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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24)
人民群眾的反奉聲浪，對奉係軍閥在各地的統治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攪得張作霖心神不安。人民群眾的反奉聲浪雖然不能推翻奉係軍閥，卻給其他軍閥帶來了打擊奉係軍閥的可乘之機。浙江督辦孫傳芳的反奉戰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動起來的。
孫傳芳，字馨遠，山東曆城人。早年畢業於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後又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畢業回國後曆任北洋軍的營長、團長、旅長等職。他在北洋軍中屬直係，但並非曹錕、吳佩孚的嫡係。1921年，孫傳芳任長江上遊警備司令兼第二師師長，1923年率部進入福建省，改任福建軍務督辦。從此，他開始以福建為基地，發展自己的勢力，以圖向東南各省擴張。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後，孫傳芳奉曹錕之命，出兵援助齊燮元，攻打盧永祥，並乘機占領浙江省，先後被北京政府任命為浙江省軍務督辦和閩浙巡閱使。
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後，奉係軍閥大肆向長江流域擴張，同孫傳芳發生尖銳的矛盾。已占有閩浙兩省地盤的孫傳芳，早就對富庶的寧滬一帶垂涎三尺。如今上海、江蘇、安徽等省市的地盤都為奉係捷足先登，他咽不下這口氣。不過，奉係勢力剛伸到寧滬一帶時，孫傳芳因力量不足，準備不及，未敢與奉係兵戎相見，隻好接受段祺瑞政府的“調停”，與奉係簽訂了一個上海“和約”，同意浙奉雙方都不在上海駐兵，以息幹戈。然而，不論是張作霖，還是孫傳芳，都無意真正遵守這個“和約”。“和約”簽訂才3、4個月，張作霖就撕毀“和約”，先後派張學良、邢士廉率部進占上海。此後不久，張作霖又迫使北京政府任命薑登選為安徽督辦，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將蘇皖兩省和上海完全攫為己有。對於奉張的肆意擴張，孫傳芳寢食難安，開始積極備戰，下決心要與奉張決一雌雄，至少也要把蘇、皖、滬奪到手。
為了在反奉戰爭中穩操勝券，除了加緊整軍經武，籌措軍費外，孫傳芳還積極進行各種“外交”活動，廣泛聯絡國內的反奉力量。
環顧國內形勢，孫傳芳看到，馮玉祥與張作霖的矛盾正日趨尖銳，已呈水火不容之勢。因此，他首先派親信楊文愷北上張家口，與馮玉祥聯絡。1925年4月，馮玉祥在賜兒山接見楊文愷。楊文愷密告馮玉祥：孫傳芳已決心進攻奉軍，希望同馮玉祥合作。楊文愷還把孫傳芳的一份蘭譜交給馮玉祥，告訴馮玉祥，孫傳芳有意與馮玉祥結為兄弟。馮玉祥十分高興，立即表示願與孫傳芳結為金蘭之好，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當時馮玉祥44歲，孫傳芳41歲，故馮為兄、孫為弟。馮玉祥還說：“馨遠出兵攻打奉軍，我完全讚成。盡管從目前的形勢看，我還不便與張作霖公開決裂。但是，如果馨遠對奉軍發動攻勢，我可以在北方作出準備作戰的姿態，牽製奉軍，使他們不能抽調兵力南下增援。”這樣，馮玉祥與孫傳芳就實際上達成了共同反奉的秘密協議。當楊文愷返回杭州，將他與馮玉祥交涉的結果報告給孫傳芳時，孫傳芳興奮不已。
同年5月，孫傳芳又派楊文愷偕同馮玉祥的代表段其澍同往開封，同馮玉祥所部國民軍第二軍軍長兼河南督辦嶽維峻密談，並與之商定：一旦孫傳芳向奉軍發動進攻，國民軍第二軍即出兵山東，攻打張宗昌，使奉軍南北同時受敵，以收夾擊之效。
與嶽維峻談妥後，楊文愷又奉孫傳芳之命趕赴嶽州，拜訪吳佩孚。吳佩孚自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奉係打敗之後，始終不服，一直盼望能夠東山再起。孫傳芳深知吳佩孚的心思，決定利用他的名聲，以壯大計劃中的反奉戰爭的聲勢。楊文愷此次到嶽州，旨在敦請吳佩孚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並帶了5萬元現款贈給吳佩孚。對這樣的好事，吳佩孚當然滿口答應。
此後，楊文愷又途經江西，與江西督辦方本仁和贛北鎮守使鄧如琢聯係，勸說他們擁戴吳佩孚、孫傳芳，合力討奉。鄧如琢和吳佩孚是老關係，表示一定惟吳、孫馬首是瞻，義無反顧。方本仁卻態度冷淡，對共同反奉一事未置可否。
