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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23)
張作霖雖然也和曹錕一樣，早就覬覦大總統的寶座，但他深知目前還未到自己君臨全國的時候，暫時還隻能在幕後操縱北京中央政府。他決定采取擁護段祺瑞上台執政的策略。這基於多方麵的考慮：其一，段祺瑞是北洋派的元老之一，資曆比他和馮玉祥都要老，不但馮玉祥不好反對，其他各派軍閥也難有非議；其二，在張作霖與段祺瑞結盟反直時，彼此實際上已有默契，即推翻直係後張將擁段上台；其三，張作霖與段祺瑞都是親日派，此次反直成功，又都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而日本希望戰後由段祺瑞組織一個親日的中央政府，張作霖當然不能無視日本的意向；其四，張作霖與段祺瑞在思想政治方麵比較一致，“臭味相投”，與孫中山、馮玉祥都不同；其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段祺瑞本人已沒有多少實力，他上台後，不能不仰承張作霖的鼻息，便於張作霖進行操縱。一旦形勢有變，張作霖很容易將其踢開，或換馬，或由他自己取而代之。可見，張作霖的算盤打得是相當精的。
打定主意後，張作霖便電邀馮玉祥同到天津，與他和段祺瑞舉行三人會晤。1924年11月10日，三人在天津日租界段祺瑞的私宅如期會晤。張作霖首先提議，擁護段祺瑞重新上台，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段祺瑞自1920年下野以後，無時無刻不在夢想著東山再起，奉張的提議當然正中其下懷，隻在嘴上略表謙讓之意。至於馮玉祥，他雖然心裏傾向於擁孫，不讚成擁段，卻難明說，一來礙於段祺瑞的麵子，二來馮玉祥一時也想不出站得住腳的理由。結果三人會議一致通過了張作霖的提議。
會後，張作霖、段祺瑞、馮玉祥先後進京，並正式宣布推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11月24日，段祺瑞正式宣誓就職。
根據後來公布的臨時政府組織條例，臨時政府既無總統，也沒有總理，隻設“執政”一職，故這個所謂的“執政”，兼了總統和總理兩大要職，既是國家元首，又是內閣閣揆。不過，以“臨時執政”代總統、總理，也反映出臨時政府過渡和非正式的性質。而且，對於段祺瑞和張作霖來說，用“臨時執政”的名義，既可以省卻正式選舉總統，確定總理的許多麻煩，又不影響其行使權力。
對於張作霖而言，匆忙扶段上台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抑製孫中山，由於“三角同盟”的關係，打敗直係以後，表麵上張作霖不得不同孫中山繼續周旋。因此，在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之後，張作霖和段祺瑞也不得不向孫中山致電發出邀請。然而，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張、孫兩人毫無共同之處。尤其是在孫中山確定了聯俄聯共的政策，並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下決心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之後，孫中山與張作霖的距離更是越來越遠。道不同不相謀，張作霖從原來的聯孫轉為抑孫、反孫，就不足為奇了。
對張作霖的居心，孫中山洞若觀火。他對張作霖和段祺瑞並不抱幻想。但孫中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不計較個人的地位得失，毅然決定仍按原計劃經上海、日本北上，目的是要通過北上之行，大力宣傳國民黨的革命主張。因此，他不但在《北上宣言》中，而且在沿途的一係列講演中，宣傳這些主張。孫中山說：“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複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孫中山的基本主張，概括地說，主要是兩句話，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二是召開國民會議，根除軍閥統治。
