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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0)
起初，黎元洪主張任命伍廷芳為國務總理，以恢複民國6年時他下台前的原狀，在直係各派的一致反對下，遂改任顏惠慶為總理，由於這屆閣員們不肯就職，根本無法行使職權。
7月，在“保派”勢力的壓迫之下，黎任命唐紹儀組閣，僅僅兩個月，就被“洛派”的王寵惠內閣取而代之。如是，短短數月之間，閣潮迭起，更替頻繁。汪大燮、王正廷、張紹曾內閣先後粉墨登場，直到吳佩孚自感“洛派”勢力已處孤立狀態，暫時屈服於曹錕，“保洛之爭”暫告段落，黎元洪才稍有適從，得以苟延殘喘。
1923年初，曹錕在“保洛之爭”中獲勝，已不滿足於在後台作牽線老板的角色，迫不及待地想戴上大總統的桂冠，黎元洪在他眼中已成為礙手礙腳的累贅。為趕走這個幾個月前由自己費盡心機拉來的黎大總統，他到處招兵買馬，拚湊各種俱樂部，大造“黎元洪任期已滿，應當另選”的輿論。
6月7日，在曹錕的唆使收買下，張紹曾內閣全體總辭職，想以“閣員倒閣”的手段“驅黎擁曹”。翌日，北京駐軍的步軍、毅軍首領及警察代表500餘人身著製服，腰掛佩劍到總統府請願，借口內閣無人負責向總統索餉，實際上也是由曹錕導演的驅黎鬧劇的一幕。
8日，天安門前講台高築，由曹錕智囊邊守靖雇用的數百名“公民團”舉行“國民大會”。高呼反黎口號，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讓賢路”。
9日，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及警察總監薛之珩再次帶人到黎宅索餉。
一連數日，黎宅外有軍警圍宅索餉；“市民請願團”手持小旗，高呼“總統退位”的吼叫聲震耳欲聾；內有舊部故交眾叛親離，拋他而去。通向外界的電話線早已被掐斷，水電全無，黎元洪坐困家中，形如囚徒。他派人致函國會，聲明自己已不能在京自由行使總統職權，欲將政府遷往天津。
6月13日中午，黎元洪在美國顧問和幾位侍從陪同下，倉皇逃離東廠胡同，登上去天津的專車。臨行前，黎元洪將總統印信托付姨太太黎本危，叮囑再三，命其攜至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珍藏起來。在他看來，隻要總統的印信在握，大總統的桂冠就不會失去。
黎元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早已奉曹錕之命在楊村車站“恭候”他的到來。
總統專列剛一進站，王承斌即率軍警跳上車廂。王先是假意勸解黎總統回京，後是直截了當追索總統印信。車到天津，黎元洪一眼瞥見林立在窗外兩側荷槍實彈的軍警，當場問王承斌：“我不把印信交出來，你敢把我怎麽樣？”
王承斌狡猾地回答道：“既是如此，就委屈總統在車上仔細地想想。”
說罷，王承斌下令摘去車頭，將黎一行困在車廂裏，竟自回到省長公署歇息。黎元洪等下車不得，求援無路，連前來探望的兒子也被拒之站外。接連幾小時過去，黎元洪饑腸轆轆，悔恨交集，痛不欲生，一把掏出手槍，想了卻殘年，幸虧隨員眼快攔擋，車廂內一場虛驚。
晚上10時，酒足飯飽的王承斌來到車廂，再次索要印信，並威脅黎等不交印信誰也甭想出車廂半步。
惶惶一天，早已體力不支的黎元洪如同泄了氣的皮球，隻得把實情全盤托出，乖乖地按照要求給黎本危打去交出印信的電話。直到第二天淩晨4時，北京方麵告知印信已經到手，王承斌這才把在車站軟禁了一夜的黎元洪釋放回家。臨行前，王承斌掏出擬好的宣布總統自動辭職的電稿，硬行強迫軟弱無力的黎元洪簽字就範。
待黎元洪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住宅，立即通電全國，懇請國會懲辦劫車奪印，拘禁總統的王承斌。黎元洪得到的回答是，兩天後，兩院召開秘密會議，作出大總統因事不能行使職務，自6月13日起，黎元洪所簽發的一切命令概不生效的決定。黎元洪又一次被人從總統寶座上踹了下去。
黎元洪在王承斌劫車索印的惡作劇後大傷元氣，但又絕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天津的寓所中，他一麵將事變經過通電全國，一麵接連致函國會和各國公使，聲言他是在直係軍閥的暴力威脅下，不得已出京赴津的。黎元洪斷然否認總統職權已被解除的說法，依舊以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名義發布命令，並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試圖用這一招拉攏在廣東的孫中山。與此同時，他還四處派人聯絡在野的奉、皖兩係軍閥，幻想成立以他為首的“反直同盟”。
