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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21)
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奉軍曾繳獲皖係軍閥的12架飛機。這些飛機都被運到奉天，成為創建奉係空軍的基礎。1921年1月，奉軍正式成立航空處，以當時的參謀長齊賡雲為處長。以後，又在奉天東塔修建飛機場，並開始招收和訓練飛行人員。但是，由於空軍的建設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故在1922年春天的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奉係雖然已有了空軍，但空軍發揮的作用有限，相反，直係的空軍倒占了優勢。戰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都深感必須進一步加強空軍建設。首先，奉係將原航空處改名為“東北航空處”，張學良任航空處總辦。按照父親的旨意，張學良上任後不惜花費重金廣延人才，添置飛機，同時設立航空學校，訓練空軍軍官和飛行人員，並選派青年到外國航空學校受訓。兩年內，奉係即先後從法國購進了新式飛機兩批，共40架。加上原有飛機和從其他國家購進的飛機，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奉係空軍已有近百架飛機，分別編成飛龍、飛虎、飛鵬、飛鷹、飛豹五個飛行隊。此外，對諸如機場、維修工廠、機械設備、各類地勤人員等方麵的建設，亦有了長足發展。相比之下，直係的空軍建設卻停滯不前，致使奉係在空軍實力上很快超過了直係。張作霖也為此感到驕傲，乃至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前夕，他在致曹錕的挑戰書中，竟說出“將由飛機以問足下之起居”的話來。
與空軍相比，奉係在海軍的建設方麵則顯得相對薄弱。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前，奉係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海軍。戰後，張作霖下決心要建立海軍。為此，奉軍正式建成了“航警處”，任命沈鴻烈為少將處長，負責籌建海軍。沈鴻烈，清末畢業於日本的海軍學校，受命之後，他邀約了二十多個同學到東北，為奉係辦海軍。沈鴻烈首先在葫蘆島設立東三省航警學校，作為訓練海軍官兵的基地。接著，又先後購買了一批船艦。起初，航警處所購買的隻是一些舊商船，買來以後加以改裝，使之成為“軍艦”。以後，航警處又從日、俄等國買了兩艘舊艦。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奉係已有經過改裝和修理的軍艦四艘，張作霖將其分別命名為“鎮海”“威海”“定海”“飛鵬”。這些軍艦都不是正式的軍艦，因此，經過兩年的努力，奉係雖有了“海軍”，但力量仍極薄弱。
奉係擴軍成就最顯著的，要算兵工廠的建設。奉係早就擁有自己的兵工廠，設在奉天。但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奉天兵工廠的規模很小，技術也很落後，隻能製造步槍、機槍的子彈和手榴彈。戰後，張作霖決定大規模擴建兵工廠，並投入近2000萬的巨資。張作霖還任命楊宇霆為東三省兵工廠督辦，任命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擔任過陸軍部次長的製炮專家韓麟春，為東三省兵工廠總辦。他們招攬了國內外大批的“兵工專家”，又從德國、丹麥等國購來當時最先進的機器設備，從事軍火研製和生產。經過兩年的努力，到1924年，東北的兵工廠不僅能生產槍支彈藥，而且可以製造大炮，並達到了年產七五生野炮200門、十二和十五生重炮100門，月產步槍1000枝，日產子彈40萬發的生產能力。這樣的規模和生產能力，不但在國內兵工廠中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能與日本最大的兵工廠媲美，故被一些日本人稱為“東方第一”。盡管東北兵工廠的生產，尚不能完全滿足奉軍的需要，但也確實解決了奉軍在武器、彈藥供給方麵的不少問題。
一番整風經武，擴軍備戰，張作霖舔平了傷口，磨尖了利爪，奉係的東山再起也有了實力基礎。
第九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三）
廣泛爭取同盟者
張作霖深知，單靠局促於關外的奉係，難以撼動樹大根深的直係軍閥，隻有廣泛爭取同盟者，才能從根本上動搖直係統治的基礎。在國內，張作霖致力組織反直的“三角同盟”；對外，張作霖則繼續爭取日本的援助。
所謂“三角同盟”，指的是張作霖聯合廣東的孫中山、天津的段祺瑞共同反直而形成的奉、粵、皖同盟。