當孫中山帶著這些革命主張於12月初抵達天津時，張作霖毫不掩飾地表白了對這些革命主張的仇視。孫中山一到天津，出於禮貌，首先到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一見麵，張作霖就對孫中山揚言說：“孫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隻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雖流血所不辭。”張作霖以反“共產”為借口，抵製孫中山反帝反軍閥的革命主張。第二天，張作霖又乘回訪孫中山的機會，再一次兜售他的反動觀點。他勸孫中山不要反對外國人，因為外國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國公使非常反對聯俄聯共政策，希望孫中山放棄這個政策。他說：“你們有學問的人理想太高，當心俄國人與共產黨不可靠，要小心上當。”張作霖還表示，他可以代孫中山同外國人疏通，並大包大攬地說：“這件事包在我張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聽了張作霖的這番話，孫中山真是哭笑不得，但由於身體不適，未與張作霖當麵爭辯。很快，孫中山即因旅途勞累而肝病複發。此後，他就沒有再同張作霖會過麵。
為了進一步抵製孫中山，張作霖又夥同段祺瑞針鋒相對地提出“外崇國信”和召開“善後會議”兩項主張，以同孫中山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這兩條的實質，說穿了就是要繼續維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利益，繼續維護封建軍閥的統治。
1925年3月，孫中山因病醫治無效，不幸在北京與世長辭。盡管由於張作霖和段祺瑞的阻撓，孫中山這次北上未能使自己的革命主張得到貫徹，但經過他的努力宣傳，這些革命的主張在廣大民眾中間，畢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捧段抑孫的同時，張作霖也對馮玉祥大加排斥。照理，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對奉係戰勝直係作出了直接貢獻，戰後張作霖至少應在一段時間裏同馮玉祥繼續合作。然而，硝煙剛散，張、馮之間便開始發生矛盾，戰時的同盟關係很快就被尖銳的對立所代替。原因非常簡單：第一，張作霖與馮玉祥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馮玉祥因為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在政治上比較傾向孫中山，他在發動北京政變、幽禁曹錕之後不久，便首先電請孫中山北上。而張作霖、段祺瑞對馮玉祥的做法，卻很不滿意。在他們看來，馮玉祥如與孫中山結合起來，南北呼應，將給他們造成莫大的威脅。因此，張作霖力主擁段，既以此抑製孫中山，也破壞馮玉祥的計劃。馮玉祥雖因實力不足最終被迫作出妥協，但心裏不服。第二，張作霖和馮玉祥都想擴展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雙方衝突在所難免。馮玉祥之所以倒戈反吳，除受到孫中山思想的某些影響外，更重要的是出於對吳佩孚奪其地盤、限製其發展的不滿。故在倒戈之後，馮玉祥也想乘機擴張自己的勢力。他在發動政變前，就曾向張作霖提出過奉軍不入關的要求，目的也是為了在推翻曹錕、吳佩孚之後，自己能控製京、津和華北的大部分地區。不料，張作霖當時雖然一口答應，事後便食言，不但將大批奉軍調進關內，而且對馮玉祥步步進逼，將京津的大部分地區據為己有，矛盾和衝突由此產生。盡管開始時段祺瑞曾居間調解，劃分了奉、馮兩軍的勢力範圍，規定奉係沿津浦鐵路向南發展，而馮軍則沿京漢鐵路發展，但這隻是暫時的一種緩衝，矛盾並未得到真正解決。張、馮之間日益貌合神離。尤其是張作霖，自恃奉係實力雄厚，根本不把馮玉祥放在眼裏，千方百計地予以排斥。有關北京政府的大事，基本上都由張作霖作主、段祺瑞附和，而馮玉祥則隻好妥協。部分奉係將領甚至主張乘馮玉祥赴津開會時將馮殺害，致使馮玉祥國民軍的將領嶽維俊、鄧寶珊等人也想乘張作霖到北京、隨從兵力不足之機，將張作霖暗殺。盡管這兩起暗殺動議均因張作霖、馮玉祥不允而未成事實，但奉、馮兩軍對立情緒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勢單力薄的馮玉祥，感到一時難有所為，隻好以“消極”來對抗。馮玉祥多年後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局麵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對新局麵萬分消極。”大約就在段祺瑞就任總執政以後不久，馮玉祥決定離開北京，前往京西天台山“休養”。當馮玉祥將此打算告訴張作霖，頗會表演的張作霖，竟跳起來說：“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蛋！”當然馮玉祥離京，其實也是以退為進之計。
馮玉祥走了，孫中山不久也去世了。張作霖成了北京政府惟一的“太上皇”，躊躇滿誌的張作霖又眯縫著眼睛，窺伺著南方……
第十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四）
“我不打人，絕沒人敢打我”
打敗曹錕、吳佩孚以後，奉軍大批入關，熱河和津、榆地區，隨處可見趾高氣揚的奉軍，但張作霖並不滿足，開始計劃謀奪東南各省。