同年8月，楊宇霆被任命為江蘇軍務督辦之後，為了進行分化工作，張傳芳又派楊文愷赴江蘇，秘密聯絡時任江蘇軍務幫辦的陳調元。陳調元與楊文愷是保定速成武備學堂的同學，彼此交誼很深。更重要的是，由於楊宇霆為人十分驕橫跋扈，陳調元和江蘇紳商早有逐楊之意，故與孫傳芳一拍即合。陳調元與孫傳芳達成共同反奉的協議，對楊宇霆和奉係軍閥來說，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孫傳芳在拉攏江蘇陳調元的同時，又在暗中同安徽督辦薑登選的部下王普、高世讀等人進行勾結。掌握安徽地方部隊的王普、高世讀等人，本是倪嗣衝的舊部，王普還是倪嗣衝的女婿，與奉係軍閥並無曆史淵源。薑登選督皖之後，王普、高世讀對奉係采取的完全是一種陽奉陰違的態度。王普、高世讀都表示，願意聽從孫傳芳的指揮。
孫傳芳一麵與各種反奉勢力聯合，一麵等待時機，隨時準備向奉係發難。全國民眾反奉運動興起之後，孫傳芳感到時機已趨成熟，遂立即興兵反奉，時稱“浙奉戰爭”。
1925年10月初，孫傳芳以“國慶閱兵”為名，開始調兵遣將。隨即，他任命盧香亭、陳儀為前敵總、副指揮，率部首先向駐上海的奉軍邢士廉部發起進攻。在發動軍事進攻的同時，10月15日孫傳芳正式通電反奉。在浙軍的猛烈打擊下，毫無準備的奉軍邢士廉部一觸即潰，棄城逃命。接著，孫傳芳又揮師四進。駐守南京的奉軍丁春喜師也不戰而退。楊宇霆一看形勢不妙，倉皇出走，浙軍遂於10月16日占領南京。此後，孫傳芳繼續率部渡江北上，追擊潰退的奉軍。安徽督辦薑登選手下並無奉軍，王普、高世讀所部又不聽指揮，他除像楊宇霆一樣棄職逃跑外，別無他法。11月初，孫傳芳所部浙軍即進抵蚌埠。
浙軍的迅速推進和奉軍不戰而潰，使張作霖非常惱火。他急令山東督辦張宗昌派兵抵擋浙軍的進攻。張宗昌趕緊任命山東軍務幫辦兼第五師師長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部南下至淮河以北任橋、固鎮一帶，堵擊浙軍。張宗昌所部白俄軍隊，以符離集為據點，對浙軍猛撲，施從濱則坐鐵甲車親自上陣指揮作戰，戰況甚烈，一度呈膠著狀態。然而，不知何因，奉軍最終還是敗下陣來，萬餘奉軍官兵被俘，總指揮施從濱也被孫傳芳下令處決。
11月8日，孫傳芳所部占領徐州。孫傳芳自知浙軍已成強弩之末，無力繼續北進，決定停止進攻，浙、奉之戰遂以浙勝奉敗而告一段落。
孫傳芳獲勝後，在徐州子房山大開慶功宴會，用10壇從紹興運來的醇酒和山珍海味，招待各方代表及浙軍少將以上人員，真可謂得意至極。11月23日，孫傳芳由徐州凱旋南京。25日，他在江蘇督辦公署召集文武官員大會，正式宣布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同時任命周蔭人為福建總司令、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陳調元為安徽總司令、鄧如琢為江西總司令。此後，孫傳芳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的頭銜，統治長江下遊五省及上海，成為直係軍閥中一支獨立的勢力。
由於在浙奉戰爭中大敗，奉係丟了蘇皖兩省和上海，損失慘重。張作霖意欲報複，可絕大部分奉軍又受到北方勁敵馮玉祥所部國民軍的牽製，動彈不得。與此同時，吳佩孚又在武漢宣布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與孫傳芳遙相呼應。盡管吳佩孚手下兵力不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奉係構成威脅。楊宇霆逃回奉天後，張作霖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研究對策。鑒於當時形勢，會議決定：由張宗昌、薑登選率部在徐州以北地區布防，抵禦孫傳芳和國民軍第二軍嶽維峻部的進犯，由駐守京、津的李景林、張學良、郭鬆齡部，和駐守熱河的闞朝璽部，對付馮玉祥的國民軍。會議還決定：為了穩住國民軍，暫對馮玉祥取妥協態度。據此，11月15日，奉張與馮玉祥簽訂了一個“和平條約”，規定：在北京成立兩軍辦事處，協商處理涉及奉軍和國民軍的有關事宜；國民軍從北京撤退，奉軍則從三河撤退；奉係將以前從國民軍手中奪取的河北保定、大名還給國民軍；天津港向國民軍開放。
孫傳芳在徐州停止進攻和北方“和平條約”的簽訂，使一度十分緊張的反奉形勢暫時得以緩和。張作霖剛鬆一口氣，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奉係所受到的外部威脅剛剛解除，內部卻突然發生了肘腋之變――郭鬆齡倒戈事件。正是郭鬆齡的倒戈，差一點導致張作霖和整個奉係軍閥統治的覆滅。
“郭鬼子”的崛起
遍及全國的民眾反奉運動，如同“催化劑”一般，不僅促成了直係軍閥孫傳芳的反奉戰爭，也對奉係內部的矛盾發展產生了影響，促使郭鬆齡等人奮起倒戈。
