，都必須考慮個人利益的存在。如果否定個人利益的存在，就難以達到製度存在的價值。因此，製度規則的變遷無非是影響經濟主體的相對收益和相對成本，從而將改變收益和成本的支付矩陣。如果經濟學家情不自禁用非理性行為、無知、粗心大意、愚蠢行為、價值的改變等臆斷說明解釋不了的現象，以掩蓋他們自己知識的貧乏，這些臆斷就恰恰暴露了他們所掩蓋的失敗。因此，需要從現實的約束條件中抽象出符合經濟運行的經濟變量，從而給予經濟學方法――理性分析，尋找相應的政策處方。這從反麵論述到，以往所認為的非理性行為，恰恰通過新的約束條件給予理性分析。換言之，正是由於沒有尋找到恰當的約束條件，我們才能得到所謂的非理性解釋。實際上，這些非理性行為都可以再次得到理性解釋。“實際上，經濟理論很能相容於非理性行為，這一點超出了人們的預料，這或許就是本文分析的主要結論，”從而才能真正獲得“存在就是合理的”的認識層麵，進而真正達到改造世界的實踐層麵。

（湯吉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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