馮玉祥走後，曾與馮玉祥同謀起事，一度擔任直隸督軍的王承斌也在奉軍的壓迫下避入天津的外國租界，直隸督軍的位置空了出來。張作霖有意讓奉係的大將李景林繼任，徹底奪取直隸省。但是，段祺瑞也想讓皖係控製直隸。經過兩次軍閥混戰，皖係的實力和地盤已消滅殆盡。段祺瑞是靠奉係的支持才當上臨時總執政的。上台以後，他當然不能不仰承張作霖的鼻息。但是，段祺瑞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想利用手中的權力，扶持殘存的皖係勢力，重新取得一部分地盤。當時，原浙江督軍盧永祥算是皖係尚存的一根“血脈”，因此，段祺瑞未同張作霖及奉係商量，便先下手為強，發表盧永祥為直隸督辦，即原來的督軍。任命一公布，即遭到李景林等奉係將領的堅決反對。奉、皖兩派因此發生爭執，一時僵持不下。
擅於玩弄權術的張作霖，再次親自出馬，專程趕到天津，以解決長江各省問題為名，在天津召開了由奉係將領和盧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吳光新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張作霖一再聲稱，他開這個會是要為嘉帥盧永祥出一口惡氣，幫助盧永祥報被直係齊燮元打敗的一箭之仇，決非為奉係爭奪地盤。他表示，他要派一部分奉軍歸嘉帥指揮，南下討伐齊燮元，成功後即保舉盧永祥為江蘇督辦，吳光新任安徽督理。吳光新當時雖擔任奉軍軍長，但又是段祺瑞的妻舅，實際上屬皖派人物。張作霖還慷慨地承諾，所有南下討齊的軍費，全由他負責代籌。
張作霖這一番十分“仗義”的話，盧永祥和其他皖係人物也頗覺中聽，遂一致表示讚成。其實，張作霖使的是調虎離山計。他以支持盧永祥回東南為名，拐彎抹角地否定了段祺瑞任命盧永祥為直隸督辦的決定，為奉係奪取直隸掃除了障礙。而且，張作霖心裏明白，皖係已沒有實力，全靠奉係支持。即便在奉軍幫助下，取得了東南各省的地盤，皖係那幾個光杆司令也難以立足，最終還不乖乖地把東南各省讓給奉係？
段祺瑞、盧永祥等接受張作霖的建議，北京政府先後下令免去齊燮元的江蘇督辦一職，改任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李景林為直隸督辦。
張作霖如願以償地取得了直隸地盤後，也“履行”自己的承諾，派薑登選、張宗昌率領一部分奉軍，以“宣撫軍”的名義南下，護送盧永祥到江蘇就職。
北京政府關於盧永祥、齊燮元的任免令發表後，齊燮元一開始曾表示“服從”，但一星期後，又宣稱抵製北京的任命，反對奉軍南下，並聯合另一個直係將領孫傳芳，突然舉兵占領上海，擺出準備與奉軍一戰的架勢。已經進抵南京一帶的奉係“宣撫軍”一不做二不休，由張宗昌率領，東進上海，準備用武力驅逐齊燮元、孫傳芳所率的直軍。
上海總商會眼見戰禍將臨，慌了手腳，急忙向北京政府和奉、直兩方提出不在上海駐軍、不設軍職和將上海的兵工廠移往他處的建議。孫傳芳因未做好戰爭準備，覺得真打起來，直軍並無取勝的把握，故對上海總商會的建議表示讚同；段祺瑞也擔心如戰事擴大，殃及租界洋人利益，不好收場，也讚成上海總商會的辦法。為了安撫孫傳芳，段祺瑞又同時補充任命孫傳芳為浙江督辦、盧永祥兼江蘇督辦、周蔭人為福建督辦，以表示雖免齊燮元之職，但對浙、閩並無侵吞之意，對齊、孫進行分化。
孫傳芳果然上鉤，放棄了對齊燮元的支持，暫取觀望態度。這樣一來，孤立的齊燮元不得不於1925年1月28日逃亡日本，而張宗昌所部宣撫軍則兵不血刃地開抵上海，將群龍無首的齊軍全部繳械。同年2月3日，直、奉、皖三方代表孫傳芳、張宗昌、吳光新在上海簽訂了一個和約，規定：浙、奉兩軍均退出上海。
張宗昌撤出後，盯上了山東這塊寶地，想憑借武力取山東督辦鄭士琦而代之，奪取一塊完全屬於自己的地盤。張作霖也覺得，山東地處華北與長江流域之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奉係要經營東南各省，必須將山東控製在自己手中，否則津浦鐵路就可能被對手切斷，於奉係不利。因此，張作霖向段祺瑞提出要求，將鄭士琦調離山東，以張宗昌繼任。段祺瑞照辦，遂於1925年4月24日發布命令，特任張宗昌為山東省督辦，改任鄭士琦為安徽省督辦。鄭士琦不敢與奉係爭鋒，隻好乖乖地走人。不過，他在安徽也未呆長，四個月後他的安徽督辦一職，又被奉係將領所取代。
奉係奪得山東地盤之後，張作霖又開始策劃奪取皖、蘇和淞滬地區。淞滬對奉係無疑是一塊肥肉，特別是上海，因工商業發達，稅收頗豐，奉係早就垂涎。年初，奉張之所以同意與孫傳芳訂和約，從上海撤軍，主要是因為當時奉軍剛剛南下，距離後方基地太遠，立足不穩，不敢冒險與孫傳芳交戰。到了5、6月間，張作霖覺得形勢的發展已對奉係有利。當時，由於英、日帝國主義在上海屠殺中國民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激起上海乃至全國人民的義憤，反帝高潮迅速興起，並逐漸席卷全國。張作霖認為，這正好為奉軍再次進兵上海提供借口。於是，他撕毀江浙和約中關於“上海永不駐兵”的規定，以維持上海的秩序為名，指使張學良率領奉軍2000人，於6月13日進駐上海，將淞滬地區納入奉係的勢力範圍。