郭鬆齡，字茂宸，1883年生於奉天城郊漁樵寨。少年時代，因為家境貧困，他隻讀了幾年書，全靠刻苦自學，才在文化方麵打下了比較紮實的基礎。辛亥革命前，他棄文學武，考入奉天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即在盛京總督衙門任衛隊排長。1909年，郭鬆齡隨當時擔任陸軍統製、即師長的朱慶瀾赴四川。兩年後，四川發生保路運動，郭鬆齡因同情革命加入了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後，他離職返回奉天家鄉，從事革命活動。回奉天不久，就被張作霖的部下湯玉麟以革命黨嫌疑逮捕入獄。張作霖原擬將其殺害，後因他在奉天陸軍速成學堂的同學高紀毅與燕京大學畢業生韓淑秀的拚死營救，才免一死。韓淑秀為了救郭鬆齡曾冒死攔截刑車，並說郭鬆齡是自己的未婚夫，回奉是為了同自己完婚，並非革命黨。張作霖等人信以為真，遂釋放了他。而韓淑秀也真的與郭鬆齡結了婚。1912年張錫鑾當東三省總督時，任命郭鬆齡為總督府少校參謀。次年，郭又考入了北京陸軍大學，畢業後曾擔任北京陸軍講武堂教官。不久，因袁世凱政府調朱慶瀾為廣東省長，郭鬆齡也隨之到廣東，在韶關講武堂任教。正是在廣東任職期間，郭鬆齡得以同孫中山相識，並受到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改造東三省”的念頭。也正是這一念頭，促使他離開廣東，再次返回奉天。他在廣東時曾對人說過：“欲謀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倒惡軍閥不可，欲倒惡軍閥，非準備絕大犧牲不可。餘擬回奉，投身奉天軍閥巢窟，謀取兵權，潛蓄勢力，以圖根本改造。”從1918年郭鬆齡回到奉天後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確實與一般隻知升官發財的軍人有所不同。
郭鬆齡剛回到奉天的時候，張作霖雖然接納了他，卻沒有重用他，一開始隻讓他當個沒有實權的中校參謀。第二年雖然聘他為重建的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戰術教官，但對他似乎仍不十分信任。有一次張作霖見到郭鬆齡時，曾以譏諷的口氣問他：“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嗎？為什麽回來了呢？”郭鬆齡聽了自然不快，但沒有吭聲。張作霖大概也感到自己的話有點過分，便趕緊補充說：“你還是回來的好，在外麵沒有什麽混頭。”
真正給郭鬆齡帶來好運的不是張作霖，而是張學良。當郭鬆齡應聘到東三省陸軍講武堂任教時，張學良作為第一批學員，恰好也在該講武堂學習。一則因為年輕，二則因他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張學良的思想比較開明，對郭鬆齡的看法同他父親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張學良看來，郭鬆齡不但學識豐富，才能非凡，且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治軍也非常嚴格，對部下賞罰分明。據說，每逢假期期滿，他都親自站在校門口監督檢查，如果學生回校過了規定時間，哪怕是隻超過一分鍾，郭鬆齡也要關這個學生的禁閉，決不徇私情。此外，郭鬆齡在生活上對自己的要求也十分嚴格，無論春夏秋冬，總是整整齊齊地穿著軍裝。在舊軍隊裏，一般的軍人都以狂嫖濫賭為常事，甚至毫無顧忌地尋歡作樂，但郭鬆齡卻不吸煙，不喝酒，不沉溺於聲色。對郭鬆齡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不少奉軍軍官非但不以為然，反而認為他是故意標新立異。加之他又長得身高挺直，滿臉絡腮胡須，頗似西洋人，一些人便給他起了個“郭鬼子”的綽號。但張學良對郭鬆齡卻十分賞識佩服，認為他確實與眾不同，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才，不斷地向父親推薦，希望張作霖委郭鬆齡以重任。因此，人稱“郭鬼子”的郭鬆齡，後來能在奉軍中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張學良的力薦。
1920年，張學良從講武堂畢業後，被張作霖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署衛隊旅旅長。他立即向父親保薦郭鬆齡為該旅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直皖戰爭之後，張作霖派張學良、郭鬆齡率衛隊旅去吉林、黑龍江兩省剿匪。在郭鬆齡的實際指揮下，衛隊旅不僅順利攻克佳木斯城，而且很快將逃往山區的餘匪基本肅清。由此，郭鬆齡不但更得張學良的倚重，也逐漸獲得張作霖的信任。
吉、黑剿匪結束不久，張學良被任命為第三旅旅長，郭鬆齡則被任命為第八旅旅長。與其他部隊不同的是，這兩個旅采取了合署辦公的形式，兩個旅的行政和訓練，實際上都由郭鬆齡負責。由於郭鬆齡用新式方法訓練部隊，治軍極嚴，自己又能以身作則，與士兵同甘共苦，故該部的素質和戰鬥力都遠在其他部隊之上。這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成為奉軍中的模範部隊。