早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張作霖就同孫中山拉上了關係，而且彼此間早有約定，由孫中山在南方進行北伐，牽製直係吳佩孚的兵力，張作霖則在北方率奉軍打擊直係。由於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的北伐計劃受阻，雙方合作未成。戰後，雙方又加強了聯絡，奉、粵雙方信函和人員的往來更加頻繁。
孫中山在致張作霖的信中提到，“諸軍所需維持補充等費，竭蹶應付，拮據殊甚”。張作霖為了拉攏孫中山，立即派韓麟春送上10萬元，並說：“患難中交朋友，好，我先送給先生10萬元，作他的生活費用。”然而，由於韓麟春從中克扣，孫中山實際上隻拿到3萬元。張作霖起先不知實情，直至收到孫中山的複信，信中說：“雨公所贈3萬元，我已分給各同誌矣，煩代致謝！”張作霖這才曉得其中的蹊蹺。他大罵了一頓韓麟春，並吩咐部下說：“憑我張某人，隻送孫先生這麽點錢，不成話，趕快再給孫先生補送7萬去。”
為了同張作霖具體商討反直計劃，1922年9月，孫中山特派汪精衛為代表赴奉。張作霖熱烈歡迎，專門為汪精衛舉辦了盛大的歡迎宴會，邀請奉天各界人士出席作陪。張作霖本人則身著大禮服，親自主持宴會，並發表了讚揚孫中山的熱情講話。張作霖還同汪精衛進行了秘密會談。當時，汪精衛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建議：在軍事上，首先由廣東革命政府下令討伐曹、吳，從南方出兵北伐，向長江以南的直軍進攻；接著，奉軍入關，直搗北京。如此南北夾擊，一舉打敗曹錕、吳佩孚的直係軍隊。對粵方提出的方案，張作霖基本讚成，但他強調奉、粵雙方分頭進行，各自發動，彼此不必有統屬關係。汪精衛還談到討伐直係勝利後，如何解決國家統一和建設的政治方案。他認為，應按孫中山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張作霖對此並不讚同，不過也許是因為擔心影響三角同盟，他沒有立即表示反對，隻是敷衍說：“隻要打垮了曹錕、吳佩孚，什麽都好商量”。事實上，奉、粵雙方雖然在打倒直係這一點上完全一致，並因此而結成了同盟，但在政治上彼此的主張截然不同。孫中山是要從根本上鏟除軍閥統治，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他當時已同蘇俄和中國共產黨接觸，正逐步走了聯俄、聯共的道路。可張作霖卻對“三民主義”毫無興趣，隻是為了取代曹錕、吳佩孚，實現自己對全國的獨裁統治。不過，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奉、粵之間在政治上的分歧尚不重要，並沒有影響彼此在軍事上聯合反直的計劃。當汪精衛表示，希望奉天方麵繼續給予孫中山以經濟資助時，張作霖倒也十分慷慨，立即決定再送50萬元現金給孫中山，並撥出一部分武器、裝備支援孫中山，助其返回廣東。據奉係海軍司令沈鴻烈回憶，1923年5月，張作霖曾派他帶著60萬銀元，12門火炮及一批迫擊炮、機槍、步槍、子彈等，乘鎮海艦南下廣東，把錢和武器、彈藥送給孫中山。盡管張作霖拿出來的錢、物並不算多，但對身處困境的孫中山來說，卻如雪中送炭。孫中山對此也很感激，他在後來致張作霖的信中說：“一年以來，屢蒙雨公資助，得以收拾餘燼。由閩回師，而廣州根本之地得以複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
1924年9月，即第二次直奉之戰前夕，為了進一步加強奉、粵雙方的合作，孫中山又派長子孫科，帶著自己的親筆信，經大連去奉天，拜訪張作霖。當時，奉、直雙方已劍拔弩張，張作霖十分忙碌，但仍然非常熱情地接見孫科。此次訪奉，孫科對張作霖的印象極為深刻。孫科本以為張作霖既然是草莽出身，一定是身高力大，粗魯忄票悍，充滿殺氣的人。親自見到張作霖後，才發現他個子不高、皮膚白皙、舉止不俗、談吐爽快，倒像一個書生，根本不像當過胡匪、馬賊的人。更令孫科吃驚的是，張作霖雖然讀書不多，但終日精力充沛，幾乎每天早飯後，帥府的秘書長就帶著秘書與應辦的公文，到張作霖的辦公室裏來，然後依次給張作霖讀各地來的函電公文，向他報告軍政方麵的情況，請示處理意見。而張作霖對每一件函電公文也都仔仔細細地聽，然後口頭宣布處理意見，由秘書記錄辦理。有一次，張作霖辦公時，孫科也在場，親眼看到張作霖思維敏捷，答複問題也十分幹脆利落。那天秘書先後給他讀了100多件公文，張作霖隻用了一個多小時就處理完畢。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孫科若非親眼所見，還真不敢相信。孫科深有感觸地稱讚說：“雨公真乃關外奇才也！”奉、粵聯盟的鞏固，為奉係打敗直係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聯孫的同時，張作霖也在積極地聯絡段祺瑞及殘存的皖係實力派盧永祥。雖然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張作霖因痛恨徐樹錚，曾助直反皖，但即便在那時，他也不願直接攻擊段祺瑞。皖係戰敗，段祺瑞下台以後，張作霖又力主保護段祺瑞，並處處庇護失意的皖係政客和將領，以便將來為自己所用。下野後避居天津的段祺瑞手中雖無兵權，但其政治影響不容忽視。段祺瑞需借重奉係實力，而奉係亦要倚重“段老前輩”的這麵大旗。雙方約定，先協力倒直，勝利後由奉張推舉段祺瑞重新上台。
