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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1)
在選舉前一天，交通係、研究係的108名議員決定不出席、不要錢，不屈服於武力。開會這天，交通係頭子周自齊帶領40多名議員去逛花園，王揖唐則坐著汽車在北京城拉議員，拉誰誰不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到八個人，無濟於事。重新召開選舉會的時候，周自齊又帶著大批議員到天津去了。國會不足法定人數，選舉無法進行。於是，安福俱樂部派出了八名人高馬大，身強力壯的議員追到天津。在天津，八條漢子東奔西走，到處搜尋，終於得知：周自齊做東道主，在南市妓院裏請議員們吃花酒。這些議員們被堵住後，不甘心束手就擒，企圖逃走，而安福係派來的人抓住死死不放。於是，這些頗有身份的人也不顧平日自己的“尊嚴”了，在大街上你拉我扯，吵吵鬧鬧。巡警以為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了綁票案，急忙前來查問，直到他們亮出議員證，警察才將他們放行。最後，議員們一個一個被挾持著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北京，也鬧得滿城風雨、烏煙瘴氣，出動了大批警察和多輛汽車，分頭去抓議員們到會。盡管安福係如此賣力，選舉會還是沒能開成。曹錕非但既花了錢，又沒當上副總統，而且還鬧了個雞飛蛋打，一場空歡喜。這件事成為一樁醜聞，風傳全國，人人笑罵。他為了自己的麵子上好看，便從保定發出了一個稱病請假的電報。
這時，全國又出現了一個日益高漲的和平運動。徐世昌以總統名義頒布了“和平令”；段祺瑞則繼續倒行逆施，反對和平，從而，徐世昌、段祺瑞之間矛盾逐步加深。曹錕因選舉副總統失敗，產生了對徐世昌及交通係怨恨和對段祺瑞感激心理。段祺瑞和安福係仍以選他為副總統來拉攏他。1918年11月24日，在段祺瑞授意下，督軍團組織了一個旨在團結北洋軍閥的“戊午同袍社”，並公推曹錕為“社長”。他當上了“社長”後，自以為已執北洋軍閥集團的牛耳，穩操副總統席位的勝券了，所以大肆為段祺瑞搖旗呐喊，破壞徐世昌的“和平統一”計劃和南北議和活動。
長期以來，直係軍閥和皖係軍閥之間勾心鬥角，矛盾日益加深。馮國璋死後，曹錕成為直係軍閥的新首領。直皖之間的矛盾非但未能得到絲毫緩和，反而更加尖銳了。1919年6月，段祺瑞將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徐樹錚當上了西北籌邊使，皖係勢力迅速發展。這樣，“東北王”張作霖和曹錕在新的威脅麵前，開始勾結起來，逐漸形成了直、蘇、鄂、贛四省和奉、吉、黑三省的“反皖同盟”，不久，河南也加入了這個同盟，與此同時，對南方作戰的吳佩孚堅決要求撤防北歸。段祺瑞麵對這種嚴重的政治危機，還要繼續玩弄舊手法，援意安福係補選曹錕為副總統。然而，曹錕這次沒有再上當。1920年4月8日，他在保定召集“反皖同盟”的各省軍閥代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了反皖對策，從而，使直皖矛盾進一步升級。
5月，吳佩孚從湖南前線撤兵北上；段祺瑞也加緊部署，準備先發製人。雙方劍拔弩張，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7月上旬，曹錕和張作霖裏應外合，催促徐世昌罷免徐樹錚。對此，段祺瑞惱羞成怒，以邊防督辦名義命令邊防軍緊急動員，自任“定國軍”總司令，決定起兵討伐曹錕、吳佩孚。在段祺瑞的壓迫下，徐世昌又不得不下令“懲辦”吳佩孚，曹錕也因“督率無方，著褫職留任”。這一切都無濟於事，14日，直皖戰爭爆發。戰爭剛開始時，難分勝負。17日，在西線戰場上，吳佩孚突襲鬆林店，生擒了“定國軍”第二路兼前敵司令曲同豐及其他高級將領，曹錕在保定光園接受曲同豐獻刀投降。在東線戰場，奉軍協助直軍作戰，迫使在廊坊指揮作戰的“定國軍”參謀長徐樹錚匆匆逃回北京，其部下不戰而降。直皖戰爭共進行了四天，以直係獲勝皖係失敗而告終。段祺瑞因戰敗而通電辭職，從此，以曹錕為首的直係軍閥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係軍閥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權。
曹錕與張作霖合作戰敗了皖係軍閥之後，二人忙得不可開交，雙方爭奪收編皖係敗兵，爭奪中央和地方人員的安排及權力的分配，擴大各自的地盤，於是，新的爭鬥又開始了。