為維護其大總統的合法地位，黎元洪不惜從銀行貸款12萬元，在天津亮出“國會議員招待所”的招牌，以來津議員可得500元“車馬費”的肥差招來議員，打算湊足法定人數，在天津召開國會並成立政府。不湊巧的是，此時曹錕在北京賄選的醜劇已經開場，這位販布出身的直係頭領出價遠高於黎元洪的“車馬費”價碼，拉走大批議員。況且，在野實力派軍閥也無意支持兩手空空的“流亡總統”。這樣，黎元洪在天津組織政府的企圖破滅了。
奉、皖兩係軍閥不甘心曹錕“大選”獲勝，為增強反直勢力，在滬部分議員蠢蠢欲動，準備再次利用黎元洪。1923年8月，議員劉楚湘、褚輔成等致電黎元洪，勸黎速來滬，主持大局。此間盛傳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密電致黎，催其火速於9月13日前趕到上海。黎元洪見有盧永祥為其後盾，躍躍欲試之心再起。9月8日，黎元洪借看病為名，喬裝改扮，在日本人嚴密保護下，乘日船鐵誠丸號秘密前往上海。一到十裏洋場，滿心歡喜的黎元洪真以為收拾殘局非他莫屬了。於是馬不停蹄地舉行記者招待會，接見各國記者，公然表露在國會尚未作出正式決定之前，他作為總統不能隨意去留，言語之間反直意向十分明確。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盧永祥與直係軍閥齊燮元為爭奪上海劍拔弩張，江浙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江浙各界憂心忡忡，惟恐黎元洪的過激舉動導致兵戎相見，禍及己身。因此，黎元洪的在滬停留便成為他們的一塊心病。曾電催黎元洪南下的盧永祥也因時局驟變對黎表現出一副冷淡態度，閉口不提籌組政府之事，隻是輕描淡寫地作出歡迎黎元洪來上海作寓公，來去自由的表示。江南名士張謇對黎的到來則“冷靜自處，閉門謝客”。國民議員張繼更怒斥黎元洪為“第一叛徒”。上海警備司令何豐林貼出告示指桑罵槐，對黎元洪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黎元洪萬沒想到，滿懷希望而來，卻落得萬人唾罵，連自身性命也難於保全的地步。
10月，曹錕賄選總統成功後粉墨登場。黎元洪感到大勢已去，毫無回天之力，悻悻東渡日本歇息倦體。半年之後，又悄無聲息地返回天津，隱居張園，靜度晚年。
第五節 曹錕：一場遊戲一場夢
曹錕當時被稱為直皖兩係的“雙棲者”。
徐樹錚的誘惑，打動了曹錕的心。
曹錕又忽然稱病，並向段祺瑞提出辭去兩湖宣撫使。
曹錕看到當副總統的美夢真的要實現了，喜出望外，派他弟弟曹銳到京進行競選活動。
曹錕非但既花了錢，又沒當上副總統，而且還鬧了個雞飛蛋打，一場空歡喜。
然而，曹錕這次沒有再上當。
曹錕一聲令下，甘石橋議員俱樂部仰其鼻息。
曹錕通過賄選當上總統之後，把他的政治資本輸得精光了。
“雙棲”於直皖之間，難圓副總統之夢
曹錕，天津人，字仲珊。幼失學，以販布為生。1881年投淮軍為兵，旋入天津武備學堂。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被任為右翼步兵管帶，累升至北洋陸軍第一鎮統領。1903年改任第三鎮統領，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出關駐紮。1905年日俄戰爭後，曾殘酷鎮壓東北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武昌起義，奉袁世凱之命南下鎮壓。袁稱帝，稱他為一等伯，被派至四川對抗護國軍。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以國務總理控製了北洋政府。段祺瑞為了使四川成為北洋軍閥集團的地盤，任命曹錕為四川軍務會辦。後來，段祺瑞為了保全北洋軍閥集團的實力，使曹錕也成為自己身邊的“趙子龍”，又把他及所部第三師調回京畿。1916年9月，他任直隸督軍，駐守保定，從此，他又成了段祺瑞所依靠的軍事力量之一。