直、皖戰爭後，殘存的最大的皖係實力派就是擔任浙江督軍的盧永祥。勢單力孤的盧永祥，指望得到奉係的支持，使自己的地盤免遭直係侵奪。張作霖也認為，支持盧永祥對反直有利，故奉張與浙盧也在反直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張作霖為了支持盧永祥，也給了他一筆經費。盧永祥也派自己兒子盧小嘉，到奉天拜訪張作霖。當時，孫科正好也到奉天。張作霖除親自接見外，又派自己的兒子張學良出麵應酬盧小嘉和孫科，社會上便一度盛傳在奉天開了所謂的“三公子會議”。
經過張作霖的努力和其他各方的響應，奉、粵、皖三方確實結成了一個對付直係的“三角同盟”。盡管這個同盟也很鬆散，但畢竟對孤立直係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組織反直力量外，張作霖還利用直係內部的矛盾，對直係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他同段祺瑞一起，對馮玉祥進行拉攏和收買，並與他達成共同反對曹錕、吳佩孚的秘密協定。
馮玉祥雖是直係的一員大將，但他與曹錕、吳佩孚早有矛盾。由於吳佩孚過於跋扈，又奪了馮玉祥在河南的地盤，馮玉祥憋了一肚子氣。張作霖偵知這一情況後，便和段祺瑞共同策劃，要把馮玉祥拉過來。1923年，馮玉祥與李德全結婚時，張作霖曾授意張學良派人前往祝賀，與馮玉祥搭上關係。以後，因馮部經費困難，張作霖又暗中給予接濟。此外，張作霖還通過段祺瑞策動馮玉祥脫離直係獨立。一番努力果然沒白費，張作霖與馮玉祥初步約定，一旦直、奉交戰，馮軍與奉軍相遇時，“均向天空鳴槍”，互不攻擊。馮玉祥的這一態度後來對第二次直、奉戰爭的進程和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國內廣泛爭取同盟者的同時，張作霖還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奉係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失敗之後，張作霖退守東北，宣布東三省“自治”。盡管張作霖並沒有放棄向關內擴張的野心，但畢竟很合日本政府的心願。日本政府認為，東三省不受北京政府節製，對日本在“滿蒙”地區進行擴張是有利的。因此，日本很樂意幫助奉張。1922年12月22日，外相內田康哉訓令奉天總領事說：如果張作霖專心致力於“維護東三省的治安”，這不僅是張的利益所在，就是對在“滿蒙”具有錯綜而深刻的利害關係的日本來說，“也是極為符合心願的事情”。日本政府“對張的和平政策”，要在盡可能的範圍內予以援助。
正是根據上述方針，1922年10月，日本將存於海參崴，包括步槍、大炮、炸彈、飛機等價值約100萬元的軍火賣給張作霖。次年2月，日本又將購自意大利，存於天津的一批軍火轉賣給奉係。8月，日本再一次將價值約368萬元的軍械運至奉天。為了避免其他西方國家的指責，除直接供應軍火外，日本還幫助奉係擴建兵工廠，以滿足奉軍日益增長的軍火需要。正如日本外務大臣在給其駐華公使的指示中所說：“關於供給武器一節，限於列國關於禁止供給中國武器協定的繼續存在，日本政府不能隻限於考慮、滿足張作霖的要求，倒不如使其設立兵器製造所以求自給。”
不過，日本的支持決不是無償的，而是要通過張作霖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蒙”的侵略權益來補償的。這一點張作霖也心知肚明。當時，日本在東北的擴張，主要是進一步攫取東北的路權，掠奪東北的自然資源和租借土地等。日本特別將延伸與南滿鐵路相銜接的“鐵路網”的建設，作為其擴張活動的重點。
1922年間，鄭家屯至通遼的鐵路修通後，日本就力圖修築鄭家屯至洮南的鐵路，以便於它向“滿蒙”西部擴張。為了減少阻力，日本直接找已經宣布“自治”的張作霖交涉和疏通。張作霖很快應允，雙方達成協議：由滿鐵先付810萬日元工程費，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負責作保”。協議簽字後，鄭洮鐵路即由滿鐵開工鋪設，1923年11月竣工運營。
1922年10月，張作霖不顧吉林各界民眾的強烈反對，又批準日商泰興公司與吉林省合辦天寶山至圖們江的輕便鐵路。天圖路是日本夢寐以求的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吉林至會寧鐵路的一段。日本修成此路，就為吉會鐵路的修築創造了條件。1924年10月，天圖路正式修通。
