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飲茶藝術

1.古代飲茶時的作料

這一章包括兩部分，一是飲茶的習俗，二是習俗中的飲茶。前者主要指由於時代、習慣的不同，古代人們在飲茶時用來伴飲的種種作料；後者則略述古代人飲茶的場所以及各種禮俗中關於茶的一些逸聞趣事。

我國古代飲茶，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作料。唐以前主要是和其他藥用植物一起煮飲。唐、宋時代，在講究飲茶藝術的品飲法中，這些作料是被排除在外的，但在當時一些地區，特別是北方一些地區，仍在流行。宋代以後，出現了以花窨茶的花茶，實際上香花也是一種作料。明、清還有以食物做作料的，使人覺得其意不在於“飲”而在於“吃”了。從唐、宋以前，曆經唐、宋而到明、清，飲茶時所出現的種種伴飲的作料，大致有三種，即辛辣型、花香型、食物型。辛辣型作料，大都是有強烈辛辣味的藥性植物；花香型作料，主要是以各種植物花朵的香氣來增加茶的清香；食物型作料則很雜。這種種不同的作料，一直到近、現代，仍然存在著，特別是花茶，更為北方人們所常飲，與綠茶、紅茶有分庭抗禮之勢。

茶與辛辣型作料

古代人們飲茶，有時放上薑、蔥、茱萸、蘇桂、花椒、薄荷等等辛辣型作料，這是和把茶作為一種藥物來飲用分不開的。

人們認識茶的價值，最先認識的是茶的藥理特性，所以古人把第一個飲茶的人，托之於遠古時代遍嚐百草、治病救人的神農。西漢時，人們還是把茶看做藥物。大詞賦家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是教人認字的字書。他把意義同屬一大類的字排在一起。當時他就把茶——書中叫“荈詫”——和貝母、桔梗、茱萸、芍藥、莞椒放在一起，這些都是中草藥。直到明、清時代，茶還被人們視為一味重要的中草藥。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列出了多種以茶和其他中草藥配合而成的醫方。如茶和茱萸、蔥、薑一塊兒煎服可以幫助消化、理氣順食。茶和醋一塊兒煎服，可以治中暑和痢疾。茶和芎□、蔥一塊兒煎服，可以治頭痛。常見的薑茶，是薑和茶配合煎成的，對治痢疾有療效。其中的道理，據楊士瀛說：“薑茶治痢；薑助陽，茶助陰，並能消暑解酒食毒，且一寒一熱，調平陰陽，不問赤白冷熱，用之皆宜。”這種薑茶的製法簡單易行：“生薑細切，與真茶等分，新水煎服之”，就可以了。從以上所舉，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以藥物與茶相伴飲的目的。

