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五節 自由戀愛結良緣

我與梁楓結婚已逾60年，什麽“銀婚”、“金婚”、“鑽石婚”早已度過，我們夫妻倆都已年逾八旬，身體都還健康，我們正高興地向結婚70年被譽為最高的罕見的“白金婚”邁進。

梁楓原名梁蓮珍，是我表哥的叔父的女兒，是遠門親戚，從小互相就認識。她去西安上學路過我們家，被我十叔母看上，曾提過我與她的婚事。1932年，因“一·二八”日軍侵占上海，我在上海上不成學了，轉來西安，在中山中學上學，我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和反戴季陶等學生運動。這時梁楓正在女子師範上學，她思想進步，也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在進行遊行時，我遠遠地看見她參加遊行，舉著小旗，喊著口號，她也注意我的行動，遠遠地看著我。8月1日這一天，在我們中山中學的禮堂開會，由中山中學的校長講社會科學，我來到禮堂，從窗子向裏看，我看見她正坐在禮堂裏，她也在找我，當我看她時，看見她正看著我，兩人目光相遇。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和梁楓開始了戀愛生活，並互相通了書信。

梁楓1915年生於臨潼農村，和我是同鄉，距離不遠。是生長在一個很苦的家庭，4歲時，父親被土匪打死，母親改嫁時，從臨潼的鄉村，把她帶到西安，準備給人家當童養媳。母親依靠賣刺繡供她上小學。不料她才14歲時，她的母親也去世了。梁楓就又回到臨潼的家，依靠叔父梁彥傑和堂兄梁子才。不久，叔父又被土匪打死。她的少年時代是在接連的悲慘遭遇中度過的。梁楓依靠堂兄和同學們的資助，先後在西安東羊市、長安縣立第二女子高小、西安女子師範、華縣鹹林中學和三原第一女子中學讀書。

梁楓堅決反對包辦婚姻。原來家裏準備把她嫁給繼父的兒子溫全和，她堅決不願意，就與我建立了戀愛關係。1932年我在中山中學上學，溫全和也在中山中學上學，他願意與梁楓成親，當發現梁楓與我談戀愛，互相通信，就產生了嫉妒之心。一次他看見了我給梁楓的信（他認識我的字體），就把信偷偷取走，梁楓沒有收到我的信，也不給我寫信。我不見梁楓回信也很生氣。我與梁楓因而產生了誤會。我生氣與另一個女學生發生了戀愛關係。

這時，商縣何先修的女兒也在女師讀書，她與我認識，她給我介紹楊虎城軍中一位旅長的女兒袁芝悠，中山中學的學生，我與這個姓袁的女學生發生一段戀愛關係，我還送給她一塊表。那時，我與她商量去北平上學，她的英文差，我的英文經過去上海下苦工夫，基礎較好，我就教她英文。但她不好好學習，老在桌子下邊亂動，我看不慣不好好學習的學生，就用硬皮本子打在她的臉上，她跌倒了，哭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斷絕了。

1933年，我又到上海建國中學高中上學，在田璞的支持下，我和梁楓和好了，通過書信來往，明確了戀愛關係，堅決反對封建婚姻，她當時思想很進步，對我鼓勵很大。

我的伯父得知我和梁楓戀愛，關係已經明朗的時候非常反對，說這種自由戀愛是敗門風，是大逆，是不孝。按照舊風俗，因他沒有兒子，包辦給我找一個門當戶對的農家婦女做媳婦以頂他一門。於是他背著我，給我訂了三原芬李村的一個所謂舉人家裏的女人做未婚妻。我知道後去信堅決反對，他們不但不理，而且慫恿梁楓的堂兄梁子才也出來反對。從此我和梁楓便卷入到為爭取婚姻自由的鬥爭之中了。