取得了上海的地盤後，張作霖又指示奉軍對蘇皖宣撫使兼江蘇督辦盧永祥施加壓力。盧永祥督蘇，本來靠的就是奉軍的支持，自己並無實力基礎，如今奉軍變卦，處處掣肘，日子也難過。為求善終，盧永祥知趣地主動要求辭職，拱手將蘇、皖地盤讓出。1925年8月間，張作霖終於迫使段祺瑞接受既成事實，改任奉係大將楊宇霆為江蘇督辦、薑登選為安徽督辦。
這樣，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不到一年，張作霖便以實力為後盾，施展權術，先後控製了直隸、山東、江蘇、安徽和上海。奉係的勢力範圍空前擴展，北自黑龍江，南至上海，幾乎囊括了全國將近三分之一的富庶之地，進入了鼎盛時期。
張作霖此時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變得飄飄然起來。他曾十分傲慢地對部下宣稱：“三五年內我不打人，絕沒有人敢打我！”
張作霖忘記了中國有句名言：物極必反。由於他肆意擴張，也像以前的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一樣倒行逆施，不僅使奉係與全國人民的矛盾，與其他軍閥的矛盾迅速激化，而且也使奉係內部的矛盾激化。正是這些矛盾和衝突的發展，終於導致一場規模更大的反奉戰爭，從內外兩方麵同時衝擊奉係，幾乎將張作霖置於死地。
禍起蕭牆
“第一反動軍閥”
張作霖將奉係的統治擴展到華北和長江流域之時，正值以“五卅”反帝運動為標誌的人民革命新高潮勃興之際。麵對著洶湧而來的革命潮流，為了討好英、日帝國主義和維護自身的統治，奉係軍閥竟毫不猶豫地充當了鎮壓人民反帝鬥爭的劊子手。
1925年4月，奉係大將張宗昌就任山東督辦不久，青島就出現了大罷工的浪潮，罷工工人的鬥爭矛頭直指日資紗廠的資本家。日本政府立即出麵幹涉，通過駐華公使芳澤向北京政府，通過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向張作霖，通過駐青島總領事掘內向張宗昌，分別施加壓力，要他們采取行動，迅速把罷工鎮壓下去。張宗昌立即於5月下旬派兵1000多人到日本紗廠，驅趕罷工工人，逮捕工人領袖，搗毀秘密工會。在張宗昌的瘋狂鎮壓下，青島的罷工潮被平息，罷工領袖、共產黨人李慰農和《公民報》的進步記者胡信之等人被槍殺。由於鎮壓工人罷工有功，日本人給了張宗昌30萬元作為酬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反帝運動。在英、日帝國主義製造了五卅血案之後，上海的工人、學生、商民紛紛起來，舉行反帝罷工、罷課、罷市，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在“三罷”運動中，上海總工會，上海工學商聯合會宣告成立，成為領導工人和各界群眾開展反帝鬥爭的核心。此時，奉係軍閥再一次站到英、日帝國主義一邊，鎮壓上海的反帝鬥爭。6月中旬，在“恢複秩序”的借口下，奉軍進駐上海，先後封閉上海總工會、上海工學商聯合會等罷工領導組織，對“三罷”鬥爭進行破壞。6月下旬，邢士廉又帶8000奉軍到滬，奉軍在上海的兵力增至1萬多人。邢士廉接替張學良後，更加瘋狂地鎮壓上海的工人、學生運動，致使“五卅”之後的反帝怒潮，逐漸趨於低落。
除在山東、上海鎮壓革命運動外，在奉係軍閥李景林統治的直隸，也發生血腥鎮壓罷工工人的暴行。李景林就任直隸督辦不久，直隸也受到反帝潮流的衝擊。為了聲援上海各界人民的鬥爭，天津英國輪船商行的工人首先起來罷工，接著，天津日本紗廠的工人也舉行罷工，並破壞了工廠。李景林得報之後，立即派兵圍攻該廠，打死工人20多名，打傷300多名，同時還查封了天津的工會組織。
1925年的春夏，不管是在天津、青島、上海，還是在奉係統治的其他地方，奉係軍閥對高漲的人民革命新潮流都采取了血腥鎮壓的政策，以取媚於列強。奉係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反奉聲浪因此而起，並迅速遍及全國。
共產黨人首先舉起反對軍閥的大旗，對奉係軍閥的暴行進行尖銳的揭露和抨擊。中共中央在1925年7月10日發表的《告民眾書》指出：“帝國主義一方麵從外麵侵略壓迫中國，同時必定利用軍閥，從中國內部來壓迫中國人民的民主民族運動，破壞中國。去年秋天的北京政變以前，他們利用吳佩孚做工具，如今他們又挑著張作霖了。”“凡是奉係軍閥所在之地，民眾運動最受壓迫，如奉天――張作霖的老家裏，如天津――張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眾運動及平民組織都受壓製，到處逮捕拘禁人民。奉軍剛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嚴，要禁止遊行、集會、出版等自由，軍隊占據工會機關……這種壓迫和專製，並不比帝國主義勢力下的租界差別到哪裏去！”共產黨人還指出：“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軍閥，也是第一反動軍閥”，“中國國民運動眼前的死敵，在外是英、日帝國主義，在內是奉天軍閥。”為了領導全國人民同奉係軍閥作鬥爭，中共中央提出“武裝平民打倒奉係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平民的革命統一政府”的口號。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首先在上海，各界民眾數萬人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奉係軍閥的大會，接著，北京也舉行了群眾性的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從京、滬開始的反奉運動，很快又擴展到南京、開封、長沙、漢口等地。
