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二節 茅津渡幹訓班

1938年秋天，十七師擴充為三十八軍，趙壽山升任軍長。他把教導大隊調到了山西平陸縣的一個叫茅津渡的黃河渡口地區。8月間，地下黨利用了這一有利時機，建議趙壽山在茅津渡成立了三十八軍幹訓班，由趙壽山任班主任，十七師師長耿誌介（景惠）和新編三十五師師長孔從洲任副主任，以申及智任教育主任（隻是軍事訓練主任），在政治上實際是由孔叔東同誌以趙壽山的參議身份任教育主任。這時的原十七師教導大隊改名為三十八軍教導大隊。幹訓班除轄教導隊外，另設有軍官大隊，短期輪訓現任軍官；軍士大隊，短期輪訓現任班長。通訊隊，招收學生訓練無線電報務員和譯電員。與此同時，地下黨為了直接掌握兵權，更好地改造部隊，鞏固部隊，增強戰鬥力，確保培養青年幹部，改造舊幹部任務的勝利完成，對教導隊黨組織也做了重大的調整。抽調胡振家同誌到十七師任營長，調李森和劉俠僧同誌到十七師任連長，並把教導大隊兩個中隊合編為一個中隊，撤換了教導大隊原來所有的舊軍官，如中隊長喬光含、張自芬以及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的軍官等。另委任了在馮玉祥五原幹校畢業的劉繼隆任軍事隊長，由我任政治指導員，並接任了教導隊地下黨的總支書記，負責領導軍官支部和學生支部工作。同時，利用我和趙壽山的社會關係，與孔叔東、姚警塵、崔仲遠、常漢三、楊明軒、劉俊甫等做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單線黨員同誌一起，以及和溫朋久（參議）、陳雨皋、柳乃夫等高級知識分子一起，團結一致，對趙壽山進行上層統戰工作，促使他繼續發揚磧口整訓精神，正式重申了以三大禁令、四大口號為新作風，作為改造部隊，訓練幹部的中心內容，並以教導隊為實行新作風的試點和示範，來帶動全幹訓班各隊的學習和訓練。

此時，我除負責教導大隊工作外，還給幹訓班其他各訓練隊，如軍士隊、軍官隊，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軍隊政治工作等課程。

幹訓班在形式上是為了輪訓舊幹部，培養新幹部，實際目的是改造部隊，團結進步、聯共抗日。當時提出的三大紀律、四大口號：即不嫖、不賭、不吸鴉片，自覺紀律、自我教育、經濟公開、人事公開等，實際上是完全按照八路軍的辦法進行教育和訓練的。黨組織當時還成立了一個三十八軍戰地服務團，其組織形式和任務與八路軍的政治部基本相同。團長是崔仲遠，其他人員和血花劇團人員，都是從延安抗大派來的。梁楓這時在戰地服務團任政治幹事。此時，我的黨的關係轉由軍部黨組織負責人魏洪濤領導。11月，部隊黨組織撤銷了魏洪濤的黨內職務（因陝西省委發現其有過自首行為），決定由我負責教導大隊和軍部直屬部隊黨的工作，受蒙定軍同誌直接領導。軍部黨的負責人王安仁（軍部辦公室秘書）開始由我負責領導。王直此時由延安抗大派來部隊，由我接轉黨的關係後，派往十七師101團（黎之淦任團長）任軍士隊訓練隊長。

幹訓班政治、軍事、教育的中心內容，除了基本上按抗大和安吳青訓班的教材為藍本外，同時也配合教授正規軍事教程。如：戰略戰術，步兵操典，野外勤務，測繪築城等軍事訓練，以適應統戰工作的環境和需要。

教學訓練的方法則完全采取了自我教育，自覺紀律的原則進行，徹底廢除了舊軍隊的打罵懲罰製度，並采取了周恩來同誌1938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和郭沫若任該部第三廳廳長時製定和頒布的《學習小組討論會實施簡則》、《生活檢討會實施簡則》的合法形式，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廣泛地開展了軍事民主，政治民主，提倡在自覺基礎上鐵的紀律的高度集中。與此同時，以蘇聯紅軍的政治工作條例和羅瑞卿同誌寫的抗日政治工作為藍本，在孔叔東同誌的指導下，由我按照國民黨正規部隊訓練所采用的戰術、戰鬥規範和形式，把上述政治工作的精神和方法，巧妙地結合起來，寫成了《戰鬥中政治工作實際配合法》，在進攻、防禦、退卻、戰術戰鬥、野外演習中進行實際配合。這種利用舊形式加進靈活的新內容的教學法，對學生來說，不但學到了先進的抗日政治工作的實際應用，同時也打好了正規軍事的基礎訓練和知識，對於而後作為一個統一戰線部隊中的掌握兵權的新幹部新軍官創造了有利條件。