1917年5月，“府院之爭”激化，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依附於段祺瑞的各省軍閥紛紛宣布獨立，給黎元洪施加壓力。曹錕迫於形勢，也於6月1日宣布獨立，盡管如此，他仍與黎元洪保持一定關係，並未結下深怨。對伴隨著“府院之爭”同步進行的張勳複辟活動，他也有所默契，多次派代表參加在徐州召開的督軍團會議。7月1日，張勳宣布複辟。翌日，他發電表示讚成，其用心是想撈到一個直隸總督的職務。可是，張勳的偽命一下，他看到自己隻撈到一個直隸巡撫，並沒有高升一步，就大失所望了。由於他的軍隊駐守京畿要地，是段祺瑞進行反對張勳複辟必須依靠的軍事力量，所以，當段祺瑞派人遊說他時，他就又立即表示反對複辟。他之所以見風轉舵這樣的快，據說還有一個秘密，就是段祺瑞許給他一個副總統的位子，以此作為換取他的支持的一個條件。因此，段祺瑞馬廠誓師時，他擔任了兩路討逆軍總司令，向北京發動了進攻。張勳複辟失敗後，他的政治投機獲得了成功，撈到了直隸督軍兼省長的要職。
不久，在北洋軍閥集團中，馮國璋和段祺瑞之間又勾心鬥角，爭權奪勢，矛盾日益加深，裂痕不斷擴大，明顯地分成了直、皖兩大派係，在北京政府內也形成了新的“府院之爭”，在馮國璋、段祺瑞的角逐中，曹錕的態度開始是騎牆的，像一棵牆頭草，隨風倒，兩麵討好。因此，他當時被稱為直皖兩係的“雙棲者”。
1917年11月18日，馮國璋為了抵製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和對南用兵，指使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王占元征得曹錕的同意，並以他領銜發出了促進南北和平，表示願意充當“調人”的通電。當時，他對發出這樣一個通電做了無可無不可的答複。可是，通電發出後，他看到對段祺瑞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為了不使段祺瑞怨恨自己，又於20日給段祺瑞打一個長途電話，說這個通電未經他本人同意，不負責任。他本是北洋軍閥集團中的頭號大將，又身為直隸督軍，駐守京畿要地，因此，他的向背對北京政局關係甚大，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段祺瑞從他出爾反爾的表白中發現，可以利用他來壓製馮國璋及其主和派，於是，便在他的身上大作起文章來了。
皖係為了把曹錕拉到主戰派一邊，派陰謀家徐樹錚到天津興風作浪，呼風喚雨，對曹錕采取了投其所好、大施誘惑的策略。徐樹錚對曹錕說：“主和派如果成功，將來副總統一席屬於長江三督之領袖李純。你如果主戰，我們一定推你作副總統。”這個副總統之約，完全是段祺瑞和徐樹錚的陰謀及其釣曹錕上鉤的誘餌。其實，段祺瑞、徐樹錚毫無讓曹錕當副總統之意。段祺瑞長的是舊腦瓜筋，在官場中看重出身和資格，對自己當統軍時身為協統的黎元洪十分看不起，對布販子出身的曹錕更不放在眼裏，哪裏會讓他當總統？更何況段祺瑞這時已嚐到了有軍權的馮國璋當總統給自己帶來的苦頭，絕不會再讓一個有軍權的人當副總統。
徐樹錚的誘惑，打動了曹錕的心。他舒舒服服喝下了段祺瑞、徐樹錚送來的“迷魂湯”後，立即接受了徐樹錚的指使，於21日又單獨發表了一通電，主張以南方軍隊退出長沙為南北議和的條件，以另一種論調支持了主戰派。12月2日，徐樹錚聯絡北洋派軍閥多人，召開了“天津會議”，曹錕在副總統預約券的吸引下，在這次會議上代替張勳做了主戰派“督軍團”盟主，並表示“我願意戰至最後之一人！”在“督軍團”的逼迫之下，馮國璋無路可走，12月15日，宣布曹錕兼任兩湖宣撫使和第一路南征總司令。1918年1月8日，以他為首的“督軍團”又在天津開會，決定由十六省區軍閥聯名催促馮國璋迅速頒發對南方的討伐令。2月6日，他讓其弟曹銳代理直隸督軍，自己動身南下，在漢口劉園成立了第一路軍總司令部，督師前進。他命令吳佩孚代第三師長兼前敵指揮，於3月18日占領了嶽州，然後又進長沙，取衡陽。在占領嶽州的第二天，他和長江三督及一些省區的軍閥聯名發出了請段祺瑞再起組閣的通電，說：“錕等互相約定，我公允任揆席，則同人誓當一致，共扶危局，否則亦惟從公高蹈，不問世事。全國安危，同人離合，均係我公一身！”這位直係大將為了實現自己當副總統的心願，不惜如此賣力地提高皖係頭子段祺瑞的“聲望”。