1920年7月28日，曹錕應靳雲鵬、張作霖之邀到天津參加會議。會上，曹錕對張作霖作了重大讓步，改變了推舉直係元老王士珍組閣的想法，同意了張作霖請其兒女親家靳雲鵬複職的建議。8月4日，曹錕、張作霖又分作兩批前往北京。徐世昌在火車站鋪下了黃土，以帝王之禮迎接兩個大軍閥。從車站到旅館，沿途交通斷絕，警戒森嚴，商店、居民都懸掛國旗表示歡迎。曹錕在北京每天都忙著同張作霖進行政治分贓。首先，按照他們的意誌組成了內閣，共同壟斷了北京政府；接著，又各自向北京政府索取了1000多萬元軍費。可是，他們還覺得撈得不夠，對徐世昌以邊防吃緊為借口要他們早回任所的勸告置之不理，遲遲不肯離京，直至徐世昌明令曹錕改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晉授鎮威上將軍之後，二人感到各得其所，名利雙收了，才於9月4日離開北京，又去了天津。
在天津，他們又辦了一件“大事”。在張景惠、靳雲鵬的捏合之下，曹錕將七歲之女曹士英與張作霖八歲的四子張學思訂了婚。曹錕與張作霖聯姻，完全是一種政治性的包辦婚姻。這正如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揭露的那樣：“對於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正因為這樣的“親家”是建立在集團和個人利益基礎上的相互勾結與利用，所以，就很不可靠。當集團和個人利益迫切需要的時候，姻親關係也得讓位於集團和個人利益，那麽，親家也就不親了。
1921年底，北京政府內外交困，矛盾重重，無法擺脫困境。12月17日，靳雲鵬宣布辭職。24日，根據張作霖的推薦，梁士詒為國務總理。梁士詒是一個著名的親日派，其後台又是親日的奉係軍閥。梁士詒上台之後，幹了一係列親日賣國的勾當，激起了全國各界的強烈不滿。同時，也激化了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代表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直係軍閥吳佩孚接二連三發表通電，指雞罵狗，明的是攻擊梁士詒，暗的是責罵其後台張作霖。當初，曹錕考慮到自己與張作霖是親家，不便反目，所以還充作“老實人”，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有時甚至表示退讓，後來，張作霖與吳佩孚勢同水火，一個驅使大批奉軍入關，一個在京漢路上扣留車輛，頻頻調動軍隊，加強戰備。這時，為了維護集團和個人利益，曹錕明確答複了張作霖提出的“究竟是部下親還是親戚親”這個尖銳的問題。他在給吳佩孚的電話中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親戚雖親，不如自己親。你要怎麽辦，我就怎麽辦。”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軍方麵由於馮玉祥的支援，加之奉軍十六師倒戈，張作霖戰敗，撤回關外。據當時奉軍西路軍總司令張景惠揭露這次戰爭內幕時說，他曾和曹錕秘密商定，不得已而戰，奉軍假裝敗退，以挫張作霖的氣焰，曹錕表示同意。可是，開戰之後，奉軍在長辛店方麵假裝潰退，作為“老實人”的曹三爺並不老實，竟背信棄義，把秘密協議拋到了九霄雲外，來了個假戲真唱，使奉軍一敗塗地。這次直奉戰爭後，曹錕、吳佩孚控製了北方的政局。
驅徐逐黎，收買國會議員
直係軍閥在三年之內連續戰敗了皖係軍閥和奉係軍閥，從而，曹錕的頭腦發熱了，野心膨脹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對沒當上副總統耿耿於懷，現在他覺得自己不屑當副總統了，而是要過一下總統的癮了。其實，他要當總統之心由來已久。他自從當上第三鎮統製，尤其是任長江上遊警備司令之後，每當自己過生日時，都把各省督軍、省長請來祝壽，場麵搞的很大，他的架子也擺得很大，於是，有的趨炎附勢之徒便見景生情，奉承起來了，說：“大帥足可以當總統。”這些話，他不但非常願意聽，聽了之後格外舒服，而且還確實打動了他的心，這樣，他的狐朋狗友更投其所好了。他在一戰勝皖，再戰勝奉，勢力控製了黃河、長江流域，其統治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就開始進行當總統的活動了。