唐代樊綽的《蠻書》，是專記今天雲南一帶風土人情的著作，其中“物產”一章，記有當時雲南一些地方飲茶的情況，其中有一段說：“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煎之。”銀生城即今天的西雙版納一帶，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將茶葉進一步加工製作，而是和其他藥用植物一塊兒煮飲。當時，即使在內地，人們有時還是習慣於傳統飲法，即在茶中放上這一類藥物。如唐德宗李適，“好煎茶”，煎時常在茶湯中放上“蘇椒之類”。他的大臣李泌做詩，說他煎的茶是“添蘇散出琉璃眼”。“琉璃眼”是指顆粒狀的蘇椒漂浮在茶湯麵上的情景。陸羽提倡以品為主的煎茶，對這樣的飲茶者加以譏諷，他說當時人們煮茶，“或用薑、蔥、橘皮、茱萸、薄荷之類”，這種茶湯等同於“溝渠間之棄水”。但陸羽提倡的煎茶，也沒有完全排除在茶中放入其他作料，如他對煎茶用鹽就有詳細的記述。當時的詩人薛能也有詩說：“鹽損添常誡，薑宜著更誇”，把鹽和薑看做煎茶必備的兩種作料。這種風氣，在宋代的許多地區仍可見到，當時有描寫山東民間飲茶的詩句說：“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可見當地民間飲茶放薑、鹽是很尋常的事。蘇轍在《和子瞻煎茶》詩中，講到宋代南北飲茶的不同。詩中說：“君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不見，北方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閩中茶品”，主要是指在建安流行並漸次傳開的“鬥茶”；而在黃淮以北，人們飲茶，有放鹽的，有放乳酪的，有放花椒的，也有放薑的，還有放芝麻的。如當時人有詩說：“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蘇軾曾說：“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可也，鹽則不可。”南宋時的陳鵠就不同意蘇軾的意見。他在《耆舊續聞》一書中，說蘇軾“不知今日吳門、□陵、京口，煎點茶用鹽，由來已久，卻不曾有用薑者”，他很正確地說，這是“風土嗜好，各有不同”。不過蘇軾的意思，大概是說不能把鹽放到上等茶中去。如鬥茶所用的建茶，是絕對不能放鹽的。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記載當時建茶入貢，“茶之初進禦也，翰林司例有品嚐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而之散漫，味亦漓矣。”就是說建茶入貢時，第一步要經過翰林司的官員們品嚐，合格之後，才能進奉皇帝享用，這也是為了保證茶的質量和皇帝的安全。品嚐有品嚐小費，這種費用，由建茶產區駐京辦事的官員們事先送給品嚐的京官，如果不能滿足這些品嚐官的欲望，這些品嚐官就要做手腳，方法是在烹點貢茶時，在茶湯中放一些鹽，結果所點的茶，湯麵上的湯花就不能凝結，味道也變得寡薄了。黃庭堅《煎茶賦》中也說上等茶中放鹽，是“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完全破壞了茶味。在極其講究品飲的文人士大夫中，是反對在茶中放入作料的。他們所反對的，不僅包括上麵所舉的辛辣型作料，也反對其他型的作料，包括水果之類。宋代林洪在《山林清事》一書中說，飲茶“入鹽及茶果，殊失正味，不知蔥去昏，梅去倦，如不昏不倦，亦何必用！”蔥辛辣，使人清醒，梅味酸，能使人精神興奮，人在既清醒而又不疲倦的時候，是不必用這些“茶果”的。

以品為主的品飲法，目的在於領略茶葉本身的色、香、味，而不允許有任何雜味摻入其間，更不能容納有強烈刺激性的辛辣型作料。即使後代人們還在某些地區、某些飲茶方式中保存著加作料的遺風，其目的也不在於品，有些是傳統習慣，有些是醫療上的需要。像宋人記載的王安石用上好茶湯衝服“消風散”，更是極少見的。事情是這樣的：王安石做宰相之前，學問和人品已極為當世人所推崇。一次，他去拜訪蔡襄，蔡襄見他來了，非常高興，“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招待王安石，希望能得到王安石的讚賞。誰知王安石卻從衣服的夾袋裏“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並食之”，使蔡襄大為失色，豈料王安石又說：“大好茶味！”這使蔡襄覺得很可笑，不過另一方麵他對王安石的“真率”倒是大為感歎的。

茶與花香型作料

以各種植物的花香來增益茶香，叫做“花香型作料”。這種作料，不同於“辛辣型作料”，也不同於“食物型作料”。後兩種作料都是經過人們的咀嚼隨茶湯一起吸啜掉的，而花香型作料隻是在於它能給茶帶來香味，給人的享受隻在口鼻之間。

茶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極易吸收異味，一旦沾染異味，就不會輕易地釋放掉。自古以來，人們為對付茶的親水性、親異味性而傷透了腦筋，以至於說“茶之為性淫”，但它的親異味性，卻使人們在飲茶中又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這就是花茶。花茶的出現，純係文人士大大們在閑情逸趣中的創造。