共事的幾年間，郭鬆齡與張學良相處融洽。張學良對郭鬆齡極為信任，凡是郭鬆齡提出的改革措施，張學良無不采納。郭鬆齡也有諸如胸襟狹窄、剛愎自用、性情暴躁等缺點，張學良也能寬容。另一方麵，郭鬆齡對張學良也極為尊重，竭誠擁護。總之，他們彼此間不但相知，而且能夠相諒，正如張學良所說：“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正因為張學良和郭鬆齡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他倆在奉軍中的名聲越來越大。張作霖見兒子有良將相佐，當然也十分高興，不斷賦於重擔。到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張學良已是第三軍軍長兼第四師師長，成了名副其實的“少帥”；郭鬆齡則擔任了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師師長，成為掌握奉軍精銳的舉足輕重的人物。
郭鬆齡的崛起，引起了奉軍中另一些人的不滿和忌恨。由於張學良具有特殊身份，這些人不敢對他說三道四，但對郭鬆齡，他們卻不服，總要想方設法排擠他。
當時，在奉係內部，不僅有新老兩派之別，而且新派又有“洋派”和“土派”之分。所謂的“老派”，指的是從一開始就追隨張作霖的奉係元老，如張作相、張景惠、吳俊升等，他們都是張作霖的老夥伴，思想比較陳舊，看不慣“新派”的所作所為。“新派”，統指張作霖當了奉天督軍後從各類軍校畢業生中吸收的人。其中，所謂的“洋派”，大多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留過洋的，此派以楊宇霆、薑登選為核心。他們加入奉係雖晚於老派人物，卻比新派中的“土派”要早，也頗受張作霖的信任，故對奉係的重大決策有較大的影響力。“洋派”既同“老派”有矛盾，也同“土派”爭鬥得很厲害。至於“土派”，主要是由國內軍官學校，諸如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人所組成，以郭鬆齡、李景林、魏益三、劉偉等人為核心。“土派”是後來者，既受“老派”壓抑，又遭“洋派”排擠，處境最為困難。隻是由於“土派”中的郭鬆齡受到張學良的支持，他們才得以脫穎而出，與奉係中的“老派”“洋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奉係內部這三派之間，尤其是“洋派”與“土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最激烈，在戰爭爆發或形勢急劇變化時，更顯得尖銳。
較明顯的一例是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張學良、郭鬆齡的第三軍與薑登選、韓麟春的第一軍，同在山海關與吳佩孚的直軍作戰。當時，郭鬆齡指揮所部負責攻擊山海關正麵之敵，薑登選、韓麟春則負責進攻九門口側麵之敵。由於正麵直軍十分頑強，郭鬆齡屢攻不克，張作霖遂命令薑登選、韓麟春加強側麵攻勢。薑、韓指揮的第一軍倒是較快地突破了直軍側麵防線，攻占了石門寨。但是，由於吳佩孚急調預備隊前來增援，大舉反攻，九門口的奉軍兵力不足，不僅難以擴大戰果，石門寨還有得而複失的危險。張學良和薑登選等人商議，決定抽調山海關正麵的奉軍前來，由郭鬆齡指揮向秦皇島出擊，以截斷直軍退路，一舉殲滅直軍主力。郭鬆齡接到命令後，親自率領第三軍的四個團來到石門寨，興衝衝地準備投入戰鬥。不料，當郭鬆齡與張學良、薑登選、韓麟春一起研究完作戰部署後，韓麟春竟話中帶刺地對郭鬆齡說道：“這樣使你也好露臉，大家都好立功。”郭鬆齡登時臉色大變。他認為，這是薑登選、韓麟春等人在故意譏諷他沒有打好山海關正麵的仗，遂氣憤地回答道：“我從來不沾人家的光，我還是從山海關正麵打過去！”說完，怒氣衝衝地掉頭便走。在場的人頓時手足無措。張學良慌忙連夜去追郭鬆齡，一直追到九門口，聲淚俱下地勸了郭鬆齡一整夜，才把郭鬆齡勸回來。
發生在九門口的這一衝突，給張學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常對人說，他也像“蕭何月下追韓信”那樣，有過一段“月下追鬆齡”的故事。一直到幾年前，張學良在他年過九旬時，還對采訪他的日本記者回憶說：
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郭鬆齡也違抗過我的命令。他與我的同僚鬧起了衝突，忽然撤回軍隊退出戰鬥。我找到郭鬆齡，在一個背靜的院子裏，讓他坐到一條板凳上。我對他說：“你是我的老師啊，我是你的學生。但是今天的情況是不同了。我是你的長官，你是我的部下。你要想幹這件事，你就得先把我殺掉。我現在身上什麽武器都沒帶，槍在你手裏頭。你要想叛變啊，那是不對的。你要想把軍隊帶走，那不成，我是你的長官，我不準。你要不服從命令，就把我打死。現在你下決心吧，到底是要服從我的命令呢，還是不服從我的命令？”他哭了，我說：“你哭什麽？”他說：“我心裏很難過，我錯了，我對不起你。”