可是，段祺瑞於3月23日再次組閣不久，曹又忽然稱病，並向段祺瑞提出辭去兩湖宣撫使。他這樣做，非但不是真心實意，而且還包藏著禍心，是一個不祥之兆。那麽，他到底是犯了什麽“病”？葫蘆裏又賣的什麽藥呢？原來，這次對南方用兵，他出兵最多，除第三師外，還有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三個混成旅，可以說拿出了全部“家當”。可是，段祺瑞重新上台之後，卻委任了自己的親信張敬堯為湖南督軍，攫奪了曹錕賣力搶來的地盤，為此，曹錕心懷不滿，這是他忽然稱病的原因之一。曹錕原想也像以前黎元洪兼湖北都督，馮國璋兼江蘇都督那樣，自己也當上副總統並兼任直隸督軍，可是，就在他督師南下並將捷報從前方頻傳給段祺端的時候，從後方傳來這樣的消息：段祺瑞為擴大自己的實力，擬調徐樹錚代替他為直隸督軍。曹錕認為，這是調虎離山，他心中更為不快，這是他忽然稱病的原因之二。於是，他開始消極怠工，並指使吳佩孚以作戰疲勞為借口，要求把前線軍隊調回直隸休息。這些軍隊都是在湖南作戰的主力，如果把它從前線撤下來，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就前功盡棄了，因此，段祺瑞對他的“病”非常關心，急忙南下犒師，對其進行疏導，還停止了“調虎離山”。
表麵上看，曹錕的“病”霍然而愈了，然而，口頭的解釋不能消除心中的疙瘩，從此，他始終耿耿於懷，並做下了“病”根，時發時愈，果然，過不了幾天，他又“病”了。5月29日，他不請命就回到了天津，還與張懷芝及長江三督聯合起來表示厭戰，這樣，他搖身一變，又成了主和派的領袖。6月，“督軍團”在天津開會，準備向北京政府提出停戰撤兵的要求。可是，會議開起來之後，風向又變了，由主和變為主戰。這種變化的原因也並非高深莫測，還是他的個人得失所決定的。會議期間，徐樹錚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堅守“副總統之約”，並說：“你不赴前方是可以的，但請仍主戰；你的軍隊不再打仗也是可以的，但請莫撤防。”於是，他覺得副總統到手有望，所以又主戰了。20日，北京政府特派他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成為民國以來最大的地方官。因此，印鑄局專門為他鑄了一顆三斤多重的銀質獅紐大印，比當時的特任官的印還要大得多。段祺瑞想以這頂大帽子誘騙他重上前線。可是，他已經著了副總統的迷，其他一概不為所動，每天躲在花園裏飲酒看花，毫無南下之意。因此，7月在天津召開的督軍會議上，他仍舊就副總統問題同徐樹錚討價還價，徐樹錚主張：“先立功後送副座”，而他則堅持“先送副座後南征”，爭爭吵吵，毫無結果，不歡而散。然而，他們各自的意圖都暴露無遺了。
就在天津會議鼓吹繼續對南方用兵的時候，曹錕手下的戰將吳佩孚卻在湖南的衡陽前線與南方部隊頻頻接觸，進行罷兵息爭活動，雙方還暗中簽訂了停戰協定。8、9月間，吳佩孚發動了“電報戰”，堅決反對徐世昌為大總統，猛烈抨擊段祺瑞內閣及其武力統一政策是“亡國之策”，使段祺瑞陷入困境。曹錕對吳佩孚的行動多次予以斥責，也通電表明心跡，但這不過都是作表麵文章而已。這時，段祺瑞想來想去，覺得如果曹錕當上副總統，吳佩孚不至於如此，於是，段祺瑞決心采取綏靖政策，選曹錕為副總統，不再同他兜圈子了，也不考慮他出身的低賤和資曆的淺薄了。段祺瑞一麵派人到保定勸曹錕對吳佩孚嚴加約束，一麵親筆寫信給梁士詒、王揖唐，向安福國會推薦曹錕為副總統。段祺瑞信中說：“比者副總統選舉，請君應有一致之主張。祺瑞與安福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舉所知，以備參考。曹經略使錕督戰湘中，功績昭著，維持大局，不為異說所撓，若當選為副總統，必能翊讚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國家。區區一得，尚希鑒察及之。”曹錕看到當副總統的美夢真的要實現了，喜出望外，派他弟弟曹銳到京進行競選活動。
國會中的安福係議員們惟段祺瑞馬首是瞻，按其旨意規定了每張選票2000元，由北京政府預墊曹錕軍費150萬元移作選舉費中開銷。不料，在準備工作就緒後，節外又生枝，國會中發生了新變化。國會中的交通係、研究係議員是捧徐世昌的，聽從徐世昌的指揮而不受段祺瑞的調遣。除此之外，安福係的議員們看到副報上登載曹錕以10萬元的重金納劉喜奎作小老婆的消息後，覺得自己的身價才2000元太低了，同劉喜奎相比差得太懸殊了，因而大罵曹錕是個慳吝鬼，也決定不投他的票了。對此，曹錕並不退讓，反而振振有詞地說：“你們選我出來保你們的江山，叫我掏腰包是不應該的。選徐世昌的運動費在借款項下開支，選我的運動費在我的軍費項下開支，也是不合理的。況且我已匯過80萬了，沒有力量再拿出錢了。”