由於實行了這一套新的教育訓練方針和方法，不但使新的教育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和提前完成，而且使學生的學習成績、政治、軍事、文化水平有了進步和提高，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用當時曾在原西北軍馮玉祥部隊五原幹校任教和學習過的劉繼隆、邊重光，以及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當時任幹訓班軍事教育長的申及智，曾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耿誌介和在馮玉祥北京西苑軍官測繪學校學習過的趙壽山本人以及曾在東北軍講武堂畢業的軍官何畏等各方係統的軍人們的共同感受來說，都異口同聲地認為：用新的教育方法，教導隊學生在短短的一年中所學到的軍事、政治內容的數量和質量，比用舊的打罵強製教育製度三年時間所能學到的還多得多。

在軍民關係方麵，除了大量進行民運工作，創辦民眾學校，喚起民眾，團結抗日外，也完全按照我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原則，徹底廢除了打罵群眾，侵犯群眾利益的惡習，真正實行了軍民團結親如一家人的魚水關係，幫助群眾生產。幹訓班的其他軍官隊、軍士隊等，也都在統一的教育方針和方法下，在短期輪訓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新幹部的茁壯成長和舊幹部的有效改造，這種實效和朝氣蓬勃的生動局麵，加強了以趙壽山等進步領導力量堅持培養新幹部、提高舊幹部的認識水平、實行新作風的信心和興趣；教育和爭取了以耿誌介等為首的中間派的同情和支持；同時用鐵的事實有力地打擊了落後和反動的舊軍官的反對和破壞言行。

本期教導隊處於國共合作抗日高潮時期，黨的活動、宣傳、教育比較公開。特別是以朱曼青、劉秋水、李旭東、賀立、馬勤動、楊鎮魁、王友軒、韓增友、李崇信、楊蔭東、餘路由、廖波澄、蔣雲翔、尚若平、魚化龍、王鈺、賀隆基、張孝堂、田榮生、劉紀民等同誌為骨幹所組成的學生支部，堅決積極地努力執行了“為了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共產黨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向著真誠革命、信仰共產主義、擁護黨的政策，並願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和青年積極分子開門，使黨成為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的方針政策。按照黨章規定，個別地、審慎地、但又放手地在學生中吸收發展了70餘名共產黨員，擴大了黨的組織，壯大了黨的力量。

由於這批共產黨員和他們所團結的青年進步學生，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高中、初中學生，具有比較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度的抗日救亡政治覺悟和進步思想。他們在政治理論和軍事技術學習上，都比較優秀。在貫徹執行新作風，即三大禁令、四大口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上都能起模範帶頭作用。從而不但引起了趙壽山對教導隊學生的重視、愛護和信任，而且使他更進一步認識到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性和我黨幫助他鞏固部隊，增強實力，擁護他領導抗日的真誠性。從而樹立了他依靠共產黨，重用這批新幹部，改造部隊的決心和信心。

趙壽山本人對這批學生的培養和訓練是極端重視的，他本人自從幹訓班成立後，即由軍部搬住到茅津渡幹訓班，同孔叔東和我、溫朋久一起，幾乎所有的政治學習，軍事訓練小組會都親自到場參加。特別令人難忘的是，他親自參加每晚各班的學習討論會和生活檢討會，有時還親自參加學習，在小組會上發表意見，作生活檢討，給學生以言傳身教的示範作用。每次小組會上，他都要我把他尚不知姓名的學生的籍貫介紹給他聽，並要我給他解釋學生在政治學習討論中提出的問題。逐漸地趙對我開始器重和信任。我們之間的關係自此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信任。他對每個學生都進行了個別談話，了解學生的家庭、身世、學習思想情況，對300餘名教導隊學生都能隨時叫上名字。他還每周作一次精神講話，講述楊虎城部隊的曆史，從北伐戰爭、西安圍城、膠東戰爭，到西安事變、抗日戰爭、雪花山戰役，通過這些說明楊虎城和他同共產黨長期合作的光榮曆史。而地下黨組織就是運用這些方法和方式把擴大黨的組織，增強黨的力量，和趙壽山要鞏固部隊實力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鞏固、壯大、發展了抗日進步力量，貫徹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從而使黨不但順利地通過趙壽山取得了本期教導隊培養教育訓練的實權，而且也取得了教導隊學生人事分配權。

在1939年1月第一期教導隊畢業時，趙把教導隊學生的分配任用權毫無保留地委托給黨組織，按照黨的“重點配備，普遍建點”的方針，將教導隊本屆畢業學生，除留足教導隊二期骨幹力量外，編成了40多個小組，以共產黨員任組長，按照黨的需要有計劃地分配到軍部、十七師和三十五師師部及團、營、連擔任見習官、排長、司務長等下級軍官。這樣不但使部隊增添了新的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使黨的力量比較普遍地深入基層，填補了空白點，健全了黨的組織，為改造部隊推行新作風，鞏固部隊，增強戰鬥力，發展、壯大黨的組織，打下了有力的基礎。此時，黨組織決定由我繼續領導這些分配到部隊的黨員，還負責軍部所有直屬部隊黨的工作。同時繼續負責進一步做好趙壽山、孔從洲等人的上層統戰工作。