唐人典籍中不見飲花茶的記載，但飲茶時與花有關的典故卻頗為常見。唐代詩人李商隱有《義山雜纂》一書，列出一些“殺風景”的事，例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鬆下喝道”。把“對花啜茶”和在清泉中洗腳、在盛開的花枝上曬褲子、燒桐木琴來煮白鶴，都叫做“殺風景”。“對花啜茶”為什麽也被當做“殺風景”的事呢？李商隱的意思大概是說，花前品茶，如果意在賞花，則花香為茶香所掩；如果意在品茶，則茶香為花香所掩。茶香在齒頰之中，可以心領神會，花香卻在鼻目之間，不過得其仿佛。況且烹茶如參禪，非澄心靜慮，不能得其個中三昧，花下令人心搖神移，與品茶所需要的安謐心境格格不入。李商隱所舉的“殺風景”事，也常為宋人引為典故。如大詩人晏殊在穎州為官時，一天天氣很好，他在公府花園裏用惠山泉來烹點日注茶。天氣好，可以說是良辰；陽光下的百花吐芳，可以說是美景；又有難得的惠山泉和日注茶，可以說是“四美具”、“二難並”了。可是，晏殊卻擔心別人說他在做“殺風景”事，於是斟酒以為之解，並做詩說：“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明明意在品茶，卻偏說是想醉於花前，真可以說是“欲蓋彌彰”。不過晏殊的本意，也是故意讓人看出他是在做“此地無銀三百兩”之事。

事實上，唐代人並不是都把對花啜茶看做殺風景事，當時人詩文中，花下品茗的記述頗多，如呂溫在《三月三日茶宴序》的短文中記：“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三月三日是修禊之日，唐代人們到這一天多攜酒出遊，如杜甫《麗人行》詩“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也是說當時情景。呂溫的兒子建議以“茶酌”即品茶以代飲酒，這是家庭“茶宴”，於是，“乃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措青靄，坐攀香枝。閑花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這是眼前的情景，是處在花團錦簇之中；“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複加也。”這是描寫品茶後益人清思的效果，即使“五雲仙漿”，也要遜茶一等。呂溫的家庭茶宴，是對花啜茶的極好事例。宋代人也多半不講究這種忌諱。清人陸以湉在《冷廬雜識》中說：“對花啜茶，唐人謂之殺風景，宋人則不然，張功甫梅花宜稱，有掃雪烹茶一條。放翁詩雲：‘花搖茶新滿市香’，蓋以此為韻事矣。”

宋代有無花茶，還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近來有人寫文章，引趙希鵠《調燮類編》一書中關於花茶的記載，以證明至遲在南宋時已經流行花茶，這是靠不住的。趙希鵠是南宋人，但《調燮類編》一書卻不是他的著作，因為這本書中引用其他書中的文字時，有的標上所引用的書名，其中有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這本書成書時代早不過明代，用其中的材料來證明南宋時我國已有花茶，是根本無法立論的。兩宋的文獻中，似還沒有直接記載花茶的，但有材料可以說明，當時人已常常引他香來益茶香了。

北宋黃庭堅《煎茶賦》，是以主客問答的形式寫成的。主人為了使客人滿意，茶擇最精者，如建茶、雙井、日注之類，並為“不奪茗味，而作以草石之良”，所謂“草石之良”，有“胡桃、鬆實、菴摩、鴨腳、勃賀、靡蕪、水蘇、甘菊”，以之待客，“既加嗅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這裏所列的茶果，胡桃即核桃，應是去殼取其仁；鬆實即鬆子，去殼去皮而有清香之氣；菴摩，《本草綱目》：“菴羅，羅迦果，出佛書，菴羅，梵音二合者也；菴藦羅，梵音三合者也”，清人又呼為香奈，以為“乃果中極品”，今天叫做羅漢果，廣州街頭以之煮茶，叫做“羅漢茶”；鴨腳即銀杏；勃賀即薄荷；靡蕪，香草名；水蘇即蘇桂；甘菊，單葉菊，味甘可入藥。這八種茶果，或清涼辛辣，或自然清香，當“各用其一”時，“既加嗅味”，又發茶的“精神”，已和後世的花茶有些相似。宋代進貢的建茶，如大小龍鳳團茶等名品，為了增加茶的香氣，最初也放入名貴香料，主要是放龍涎香，叫“腦子”或“龍腦”，北宋的《北苑別錄》一書列出當時入貢建茶的各種品名，有“入腦子”、“不入腦子”之別，就是指茶中是否摻入這種香料。這種香又叫“阿末香”，是海裏“抹香鯨”腸內的分泌物，香味濃烈。到北宋末年，由於建茶更精，認為入香影響茶的真味，所以一般不再入香了。那種入香的建茶，大概可以叫做“香茶”。