日本的貪欲是無止盡的。鄭洮鐵路即將修通之際，滿鐵又製定出“促進滿蒙鐵路”的方案，向日本政府建議：以賄賂張作霖為手段，五年內再鋪設總長為1163公裏的五條鐵路，即洮南至齊齊哈爾、開原至朝陽、通遼至開魯、長春至扶餘、吉林至會寧。日本修築這五條鐵路的目的，是要將它的勢力進一步擴展到整個東北。1923年12月，山本內閣批準滿鐵的計劃，並令滿鐵立即付諸實施。1924年1月，清浦奎吾內閣成立後，又重申對這一計劃的支持，並在其《對華政策綱領》中規定，當前日本不僅對“南滿”，而且要向“北滿”采取“重新開拓前進道路的方針”，為此，日本應對眼下東北的實權派張作霖繼續給予支持，以鞏固其地位，同時充分發揮南滿鐵路公司的功能，大力促進與南滿鐵路相銜接的“鐵路網”的實現。
日本政府的撐腰，使滿鐵更加有恃無恐地加緊攫取東北路權的活動。1924年4月，滿鐵理事鬆岡洋右出麵，就上述五路修築計劃向張作霖試探。因懾於全國和東北人民的反對，張作霖不敢全部答應日本的要求，隻表示修築洮南至齊齊哈爾的鐵路可以協商。
洮齊鐵路對日本來說，不僅具有經濟價值，還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是日本將自己的勢力伸向北滿的重要通道。因此，既然張作霖作了妥協性表態，日本便緊逼不放。為迫使東三省當局正式同意簽署修建洮齊鐵路的合同，鬆岡洋右以“貸款”為名，給張作霖200萬日元作為誘餌。此外，為了避免刺激蘇俄，滿鐵決定將洮齊鐵路的終點，改為距齊齊哈爾二十七八公裏的昂昂溪。這樣一來，鐵路就不必穿過中東鐵路了。“得人錢財，替人消災”，1924年9月3日，即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前夕，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奉天省長王永江與滿鐵理事鬆岡洋右簽署了洮南至昂昂溪鐵路的《承辦建造合同》。合同規定，由日方借款1292萬日元，年息九厘，作為該路的建築費用。此路於1925年5月正式開工，1926年7月竣工通車。
為了換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張作霖出賣了部分路權，但日方供應的數百萬元的武器，對於即將與直軍開戰的奉軍來說，卻猶如杯水車薪，不敷使用。1923年8月，張作霖先是通過關東廳長官的一位代表，後來又通過他自己的日本顧問本莊繁，再次向日本提出供應軍火的要求。但日本政府仍擔心西方列強的反對，不敢完全答應張作霖的要求。了解本國政府態度的本莊繁當時曾以“私人意見”答複張作霖說：“雖然帝國對東三省一向是特別慷慨的，但是，它不能滿足轉讓軍火的全部要求。因為這將是對國際信義的一次破壞。”但本莊繁又說：“一旦來自外部的武力在東三省境內製造任何動亂，即便沒有預謀的侵略行動，帝國也總是決意當機立斷地予以製止，無論敵手是誰，無論在什麽時候，也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就您在關內的軍事活動而言，帝國總是要求您謹慎行事，以便東三省的秩序得以維護。而且，我們希望不要出現南方反直軍隊的勢力伸展到長江以北的局麵。”可見，日本雖然繼續表示支持張作霖，卻不願讓張作霖拿著日本提供的軍火到關內打仗。
但張作霖經過兩年多的臥薪嚐膽，從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麵作好了與直係交戰的準備之後，再也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要向曹錕、吳佩孚射出他的複仇之箭了。
“真是天助我也”
當張作霖在關外埋頭整軍經武，準備報仇時，曹錕、吳佩孚在關內已因倒行逆施而聲名狼藉。獨霸北京政權之後，曹錕，尤其是吳佩孚“色驕誌矜，不可一世”，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政壇醜劇。
起初，曹錕、吳佩孚玩的是“法統重光”的把戲，在恢複舊國會的幌子下，驅徐擁黎。1922年6月，總統徐世昌被直係趕下台，而黎元洪則被直係重新抬出來當總統。黎元洪手下無一兵一卒，一切大權都操於曹錕、吳佩孚之手，無非是直係的牽線木偶。僅僅一年光景，直係就迫其下台，給曹錕讓位。他們先是派人以“索餉”等名義到黎元洪家騷擾，後來幹脆將黎元洪家的電話和自來水切斷，逼黎辭職。黎元洪泡不下去了，不得不離京，可他將大總統的印信也隨身帶走。因此，當黎元洪的座車到達楊村時，直係又派兵將他扣留，不許擅離車站一步，直到黎元洪將印信交出才放行。此即直係演出的轟動一時的所謂“劫車索印”鬧劇。
黎元洪一走，曹錕便迫不及待地要去填補這一空缺。但是，為了使自己接任總統“合法化”，直係又不得不玩弄一下“選舉”的把戲。於是“劫車索印”的鬧劇剛落幕，另一場“賄選總統”的醜劇又開了場。