7月，在“保派”勢力的壓迫之下，黎任命唐紹儀組閣，僅僅兩個月，就被“洛派”的王寵惠內閣取而代之。如是，短短數月之間，閣潮迭起，更替頻繁。汪大燮、王正廷、張紹曾內閣先後粉墨登場，直到吳佩孚自感“洛派”勢力已處孤立狀態，暫時屈服於曹錕，“保洛之爭”暫告段落，黎元洪才稍有適從，得以苟延殘喘。
1923年初，曹錕在“保洛之爭”中獲勝，已不滿足於在後台作牽線老板的角色，迫不及待地想戴上大總統的桂冠，黎元洪在他眼中已成為礙手礙腳的累贅。為趕走這個幾個月前由自己費盡心機拉來的黎大總統，他到處招兵買馬，拚湊各種俱樂部，大造“黎元洪任期已滿，應當另選”的輿論。
6月7日，在曹錕的唆使收買下，張紹曾內閣全體總辭職，想以“閣員倒閣”的手段“驅黎擁曹”。翌日，北京駐軍的步軍、毅軍首領及警察代表500餘人身著製服，腰掛佩劍到總統府請願，借口內閣無人負責向總統索餉，實際上也是由曹錕導演的驅黎鬧劇的一幕。
8日，天安門前講台高築，由曹錕智囊邊守靖雇用的數百名“公民團”舉行“國民大會”。高呼反黎口號，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讓賢路”。
9日，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及警察總監薛之珩再次帶人到黎宅索餉。
一連數日，黎宅外有軍警圍宅索餉；“市民請願團”手持小旗，高呼“總統退位”的吼叫聲震耳欲聾；內有舊部故交眾叛親離，拋他而去。通向外界的電話線早已被掐斷，水電全無，黎元洪坐困家中，形如囚徒。他派人致函國會，聲明自己已不能在京自由行使總統職權，欲將政府遷往天津。
6月13日中午，黎元洪在美國顧問和幾位侍從陪同下，倉皇逃離東廠胡同，登上去天津的專車。臨行前，黎元洪將總統印信托付姨太太黎本危，叮囑再三，命其攜至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珍藏起來。在他看來，隻要總統的印信在握，大總統的桂冠就不會失去。
黎元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早已奉曹錕之命在楊村車站“恭候”他的到來。
總統專列剛一進站，王承斌即率軍警跳上車廂。王先是假意勸解黎總統回京，後是直截了當追索總統印信。車到天津，黎元洪一眼瞥見林立在窗外兩側荷槍實彈的軍警，當場問王承斌：“我不把印信交出來，你敢把我怎麽樣？”
王承斌狡猾地回答道：“既是如此，就委屈總統在車上仔細地想想。”
說罷，王承斌下令摘去車頭，將黎一行困在車廂裏，竟自回到省長公署歇息。黎元洪等下車不得，求援無路，連前來探望的兒子也被拒之站外。接連幾小時過去，黎元洪饑腸轆轆，悔恨交集，痛不欲生，一把掏出手槍，想了卻殘年，幸虧隨員眼快攔擋，車廂內一場虛驚。
晚上10時，酒足飯飽的王承斌來到車廂，再次索要印信，並威脅黎等不交印信誰也甭想出車廂半步。
惶惶一天，早已體力不支的黎元洪如同泄了氣的皮球，隻得把實情全盤托出，乖乖地按照要求給黎本危打去交出印信的電話。直到第二天淩晨4時，北京方麵告知印信已經到手，王承斌這才把在車站軟禁了一夜的黎元洪釋放回家。臨行前，王承斌掏出擬好的宣布總統自動辭職的電稿，硬行強迫軟弱無力的黎元洪簽字就範。
待黎元洪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住宅，立即通電全國，懇請國會懲辦劫車奪印，拘禁總統的王承斌。黎元洪得到的回答是，兩天後，兩院召開秘密會議，作出大總統因事不能行使職務，自6月13日起，黎元洪所簽發的一切命令概不生效的決定。黎元洪又一次被人從總統寶座上踹了下去。
黎元洪在王承斌劫車索印的惡作劇後大傷元氣，但又絕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天津的寓所中，他一麵將事變經過通電全國，一麵接連致函國會和各國公使，聲言他是在直係軍閥的暴力威脅下，不得已出京赴津的。黎元洪斷然否認總統職權已被解除的說法，依舊以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名義發布命令，並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試圖用這一招拉攏在廣東的孫中山。與此同時，他還四處派人聯絡在野的奉、皖兩係軍閥，幻想成立以他為首的“反直同盟”。