曹錕當總統的野心適應了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攫取更大利益的需要。他們很希望自己的統治工具能“統一”中國，從而達到自己獨占中國的目的。因此，他們積極讚助他爬上總統的寶座。1923年5月，美國駐華公使親自到保定和曹錕商量此事。6月，美國總統哈定又表示美國銀行團可以幫助中國“統一”。
曹錕為了當上總統，首先製造一個“恢複法統”“法統重光”的騙局，趕走了段祺瑞的傀儡總統徐世昌，擺上自己的傀儡黎元洪作總統，采取利用這樣一個過渡人物的過渡辦法，來為自己鋪平道路。所以，當時的眾議院議員劉楚在《癸亥政變記》一書中就揭露說：“曹錕恢複法統其主要目的，即為謀得總統。”黎元洪複職後，曹錕當總統的心情更加急不可待。他唆使其弟曹銳及黨徒高淩雨尉、吳毓麟、邊守靖等串通眾議院議長吳景濂之流收買議員，展開了“驅黎擁曹”的活動。他們經過一番策劃後提出：“擁曹必先驅黎、驅黎必先驅張”，即先倒閣，趕走國務總理張紹曾，由高淩雨尉主持內閣，以便於操縱大選，然後再“逼宮”。6月，張紹曾被迫辭職，與此同時，開始了“逼宮”。“逼宮”鬧劇前文已述此不贅言。
曹錕為給自己“登基”鋪平道路，指使直隸軍閥鬧餉、逼宮、截車、奪印。種種暴行，激起了全國各界的反對。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否認攝政內閣，各省團體紛紛通電痛斥直係軍閥。梁啟超致曹錕書中尖銳指出：“為公進一深言，最近中央政局之擾攘，其禍根全在公之欲為總統，此天下所共見，毋庸諱也……公自視威望才略，孰與項城。項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以千夫所指，無病而死，須知亡項城者乃全國人，非與項城爭長之人也。弟不避忌諱，敢以極不祥之預言相告白：我公足履白宮之日。即君家一敗塗地之時。”
曹錕對時人的苦言相勸，憤怒譴責以及切齒唾罵，置若罔聞，全然不顧，一意孤行。他頑固地邁出了把自己抬上總統寶座的最後一步，為此，他及其黨徒們進行著種種卑鄙、肮髒的勾當。他們為了操縱國會，收買議員、爭取選票，首先想盡一切辦法買通議長吳景濂。在吳佩孚、王承斌和吳景濂關於總統選舉問題的交易處於僵局的時候，曹錕的參謀長王坦因深知吳景濂怕老婆的弱點，便自告奮勇，繼續上陣，利用其弱點打通這個關節。王坦到了吳宅，親切地對吳景濂的老婆說：“大哥現在當議長，議長不是終身的，更不是世襲的，哪天人家一哄，說不要就不要了，不如趁著現在的機會撈一把錢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飯。現在曹錕勢力和威望正好當總統，隻要大哥不從中作梗，他這個總統就成了……到時候，大哥發個通知，開個選舉會就行。隻要選舉成功，你們要多少錢給多少錢，要什麽官給什麽官。”王坦還毫不掩飾地說：“曹錕賺了一輩子錢，不買個總統當，買什麽呢？有錢買個總統，才叫做有錢會花呢！花錢買個總統當，比要錢得個貪汙的名字臭一輩子強得多呀！也比那個拿著槍把子命令選舉的人強得多呀。”在那時候，對這般官僚來說，金錢確實是萬能的。因此，王坦的一番大“道理”，說得吳景濂的老婆滿臉笑容，滿口答應。吳景濂坐在一旁，看著老婆的臉色，依照婦人之見，自然把一切都應承下來了。
這時，皖係和奉係又聯合起來與曹錕爭議員，乘機大拆其台。這樣，議員便成為雙方收買的對象，一方麵“賄選”，一方麵“賄不選”弄得醜態百出。張作霖為了“賄不選”，拿出了70萬元，而且是現錢交易，所以吸引力比較大，許多議員紛紛離開京津，南下赴滬。在上海，護軍使盧永祥為南下的議員們專門準備了招待所和辦公地點，另立組織。曹錕為防止議員繼續出走，命令軍警監視在京的議員，不許他們離開北京，但無濟於事，因為即使議員在京也不參加會議。曹錕不得已同意了吳景濂設的“先憲後選”的圈套，誘騙議員回京。然而，收效依舊甚微，這不僅使北京的“憲法會議”常常苦於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效，而且還使總統選舉的把戲更無法開場。曹錕急不可耐，便也使用了高價收買議員之法，為此，吳景濂在北京甘石橋設立了“議員俱樂部”，作為進行“選舉”活動的機關，規定每個議員參加一次“憲法會議”，給出席費20元，每周參加常會的出席費100元，此外還有“冰敬”“炭敬”“節敬”等名目。這樣在京的議員每人每月可撈到600元油水，而在滬的議員僅可領到300元。他高價收買議員的消息不脛而走，並立竿見影，大見成效，議員們爭先恐後地回京，成幫成夥，不絕於途，不幾天的功夫，就收買了500多名議員。此時曹錕“登基”已人財齊備，隻欠東風了。
