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三節 工委的成立及教導隊的變化

1938年底，中共陝西省委在西安決定成立三十八軍中共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工委）。1939年春，省軍委派聯絡員小李（即王寫劍）到山西省平陸縣茅津渡傳達省委的決定。我記得是蒙定軍通知我的，王寫劍後來寫回憶說是他通知的我，可能是記錯了。由蒙定軍、胡振家和我三人組成。以蒙定軍同誌任書記，並分管十七師黨的組織；由我分管軍部、軍直屬部隊、幹訓班、教導隊和三十五師黨的組織；胡振家同誌除負責部隊的上層統戰工作外，一般不參加工委具體工作，但凡是有關部隊的黨內、黨外的重大事件的決策，則必須參與商議決定。同時省委決定他的組織關係不直接由工委領導，而由省委對他單線領導。此外由中央北方局、西北特委和中央特科派到部隊的崔仲遠、孔叔東（即孔祥禎）、楊曉初、楊明軒、宋綺雲、馮一航（即馮芾周）、何寓楚、常漢三、姚警塵等同誌，除對趙壽山、孔從洲、孫蔚如等上層做統戰工作外，也和三十八軍工委保持著不發生橫的組織關係，但又是彼此知道而且默契地互相配合工作的關係。

1939年11月，省委聯絡員小劉（即楊信）來到三十八軍，向工委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和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提出的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統一戰線三個法寶的指示和文件。毛澤東的這些英明指示不但對於地下黨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而且對趙壽山、孔從洲等上層統戰人士由於發生“平江慘案”和國民黨所頒布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而引起的迷惑思想和悲觀情緒的澄清與轉變，也及時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939年12月，楊信又來到三十八軍，向蒙定軍和我傳達了中共陝西省委軍委的指示（當時軍委負責人為汪鋒），要三十八軍地下黨組織除留幾個負責人做統戰工作外，要把其餘的地下黨員全部撤回邊區。蒙和我研究後認為，根據三十八軍的具體情況，隻撤退少數太紅的、已暴露的黨員回邊區是必要的，但大批地撤走則是不妥當的。為此，我們和楊信以及汪鋒發生了不同意見的爭論。經過幾次往返商討，省委最後勉強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但卻留下了不小的“後遺症”。

這一年，梁楓回到延安，在抗大學習並入黨後，又派回三十八軍，擔任地下黨組織的秘書類工作。

由於教導隊的成就和影響，引起了國民黨特務方麵的注意和造謠破壞，當時確實有些大意，以致社會上有傳言說“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中有茅津”。“紅大、抗大、茅大一個樣”等。於是國民黨方麵多次壓迫要趙壽山解散教導隊，孫蔚如也把趙壽山叫去當麵質問。在此情況下，三十八軍中共工委在陝西省委正確領導下，按照省委“開展四集團軍的全部工作，爭取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的指示，及時地做了一條“移花接木、全麵開花結果”的決定。發動了趙壽山軍長和九十六軍軍長李興中以及幾乎全部西北軍的上層統戰工作同誌和有影響的進步人士，如知名人士杜斌丞和共產黨員宋綺雲、馮一航、李一青、成之慎、姚警塵等，建議孫蔚如為了保存楊虎城部的實力，確保他的總司令地位，就必須抵抗蔣介石分化、瓦解、溶化、吞並雜牌部隊，消滅異己的政策。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按照楊虎城部隊的一貫傳統，實行自己訓練忠於孫蔚如和西北部隊的幹部和軍官。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三十八軍的幹訓班和教導隊的組織和辦法推廣，擴大到全第四集團軍，由孫蔚如出麵創辦第四集團軍幹訓班，並將三十八軍教導隊改編為第四集團軍學生大隊。孫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毅然決然地於1940年在中條山娘娘廟和姚家坡，成立了第四集團軍幹訓班，由孫任主任，由趙壽山和九十六軍軍長李興中任副主任，由共產黨員宋綺雲任國民黨幹訓班特別黨部書記長，由黨員培養對象程文津任秘書。幹訓班除下轄由兩個軍教導團的軍官所組成的三個軍官大隊和軍士大隊外，並在陝西、河南等地接收了約300名青年學生，於1940年3月間，以原三十八軍教導隊的全部班子成立了第四集團軍學生大隊。除大隊長以孫的特務營長（雷振起）為掛名大隊長，由共產黨員陳雲樵（無直接關係）任大隊副外，第一隊仍由周傑邦任隊長，我任副隊長（政治指導員），劉俠僧同誌任區隊長；第二隊仍由陳嘉謀同誌實際上任隊長，徐又彬同誌任副隊長（政治指導員）。兩隊的班長全部由三十八軍教導隊第二期畢業的共產黨員擔任，由劉宏、趙漢鼎、趙廷仁、劉國傑、席尚儒等同誌組成了學生支部。同時由賀立等同誌在幹訓班本部組成了軍官支部，總支書記由我兼任。