矛盾雖然暫時得到解決，奉軍後來也打了勝仗，郭鬆齡還立了大功，但是，“洋派”與“土派”之間的裂痕卻更深了。據說，事後薑登選曾向張作霖告狀，說郭鬆齡違抗命令，應當受到懲處。盡管張作霖並未深究，但郭鬆齡知道此事後，卻對薑登選恨之入骨。郭鬆齡倒戈後，即借機殺了薑登選。
“洋派”與“土派”的矛盾尖銳化，不僅表現在薑、郭之間，也反映在楊宇霆與郭鬆齡的關係上。
孫傳芳，字馨遠，山東曆城人。早年畢業於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後又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畢業回國後曆任北洋軍的營長、團長、旅長等職。他在北洋軍中屬直係，但並非曹錕、吳佩孚的嫡係。1921年，孫傳芳任長江上遊警備司令兼第二師師長，1923年率部進入福建省，改任福建軍務督辦。從此，他開始以福建為基地，發展自己的勢力，以圖向東南各省擴張。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後，孫傳芳奉曹錕之命，出兵援助齊燮元，攻打盧永祥，並乘機占領浙江省，先後被北京政府任命為浙江省軍務督辦和閩浙巡閱使。
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後，奉係軍閥大肆向長江流域擴張，同孫傳芳發生尖銳的矛盾。已占有閩浙兩省地盤的孫傳芳，早就對富庶的寧滬一帶垂涎三尺。如今上海、江蘇、安徽等省市的地盤都為奉係捷足先登，他咽不下這口氣。不過，奉係勢力剛伸到寧滬一帶時，孫傳芳因力量不足，準備不及，未敢與奉係兵戎相見，隻好接受段祺瑞政府的“調停”，與奉係簽訂了一個上海“和約”，同意浙奉雙方都不在上海駐兵，以息幹戈。然而，不論是張作霖，還是孫傳芳，都無意真正遵守這個“和約”。“和約”簽訂才3、4個月，張作霖就撕毀“和約”，先後派張學良、邢士廉率部進占上海。此後不久，張作霖又迫使北京政府任命薑登選為安徽督辦，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將蘇皖兩省和上海完全攫為己有。對於奉張的肆意擴張，孫傳芳寢食難安，開始積極備戰，下決心要與奉張決一雌雄，至少也要把蘇、皖、滬奪到手。
為了在反奉戰爭中穩操勝券，除了加緊整軍經武，籌措軍費外，孫傳芳還積極進行各種“外交”活動，廣泛聯絡國內的反奉力量。
環顧國內形勢，孫傳芳看到，馮玉祥與張作霖的矛盾正日趨尖銳，已呈水火不容之勢。因此，他首先派親信楊文愷北上張家口，與馮玉祥聯絡。1925年4月，馮玉祥在賜兒山接見楊文愷。楊文愷密告馮玉祥：孫傳芳已決心進攻奉軍，希望同馮玉祥合作。楊文愷還把孫傳芳的一份蘭譜交給馮玉祥，告訴馮玉祥，孫傳芳有意與馮玉祥結為兄弟。馮玉祥十分高興，立即表示願與孫傳芳結為金蘭之好，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當時馮玉祥44歲，孫傳芳41歲，故馮為兄、孫為弟。馮玉祥還說：“馨遠出兵攻打奉軍，我完全讚成。盡管從目前的形勢看，我還不便與張作霖公開決裂。但是，如果馨遠對奉軍發動攻勢，我可以在北方作出準備作戰的姿態，牽製奉軍，使他們不能抽調兵力南下增援。”這樣，馮玉祥與孫傳芳就實際上達成了共同反奉的秘密協議。當楊文愷返回杭州，將他與馮玉祥交涉的結果報告給孫傳芳時，孫傳芳興奮不已。
同年5月，孫傳芳又派楊文愷偕同馮玉祥的代表段其澍同往開封，同馮玉祥所部國民軍第二軍軍長兼河南督辦嶽維峻密談，並與之商定：一旦孫傳芳向奉軍發動進攻，國民軍第二軍即出兵山東，攻打張宗昌，使奉軍南北同時受敵，以收夾擊之效。
與嶽維峻談妥後，楊文愷又奉孫傳芳之命趕赴嶽州，拜訪吳佩孚。吳佩孚自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奉係打敗之後，始終不服，一直盼望能夠東山再起。孫傳芳深知吳佩孚的心思，決定利用他的名聲，以壯大計劃中的反奉戰爭的聲勢。楊文愷此次到嶽州，旨在敦請吳佩孚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並帶了5萬元現款贈給吳佩孚。對這樣的好事，吳佩孚當然滿口答應。
此後，楊文愷又途經江西，與江西督辦方本仁和贛北鎮守使鄧如琢聯係，勸說他們擁戴吳佩孚、孫傳芳，合力討奉。鄧如琢和吳佩孚是老關係，表示一定惟吳、孫馬首是瞻，義無反顧。方本仁卻態度冷淡，對共同反奉一事未置可否。
同年8月，楊宇霆被任命為江蘇軍務督辦之後，為了進行分化工作，張傳芳又派楊文愷赴江蘇，秘密聯絡時任江蘇軍務幫辦的陳調元。陳調元與楊文愷是保定速成武備學堂的同學，彼此交誼很深。更重要的是，由於楊宇霆為人十分驕橫跋扈，陳調元和江蘇紳商早有逐楊之意，故與孫傳芳一拍即合。陳調元與孫傳芳達成共同反奉的協議，對楊宇霆和奉係軍閥來說，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孫傳芳在拉攏江蘇陳調元的同時，又在暗中同安徽督辦薑登選的部下王普、高世讀等人進行勾結。掌握安徽地方部隊的王普、高世讀等人，本是倪嗣衝的舊部，王普還是倪嗣衝的女婿，與奉係軍閥並無曆史淵源。薑登選督皖之後，王普、高世讀對奉係采取的完全是一種陽奉陰違的態度。王普、高世讀都表示，願意聽從孫傳芳的指揮。