為維護其大總統的合法地位，黎元洪不惜從銀行貸款12萬元，在天津亮出“國會議員招待所”的招牌，以來津議員可得500元“車馬費”的肥差招來議員，打算湊足法定人數，在天津召開國會並成立政府。不湊巧的是，此時曹錕在北京賄選的醜劇已經開場，這位販布出身的直係頭領出價遠高於黎元洪的“車馬費”價碼，拉走大批議員。況且，在野實力派軍閥也無意支持兩手空空的“流亡總統”。這樣，黎元洪在天津組織政府的企圖破滅了。
奉、皖兩係軍閥不甘心曹錕“大選”獲勝，為增強反直勢力，在滬部分議員蠢蠢欲動，準備再次利用黎元洪。1923年8月，議員劉楚湘、褚輔成等致電黎元洪，勸黎速來滬，主持大局。此間盛傳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密電致黎，催其火速於9月13日前趕到上海。黎元洪見有盧永祥為其後盾，躍躍欲試之心再起。9月8日，黎元洪借看病為名，喬裝改扮，在日本人嚴密保護下，乘日船鐵誠丸號秘密前往上海。一到十裏洋場，滿心歡喜的黎元洪真以為收拾殘局非他莫屬了。於是馬不停蹄地舉行記者招待會，接見各國記者，公然表露在國會尚未作出正式決定之前，他作為總統不能隨意去留，言語之間反直意向十分明確。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盧永祥與直係軍閥齊燮元為爭奪上海劍拔弩張，江浙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江浙各界憂心忡忡，惟恐黎元洪的過激舉動導致兵戎相見，禍及己身。因此，黎元洪的在滬停留便成為他們的一塊心病。曾電催黎元洪南下的盧永祥也因時局驟變對黎表現出一副冷淡態度，閉口不提籌組政府之事，隻是輕描淡寫地作出歡迎黎元洪來上海作寓公，來去自由的表示。江南名士張謇對黎的到來則“冷靜自處，閉門謝客”。國民議員張繼更怒斥黎元洪為“第一叛徒”。上海警備司令何豐林貼出告示指桑罵槐，對黎元洪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黎元洪萬沒想到，滿懷希望而來，卻落得萬人唾罵，連自身性命也難於保全的地步。
10月，曹錕賄選總統成功後粉墨登場。黎元洪感到大勢已去，毫無回天之力，悻悻東渡日本歇息倦體。半年之後，又悄無聲息地返回天津，隱居張園，靜度晚年。
第五節 曹錕：一場遊戲一場夢
曹錕當時被稱為直皖兩係的“雙棲者”。
徐樹錚的誘惑，打動了曹錕的心。
曹錕又忽然稱病，並向段祺瑞提出辭去兩湖宣撫使。
曹錕看到當副總統的美夢真的要實現了，喜出望外，派他弟弟曹銳到京進行競選活動。
曹錕非但既花了錢，又沒當上副總統，而且還鬧了個雞飛蛋打，一場空歡喜。
然而，曹錕這次沒有再上當。
曹錕一聲令下，甘石橋議員俱樂部仰其鼻息。
曹錕通過賄選當上總統之後，把他的政治資本輸得精光了。
“雙棲”於直皖之間，難圓副總統之夢
曹錕，天津人，字仲珊。幼失學，以販布為生。1881年投淮軍為兵，旋入天津武備學堂。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被任為右翼步兵管帶，累升至北洋陸軍第一鎮統領。1903年改任第三鎮統領，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出關駐紮。1905年日俄戰爭後，曾殘酷鎮壓東北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武昌起義，奉袁世凱之命南下鎮壓。袁稱帝，稱他為一等伯，被派至四川對抗護國軍。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以國務總理控製了北洋政府。段祺瑞為了使四川成為北洋軍閥集團的地盤，任命曹錕為四川軍務會辦。後來，段祺瑞為了保全北洋軍閥集團的實力，使曹錕也成為自己身邊的“趙子龍”，又把他及所部第三師調回京畿。1916年9月，他任直隸督軍，駐守保定，從此，他又成了段祺瑞所依靠的軍事力量之一。1917年5月，“府院之爭”激化，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依附於段祺瑞的各省軍閥紛紛宣布獨立，給黎元洪施加壓力。曹錕迫於形勢，也於6月1日宣布獨立，盡管如此，他仍與黎元洪保持一定關係，並未結下深怨。