人人皆知，曹錕是個一毛不拔的守財奴。那麽，收買議員的這些錢是從哪兒來的呢？據揭露，其來源：一是攤派。直係的督軍、省長以下大員均捐大選經費。6月2日，北京的黃報上登載了每人所捐數額，其中蕭耀南、齊燮元、閻錫山各50萬元；田中玉40萬元；劉鎮華、張福來、馬聯甲各30萬元；張錫元，陸洪濤各20萬元。當然不用說，這些督軍、省長之類的人物也不會從自己的腰包裏往外掏錢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還是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在窮苦的百姓身上，再次不擇手段地敲骨吸髓罷了。二是敲詐。直隸省長王承斌造了一個假金丹（鴉片）案，一次就逮捕了販毒分子500餘名。他為了詐出更多的錢，先殺雞給猴看，槍斃了一些不能繳納罰款的販毒分子，使其餘的販毒分子乖乖地繳納了數千元或數萬元的罰款，僅這一項，就撈得500多萬元。三是搜刮。王承斌強行向直隸各縣“借軍餉”，規定大縣2、3萬元，中縣1、2萬元，小縣8000至萬元，共117個縣，從而又得了數百萬元。這樣，到了9月底，曹錕雖然鬧得雞犬不寧，人人側目而視，但卻是人財兩足了，於是，他傳下話來，一定要在雙十節前登上總統的寶座。
曹錕一聲令下，甘石橋議員俱樂部仰其鼻息，於10月4日發給每個議員一張5000元支票，共發出了576張。不過，這種5000元一張的支票，還是普通選票的價碼。除此之外，還有萬元及萬元以上的特殊票價。是日上午，曹錕及其黨徒們利用開“憲法會議”之機，測驗了一下出席會議的議員人數，到會551人，看來，達到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不成問題了，於是，當天下午就發出通告，定於第二天召開總統選舉會。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國飯店設機關活動，並以每人高達8000元之價，收買了40名議員，最後終因財力不夠而宣告敗北。
10月5日上午，北京軍警機關出動大批人馬，警戒西單至宣外大街，並派保安隊巡邏。憲兵警察在象坊橋東西兩口夾道相排，除議員、參觀人員外，任何人不能通過。王懷慶、薜之珩等軍警要人親自到場指揮。吳景濂這天臨場指揮，特別賣力。由於時間已到，人員仍不夠數，吳景濂隻好宣布不定時開會。同時，甘石橋派出180輛汽車分頭迎接議員。到上午11點40分，到場議員僅400餘人。此時吳景濂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便又派出可靠議員分途拉人，直到下午1點20分，簽到者達593人，才正式開會投票。結果，曹錕以480票“當選”總統。
在北京軍閥統治時期，政治黑暗，運動國會議員、賄賂公行，這本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為奇。可是，像曹錕這樣以5000元乃至上萬元的高價，總共耗費1356萬餘元的賄款，公開進行賄選，確實是古今中外未有的。10月6日，北京的報紙在報道這次“選舉”時頗有感慨地說：“於金錢支配之下，竟然當選，以視民元之袁世凱，民五之馮國璋，均經決選，始能產出，尤為生色，金錢之魔力，誠可畏哉！”
毫無疑問，這件空前大醜聞遭到了全國人民的無情嘲笑、咒罵和堅決反對。人們十分形象地稱曹錕為“賄選總統”，國會是“豬仔國會”，議員是“豬仔議員”。當時，皖係、奉係和南方的軍閥以及著名人士、各個團體，在滬國會議員，紛紛發出通電，反對賄選。上海、蕪湖、杭州等地市民和學生召開反賄選大會。在杭州、安慶，憤怒的學生搗毀了“豬仔議員”的住宅。《杭州救國大會詳誌》一文記述說：大會通過的決議之一是在西子湖畔鑄一個曹錕的鐵像；市民在遊行途中拆毀“豬柵”（即受賄議員住宅）一所，人們還怨氣不息，又在這個議員家的門上畫了個豬。可見，天怒人怨到了何等程度！盡管如此，曹錕還是一不作二不休，於10月10日大模大樣地由保定來到了北京，粉墨登場了。
曹錕及其黨徒們對其賄選醜行無恥抵賴，而邵飄萍、林白水等有骨氣、有熱血的新聞記者，在報紙上則予以全盤揭露。更為有力的是，浙江籍的眾議員邵瑞彭將收到的5000元的支票拍成照片，作為賄證，向京師地方檢查廳告發，各大小報紙都刊登了這張支票的照片以及邵瑞彭的通電。鐵證如山，不容抵賴。曹錕及其黨徒們裝聾作啞，默不作聲，有的寡廉鮮恥，百般狡辯，竟然說：“賄選，這是古已有之的。曆史上唐堯禪舜，就是賄選。史家為要說得好聽，有意編出禪讓的故事，其實，哪有這樣的事！將來我們也可以編曆史時，我們編得會比他們更要好聽些！”這是一段精彩的胡說八道，它告訴人們：賄選固然是極其愚蠢的，然而，更為愚蠢的則是他們認為曆史是可以隨意編造的唯心主義曆史觀。時至今日，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誰也沒見到過他們編出來的“更要好聽些”的曆史，恰恰相反，要編造曆史的人，卻成了曆史的罪人，受著曆史的鞭笞！