孫傳芳一麵與各種反奉勢力聯合，一麵等待時機，隨時準備向奉係發難。全國民眾反奉運動興起之後，孫傳芳感到時機已趨成熟，遂立即興兵反奉，時稱“浙奉戰爭”。
1925年10月初，孫傳芳以“國慶閱兵”為名，開始調兵遣將。隨即，他任命盧香亭、陳儀為前敵總、副指揮，率部首先向駐上海的奉軍邢士廉部發起進攻。在發動軍事進攻的同時，10月15日孫傳芳正式通電反奉。在浙軍的猛烈打擊下，毫無準備的奉軍邢士廉部一觸即潰，棄城逃命。接著，孫傳芳又揮師四進。駐守南京的奉軍丁春喜師也不戰而退。楊宇霆一看形勢不妙，倉皇出走，浙軍遂於10月16日占領南京。此後，孫傳芳繼續率部渡江北上，追擊潰退的奉軍。安徽督辦薑登選手下並無奉軍，王普、高世讀所部又不聽指揮，他除像楊宇霆一樣棄職逃跑外，別無他法。11月初，孫傳芳所部浙軍即進抵蚌埠。
浙軍的迅速推進和奉軍不戰而潰，使張作霖非常惱火。他急令山東督辦張宗昌派兵抵擋浙軍的進攻。張宗昌趕緊任命山東軍務幫辦兼第五師師長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部南下至淮河以北任橋、固鎮一帶，堵擊浙軍。張宗昌所部白俄軍隊，以符離集為據點，對浙軍猛撲，施從濱則坐鐵甲車親自上陣指揮作戰，戰況甚烈，一度呈膠著狀態。然而，不知何因，奉軍最終還是敗下陣來，萬餘奉軍官兵被俘，總指揮施從濱也被孫傳芳下令處決。
11月8日，孫傳芳所部占領徐州。孫傳芳自知浙軍已成強弩之末，無力繼續北進，決定停止進攻，浙、奉之戰遂以浙勝奉敗而告一段落。
孫傳芳獲勝後，在徐州子房山大開慶功宴會，用10壇從紹興運來的醇酒和山珍海味，招待各方代表及浙軍少將以上人員，真可謂得意至極。11月23日，孫傳芳由徐州凱旋南京。25日，他在江蘇督辦公署召集文武官員大會，正式宣布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同時任命周蔭人為福建總司令、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陳調元為安徽總司令、鄧如琢為江西總司令。此後，孫傳芳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的頭銜，統治長江下遊五省及上海，成為直係軍閥中一支獨立的勢力。
由於在浙奉戰爭中大敗，奉係丟了蘇皖兩省和上海，損失慘重。張作霖意欲報複，可絕大部分奉軍又受到北方勁敵馮玉祥所部國民軍的牽製，動彈不得。與此同時，吳佩孚又在武漢宣布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與孫傳芳遙相呼應。盡管吳佩孚手下兵力不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奉係構成威脅。楊宇霆逃回奉天後，張作霖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研究對策。鑒於當時形勢，會議決定：由張宗昌、薑登選率部在徐州以北地區布防，抵禦孫傳芳和國民軍第二軍嶽維峻部的進犯，由駐守京、津的李景林、張學良、郭鬆齡部，和駐守熱河的闞朝璽部，對付馮玉祥的國民軍。會議還決定：為了穩住國民軍，暫對馮玉祥取妥協態度。據此，11月15日，奉張與馮玉祥簽訂了一個“和平條約”，規定：在北京成立兩軍辦事處，協商處理涉及奉軍和國民軍的有關事宜；國民軍從北京撤退，奉軍則從三河撤退；奉係將以前從國民軍手中奪取的河北保定、大名還給國民軍；天津港向國民軍開放。
孫傳芳在徐州停止進攻和北方“和平條約”的簽訂，使一度十分緊張的反奉形勢暫時得以緩和。張作霖剛鬆一口氣，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奉係所受到的外部威脅剛剛解除，內部卻突然發生了肘腋之變――郭鬆齡倒戈事件。正是郭鬆齡的倒戈，差一點導致張作霖和整個奉係軍閥統治的覆滅。
“郭鬼子”的崛起
遍及全國的民眾反奉運動，如同“催化劑”一般，不僅促成了直係軍閥孫傳芳的反奉戰爭，也對奉係內部的矛盾發展產生了影響，促使郭鬆齡等人奮起倒戈。
郭鬆齡，字茂宸，1883年生於奉天城郊漁樵寨。少年時代，因為家境貧困，他隻讀了幾年書，全靠刻苦自學，才在文化方麵打下了比較紮實的基礎。辛亥革命前，他棄文學武，考入奉天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即在盛京總督衙門任衛隊排長。1909年，郭鬆齡隨當時擔任陸軍統製、即師長的朱慶瀾赴四川。兩年後，四川發生保路運動，郭鬆齡因同情革命加入了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後，他離職返回奉天家鄉，從事革命活動。回奉天不久，就被張作霖的部下湯玉麟以革命黨嫌疑逮捕入獄。張作霖原擬將其殺害，後因他在奉天陸軍速成學堂的同學高紀毅與燕京大學畢業生韓淑秀的拚死營救，才免一死。韓淑秀為了救郭鬆齡曾冒死攔截刑車，並說郭鬆齡是自己的未婚夫，回奉是為了同自己完婚，並非革命黨。