由於名聲不佳，曹錕自知要在“國會”選舉中獲得足夠的票數決非易事。要是用槍杆子硬逼，又擔心萬一議員們強脾氣上來，硬是“搗蛋”的話，自己反而進退兩難。為了萬無一失，曹錕使出了另一手，即用金錢賄買議員。國會共有500多個議員，每人一票，曹錕決定以每票5000元到1萬元的不等價格發給議員們，此舉果真奏效，一個願買，一個願賣，議員們見錢眼開，把曹錕這個大總統“選”了出來。
曹錕做的是“總統夢”，吳佩孚孜孜以求的則是所謂的“統一大業”，君臨天下。在以武力擊敗奉係之後，吳佩孚便越來越迷信武力的作用。他以為，直係已是打遍天下無敵手了。因此，這個前幾年還拚命反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吳佩孚，如今也舉起了“武力統一”的大旗。他今天派兵到四川，明日又揮師到湖南；一會兒討伐福建，一會兒又打廣東。總之是要使所有的反對者臣服。鬼迷心竅的吳佩孚忘了，他的“武力統一”政策，也同當年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一樣，結果隻能是到處樹敵，眾叛親離。
與空軍相比，奉係在海軍的建設方麵則顯得相對薄弱。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前，奉係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海軍。戰後，張作霖下決心要建立海軍。為此，奉軍正式建成了“航警處”，任命沈鴻烈為少將處長，負責籌建海軍。沈鴻烈，清末畢業於日本的海軍學校，受命之後，他邀約了二十多個同學到東北，為奉係辦海軍。沈鴻烈首先在葫蘆島設立東三省航警學校，作為訓練海軍官兵的基地。接著，又先後購買了一批船艦。起初，航警處所購買的隻是一些舊商船，買來以後加以改裝，使之成為“軍艦”。以後，航警處又從日、俄等國買了兩艘舊艦。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奉係已有經過改裝和修理的軍艦四艘，張作霖將其分別命名為“鎮海”“威海”“定海”“飛鵬”。這些軍艦都不是正式的軍艦，因此，經過兩年的努力，奉係雖有了“海軍”，但力量仍極薄弱。
奉係擴軍成就最顯著的，要算兵工廠的建設。奉係早就擁有自己的兵工廠，設在奉天。但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奉天兵工廠的規模很小，技術也很落後，隻能製造步槍、機槍的子彈和手榴彈。戰後，張作霖決定大規模擴建兵工廠，並投入近2000萬的巨資。張作霖還任命楊宇霆為東三省兵工廠督辦，任命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擔任過陸軍部次長的製炮專家韓麟春，為東三省兵工廠總辦。他們招攬了國內外大批的“兵工專家”，又從德國、丹麥等國購來當時最先進的機器設備，從事軍火研製和生產。經過兩年的努力，到1924年，東北的兵工廠不僅能生產槍支彈藥，而且可以製造大炮，並達到了年產七五生野炮200門、十二和十五生重炮100門，月產步槍1000枝，日產子彈40萬發的生產能力。這樣的規模和生產能力，不但在國內兵工廠中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能與日本最大的兵工廠媲美，故被一些日本人稱為“東方第一”。盡管東北兵工廠的生產，尚不能完全滿足奉軍的需要，但也確實解決了奉軍在武器、彈藥供給方麵的不少問題。
一番整風經武，擴軍備戰，張作霖舔平了傷口，磨尖了利爪，奉係的東山再起也有了實力基礎。
第九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三）
廣泛爭取同盟者
張作霖深知，單靠局促於關外的奉係，難以撼動樹大根深的直係軍閥，隻有廣泛爭取同盟者，才能從根本上動搖直係統治的基礎。在國內，張作霖致力組織反直的“三角同盟”；對外，張作霖則繼續爭取日本的援助。
所謂“三角同盟”，指的是張作霖聯合廣東的孫中山、天津的段祺瑞共同反直而形成的奉、粵、皖同盟。
早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張作霖就同孫中山拉上了關係，而且彼此間早有約定，由孫中山在南方進行北伐，牽製直係吳佩孚的兵力，張作霖則在北方率奉軍打擊直係。由於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的北伐計劃受阻，雙方合作未成。戰後，雙方又加強了聯絡，奉、粵雙方信函和人員的往來更加頻繁。
孫中山在致張作霖的信中提到，“諸軍所需維持補充等費，竭蹶應付，拮據殊甚”。張作霖為了拉攏孫中山，立即派韓麟春送上10萬元，並說：“患難中交朋友，好，我先送給先生10萬元，作他的生活費用。”然而，由於韓麟春從中克扣，孫中山實際上隻拿到3萬元。張作霖起先不知實情，直至收到孫中山的複信，信中說：“雨公所贈3萬元，我已分給各同誌矣，煩代致謝！”張作霖這才曉得其中的蹊蹺。他大罵了一頓韓麟春，並吩咐部下說：“憑我張某人，隻送孫先生這麽點錢，不成話，趕快再給孫先生補送7萬去。”