對伴隨著“府院之爭”同步進行的張勳複辟活動，他也有所默契，多次派代表參加在徐州召開的督軍團會議。7月1日，張勳宣布複辟。翌日，他發電表示讚成，其用心是想撈到一個直隸總督的職務。可是，張勳的偽命一下，他看到自己隻撈到一個直隸巡撫，並沒有高升一步，就大失所望了。由於他的軍隊駐守京畿要地，是段祺瑞進行反對張勳複辟必須依靠的軍事力量，所以，當段祺瑞派人遊說他時，他就又立即表示反對複辟。他之所以見風轉舵這樣的快，據說還有一個秘密，就是段祺瑞許給他一個副總統的位子，以此作為換取他的支持的一個條件。因此，段祺瑞馬廠誓師時，他擔任了兩路討逆軍總司令，向北京發動了進攻。張勳複辟失敗後，他的政治投機獲得了成功，撈到了直隸督軍兼省長的要職。
不久，在北洋軍閥集團中，馮國璋和段祺瑞之間又勾心鬥角，爭權奪勢，矛盾日益加深，裂痕不斷擴大，明顯地分成了直、皖兩大派係，在北京政府內也形成了新的“府院之爭”，在馮國璋、段祺瑞的角逐中，曹錕的態度開始是騎牆的，像一棵牆頭草，隨風倒，兩麵討好。因此，他當時被稱為直皖兩係的“雙棲者”。
1917年11月18日，馮國璋為了抵製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和對南用兵，指使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王占元征得曹錕的同意，並以他領銜發出了促進南北和平，表示願意充當“調人”的通電。當時，他對發出這樣一個通電做了無可無不可的答複。可是，通電發出後，他看到對段祺瑞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為了不使段祺瑞怨恨自己，又於20日給段祺瑞打一個長途電話，說這個通電未經他本人同意，不負責任。他本是北洋軍閥集團中的頭號大將，又身為直隸督軍，駐守京畿要地，因此，他的向背對北京政局關係甚大，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段祺瑞從他出爾反爾的表白中發現，可以利用他來壓製馮國璋及其主和派，於是，便在他的身上大作起文章來了。
皖係為了把曹錕拉到主戰派一邊，派陰謀家徐樹錚到天津興風作浪，呼風喚雨，對曹錕采取了投其所好、大施誘惑的策略。徐樹錚對曹錕說：“主和派如果成功，將來副總統一席屬於長江三督之領袖李純。你如果主戰，我們一定推你作副總統。”這個副總統之約，完全是段祺瑞和徐樹錚的陰謀及其釣曹錕上鉤的誘餌。其實，段祺瑞、徐樹錚毫無讓曹錕當副總統之意。段祺瑞長的是舊腦瓜筋，在官場中看重出身和資格，對自己當統軍時身為協統的黎元洪十分看不起，對布販子出身的曹錕更不放在眼裏，哪裏會讓他當總統？更何況段祺瑞這時已嚐到了有軍權的馮國璋當總統給自己帶來的苦頭，絕不會再讓一個有軍權的人當副總統。
徐樹錚的誘惑，打動了曹錕的心。他舒舒服服喝下了段祺瑞、徐樹錚送來的“迷魂湯”後，立即接受了徐樹錚的指使，於21日又單獨發表了一通電，主張以南方軍隊退出長沙為南北議和的條件，以另一種論調支持了主戰派。12月2日，徐樹錚聯絡北洋派軍閥多人，召開了“天津會議”，曹錕在副總統預約券的吸引下，在這次會議上代替張勳做了主戰派“督軍團”盟主，並表示“我願意戰至最後之一人！”在“督軍團”的逼迫之下，馮國璋無路可走，12月15日，宣布曹錕兼任兩湖宣撫使和第一路南征總司令。1918年1月8日，以他為首的“督軍團”又在天津開會，決定由十六省區軍閥聯名催促馮國璋迅速頒發對南方的討伐令。2月6日，他讓其弟曹銳代理直隸督軍，自己動身南下，在漢口劉園成立了第一路軍總司令部，督師前進。他命令吳佩孚代第三師長兼前敵指揮，於3月18日占領了嶽州，然後又進長沙，取衡陽。在占領嶽州的第二天，他和長江三督及一些省區的軍閥聯名發出了請段祺瑞再起組閣的通電，說：“錕等互相約定，我公允任揆席，則同人誓當一致，共扶危局，否則亦惟從公高蹈，不問世事。全國安危，同人離合，均係我公一身！”這位直係大將為了實現自己當副總統的心願，不惜如此賣力地提高皖係頭子段祺瑞的“聲望”。