張作霖等人信以為真，遂釋放了他。而韓淑秀也真的與郭鬆齡結了婚。1912年張錫鑾當東三省總督時，任命郭鬆齡為總督府少校參謀。次年，郭又考入了北京陸軍大學，畢業後曾擔任北京陸軍講武堂教官。不久，因袁世凱政府調朱慶瀾為廣東省長，郭鬆齡也隨之到廣東，在韶關講武堂任教。正是在廣東任職期間，郭鬆齡得以同孫中山相識，並受到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改造東三省”的念頭。也正是這一念頭，促使他離開廣東，再次返回奉天。他在廣東時曾對人說過：“欲謀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倒惡軍閥不可，欲倒惡軍閥，非準備絕大犧牲不可。餘擬回奉，投身奉天軍閥巢窟，謀取兵權，潛蓄勢力，以圖根本改造。”從1918年郭鬆齡回到奉天後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確實與一般隻知升官發財的軍人有所不同。
郭鬆齡剛回到奉天的時候，張作霖雖然接納了他，卻沒有重用他，一開始隻讓他當個沒有實權的中校參謀。第二年雖然聘他為重建的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戰術教官，但對他似乎仍不十分信任。有一次張作霖見到郭鬆齡時，曾以譏諷的口氣問他：“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嗎？為什麽回來了呢？”郭鬆齡聽了自然不快，但沒有吭聲。張作霖大概也感到自己的話有點過分，便趕緊補充說：“你還是回來的好，在外麵沒有什麽混頭。”
真正給郭鬆齡帶來好運的不是張作霖，而是張學良。當郭鬆齡應聘到東三省陸軍講武堂任教時，張學良作為第一批學員，恰好也在該講武堂學習。一則因為年輕，二則因他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張學良的思想比較開明，對郭鬆齡的看法同他父親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張學良看來，郭鬆齡不但學識豐富，才能非凡，且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治軍也非常嚴格，對部下賞罰分明。據說，每逢假期期滿，他都親自站在校門口監督檢查，如果學生回校過了規定時間，哪怕是隻超過一分鍾，郭鬆齡也要關這個學生的禁閉，決不徇私情。此外，郭鬆齡在生活上對自己的要求也十分嚴格，無論春夏秋冬，總是整整齊齊地穿著軍裝。在舊軍隊裏，一般的軍人都以狂嫖濫賭為常事，甚至毫無顧忌地尋歡作樂，但郭鬆齡卻不吸煙，不喝酒，不沉溺於聲色。對郭鬆齡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不少奉軍軍官非但不以為然，反而認為他是故意標新立異。加之他又長得身高挺直，滿臉絡腮胡須，頗似西洋人，一些人便給他起了個“郭鬼子”的綽號。但張學良對郭鬆齡卻十分賞識佩服，認為他確實與眾不同，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才，不斷地向父親推薦，希望張作霖委郭鬆齡以重任。因此，人稱“郭鬼子”的郭鬆齡，後來能在奉軍中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張學良的力薦。
1920年，張學良從講武堂畢業後，被張作霖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署衛隊旅旅長。他立即向父親保薦郭鬆齡為該旅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直皖戰爭之後，張作霖派張學良、郭鬆齡率衛隊旅去吉林、黑龍江兩省剿匪。在郭鬆齡的實際指揮下，衛隊旅不僅順利攻克佳木斯城，而且很快將逃往山區的餘匪基本肅清。由此，郭鬆齡不但更得張學良的倚重，也逐漸獲得張作霖的信任。
吉、黑剿匪結束不久，張學良被任命為第三旅旅長，郭鬆齡則被任命為第八旅旅長。與其他部隊不同的是，這兩個旅采取了合署辦公的形式，兩個旅的行政和訓練，實際上都由郭鬆齡負責。由於郭鬆齡用新式方法訓練部隊，治軍極嚴，自己又能以身作則，與士兵同甘共苦，故該部的素質和戰鬥力都遠在其他部隊之上。這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成為奉軍中的模範部隊。