打定主意後，張作霖便電邀馮玉祥同到天津，與他和段祺瑞舉行三人會晤。1924年11月10日，三人在天津日租界段祺瑞的私宅如期會晤。張作霖首先提議，擁護段祺瑞重新上台，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段祺瑞自1920年下野以後，無時無刻不在夢想著東山再起，奉張的提議當然正中其下懷，隻在嘴上略表謙讓之意。至於馮玉祥，他雖然心裏傾向於擁孫，不讚成擁段，卻難明說，一來礙於段祺瑞的麵子，二來馮玉祥一時也想不出站得住腳的理由。結果三人會議一致通過了張作霖的提議。
會後，張作霖、段祺瑞、馮玉祥先後進京，並正式宣布推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11月24日，段祺瑞正式宣誓就職。
根據後來公布的臨時政府組織條例，臨時政府既無總統，也沒有總理，隻設“執政”一職，故這個所謂的“執政”，兼了總統和總理兩大要職，既是國家元首，又是內閣閣揆。不過，以“臨時執政”代總統、總理，也反映出臨時政府過渡和非正式的性質。而且，對於段祺瑞和張作霖來說，用“臨時執政”的名義，既可以省卻正式選舉總統，確定總理的許多麻煩，又不影響其行使權力。
對於張作霖而言，匆忙扶段上台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抑製孫中山，由於“三角同盟”的關係，打敗直係以後，表麵上張作霖不得不同孫中山繼續周旋。因此，在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之後，張作霖和段祺瑞也不得不向孫中山致電發出邀請。然而，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張、孫兩人毫無共同之處。尤其是在孫中山確定了聯俄聯共的政策，並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下決心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之後，孫中山與張作霖的距離更是越來越遠。道不同不相謀，張作霖從原來的聯孫轉為抑孫、反孫，就不足為奇了。
對張作霖的居心，孫中山洞若觀火。他對張作霖和段祺瑞並不抱幻想。但孫中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不計較個人的地位得失，毅然決定仍按原計劃經上海、日本北上，目的是要通過北上之行，大力宣傳國民黨的革命主張。因此，他不但在《北上宣言》中，而且在沿途的一係列講演中，宣傳這些主張。孫中山說：“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複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孫中山的基本主張，概括地說，主要是兩句話，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二是召開國民會議，根除軍閥統治。
當孫中山帶著這些革命主張於12月初抵達天津時，張作霖毫不掩飾地表白了對這些革命主張的仇視。孫中山一到天津，出於禮貌，首先到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一見麵，張作霖就對孫中山揚言說：“孫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隻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雖流血所不辭。”張作霖以反“共產”為借口，抵製孫中山反帝反軍閥的革命主張。第二天，張作霖又乘回訪孫中山的機會，再一次兜售他的反動觀點。他勸孫中山不要反對外國人，因為外國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國公使非常反對聯俄聯共政策，希望孫中山放棄這個政策。他說：“你們有學問的人理想太高，當心俄國人與共產黨不可靠，要小心上當。”張作霖還表示，他可以代孫中山同外國人疏通，並大包大攬地說：“這件事包在我張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聽了張作霖的這番話，孫中山真是哭笑不得，但由於身體不適，未與張作霖當麵爭辯。很快，孫中山即因旅途勞累而肝病複發。此後，他就沒有再同張作霖會過麵。