為了同張作霖具體商討反直計劃，1922年9月，孫中山特派汪精衛為代表赴奉。張作霖熱烈歡迎，專門為汪精衛舉辦了盛大的歡迎宴會，邀請奉天各界人士出席作陪。張作霖本人則身著大禮服，親自主持宴會，並發表了讚揚孫中山的熱情講話。張作霖還同汪精衛進行了秘密會談。當時，汪精衛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建議：在軍事上，首先由廣東革命政府下令討伐曹、吳，從南方出兵北伐，向長江以南的直軍進攻；接著，奉軍入關，直搗北京。如此南北夾擊，一舉打敗曹錕、吳佩孚的直係軍隊。對粵方提出的方案，張作霖基本讚成，但他強調奉、粵雙方分頭進行，各自發動，彼此不必有統屬關係。汪精衛還談到討伐直係勝利後，如何解決國家統一和建設的政治方案。他認為，應按孫中山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張作霖對此並不讚同，不過也許是因為擔心影響三角同盟，他沒有立即表示反對，隻是敷衍說：“隻要打垮了曹錕、吳佩孚，什麽都好商量”。事實上，奉、粵雙方雖然在打倒直係這一點上完全一致，並因此而結成了同盟，但在政治上彼此的主張截然不同。孫中山是要從根本上鏟除軍閥統治，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他當時已同蘇俄和中國共產黨接觸，正逐步走了聯俄、聯共的道路。可張作霖卻對“三民主義”毫無興趣，隻是為了取代曹錕、吳佩孚，實現自己對全國的獨裁統治。不過，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奉、粵之間在政治上的分歧尚不重要，並沒有影響彼此在軍事上聯合反直的計劃。當汪精衛表示，希望奉天方麵繼續給予孫中山以經濟資助時，張作霖倒也十分慷慨，立即決定再送50萬元現金給孫中山，並撥出一部分武器、裝備支援孫中山，助其返回廣東。據奉係海軍司令沈鴻烈回憶，1923年5月，張作霖曾派他帶著60萬銀元，12門火炮及一批迫擊炮、機槍、步槍、子彈等，乘鎮海艦南下廣東，把錢和武器、彈藥送給孫中山。盡管張作霖拿出來的錢、物並不算多，但對身處困境的孫中山來說，卻如雪中送炭。孫中山對此也很感激，他在後來致張作霖的信中說：“一年以來，屢蒙雨公資助，得以收拾餘燼。由閩回師，而廣州根本之地得以複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
1924年9月，即第二次直奉之戰前夕，為了進一步加強奉、粵雙方的合作，孫中山又派長子孫科，帶著自己的親筆信，經大連去奉天，拜訪張作霖。當時，奉、直雙方已劍拔弩張，張作霖十分忙碌，但仍然非常熱情地接見孫科。此次訪奉，孫科對張作霖的印象極為深刻。孫科本以為張作霖既然是草莽出身，一定是身高力大，粗魯忄票悍，充滿殺氣的人。親自見到張作霖後，才發現他個子不高、皮膚白皙、舉止不俗、談吐爽快，倒像一個書生，根本不像當過胡匪、馬賊的人。更令孫科吃驚的是，張作霖雖然讀書不多，但終日精力充沛，幾乎每天早飯後，帥府的秘書長就帶著秘書與應辦的公文，到張作霖的辦公室裏來，然後依次給張作霖讀各地來的函電公文，向他報告軍政方麵的情況，請示處理意見。而張作霖對每一件函電公文也都仔仔細細地聽，然後口頭宣布處理意見，由秘書記錄辦理。有一次，張作霖辦公時，孫科也在場，親眼看到張作霖思維敏捷，答複問題也十分幹脆利落。那天秘書先後給他讀了100多件公文，張作霖隻用了一個多小時就處理完畢。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孫科若非親眼所見，還真不敢相信。孫科深有感觸地稱讚說：“雨公真乃關外奇才也！”奉、粵聯盟的鞏固，為奉係打敗直係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聯孫的同時，張作霖也在積極地聯絡段祺瑞及殘存的皖係實力派盧永祥。雖然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張作霖因痛恨徐樹錚，曾助直反皖，但即便在那時，他也不願直接攻擊段祺瑞。皖係戰敗，段祺瑞下台以後，張作霖又力主保護段祺瑞，並處處庇護失意的皖係政客和將領，以便將來為自己所用。下野後避居天津的段祺瑞手中雖無兵權，但其政治影響不容忽視。段祺瑞需借重奉係實力，而奉係亦要倚重“段老前輩”的這麵大旗。雙方約定，先協力倒直，勝利後由奉張推舉段祺瑞重新上台。
直、皖戰爭後，殘存的最大的皖係實力派就是擔任浙江督軍的盧永祥。勢單力孤的盧永祥，指望得到奉係的支持，使自己的地盤免遭直係侵奪。張作霖也認為，支持盧永祥對反直有利，故奉張與浙盧也在反直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張作霖為了支持盧永祥，也給了他一筆經費。盧永祥也派自己兒子盧小嘉，到奉天拜訪張作霖。當時，孫科正好也到奉天。張作霖除親自接見外，又派自己的兒子張學良出麵應酬盧小嘉和孫科，社會上便一度盛傳在奉天開了所謂的“三公子會議”。