有意識地製作完全意義上的花茶，是在元代。

明代顧元戾編成的《雲林遺事》一書中，記載倪雲林所製的“蓮花茶”，已是地地道道的花茶了。書中記載說：“蓮花茶：就池沼中——早飯前，日初出時——擇取蓮花蕊略破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絲紮縛定，經一宿，明早連花摘之，取茶紙包曬。如此三次，錫罐盛紮以收藏。”這是製作蓮花茶的過程。倪雲林把茶放入含苞初放的蓮花中，紮好，經一夜自然熏染，第二天摘下蓮花，用紙包好在太陽下曬，這樣，茶的親異味性，使得茶葉充分吸收蓮花的清芬芳香，烹點出來，自然會有蓮花的清香。毫無疑問，這可以算標準的花茶。

花茶的創始，是文人隱士別出心裁的清玩。明代也還是如此。如大畫家徐渭自製花茶，“其法：取梅、蘭、桂、菊、蓮、茉莉、玫瑰、薔薇之屬，雜入茗中，盛錫瓶內，隔水煮之，一沸即起。”這是取眾芳之香熏製花茶，比起倪雲林來，方法又進了一步，用開水煮，能促使花香的發揮，加速茶葉的吸收。屠隆《考槃餘事》對自製花茶也有記載，他記述當時人們用來熏製花茶的名花，有木樨、茉莉、薔薇、玫瑰、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等。他說這些花開時，采摘含蕊半放、香氣未散的花朵，視茶葉的多少，把花摻和到裏麵去，比例是三份茶葉一份花，因為“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以製木樨花茶為例：采摘半開的木樨花，先去掉枝蒂，特別要去掉沾在花上的灰塵和蟲子等，然後用瓷罐裝，一層花，一層茶。這樣裝滿後，用竹葉或紙紮牢，放入鍋中用水煮，待水開之後，取出茶，用紙封裹好，放在火上焙幹。製其他型的花茶也是一樣。他所敘述的花茶，是單一型花茶，特色突出，比徐渭的製法，又有進步，和今天大規模生產的單一型花茶沒有多大區別。

當時人製作的橙皮茶也為人們所喜愛。製法是將橙皮切成細絲，與焙幹的茶葉相摻和，比例是五份茶葉一份橙皮，然後放到細麻布鋪墊的烘茶用具——火廂裏邊，再用幹淨棉被蓋上，文火烘焙三兩個時辰，取出後用建連紙袋裝好，再用棉被蓋上，待其自幹，就可以飲用了。

茉莉花窨製的茉莉花茶是今天最為流行的花茶。明代文人們不僅自製有茉莉花茶，而且還花樣翻新，製作茉莉花水。方法是先倒半杯開水，晾冷後，水麵上蒙上竹紙一層，但不能使紙下沉，紙上穿幾個孔，采傍晚時初開的茉莉花，插入紙孔，浸在水內，杯上麵再用細紙密封，不使泄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將這種水煎好衝茶了。家庭栽培茉莉花的曆史十分悠久，茉莉花香型恬靜，香味悠長，最適合於文人詞客的清賞。直到現在，茉莉花也是一般家庭常見的盆栽花卉。每當花開時節，人們在飲茶時，隨手摘下一朵，放在茶杯內，和茶葉一塊衝飲，平淡中有自然天成之趣，大概是最簡單也最富有情趣的自製花茶了。