1933年，梁楓因堅持婚姻自由，她的堂兄梁子才就不供她學費了。她在同學王秉正和王的父親王子美（華縣鹹林中學校長）的幫助下，轉學到華縣鹹林中學上學。1934年上完上學期，無法繼續上學，又找她的表姐郭峰，轉學到郭峰所在的三原縣女子中學學習。我為了反對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和爭取婚姻自由，在田璞的支持和幫助下，於1934年4月利用春假期間背著封建家庭回到三原，住在郭峰的家裏，由郭峰等主持，於4月24日我與梁楓登報結婚。5月初又回到上海建國中學學習。因此，惹怒了封建家長——我的伯父和父親，對我施加各種壓力，斷絕了學費供給，強迫我暑假回來與他們包辦定親的李氏女完婚。這時我的伯父改了個口氣說，他不反對我與梁楓結婚，梁楓隻能算是我父親這一門的媳婦。他沒有兒子，要我必須給他一門娶他訂的女子，為他娶妻生子，以資傳承香煙。我迫於無奈，先回到三原和梁楓做了商量，作為一種手段，回家談判，在取得他們答應繼續供我們上學的條件下與李女結婚。梁楓同意了。我回到家裏，家人用咒罵、威脅和淚水包圍著我。為了繼續升學和前途著想，終於向封建勢力妥協了，按著舊式的規矩結婚了，就這樣換取了80元的學費，又回到上海繼續學習。

1935年寒假，我同田璞回到西安，梁楓也來西安，我結識了梁楓的女中同學張仲秋和她的丈夫鄧文海，在他們家和旅館住了一個多月。鄧文海當時是楊虎城綏靖公署的軍需。過了陰曆正月十五，梁楓仍回三原，我回上海，路過朝邑田璞家，在田璞家住了幾天，看望了霍一俠，又回上海繼續上學。

1935年夏，梁楓從三原女中畢業，我的封建家庭背棄了逼迫我與鄉村女子結婚承認我與梁楓婚姻的諾言，對梁楓繼續升學問題完全置之不理。梁楓以高利貸借幾十元錢來到上海，考入了上海市高級護士學校。因為該學校不收結過婚的女子，所以我們倆人隻好對學校在表麵上保持是親戚關係，以表兄表妹相稱，而且很少來往，整個1935年下半年，我們隻見過一次麵。封建家庭得知梁楓來到上海，我又不肯回家，於是采取強硬手段，第二次對我們斷絕了學費供給。我們沒有屈服，依靠當東西勉強維持到高三讀完一學期。

1936年寒假來了，我還不回家。學校停止供食宿，我的生活困難已達極點，望眼欲穿地等家中匯款，匯款不但分文未到，而且不斷接到要斷絕父子和家庭關係的責罵威脅信。最後就連要一點回家的路費也予斷絕。我和梁楓都不能繼續上學了，我們到我的好友沈金榮的家暫住。過了年，梁楓回陝西去當小學教員維持生活。我考上了國民政府財政部在淞江辦的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學習了五個月，分到貴州黔岸鹽務局，到達貴陽後，又分配我到湖南和貴州交界的甕洞鹽務稅警分隊任分隊長。因為扣留了湖南省主席何健鹽商的走私船，摸了老虎P股，捅了馬蜂窩而被革職，才回到西安，這時已經是1937年3月了。我回到西安東關景龍池父親的家。開始父親態度較好，父子關係有所和解，父親還答應把在戶縣縣立女子小學教書的梁楓叫回家來住。

1937年4月，我考上了國立東北大學政經係二年級，又開始了學習生活，時間沒有多久，我又與父親關係破裂。在父親小老婆我的姨母的挑撥和阻撓下，父親又不供給我學費，也不要梁楓在家住了。迫於無奈，梁楓隻好到富平縣美原鎮完小教書，並由她微薄的薪水資助我在東北大學上學。

1937年7月7日，爆發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麵入侵，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了。我和一些好同學、好朋友組織了以抗日救亡為目的的夏藝學會，梁楓不在西安，我把她的名字填上。1937年11月，由東北大學民先隊組織和李作人介紹，我率夏藝學會的會員（其中有梁楓）到安吳青訓班學習遂參加了革命。至此，我們完全離開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我與梁楓結為革命伴侶，奮鬥一生。

由伯父和家庭一手包辦結婚的鄉村姓李的女子，我與她沒有感情，也基本沒有在一起生活。這個女子是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她忍受著悲慘的遭遇，於1940年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