為了進一步抵製孫中山，張作霖又夥同段祺瑞針鋒相對地提出“外崇國信”和召開“善後會議”兩項主張，以同孫中山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這兩條的實質，說穿了就是要繼續維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利益，繼續維護封建軍閥的統治。
1925年3月，孫中山因病醫治無效，不幸在北京與世長辭。盡管由於張作霖和段祺瑞的阻撓，孫中山這次北上未能使自己的革命主張得到貫徹，但經過他的努力宣傳，這些革命的主張在廣大民眾中間，畢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捧段抑孫的同時，張作霖也對馮玉祥大加排斥。照理，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對奉係戰勝直係作出了直接貢獻，戰後張作霖至少應在一段時間裏同馮玉祥繼續合作。然而，硝煙剛散，張、馮之間便開始發生矛盾，戰時的同盟關係很快就被尖銳的對立所代替。原因非常簡單：第一，張作霖與馮玉祥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馮玉祥因為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在政治上比較傾向孫中山，他在發動北京政變、幽禁曹錕之後不久，便首先電請孫中山北上。而張作霖、段祺瑞對馮玉祥的做法，卻很不滿意。在他們看來，馮玉祥如與孫中山結合起來，南北呼應，將給他們造成莫大的威脅。因此，張作霖力主擁段，既以此抑製孫中山，也破壞馮玉祥的計劃。馮玉祥雖因實力不足最終被迫作出妥協，但心裏不服。第二，張作霖和馮玉祥都想擴展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雙方衝突在所難免。馮玉祥之所以倒戈反吳，除受到孫中山思想的某些影響外，更重要的是出於對吳佩孚奪其地盤、限製其發展的不滿。故在倒戈之後，馮玉祥也想乘機擴張自己的勢力。他在發動政變前，就曾向張作霖提出過奉軍不入關的要求，目的也是為了在推翻曹錕、吳佩孚之後，自己能控製京、津和華北的大部分地區。不料，張作霖當時雖然一口答應，事後便食言，不但將大批奉軍調進關內，而且對馮玉祥步步進逼，將京津的大部分地區據為己有，矛盾和衝突由此產生。盡管開始時段祺瑞曾居間調解，劃分了奉、馮兩軍的勢力範圍，規定奉係沿津浦鐵路向南發展，而馮軍則沿京漢鐵路發展，但這隻是暫時的一種緩衝，矛盾並未得到真正解決。張、馮之間日益貌合神離。尤其是張作霖，自恃奉係實力雄厚，根本不把馮玉祥放在眼裏，千方百計地予以排斥。有關北京政府的大事，基本上都由張作霖作主、段祺瑞附和，而馮玉祥則隻好妥協。部分奉係將領甚至主張乘馮玉祥赴津開會時將馮殺害，致使馮玉祥國民軍的將領嶽維俊、鄧寶珊等人也想乘張作霖到北京、隨從兵力不足之機，將張作霖暗殺。盡管這兩起暗殺動議均因張作霖、馮玉祥不允而未成事實，但奉、馮兩軍對立情緒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勢單力薄的馮玉祥，感到一時難有所為，隻好以“消極”來對抗。馮玉祥多年後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局麵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對新局麵萬分消極。”大約就在段祺瑞就任總執政以後不久，馮玉祥決定離開北京，前往京西天台山“休養”。當馮玉祥將此打算告訴張作霖，頗會表演的張作霖，竟跳起來說：“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蛋！”當然馮玉祥離京，其實也是以退為進之計。
馮玉祥走了，孫中山不久也去世了。張作霖成了北京政府惟一的“太上皇”，躊躇滿誌的張作霖又眯縫著眼睛，窺伺著南方……
第十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四）
“我不打人，絕沒人敢打我”
打敗曹錕、吳佩孚以後，奉軍大批入關，熱河和津、榆地區，隨處可見趾高氣揚的奉軍，但張作霖並不滿足，開始計劃謀奪東南各省。
馮玉祥走後，曾與馮玉祥同謀起事，一度擔任直隸督軍的王承斌也在奉軍的壓迫下避入天津的外國租界，直隸督軍的位置空了出來。張作霖有意讓奉係的大將李景林繼任，徹底奪取直隸省。但是，段祺瑞也想讓皖係控製直隸。經過兩次軍閥混戰，皖係的實力和地盤已消滅殆盡。段祺瑞是靠奉係的支持才當上臨時總執政的。上台以後，他當然不能不仰承張作霖的鼻息。但是，段祺瑞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想利用手中的權力，扶持殘存的皖係勢力，重新取得一部分地盤。當時，原浙江督軍盧永祥算是皖係尚存的一根“血脈”，因此，段祺瑞未同張作霖及奉係商量，便先下手為強，發表盧永祥為直隸督辦，即原來的督軍。任命一公布，即遭到李景林等奉係將領的堅決反對。奉、皖兩派因此發生爭執，一時僵持不下。