對學生分配的實際操作是這樣巧妙進行的。表麵上分配學生完全走的是軍中規定程序和合法手續。通過人事科，經八大處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最後再由軍長趙壽山決定。參謀長等也提人選，人事科也提，補缺調配，趙任命。我們和趙壽山有秘密約定，在人事科提的名單上畫三角，趙一看到有三角記號的，就明白是我們安排的，照準。

1939年初，在茅津渡繼續開辦第二期教導隊，學生來源除仍由安吳青訓練班選送100餘人外，其他大部分則是動員接收陝西、河南中學校中的進步學生和部隊中的進步知識分子，共約300餘人，分為兩個中隊。為了防止國民黨的造謠和攻擊，在組織上采取了利用國民黨軍校畢業，但又忠實於部隊的統一戰線左派軍官周傑邦等做隊長和軍事教官。一則作為招牌，掩護部隊，二則利用他們的軍事技術，提高學生軍事水平。同時為了避免同國民黨派來的指導員混淆起見，把原來中共的政治指導員改為副隊長。由周傑邦、陳嘉漢分別任一二隊隊長，我和徐又彬任副隊長，張西鼎、沙城軒、李旭東等同誌任區隊長，由朱曼青、田榮生、賀隆基、田煥貴、姚傑、張孝堂等20餘人，擔任班長、副班長。黨的組織仍由我兼任總支書記。下設兩個軍官黨的小組，由張西鼎同誌任一隊軍官黨員小組組長，徐又彬任二隊軍官黨員小組組長，另外，由朱曼青、楊天倫、伍峰山、劉宏、趙廷仁、尚經緯、趙守清、趙守傑、王福宏、趙一平、宋世元、武剛毅、楊樹青和上述教導隊第一期所留隊的共產黨員班長組成了強大的兩個學生支部，由朱曼青同誌任書記。一方麵，大量地建立了黨員培養對象的製度，放手地謹慎地吸收發展新黨員。一方麵繼續發揚第一期的傳統和製度，保證了政治、軍事、教育計劃順利地進行。趙壽山等仍和第一期教導隊一樣，住在幹訓班教導隊，親自參加教育訓練工作，和教導隊學生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粉碎日寇對中條山包圍掃蕩的六六戰役後，部隊損失慘重，為了保存幹部實力和避免國民黨政治部和特務們的注視和破壞，教導隊幹訓班由茅津渡轉移到中條山山區裏的寺頭廟，繼續進行訓練。在此期間，國民黨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進行摩擦，陝西省安吳青訓班被迫由涇陽縣雲陽鎮撤回邊區。

5月，省委巡視員小李（薛健，即王寫劍）來到三十八軍，傳達了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兩個文件的精神。部隊黨組織著重討論研究了地下黨如何執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範作用”、“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黨的紀律”、“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對不對”等問題。部隊黨組織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地下黨一方麵要鞏固三十八軍，增強該部的抗日戰鬥力，爭取趙壽山、孔從洲等向黨靠攏；另一方麵要保持組織的純潔性和獨立性，黨員要在抗日戰爭中起到英勇殺敵的模範作用，要利用一切場合堅決批判“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投降主義謬論。之後，我們在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課程時，便以上述文件精神結合部隊具體情況進行闡述。在黨內，我們進行了文件的傳達和學習。6月，對混進教導隊的幾個托派分子進行了鬥爭和清洗。同時，在“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浸入”的方針下，在學生中積極發展黨員，擴大了黨的組織。9月間，省委派聯絡員小劉（即楊信）同誌傳達了將地下黨半公開的支部和小組的組織形式，改變成為秘密的單線聯係關係。從此教導隊黨的組織活動就進入了單線的秘密活動狀態。雖然如此，但由於環境條件比較好，黨的工作和學習不但未受到影響，反而更加紮實。同時對教官和軍官中的進步分子，如溫朋久、程文津、周傑邦、崔日堯、張德廣等進行了統戰工作和黨員培養工作。為這些同誌而後的入黨和進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此外，鑒於教導隊第一期學生分配到新三十五師的學生很少，因而黨的組織在該部也不易發展。為此本期教導隊黨組織在工委指示下，對孔從洲同誌選送來教導隊學習的進步學生李俊英等數十人作為黨員培養對象，大力進行黨的教育工作，吸收其為黨員。然後在本期學生畢業分配時，將他們全部分配到三十五師擔任下級軍官，在三十五師正式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由李俊英、張春發、姚傑等同誌分別任支部書記。這批學生大部分也獲得了孔從洲的信任和重用，但由於李俊英等負責同誌，在抗日戰鬥中英勇犧牲了，致使掌握兵權的黨員不多，實力減弱，因而對該部鞏固和進步未能發揮應有作用。

這期教導隊於1940年1月畢業於寺頭廟，兩隊共畢業學生300餘人，其中有共產黨員90餘人，學生的分配，完全按照工委（即三十八軍中共工作委員會）的指示，以黨員為核心，有計劃、有組織地編成了互助小組，有重點地，同時照顧全麵地把師、團、營、連和軍直屬、師直屬部隊以及參謀處、軍需處、醫務處、軍法處等，軍長辦公室、機要部門等，無黨員的空白點，補充占領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