可是，段祺瑞於3月23日再次組閣不久，曹又忽然稱病，並向段祺瑞提出辭去兩湖宣撫使。他這樣做，非但不是真心實意，而且還包藏著禍心，是一個不祥之兆。那麽，他到底是犯了什麽“病”？葫蘆裏又賣的什麽藥呢？原來，這次對南方用兵，他出兵最多，除第三師外，還有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三個混成旅，可以說拿出了全部“家當”。可是，段祺瑞重新上台之後，卻委任了自己的親信張敬堯為湖南督軍，攫奪了曹錕賣力搶來的地盤，為此，曹錕心懷不滿，這是他忽然稱病的原因之一。曹錕原想也像以前黎元洪兼湖北都督，馮國璋兼江蘇都督那樣，自己也當上副總統並兼任直隸督軍，可是，就在他督師南下並將捷報從前方頻傳給段祺端的時候，從後方傳來這樣的消息：段祺瑞為擴大自己的實力，擬調徐樹錚代替他為直隸督軍。曹錕認為，這是調虎離山，他心中更為不快，這是他忽然稱病的原因之二。於是，他開始消極怠工，並指使吳佩孚以作戰疲勞為借口，要求把前線軍隊調回直隸休息。這些軍隊都是在湖南作戰的主力，如果把它從前線撤下來，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就前功盡棄了，因此，段祺瑞對他的“病”非常關心，急忙南下犒師，對其進行疏導，還停止了“調虎離山”。
表麵上看，曹錕的“病”霍然而愈了，然而，口頭的解釋不能消除心中的疙瘩，從此，他始終耿耿於懷，並做下了“病”根，時發時愈，果然，過不了幾天，他又“病”了。5月29日，他不請命就回到了天津，還與張懷芝及長江三督聯合起來表示厭戰，這樣，他搖身一變，又成了主和派的領袖。6月，“督軍團”在天津開會，準備向北京政府提出停戰撤兵的要求。可是，會議開起來之後，風向又變了，由主和變為主戰。這種變化的原因也並非高深莫測，還是他的個人得失所決定的。會議期間，徐樹錚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堅守“副總統之約”，並說：“你不赴前方是可以的，但請仍主戰；你的軍隊不再打仗也是可以的，但請莫撤防。”於是，他覺得副總統到手有望，所以又主戰了。20日，北京政府特派他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成為民國以來最大的地方官。因此，印鑄局專門為他鑄了一顆三斤多重的銀質獅紐大印，比當時的特任官的印還要大得多。段祺瑞想以這頂大帽子誘騙他重上前線。可是，他已經著了副總統的迷，其他一概不為所動，每天躲在花園裏飲酒看花，毫無南下之意。因此，7月在天津召開的督軍會議上，他仍舊就副總統問題同徐樹錚討價還價，徐樹錚主張：“先立功後送副座”，而他則堅持“先送副座後南征”，爭爭吵吵，毫無結果，不歡而散。然而，他們各自的意圖都暴露無遺了。
就在天津會議鼓吹繼續對南方用兵的時候，曹錕手下的戰將吳佩孚卻在湖南的衡陽前線與南方部隊頻頻接觸，進行罷兵息爭活動，雙方還暗中簽訂了停戰協定。8、9月間，吳佩孚發動了“電報戰”，堅決反對徐世昌為大總統，猛烈抨擊段祺瑞內閣及其武力統一政策是“亡國之策”，使段祺瑞陷入困境。曹錕對吳佩孚的行動多次予以斥責，也通電表明心跡，但這不過都是作表麵文章而已。這時，段祺瑞想來想去，覺得如果曹錕當上副總統，吳佩孚不至於如此，於是，段祺瑞決心采取綏靖政策，選曹錕為副總統，不再同他兜圈子了，也不考慮他出身的低賤和資曆的淺薄了。段祺瑞一麵派人到保定勸曹錕對吳佩孚嚴加約束，一麵親筆寫信給梁士詒、王揖唐，向安福國會推薦曹錕為副總統。段祺瑞信中說：“比者副總統選舉，請君應有一致之主張。祺瑞與安福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舉所知，以備參考。曹經略使錕督戰湘中，功績昭著，維持大局，不為異說所撓，若當選為副總統，必能翊讚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國家。區區一得，尚希鑒察及之。”曹錕看到當副總統的美夢真的要實現了，喜出望外，派他弟弟曹銳到京進行競選活動。
國會中的安福係議員們惟段祺瑞馬首是瞻，按其旨意規定了每張選票2000元，由北京政府預墊曹錕軍費150萬元移作選舉費中開銷。不料，在準備工作就緒後，節外又生枝，國會中發生了新變化。國會中的交通係、研究係議員是捧徐世昌的，聽從徐世昌的指揮而不受段祺瑞的調遣。除此之外，安福係的議員們看到副報上登載曹錕以10萬元的重金納劉喜奎作小老婆的消息後，覺得自己的身價才2000元太低了，同劉喜奎相比差得太懸殊了，因而大罵曹錕是個慳吝鬼，也決定不投他的票了。對此，曹錕並不退讓，反而振振有詞地說：“你們選我出來保你們的江山，叫我掏腰包是不應該的。選徐世昌的運動費在借款項下開支，選我的運動費在我的軍費項下開支，也是不合理的。況且我已匯過80萬了，沒有力量再拿出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