擅於玩弄權術的張作霖，再次親自出馬，專程趕到天津，以解決長江各省問題為名，在天津召開了由奉係將領和盧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吳光新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張作霖一再聲稱，他開這個會是要為嘉帥盧永祥出一口惡氣，幫助盧永祥報被直係齊燮元打敗的一箭之仇，決非為奉係爭奪地盤。他表示，他要派一部分奉軍歸嘉帥指揮，南下討伐齊燮元，成功後即保舉盧永祥為江蘇督辦，吳光新任安徽督理。吳光新當時雖擔任奉軍軍長，但又是段祺瑞的妻舅，實際上屬皖派人物。張作霖還慷慨地承諾，所有南下討齊的軍費，全由他負責代籌。
張作霖這一番十分“仗義”的話，盧永祥和其他皖係人物也頗覺中聽，遂一致表示讚成。其實，張作霖使的是調虎離山計。他以支持盧永祥回東南為名，拐彎抹角地否定了段祺瑞任命盧永祥為直隸督辦的決定，為奉係奪取直隸掃除了障礙。而且，張作霖心裏明白，皖係已沒有實力，全靠奉係支持。即便在奉軍幫助下，取得了東南各省的地盤，皖係那幾個光杆司令也難以立足，最終還不乖乖地把東南各省讓給奉係？
段祺瑞、盧永祥等接受張作霖的建議，北京政府先後下令免去齊燮元的江蘇督辦一職，改任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李景林為直隸督辦。
張作霖如願以償地取得了直隸地盤後，也“履行”自己的承諾，派薑登選、張宗昌率領一部分奉軍，以“宣撫軍”的名義南下，護送盧永祥到江蘇就職。
北京政府關於盧永祥、齊燮元的任免令發表後，齊燮元一開始曾表示“服從”，但一星期後，又宣稱抵製北京的任命，反對奉軍南下，並聯合另一個直係將領孫傳芳，突然舉兵占領上海，擺出準備與奉軍一戰的架勢。已經進抵南京一帶的奉係“宣撫軍”一不做二不休，由張宗昌率領，東進上海，準備用武力驅逐齊燮元、孫傳芳所率的直軍。
上海總商會眼見戰禍將臨，慌了手腳，急忙向北京政府和奉、直兩方提出不在上海駐軍、不設軍職和將上海的兵工廠移往他處的建議。孫傳芳因未做好戰爭準備，覺得真打起來，直軍並無取勝的把握，故對上海總商會的建議表示讚同；段祺瑞也擔心如戰事擴大，殃及租界洋人利益，不好收場，也讚成上海總商會的辦法。為了安撫孫傳芳，段祺瑞又同時補充任命孫傳芳為浙江督辦、盧永祥兼江蘇督辦、周蔭人為福建督辦，以表示雖免齊燮元之職，但對浙、閩並無侵吞之意，對齊、孫進行分化。
孫傳芳果然上鉤，放棄了對齊燮元的支持，暫取觀望態度。這樣一來，孤立的齊燮元不得不於1925年1月28日逃亡日本，而張宗昌所部宣撫軍則兵不血刃地開抵上海，將群龍無首的齊軍全部繳械。同年2月3日，直、奉、皖三方代表孫傳芳、張宗昌、吳光新在上海簽訂了一個和約，規定：浙、奉兩軍均退出上海。
張宗昌撤出後，盯上了山東這塊寶地，想憑借武力取山東督辦鄭士琦而代之，奪取一塊完全屬於自己的地盤。張作霖也覺得，山東地處華北與長江流域之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奉係要經營東南各省，必須將山東控製在自己手中，否則津浦鐵路就可能被對手切斷，於奉係不利。因此，張作霖向段祺瑞提出要求，將鄭士琦調離山東，以張宗昌繼任。段祺瑞照辦，遂於1925年4月24日發布命令，特任張宗昌為山東省督辦，改任鄭士琦為安徽省督辦。鄭士琦不敢與奉係爭鋒，隻好乖乖地走人。不過，他在安徽也未呆長，四個月後他的安徽督辦一職，又被奉係將領所取代。
奉係奪得山東地盤之後，張作霖又開始策劃奪取皖、蘇和淞滬地區。淞滬對奉係無疑是一塊肥肉，特別是上海，因工商業發達，稅收頗豐，奉係早就垂涎。年初，奉張之所以同意與孫傳芳訂和約，從上海撤軍，主要是因為當時奉軍剛剛南下，距離後方基地太遠，立足不穩，不敢冒險與孫傳芳交戰。到了5、6月間，張作霖覺得形勢的發展已對奉係有利。當時，由於英、日帝國主義在上海屠殺中國民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激起上海乃至全國人民的義憤，反帝高潮迅速興起，並逐漸席卷全國。張作霖認為，這正好為奉軍再次進兵上海提供借口。於是，他撕毀江浙和約中關於“上海永不駐兵”的規定，以維持上海的秩序為名，指使張學良率領奉軍2000人，於6月13日進駐上海，將淞滬地區納入奉係的勢力範圍。
取得了上海的地盤後，張作霖又指示奉軍對蘇皖宣撫使兼江蘇督辦盧永祥施加壓力。盧永祥督蘇，本來靠的就是奉軍的支持，自己並無實力基礎，如今奉軍變卦，處處掣肘，日子也難過。為求善終，盧永祥知趣地主動要求辭職，拱手將蘇、皖地盤讓出。1925年8月間，張作霖終於迫使段祺瑞接受既成事實，改任奉係大將楊宇霆為江蘇督辦、薑登選為安徽督辦。
這樣，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不到一年，張作霖便以實力為後盾，施展權術，先後控製了直隸、山東、江蘇、安徽和上海。奉係的勢力範圍空前擴展，北自黑龍江，南至上海，幾乎囊括了全國將近三分之一的富庶之地，進入了鼎盛時期。
張作霖此時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變得飄飄然起來。他曾十分傲慢地對部下宣稱：“三五年內我不打人，絕沒有人敢打我！”