曹錕為了遮羞和製造“賄選總統”的法律依據，在賄選的同時，還把“豬仔議員”們趕到“豬仔國會”裏，趕製出一部“憲法”，即“曹錕憲法”。因為曹錕和賄選在當時成了同義詞，所以，人們又叫它“賄選憲法”。這部憲法從起草到通過，匆匆忙忙，一共用了七天時間。它規定實行總統製，賦予總統以極大的權力，顯然，曹錕妄圖憑借它來達到維護和鞏固自己統治的目的。這樣的憲法，非但不會給人民帶來絲毫利益，反而隻能加深人民的痛苦，因此，同樣地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
這時，全國又出現了一個日益高漲的和平運動。徐世昌以總統名義頒布了“和平令”；段祺瑞則繼續倒行逆施，反對和平，從而，徐世昌、段祺瑞之間矛盾逐步加深。曹錕因選舉副總統失敗，產生了對徐世昌及交通係怨恨和對段祺瑞感激心理。段祺瑞和安福係仍以選他為副總統來拉攏他。1918年11月24日，在段祺瑞授意下，督軍團組織了一個旨在團結北洋軍閥的“戊午同袍社”，並公推曹錕為“社長”。他當上了“社長”後，自以為已執北洋軍閥集團的牛耳，穩操副總統席位的勝券了，所以大肆為段祺瑞搖旗呐喊，破壞徐世昌的“和平統一”計劃和南北議和活動。
長期以來，直係軍閥和皖係軍閥之間勾心鬥角，矛盾日益加深。馮國璋死後，曹錕成為直係軍閥的新首領。直皖之間的矛盾非但未能得到絲毫緩和，反而更加尖銳了。1919年6月，段祺瑞將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徐樹錚當上了西北籌邊使，皖係勢力迅速發展。這樣，“東北王”張作霖和曹錕在新的威脅麵前，開始勾結起來，逐漸形成了直、蘇、鄂、贛四省和奉、吉、黑三省的“反皖同盟”，不久，河南也加入了這個同盟，與此同時，對南方作戰的吳佩孚堅決要求撤防北歸。段祺瑞麵對這種嚴重的政治危機，還要繼續玩弄舊手法，援意安福係補選曹錕為副總統。然而，曹錕這次沒有再上當。1920年4月8日，他在保定召集“反皖同盟”的各省軍閥代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了反皖對策，從而，使直皖矛盾進一步升級。
5月，吳佩孚從湖南前線撤兵北上；段祺瑞也加緊部署，準備先發製人。雙方劍拔弩張，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7月上旬，曹錕和張作霖裏應外合，催促徐世昌罷免徐樹錚。對此，段祺瑞惱羞成怒，以邊防督辦名義命令邊防軍緊急動員，自任“定國軍”總司令，決定起兵討伐曹錕、吳佩孚。在段祺瑞的壓迫下，徐世昌又不得不下令“懲辦”吳佩孚，曹錕也因“督率無方，著褫職留任”。這一切都無濟於事，14日，直皖戰爭爆發。戰爭剛開始時，難分勝負。17日，在西線戰場上，吳佩孚突襲鬆林店，生擒了“定國軍”第二路兼前敵司令曲同豐及其他高級將領，曹錕在保定光園接受曲同豐獻刀投降。在東線戰場，奉軍協助直軍作戰，迫使在廊坊指揮作戰的“定國軍”參謀長徐樹錚匆匆逃回北京，其部下不戰而降。直皖戰爭共進行了四天，以直係獲勝皖係失敗而告終。段祺瑞因戰敗而通電辭職，從此，以曹錕為首的直係軍閥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係軍閥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權。
曹錕與張作霖合作戰敗了皖係軍閥之後，二人忙得不可開交，雙方爭奪收編皖係敗兵，爭奪中央和地方人員的安排及權力的分配，擴大各自的地盤，於是，新的爭鬥又開始了。
1920年7月28日，曹錕應靳雲鵬、張作霖之邀到天津參加會議。會上，曹錕對張作霖作了重大讓步，改變了推舉直係元老王士珍組閣的想法，同意了張作霖請其兒女親家靳雲鵬複職的建議。8月4日，曹錕、張作霖又分作兩批前往北京。徐世昌在火車站鋪下了黃土，以帝王之禮迎接兩個大軍閥。從車站到旅館，沿途交通斷絕，警戒森嚴，商店、居民都懸掛國旗表示歡迎。曹錕在北京每天都忙著同張作霖進行政治分贓。首先，按照他們的意誌組成了內閣，共同壟斷了北京政府；接著，又各自向北京政府索取了1000多萬元軍費。可是，他們還覺得撈得不夠，對徐世昌以邊防吃緊為借口要他們早回任所的勸告置之不理，遲遲不肯離京，直至徐世昌明令曹錕改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晉授鎮威上將軍之後，二人感到各得其所，名利雙收了，才於9月4日離開北京，又去了天津。