此前，1940年1月，三十八軍教導大隊第二期學生畢業時，組織上有指示，要把教導隊學生有計劃、有組織地分配到三十八軍兩個師的各個連隊去。為此，我專門找趙壽山軍長整整談了一夜。最終趙把分配計劃交我擬定。趙壽山用我，一是因為我父親的老關係，二是因為他知道我是共產黨員。他要用共產黨的組織為他的部隊服務。我與他是雙重關係。胡振家向趙壽山介紹我時，除了介紹了我父親之外，又說我是上海回來的大學生，文武雙全等等，有意識地一開始就讓我接近趙。趙本來就與我父親關係較好，因此又常注意我，常聽我在教導隊講課，日積月累，他對我越來越信任，關係日益密切。他把我從一個文書上士直接提拔為教導隊的指導員（他女兒是特務連指導員、女婿是連長）。他要的是與他一心的共產黨員，他認為我就是這樣的。他知道我不會拉他的部隊，挖他的牆角，因此他信任我，任用我為他培養既與共產黨有關係又能忠實於他、忠實於部隊的幹部。我擬好名單後，把學生編成一個個互助組（組長為黨員），再分配下去，互助組可以直接向趙提建議、意見、寫報告。這種方式是趙與我秘密約定的。趙壽山按我擬定的名單一個個的找來談話，他也是想通過這種辦法來控製部隊。分配名單形式上還是要經人事部門送軍長辦公室，然後開辦公會決定。當時的人事科長陳雨皋是大革命時期入黨以後脫黨了的老黨員，非常配合黨組織。趙壽山是有最終決定權的，即便參謀長或聯席會議不同意，趙可予複議也可不予複議直接定板。有時參謀長等人也提出一些人，提出一些不同意見，趙考慮人事關係，有的也做些讓步，但是凡有三角記號的，趙千方百計力排眾議予以安排。這樣，實際上使黨組織掌握了人事權，我們戲稱為“三角人事權”。趙壽山非常注意與部隊基層幹部的關係，他經常參加學生的各種小組會，甚至一起吃飯，他是要通過這些人改造部隊，使三十八軍成為他絕對控製下的一支勁旅。

1940年1月下旬，我以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學生大隊副隊長的公開職務名義，帶了20多名班長（均係原二期畢業的學生），回到陝西三原招生。在陝西省委和三原駐防部隊（十七師留駐的一個營）的幫助下，開始了招生工作。我和妻子梁楓住在三原西關。2月，我的大兒子春政出生。3月下旬，招生任務完成後，張西鼎回家結婚後與我們會合，於是我們（包括一部分學生）一起回到前方。張西鼎是從抗大回到三十八軍教導大隊的，他是1936年的老黨員，是原孫蔚如任三十八軍軍長時教導隊的學生。張曾負責過扶風黨的工作，在三原時他曾任過緝查隊的隊長。他這次回到三十八軍後，任教導隊二期的區隊長和軍官黨小組的組長。他這時與我合作很好，組織觀念很強，當時在軍事上和政治上他都算是比較優秀的，因此當時我很器重他。後來有了變化。

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各隊和學生大隊於4月正式開學。班本部和各軍士隊、軍官隊駐娘娘廟，學生大隊駐姚家坡。訓練方法和政治課程內容，基本與三十八軍教導隊相同，但在名義上有所改變。如將政治課一律改為“精神講話”，將各種討論會一律改稱國民黨施行的“生活檢討會”等，但內容不變。我們除了照樣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日問題等之外，此時我還專門講了一門課程，叫中國向何處去？就是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第一章第一節的標題作為題目，宣講毛澤東這部偉大的著作。這時的政治教官有溫朋久、陳雨皋、程文津等。黨的活動和發展，初期均未受到大的影響。這時國民黨已開始調查幹訓班，也派進來一些特務，其中有個國民黨政治學校畢業的叫廬山真（可能是假名字），是以國民黨特別黨部的名義來的，引起工委的注意。孫蔚如知道後，為了保護黨組織，將廬山真等幾個特務開除了。

1940年五六月間，發生了姚家坡事件。姚家坡是幹訓班學生大隊的駐地，孫蔚如派來的大隊長雷振起，原是孫的手槍營營長，耀縣人，黃埔三期畢業的舊軍官。他在學生大隊裏辦了個合作社，到敵占區去做生意、走私，弄些東西回來賣，價格很貴，高利盤剝。學生中有一批從青訓班來的，比較左，與合作社吵過幾次架。而後，學生支部書記劉宏、趙廷仁、劉長舉等幾個黨員學生帶著一批人，為反對合作社的高利盤剝，違反黨的紀律，公開哄砸了合作社。這一過火行為，使孫蔚如大發雷霆，認為這個事件是部隊中的共產黨要搞暴動，下令將劉宏等五人逮捕關押，要交軍法處審判，並撤掉了周傑邦學生大隊一隊隊長的職務。中共三十八軍工委幾乎動員了第四集團軍全部黨的上層力量說服孫蔚如，解釋這件事隻是因為學生無知，受合作社盤剝而引起的違反軍紀事件，並無黨派政治參與。然後，動員宋綺雲、趙壽山等當麵向孫說情，把這批學生要回三十八軍，按軍法軍紀處理。實際上，這批學生回到三十八軍後，不但未作處理，反而分別安排重用，並且將周傑邦也升任為以後教導大隊第四期的大隊長。一場凶險的風波不僅被工委巧妙化解，而且轉化為有利的成果。