經過張作霖的努力和其他各方的響應，奉、粵、皖三方確實結成了一個對付直係的“三角同盟”。盡管這個同盟也很鬆散，但畢竟對孤立直係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組織反直力量外，張作霖還利用直係內部的矛盾，對直係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他同段祺瑞一起，對馮玉祥進行拉攏和收買，並與他達成共同反對曹錕、吳佩孚的秘密協定。
馮玉祥雖是直係的一員大將，但他與曹錕、吳佩孚早有矛盾。由於吳佩孚過於跋扈，又奪了馮玉祥在河南的地盤，馮玉祥憋了一肚子氣。張作霖偵知這一情況後，便和段祺瑞共同策劃，要把馮玉祥拉過來。1923年，馮玉祥與李德全結婚時，張作霖曾授意張學良派人前往祝賀，與馮玉祥搭上關係。以後，因馮部經費困難，張作霖又暗中給予接濟。此外，張作霖還通過段祺瑞策動馮玉祥脫離直係獨立。一番努力果然沒白費，張作霖與馮玉祥初步約定，一旦直、奉交戰，馮軍與奉軍相遇時，“均向天空鳴槍”，互不攻擊。馮玉祥的這一態度後來對第二次直、奉戰爭的進程和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國內廣泛爭取同盟者的同時，張作霖還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奉係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失敗之後，張作霖退守東北，宣布東三省“自治”。盡管張作霖並沒有放棄向關內擴張的野心，但畢竟很合日本政府的心願。日本政府認為，東三省不受北京政府節製，對日本在“滿蒙”地區進行擴張是有利的。因此，日本很樂意幫助奉張。1922年12月22日，外相內田康哉訓令奉天總領事說：如果張作霖專心致力於“維護東三省的治安”，這不僅是張的利益所在，就是對在“滿蒙”具有錯綜而深刻的利害關係的日本來說，“也是極為符合心願的事情”。日本政府“對張的和平政策”，要在盡可能的範圍內予以援助。
正是根據上述方針，1922年10月，日本將存於海參崴，包括步槍、大炮、炸彈、飛機等價值約100萬元的軍火賣給張作霖。次年2月，日本又將購自意大利，存於天津的一批軍火轉賣給奉係。8月，日本再一次將價值約368萬元的軍械運至奉天。為了避免其他西方國家的指責，除直接供應軍火外，日本還幫助奉係擴建兵工廠，以滿足奉軍日益增長的軍火需要。正如日本外務大臣在給其駐華公使的指示中所說：“關於供給武器一節，限於列國關於禁止供給中國武器協定的繼續存在，日本政府不能隻限於考慮、滿足張作霖的要求，倒不如使其設立兵器製造所以求自給。”
不過，日本的支持決不是無償的，而是要通過張作霖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蒙”的侵略權益來補償的。這一點張作霖也心知肚明。當時，日本在東北的擴張，主要是進一步攫取東北的路權，掠奪東北的自然資源和租借土地等。日本特別將延伸與南滿鐵路相銜接的“鐵路網”的建設，作為其擴張活動的重點。
1922年間，鄭家屯至通遼的鐵路修通後，日本就力圖修築鄭家屯至洮南的鐵路，以便於它向“滿蒙”西部擴張。為了減少阻力，日本直接找已經宣布“自治”的張作霖交涉和疏通。張作霖很快應允，雙方達成協議：由滿鐵先付810萬日元工程費，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負責作保”。協議簽字後，鄭洮鐵路即由滿鐵開工鋪設，1923年11月竣工運營。
1922年10月，張作霖不顧吉林各界民眾的強烈反對，又批準日商泰興公司與吉林省合辦天寶山至圖們江的輕便鐵路。天圖路是日本夢寐以求的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吉林至會寧鐵路的一段。日本修成此路，就為吉會鐵路的修築創造了條件。1924年10月，天圖路正式修通。
日本的貪欲是無止盡的。鄭洮鐵路即將修通之際，滿鐵又製定出“促進滿蒙鐵路”的方案，向日本政府建議：以賄賂張作霖為手段，五年內再鋪設總長為1163公裏的五條鐵路，即洮南至齊齊哈爾、開原至朝陽、通遼至開魯、長春至扶餘、吉林至會寧。日本修築這五條鐵路的目的，是要將它的勢力進一步擴展到整個東北。1923年12月，山本內閣批準滿鐵的計劃，並令滿鐵立即付諸實施。1924年1月，清浦奎吾內閣成立後，又重申對這一計劃的支持，並在其《對華政策綱領》中規定，當前日本不僅對“南滿”，而且要向“北滿”采取“重新開拓前進道路的方針”，為此，日本應對眼下東北的實權派張作霖繼續給予支持，以鞏固其地位，同時充分發揮南滿鐵路公司的功能，大力促進與南滿鐵路相銜接的“鐵路網”的實現。
日本政府的撐腰，使滿鐵更加有恃無恐地加緊攫取東北路權的活動。1924年4月，滿鐵理事鬆岡洋右出麵，就上述五路修築計劃向張作霖試探。因懾於全國和東北人民的反對，張作霖不敢全部答應日本的要求，隻表示修築洮南至齊齊哈爾的鐵路可以協商。