共事的幾年間，郭鬆齡與張學良相處融洽。張學良對郭鬆齡極為信任，凡是郭鬆齡提出的改革措施，張學良無不采納。郭鬆齡也有諸如胸襟狹窄、剛愎自用、性情暴躁等缺點，張學良也能寬容。另一方麵，郭鬆齡對張學良也極為尊重，竭誠擁護。總之，他們彼此間不但相知，而且能夠相諒，正如張學良所說：“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正因為張學良和郭鬆齡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他倆在奉軍中的名聲越來越大。張作霖見兒子有良將相佐，當然也十分高興，不斷賦於重擔。到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張學良已是第三軍軍長兼第四師師長，成了名副其實的“少帥”；郭鬆齡則擔任了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師師長，成為掌握奉軍精銳的舉足輕重的人物。
郭鬆齡的崛起，引起了奉軍中另一些人的不滿和忌恨。由於張學良具有特殊身份，這些人不敢對他說三道四，但對郭鬆齡，他們卻不服，總要想方設法排擠他。
當時，在奉係內部，不僅有新老兩派之別，而且新派又有“洋派”和“土派”之分。所謂的“老派”，指的是從一開始就追隨張作霖的奉係元老，如張作相、張景惠、吳俊升等，他們都是張作霖的老夥伴，思想比較陳舊，看不慣“新派”的所作所為。“新派”，統指張作霖當了奉天督軍後從各類軍校畢業生中吸收的人。其中，所謂的“洋派”，大多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留過洋的，此派以楊宇霆、薑登選為核心。他們加入奉係雖晚於老派人物，卻比新派中的“土派”要早，也頗受張作霖的信任，故對奉係的重大決策有較大的影響力。“洋派”既同“老派”有矛盾，也同“土派”爭鬥得很厲害。至於“土派”，主要是由國內軍官學校，諸如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人所組成，以郭鬆齡、李景林、魏益三、劉偉等人為核心。“土派”是後來者，既受“老派”壓抑，又遭“洋派”排擠，處境最為困難。隻是由於“土派”中的郭鬆齡受到張學良的支持，他們才得以脫穎而出，與奉係中的“老派”“洋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奉係內部這三派之間，尤其是“洋派”與“土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最激烈，在戰爭爆發或形勢急劇變化時，更顯得尖銳。
較明顯的一例是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張學良、郭鬆齡的第三軍與薑登選、韓麟春的第一軍，同在山海關與吳佩孚的直軍作戰。當時，郭鬆齡指揮所部負責攻擊山海關正麵之敵，薑登選、韓麟春則負責進攻九門口側麵之敵。由於正麵直軍十分頑強，郭鬆齡屢攻不克，張作霖遂命令薑登選、韓麟春加強側麵攻勢。薑、韓指揮的第一軍倒是較快地突破了直軍側麵防線，攻占了石門寨。但是，由於吳佩孚急調預備隊前來增援，大舉反攻，九門口的奉軍兵力不足，不僅難以擴大戰果，石門寨還有得而複失的危險。張學良和薑登選等人商議，決定抽調山海關正麵的奉軍前來，由郭鬆齡指揮向秦皇島出擊，以截斷直軍退路，一舉殲滅直軍主力。郭鬆齡接到命令後，親自率領第三軍的四個團來到石門寨，興衝衝地準備投入戰鬥。不料，當郭鬆齡與張學良、薑登選、韓麟春一起研究完作戰部署後，韓麟春竟話中帶刺地對郭鬆齡說道：“這樣使你也好露臉，大家都好立功。”郭鬆齡登時臉色大變。他認為，這是薑登選、韓麟春等人在故意譏諷他沒有打好山海關正麵的仗，遂氣憤地回答道：“我從來不沾人家的光，我還是從山海關正麵打過去！”說完，怒氣衝衝地掉頭便走。在場的人頓時手足無措。張學良慌忙連夜去追郭鬆齡，一直追到九門口，聲淚俱下地勸了郭鬆齡一整夜，才把郭鬆齡勸回來。
發生在九門口的這一衝突，給張學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常對人說，他也像“蕭何月下追韓信”那樣，有過一段“月下追鬆齡”的故事。一直到幾年前，張學良在他年過九旬時，還對采訪他的日本記者回憶說：
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郭鬆齡也違抗過我的命令。他與我的同僚鬧起了衝突，忽然撤回軍隊退出戰鬥。我找到郭鬆齡，在一個背靜的院子裏，讓他坐到一條板凳上。我對他說：“你是我的老師啊，我是你的學生。但是今天的情況是不同了。我是你的長官，你是我的部下。你要想幹這件事，你就得先把我殺掉。我現在身上什麽武器都沒帶，槍在你手裏頭。你要想叛變啊，那是不對的。你要想把軍隊帶走，那不成，我是你的長官，我不準。你要不服從命令，就把我打死。現在你下決心吧，到底是要服從我的命令呢，還是不服從我的命令？”他哭了，我說：“你哭什麽？”他說：“我心裏很難過，我錯了，我對不起你。”
矛盾雖然暫時得到解決，奉軍後來也打了勝仗，郭鬆齡還立了大功，但是，“洋派”與“土派”之間的裂痕卻更深了。據說，事後薑登選曾向張作霖告狀，說郭鬆齡違抗命令，應當受到懲處。盡管張作霖並未深究，但郭鬆齡知道此事後，卻對薑登選恨之入骨。郭鬆齡倒戈後，即借機殺了薑登選。
“洋派”與“土派”的矛盾尖銳化，不僅表現在薑、郭之間，也反映在楊宇霆與郭鬆齡的關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