在天津，他們又辦了一件“大事”。在張景惠、靳雲鵬的捏合之下，曹錕將七歲之女曹士英與張作霖八歲的四子張學思訂了婚。曹錕與張作霖聯姻，完全是一種政治性的包辦婚姻。這正如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揭露的那樣：“對於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正因為這樣的“親家”是建立在集團和個人利益基礎上的相互勾結與利用，所以，就很不可靠。當集團和個人利益迫切需要的時候，姻親關係也得讓位於集團和個人利益，那麽，親家也就不親了。
1921年底，北京政府內外交困，矛盾重重，無法擺脫困境。12月17日，靳雲鵬宣布辭職。24日，根據張作霖的推薦，梁士詒為國務總理。梁士詒是一個著名的親日派，其後台又是親日的奉係軍閥。梁士詒上台之後，幹了一係列親日賣國的勾當，激起了全國各界的強烈不滿。同時，也激化了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代表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直係軍閥吳佩孚接二連三發表通電，指雞罵狗，明的是攻擊梁士詒，暗的是責罵其後台張作霖。當初，曹錕考慮到自己與張作霖是親家，不便反目，所以還充作“老實人”，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有時甚至表示退讓，後來，張作霖與吳佩孚勢同水火，一個驅使大批奉軍入關，一個在京漢路上扣留車輛，頻頻調動軍隊，加強戰備。這時，為了維護集團和個人利益，曹錕明確答複了張作霖提出的“究竟是部下親還是親戚親”這個尖銳的問題。他在給吳佩孚的電話中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親戚雖親，不如自己親。你要怎麽辦，我就怎麽辦。”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軍方麵由於馮玉祥的支援，加之奉軍十六師倒戈，張作霖戰敗，撤回關外。據當時奉軍西路軍總司令張景惠揭露這次戰爭內幕時說，他曾和曹錕秘密商定，不得已而戰，奉軍假裝敗退，以挫張作霖的氣焰，曹錕表示同意。可是，開戰之後，奉軍在長辛店方麵假裝潰退，作為“老實人”的曹三爺並不老實，竟背信棄義，把秘密協議拋到了九霄雲外，來了個假戲真唱，使奉軍一敗塗地。這次直奉戰爭後，曹錕、吳佩孚控製了北方的政局。
驅徐逐黎，收買國會議員
直係軍閥在三年之內連續戰敗了皖係軍閥和奉係軍閥，從而，曹錕的頭腦發熱了，野心膨脹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對沒當上副總統耿耿於懷，現在他覺得自己不屑當副總統了，而是要過一下總統的癮了。其實，他要當總統之心由來已久。他自從當上第三鎮統製，尤其是任長江上遊警備司令之後，每當自己過生日時，都把各省督軍、省長請來祝壽，場麵搞的很大，他的架子也擺得很大，於是，有的趨炎附勢之徒便見景生情，奉承起來了，說：“大帥足可以當總統。”這些話，他不但非常願意聽，聽了之後格外舒服，而且還確實打動了他的心，這樣，他的狐朋狗友更投其所好了。他在一戰勝皖，再戰勝奉，勢力控製了黃河、長江流域，其統治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就開始進行當總統的活動了。
曹錕當總統的野心適應了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攫取更大利益的需要。他們很希望自己的統治工具能“統一”中國，從而達到自己獨占中國的目的。因此，他們積極讚助他爬上總統的寶座。1923年5月，美國駐華公使親自到保定和曹錕商量此事。6月，美國總統哈定又表示美國銀行團可以幫助中國“統一”。
曹錕為了當上總統，首先製造一個“恢複法統”“法統重光”的騙局，趕走了段祺瑞的傀儡總統徐世昌，擺上自己的傀儡黎元洪作總統，采取利用這樣一個過渡人物的過渡辦法，來為自己鋪平道路。所以，當時的眾議院議員劉楚在《癸亥政變記》一書中就揭露說：“曹錕恢複法統其主要目的，即為謀得總統。”黎元洪複職後，曹錕當總統的心情更加急不可待。他唆使其弟曹銳及黨徒高淩雨尉、吳毓麟、邊守靖等串通眾議院議長吳景濂之流收買議員，展開了“驅黎擁曹”的活動。他們經過一番策劃後提出：“擁曹必先驅黎、驅黎必先驅張”，即先倒閣，趕走國務總理張紹曾，由高淩雨尉主持內閣，以便於操縱大選，然後再“逼宮”。6月，張紹曾被迫辭職，與此同時，開始了“逼宮”。“逼宮”鬧劇前文已述此不贅言。