洮齊鐵路對日本來說，不僅具有經濟價值，還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是日本將自己的勢力伸向北滿的重要通道。因此，既然張作霖作了妥協性表態，日本便緊逼不放。為迫使東三省當局正式同意簽署修建洮齊鐵路的合同，鬆岡洋右以“貸款”為名，給張作霖200萬日元作為誘餌。此外，為了避免刺激蘇俄，滿鐵決定將洮齊鐵路的終點，改為距齊齊哈爾二十七八公裏的昂昂溪。這樣一來，鐵路就不必穿過中東鐵路了。“得人錢財，替人消災”，1924年9月3日，即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前夕，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奉天省長王永江與滿鐵理事鬆岡洋右簽署了洮南至昂昂溪鐵路的《承辦建造合同》。合同規定，由日方借款1292萬日元，年息九厘，作為該路的建築費用。此路於1925年5月正式開工，1926年7月竣工通車。
為了換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張作霖出賣了部分路權，但日方供應的數百萬元的武器，對於即將與直軍開戰的奉軍來說，卻猶如杯水車薪，不敷使用。1923年8月，張作霖先是通過關東廳長官的一位代表，後來又通過他自己的日本顧問本莊繁，再次向日本提出供應軍火的要求。但日本政府仍擔心西方列強的反對，不敢完全答應張作霖的要求。了解本國政府態度的本莊繁當時曾以“私人意見”答複張作霖說：“雖然帝國對東三省一向是特別慷慨的，但是，它不能滿足轉讓軍火的全部要求。因為這將是對國際信義的一次破壞。”但本莊繁又說：“一旦來自外部的武力在東三省境內製造任何動亂，即便沒有預謀的侵略行動，帝國也總是決意當機立斷地予以製止，無論敵手是誰，無論在什麽時候，也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就您在關內的軍事活動而言，帝國總是要求您謹慎行事，以便東三省的秩序得以維護。而且，我們希望不要出現南方反直軍隊的勢力伸展到長江以北的局麵。”可見，日本雖然繼續表示支持張作霖，卻不願讓張作霖拿著日本提供的軍火到關內打仗。
但張作霖經過兩年多的臥薪嚐膽，從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麵作好了與直係交戰的準備之後，再也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要向曹錕、吳佩孚射出他的複仇之箭了。
“真是天助我也”
當張作霖在關外埋頭整軍經武，準備報仇時，曹錕、吳佩孚在關內已因倒行逆施而聲名狼藉。獨霸北京政權之後，曹錕，尤其是吳佩孚“色驕誌矜，不可一世”，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政壇醜劇。
起初，曹錕、吳佩孚玩的是“法統重光”的把戲，在恢複舊國會的幌子下，驅徐擁黎。1922年6月，總統徐世昌被直係趕下台，而黎元洪則被直係重新抬出來當總統。黎元洪手下無一兵一卒，一切大權都操於曹錕、吳佩孚之手，無非是直係的牽線木偶。僅僅一年光景，直係就迫其下台，給曹錕讓位。他們先是派人以“索餉”等名義到黎元洪家騷擾，後來幹脆將黎元洪家的電話和自來水切斷，逼黎辭職。黎元洪泡不下去了，不得不離京，可他將大總統的印信也隨身帶走。因此，當黎元洪的座車到達楊村時，直係又派兵將他扣留，不許擅離車站一步，直到黎元洪將印信交出才放行。此即直係演出的轟動一時的所謂“劫車索印”鬧劇。
黎元洪一走，曹錕便迫不及待地要去填補這一空缺。但是，為了使自己接任總統“合法化”，直係又不得不玩弄一下“選舉”的把戲。於是“劫車索印”的鬧劇剛落幕，另一場“賄選總統”的醜劇又開了場。
由於名聲不佳，曹錕自知要在“國會”選舉中獲得足夠的票數決非易事。要是用槍杆子硬逼，又擔心萬一議員們強脾氣上來，硬是“搗蛋”的話，自己反而進退兩難。為了萬無一失，曹錕使出了另一手，即用金錢賄買議員。國會共有500多個議員，每人一票，曹錕決定以每票5000元到1萬元的不等價格發給議員們，此舉果真奏效，一個願買，一個願賣，議員們見錢眼開，把曹錕這個大總統“選”了出來。
曹錕做的是“總統夢”，吳佩孚孜孜以求的則是所謂的“統一大業”，君臨天下。在以武力擊敗奉係之後，吳佩孚便越來越迷信武力的作用。他以為，直係已是打遍天下無敵手了。因此，這個前幾年還拚命反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吳佩孚，如今也舉起了“武力統一”的大旗。他今天派兵到四川，明日又揮師到湖南；一會兒討伐福建，一會兒又打廣東。總之是要使所有的反對者臣服。鬼迷心竅的吳佩孚忘了，他的“武力統一”政策，也同當年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一樣，結果隻能是到處樹敵，眾叛親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