明代及以前，作為商品的花茶還沒有。文人隱士，偶一為之，也還不很普遍。對此，屠隆曾表示反對，他在《考槃餘事》中舉出可以奪去茶的色、香、味的花果：“奪其香者，鬆子、柑橘、木香、茉莉、薔薇、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番桃、楊梅之類是也。”這些大概都常見於文人們品飲之際。屠隆又說：“凡飲佳茶，去果方覺精絕，雜之則無辨矣。”可見飲上等茶時，人們也還是不用花果點染或作為作料的。茶之中下等的，用以上各種花果，或取其香，或取其味，自然可以平添不少風味。

花茶進入清代，才得到充分發展，並進入了商品市場。清代中後期，蘇州開始生產作為商品的茉莉花茶，多銷往華北、東北等地，南方地區還不怎麽飲用。如清人福格《聽雨叢談》“茶”條記，當時北京一帶人們多自己熏製花茶，他說：“今京師人又喜以蘭蕙、茉莉、玫瑰熏襲成芬者，漸亦通於海內，惟吳越專尚新茶，不嗜花熏，因是出產之地，易得嫩葉耳。”清代人把花茶也叫做“香片”，自製花茶的方法大抵和明人一樣，也有不同的地方。一些自製者，把花摘下來以後，首先去掉花朵中所含的水分，方法是，用生石灰一塊，研碎，鋪在瓷壇底，上麵再鋪兩層竹紙，把花攤在紙上，封好壇口。因生石灰吸水性強，可以把花中的水分吸收掉，而花的香味不減。花幹後，取出來存放好，在衝茶時，把花和茶放在盞內一塊兒衝飲。這又是一種自製花茶的方法。

茶與食物型作料

把食物放到茶湯裏麵伴飲，曆史也很悠久，在宋代，核桃、鬆子、芝麻等等，都可以作為食物型的作料。這些清香食物，放入茶中，既可增加茶的香味加以食用，在品茶之餘，又可以別有一番情趣。元代倪雲林住在無錫惠山時，自製了一種“清泉白石茶”。所謂“清泉”，當然是指惠山泉。“白石”的製法，是核桃、鬆子去殼去皮，取其肉搗爛後，和上粉麵，做成塊狀，色呈白色，和茶水煮飲，就叫做“清泉白石茶”。他用“清泉白石茶”來待客，要看客人的身份和誌趣的雅俗。當時有一個南宋遺老皇室宗親名叫趙行恕的，他很羨慕倪雲林的品行學問，造門來訪，通報姓名身份後，倪雲林原來以為他是一個不苟合於時俗的名士，就用他的“清泉白石茶”來招待，不料趙行恕竟然捧起茶來“連啖如常”，連一句讚美之詞也沒有。這使倪雲林很不高興，他說：“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當即下逐客令，並且從此不再相見了。

明代屠隆記當時佐茶的食物，有核桃、榛子、杏仁、欖仁、菱米、栗子、雞豆、銀杏、新筍、蓮肉等等，可謂琳琅滿目。這些清香型食物，放在茶中，咀嚼之際，清香之氣溢於口頰。清代以食物作為作料的，各地不一，五花八門。如長沙市麵上的茶鋪，“凡飲茶者，既入座，茶博士即以小碟置鹽薑、萊菔（即蘿卜）各一二片以餉客”，這些食物不放在茶湯之中，而是一邊飲一邊吃；有的茶鋪，“又以鹽薑、豆子、芝麻置於茶中”，叫做“芝麻豆子茶”。揚州人又不一樣，清人記載說，“揚州人好品茶，清晨即赴茶店，枵腹而往，日將午，始歸就午餐，偶有一二進點心者，則茶癖猶未深也。蓋揚州啜茶，例有幹絲以佐飲，亦可充饑。幹絲者，縷切豆腐幹以為絲煮之，加蝦米於中，調以醬油、麻油也。”鎮江地方飲茶又不同，清人說：“鎮江人之啜茶也，必佐以□”，這種“□”是小豬肉，製法是“先數日漬以鹽，使其味略鹹，色白如水晶，切之成塊”，“於茗飲時佐之”，據說“甚可口，不覺其有脂肪也”。這些以食物作為作料的飲茶，或者“食”、“飲”並重，或者以“食”為主，當然談不上“品”了。