張作霖忘記了中國有句名言：物極必反。由於他肆意擴張，也像以前的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一樣倒行逆施，不僅使奉係與全國人民的矛盾，與其他軍閥的矛盾迅速激化，而且也使奉係內部的矛盾激化。正是這些矛盾和衝突的發展，終於導致一場規模更大的反奉戰爭，從內外兩方麵同時衝擊奉係，幾乎將張作霖置於死地。
禍起蕭牆
“第一反動軍閥”
張作霖將奉係的統治擴展到華北和長江流域之時，正值以“五卅”反帝運動為標誌的人民革命新高潮勃興之際。麵對著洶湧而來的革命潮流，為了討好英、日帝國主義和維護自身的統治，奉係軍閥竟毫不猶豫地充當了鎮壓人民反帝鬥爭的劊子手。
1925年4月，奉係大將張宗昌就任山東督辦不久，青島就出現了大罷工的浪潮，罷工工人的鬥爭矛頭直指日資紗廠的資本家。日本政府立即出麵幹涉，通過駐華公使芳澤向北京政府，通過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向張作霖，通過駐青島總領事掘內向張宗昌，分別施加壓力，要他們采取行動，迅速把罷工鎮壓下去。張宗昌立即於5月下旬派兵1000多人到日本紗廠，驅趕罷工工人，逮捕工人領袖，搗毀秘密工會。在張宗昌的瘋狂鎮壓下，青島的罷工潮被平息，罷工領袖、共產黨人李慰農和《公民報》的進步記者胡信之等人被槍殺。由於鎮壓工人罷工有功，日本人給了張宗昌30萬元作為酬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反帝運動。在英、日帝國主義製造了五卅血案之後，上海的工人、學生、商民紛紛起來，舉行反帝罷工、罷課、罷市，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在“三罷”運動中，上海總工會，上海工學商聯合會宣告成立，成為領導工人和各界群眾開展反帝鬥爭的核心。此時，奉係軍閥再一次站到英、日帝國主義一邊，鎮壓上海的反帝鬥爭。6月中旬，在“恢複秩序”的借口下，奉軍進駐上海，先後封閉上海總工會、上海工學商聯合會等罷工領導組織，對“三罷”鬥爭進行破壞。6月下旬，邢士廉又帶8000奉軍到滬，奉軍在上海的兵力增至1萬多人。邢士廉接替張學良後，更加瘋狂地鎮壓上海的工人、學生運動，致使“五卅”之後的反帝怒潮，逐漸趨於低落。
除在山東、上海鎮壓革命運動外，在奉係軍閥李景林統治的直隸，也發生血腥鎮壓罷工工人的暴行。李景林就任直隸督辦不久，直隸也受到反帝潮流的衝擊。為了聲援上海各界人民的鬥爭，天津英國輪船商行的工人首先起來罷工，接著，天津日本紗廠的工人也舉行罷工，並破壞了工廠。李景林得報之後，立即派兵圍攻該廠，打死工人20多名，打傷300多名，同時還查封了天津的工會組織。
1925年的春夏，不管是在天津、青島、上海，還是在奉係統治的其他地方，奉係軍閥對高漲的人民革命新潮流都采取了血腥鎮壓的政策，以取媚於列強。奉係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反奉聲浪因此而起，並迅速遍及全國。
共產黨人首先舉起反對軍閥的大旗，對奉係軍閥的暴行進行尖銳的揭露和抨擊。中共中央在1925年7月10日發表的《告民眾書》指出：“帝國主義一方麵從外麵侵略壓迫中國，同時必定利用軍閥，從中國內部來壓迫中國人民的民主民族運動，破壞中國。去年秋天的北京政變以前，他們利用吳佩孚做工具，如今他們又挑著張作霖了。”“凡是奉係軍閥所在之地，民眾運動最受壓迫，如奉天――張作霖的老家裏，如天津――張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眾運動及平民組織都受壓製，到處逮捕拘禁人民。奉軍剛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嚴，要禁止遊行、集會、出版等自由，軍隊占據工會機關……這種壓迫和專製，並不比帝國主義勢力下的租界差別到哪裏去！”共產黨人還指出：“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軍閥，也是第一反動軍閥”，“中國國民運動眼前的死敵，在外是英、日帝國主義，在內是奉天軍閥。”為了領導全國人民同奉係軍閥作鬥爭，中共中央提出“武裝平民打倒奉係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平民的革命統一政府”的口號。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首先在上海，各界民眾數萬人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奉係軍閥的大會，接著，北京也舉行了群眾性的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從京、滬開始的反奉運動，很快又擴展到南京、開封、長沙、漢口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