曹錕為給自己“登基”鋪平道路，指使直隸軍閥鬧餉、逼宮、截車、奪印。種種暴行，激起了全國各界的反對。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否認攝政內閣，各省團體紛紛通電痛斥直係軍閥。梁啟超致曹錕書中尖銳指出：“為公進一深言，最近中央政局之擾攘，其禍根全在公之欲為總統，此天下所共見，毋庸諱也……公自視威望才略，孰與項城。項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以千夫所指，無病而死，須知亡項城者乃全國人，非與項城爭長之人也。弟不避忌諱，敢以極不祥之預言相告白：我公足履白宮之日。即君家一敗塗地之時。”
曹錕對時人的苦言相勸，憤怒譴責以及切齒唾罵，置若罔聞，全然不顧，一意孤行。他頑固地邁出了把自己抬上總統寶座的最後一步，為此，他及其黨徒們進行著種種卑鄙、肮髒的勾當。他們為了操縱國會，收買議員、爭取選票，首先想盡一切辦法買通議長吳景濂。在吳佩孚、王承斌和吳景濂關於總統選舉問題的交易處於僵局的時候，曹錕的參謀長王坦因深知吳景濂怕老婆的弱點，便自告奮勇，繼續上陣，利用其弱點打通這個關節。王坦到了吳宅，親切地對吳景濂的老婆說：“大哥現在當議長，議長不是終身的，更不是世襲的，哪天人家一哄，說不要就不要了，不如趁著現在的機會撈一把錢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飯。現在曹錕勢力和威望正好當總統，隻要大哥不從中作梗，他這個總統就成了……到時候，大哥發個通知，開個選舉會就行。隻要選舉成功，你們要多少錢給多少錢，要什麽官給什麽官。”王坦還毫不掩飾地說：“曹錕賺了一輩子錢，不買個總統當，買什麽呢？有錢買個總統，才叫做有錢會花呢！花錢買個總統當，比要錢得個貪汙的名字臭一輩子強得多呀！也比那個拿著槍把子命令選舉的人強得多呀。”在那時候，對這般官僚來說，金錢確實是萬能的。因此，王坦的一番大“道理”，說得吳景濂的老婆滿臉笑容，滿口答應。吳景濂坐在一旁，看著老婆的臉色，依照婦人之見，自然把一切都應承下來了。
這時，皖係和奉係又聯合起來與曹錕爭議員，乘機大拆其台。這樣，議員便成為雙方收買的對象，一方麵“賄選”，一方麵“賄不選”弄得醜態百出。張作霖為了“賄不選”，拿出了70萬元，而且是現錢交易，所以吸引力比較大，許多議員紛紛離開京津，南下赴滬。在上海，護軍使盧永祥為南下的議員們專門準備了招待所和辦公地點，另立組織。曹錕為防止議員繼續出走，命令軍警監視在京的議員，不許他們離開北京，但無濟於事，因為即使議員在京也不參加會議。曹錕不得已同意了吳景濂設的“先憲後選”的圈套，誘騙議員回京。然而，收效依舊甚微，這不僅使北京的“憲法會議”常常苦於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效，而且還使總統選舉的把戲更無法開場。曹錕急不可耐，便也使用了高價收買議員之法，為此，吳景濂在北京甘石橋設立了“議員俱樂部”，作為進行“選舉”活動的機關，規定每個議員參加一次“憲法會議”，給出席費20元，每周參加常會的出席費100元，此外還有“冰敬”“炭敬”“節敬”等名目。這樣在京的議員每人每月可撈到600元油水，而在滬的議員僅可領到300元。他高價收買議員的消息不脛而走，並立竿見影，大見成效，議員們爭先恐後地回京，成幫成夥，不絕於途，不幾天的功夫，就收買了500多名議員。此時曹錕“登基”已人財齊備，隻欠東風了。
人人皆知，曹錕是個一毛不拔的守財奴。那麽，收買議員的這些錢是從哪兒來的呢？據揭露，其來源：一是攤派。直係的督軍、省長以下大員均捐大選經費。6月2日，北京的黃報上登載了每人所捐數額，其中蕭耀南、齊燮元、閻錫山各50萬元；田中玉40萬元；劉鎮華、張福來、馬聯甲各30萬元；張錫元，陸洪濤各20萬元。當然不用說，這些督軍、省長之類的人物也不會從自己的腰包裏往外掏錢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還是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在窮苦的百姓身上，再次不擇手段地敲骨吸髓罷了。二是敲詐。直隸省長王承斌造了一個假金丹（鴉片）案，一次就逮捕了販毒分子500餘名。他為了詐出更多的錢，先殺雞給猴看，槍斃了一些不能繳納罰款的販毒分子，使其餘的販毒分子乖乖地繳納了數千元或數萬元的罰款，僅這一項，就撈得500多萬元。三是搜刮。王承斌強行向直隸各縣“借軍餉”，規定大縣2、3萬元，中縣1、2萬元，小縣8000至萬元，共117個縣，從而又得了數百萬元。這樣，到了9月底，曹錕雖然鬧得雞犬不寧，人人側目而視，但卻是人財兩足了，於是，他傳下話來，一定要在雙十節前登上總統的寶座。