姚家坡事件後，蒙定軍通知我，為了安全起見，叫我和梁楓以及當時擔任我的勤務員（黨內為交通員）的吳樹揚暫回邊區。我便以我父親有病為借口，向孫蔚如請假探親。孫很快批準了，並親自接見了我。談話中他告訴我，他和我父親過去關係很好，他曾在我父親的連裏當過見習排長，他要我帶話向父親問好。我們回到西安後，住在三十八軍辦事處。我拿著蒙定軍給我的聯係代號，到西大街鼓樓附近的省委交通站去聯絡，以便由他們把我們送入邊區。但這時該站已撤回邊區。我又找三十八軍辦事處處長楊曉初，要他設法把我們送到邊區，他說短期內無法辦到。於是，我們幾個人隻好先回到臨潼鄉村家中暫住，並向蒙做了匯報。7月上旬，蒙定軍指示，要我們回到部隊，仍到姚家坡學生大隊擔任黨內外原有職務和工作。

與此學生大隊同期間，中共三十八軍工委為了保持三十八軍教導隊的傳統教育和抗大分校的教育基本力量，又說服了趙壽山，以三十八軍教育連的名義，繼續在娘娘廟附近約三裏的杠樹坳成立了第三期教導隊。這期學生的來源主要是由青訓班和三原中學、高陵中學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為骨幹，以張西鼎任連長，朱曼青、張孝堂等同誌任區隊長，以教導隊二期畢業的學生黨員楊樹青等同誌為班長，以朱曼青，羅曼中（羅殿芳）為學生支部負責人，以張西鼎為軍官支部負責人，並仍由我所兼任的四集團軍幹訓班中共黨總支直接領導。

1940年4月間，國民黨加劇推行其“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在國民黨部隊內，實行所有官佐人員必須一律加入國民黨，否則便不能任命為軍官、軍佐的反動政策。中共三十八軍工委將此情況反映給省委聯絡員小李（王寫劍）同誌，轉報省委，請省委作出決定。省委當即將此情況轉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於1940年5月4日電示：“在國民黨部隊內的地下黨，應在‘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待機而作（以後改為等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總方針下，在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下，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所有地下黨員應一律跨黨加入國民黨，作為掩護（以後，在中央正式發出的‘五四指示’中，則改為‘在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8月，省委聯絡員小李（王寫劍）來三十八軍，向工委傳達了這一指示。工委在部隊黨內傳達並執行了這一指示。我和劉俠僧、徐又彬、陳嘉謀等同誌，通過幹訓班國民黨特別黨部書記長宋綺雲（中共黨員）和學生大隊區分部幹事劉夫洪（黨員培養對象）和文書雷寒柏（雷相國，中共黨員）的關係，填寫了一批假表，沒有經過任何手續，使工委掌握的黨員有計劃、有組織地，用偽造花名冊和集體加入的辦法，全體跨入了國民黨。這些所謂“國民黨員”，除了騙取黨證和按月由軍需處扣除每個人的黨費外，從未與國民黨黨部發生過關係。後來，據省委聯絡員王寫劍同誌談，中央的“五四指示”，就是根據陝西省委請示三十八軍地下黨員可否加入國民黨的請示而對全黨發出的。

從1939年起，國民黨為了用偷梁換柱的毒計，溶化消滅雜牌部隊，於是頒布了一條所有軍官特別是帶兵軍官，必須具有其中央軍校畢業的資格，方可任命的規定。這樣，就會使雜牌部隊中自己培養起來的軍官幹部和久經戰陣的“行伍”軍官，逐漸被國民黨中央軍校或中央軍校係統的軍官所代替。工委為了抵製和打破這一反動規定，經與趙壽山商議並請示中共陝西省委同意後，做了關於“鍍金”政策的決定。即挑選部隊中優秀堅定的青年知識分子黨員（大部是教導隊學生）和現任的黨員軍官以及進步的革命軍官，如：王有軒、韓增友、田榮生、賀隆基、楊蔭東、王鈺、王福宏、趙守傑、趙守清、袁誠生、何振萱等100餘名，利用合法手續和身份，保送到國民黨的中央軍校本校、分校、步兵學校或其他類似的訓練班去學習。以便一方麵取得正規軍事學校的畢業文憑，再回到部隊，作為掩護，便於擔任帶兵軍官，鞏固地掌握兵權；一方麵也可乘此機會提高軍事素養和技術水平。實踐證明，由於這一“鍍金”政策的實施，對於抵製國民黨偷梁換柱政策，鞏固部隊，保存實力，舉行起義以及而後在我軍軍事訓練和國防建設中，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