茶與其他飲料

在古代，人們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種飲料，茶隻是其中的一種。這些飲料，有的被作為藥物飲用，有的純是文人花前月下的清賞，有的則和茶有密切關係。如宋代，人們用茶待客，常常是客人剛坐下，即烹茶以奉客，客人臨走時，又奉上其他飲料，與茶配合待客。北宋朱彧在《萍州可談》卷一中記載當時與茶互相補充使用的甘草等藥物做的湯，他說：“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這種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為什麽這樣？當時有人推測說：“蓋客坐既久，其語多傷氣，故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於此。”這種風俗，遠在高麗——朝鮮也有，徐兢《高麗圖經》卷三十二記載，他出使高麗，高麗人待客很熱情，每天為宋朝使者煮茶三次，每次飲茶後“繼之以湯”，這種“湯”，本國人叫“藥”，“每見人飲盡則喜，或不能盡，以為慢己，必怏怏而去”，鬧得徐兢這些人“常勉強為之啜”。

這種以藥煎製的飲料，唐宋時大都叫做“某某湯”，有些湯的飲法也是很講究的。如宋代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四記載，當時有人在洛陽寺院裏當眾煎飲茯苓湯，“開布囊取湯末，並金盂兩隻、小金湯瓶一隻，從行者索火燒金瓶，借院家托子點湯，俟溫而進之。”湯末是指茯苓碾的末，茯苓就是琥珀，是高級藥材；小金湯瓶是用來煎水的，金盂即金質的小盞，放入茯苓末，再用茶托子托住金盂，注沸水入盂，即成茯苓湯。這種茯苓湯的煎法、飲法和人們品茶極為相似。

明、清以來各種飲料也很多。如清人所見，當時廣州市麵上，有所謂“五大吉涼茶”、“八寶清潤涼茶”，“菊花八寶清潤涼茶”等等。這些所謂“茶”，大都是用各種清涼祛暑的藥材混合煎製而成。如“菊花八寶清潤涼茶”，配方是杭菊花、大生地、土桑白、陳皮、黑元參、幹葛粉、小京柿、桂圓肉等。清代乾隆時，宮廷內有所謂“三清茶”，是乾隆皇帝獨出心裁，命人製成的。所謂“三清”，是指梅花、佛手、鬆子，所用的水是雪水。每當冬天宮廷開茶宴，就請大臣們飲“三清茶”。這些名之為“茶”的飲料，實際上和茶本身毫不相幹。

清代書中記載的其他飲料，有些也很講究，今天讀起來，還可以令人舌底生津。如顧仲撰的《養小錄》，是專論飲食的著作，其中有一種飲料叫做“暗香湯”，原料主要是梅花，之所以叫做“暗香湯”，大概是用宋代詩人林逋的詠梅詩意：“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種湯的製法是：“臘月早梅，清晨摘半開花朵，連蒂入瓷瓶，每一兩，用炒鹽一兩撒入，勿用水抄壞，箬葉厚紙密封。入夏取開，先置蜜少許入盞內，加花三四朵，滾水注入，花開如生，充茶，香甚可愛。”還記有一種“柏葉湯”：“采嫩柏葉，線縛懸大甕中，用紙糊，經月取用，如未甚幹，更閉之至幹。取為末，藏錫瓶，點湯翠而香，夜話飲之，幾仙人矣。尤醒酒益人。”這些飲料，今天也不難製作，有心人不妨仿照古人的方法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