曹錕一聲令下，甘石橋議員俱樂部仰其鼻息，於10月4日發給每個議員一張5000元支票，共發出了576張。不過，這種5000元一張的支票，還是普通選票的價碼。除此之外，還有萬元及萬元以上的特殊票價。是日上午，曹錕及其黨徒們利用開“憲法會議”之機，測驗了一下出席會議的議員人數，到會551人，看來，達到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不成問題了，於是，當天下午就發出通告，定於第二天召開總統選舉會。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國飯店設機關活動，並以每人高達8000元之價，收買了40名議員，最後終因財力不夠而宣告敗北。
10月5日上午，北京軍警機關出動大批人馬，警戒西單至宣外大街，並派保安隊巡邏。憲兵警察在象坊橋東西兩口夾道相排，除議員、參觀人員外，任何人不能通過。王懷慶、薜之珩等軍警要人親自到場指揮。吳景濂這天臨場指揮，特別賣力。由於時間已到，人員仍不夠數，吳景濂隻好宣布不定時開會。同時，甘石橋派出180輛汽車分頭迎接議員。到上午11點40分，到場議員僅400餘人。此時吳景濂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便又派出可靠議員分途拉人，直到下午1點20分，簽到者達593人，才正式開會投票。結果，曹錕以480票“當選”總統。
在北京軍閥統治時期，政治黑暗，運動國會議員、賄賂公行，這本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為奇。可是，像曹錕這樣以5000元乃至上萬元的高價，總共耗費1356萬餘元的賄款，公開進行賄選，確實是古今中外未有的。10月6日，北京的報紙在報道這次“選舉”時頗有感慨地說：“於金錢支配之下，竟然當選，以視民元之袁世凱，民五之馮國璋，均經決選，始能產出，尤為生色，金錢之魔力，誠可畏哉！”
毫無疑問，這件空前大醜聞遭到了全國人民的無情嘲笑、咒罵和堅決反對。人們十分形象地稱曹錕為“賄選總統”，國會是“豬仔國會”，議員是“豬仔議員”。當時，皖係、奉係和南方的軍閥以及著名人士、各個團體，在滬國會議員，紛紛發出通電，反對賄選。上海、蕪湖、杭州等地市民和學生召開反賄選大會。在杭州、安慶，憤怒的學生搗毀了“豬仔議員”的住宅。《杭州救國大會詳誌》一文記述說：大會通過的決議之一是在西子湖畔鑄一個曹錕的鐵像；市民在遊行途中拆毀“豬柵”（即受賄議員住宅）一所，人們還怨氣不息，又在這個議員家的門上畫了個豬。可見，天怒人怨到了何等程度！盡管如此，曹錕還是一不作二不休，於10月10日大模大樣地由保定來到了北京，粉墨登場了。
曹錕及其黨徒們對其賄選醜行無恥抵賴，而邵飄萍、林白水等有骨氣、有熱血的新聞記者，在報紙上則予以全盤揭露。更為有力的是，浙江籍的眾議員邵瑞彭將收到的5000元的支票拍成照片，作為賄證，向京師地方檢查廳告發，各大小報紙都刊登了這張支票的照片以及邵瑞彭的通電。鐵證如山，不容抵賴。曹錕及其黨徒們裝聾作啞，默不作聲，有的寡廉鮮恥，百般狡辯，竟然說：“賄選，這是古已有之的。曆史上唐堯禪舜，就是賄選。史家為要說得好聽，有意編出禪讓的故事，其實，哪有這樣的事！將來我們也可以編曆史時，我們編得會比他們更要好聽些！”這是一段精彩的胡說八道，它告訴人們：賄選固然是極其愚蠢的，然而，更為愚蠢的則是他們認為曆史是可以隨意編造的唯心主義曆史觀。時至今日，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誰也沒見到過他們編出來的“更要好聽些”的曆史，恰恰相反，要編造曆史的人，卻成了曆史的罪人，受著曆史的鞭笞！
曹錕為了遮羞和製造“賄選總統”的法律依據，在賄選的同時，還把“豬仔議員”們趕到“豬仔國會”裏，趕製出一部“憲法”，即“曹錕憲法”。因為曹錕和賄選在當時成了同義詞，所以，人們又叫它“賄選憲法”。這部憲法從起草到通過，匆匆忙忙，一共用了七天時間。它規定實行總統製，賦予總統以極大的權力，顯然，曹錕妄圖憑借它來達到維護和鞏固自己統治的目的。這樣的憲法，非但不會給人民帶來絲毫利益，反而隻能加深人民的痛苦，因此，同樣地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