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談話中多次提到他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27日的會談中就安全和經濟問題達成的多項協議和共識,以及他的訪問如何加深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這些都是此次中國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再次強調了中國在維護亞洲地區經濟穩定中所做出的貢獻。
“我必須承認,中國通過直接援助、雙邊合作和參與國際組織的方式促進了這個地區的金融穩定,我對其建設性的作用十分讚賞。”克林頓說。美國以其擁有的經濟實力,在今天所處的特殊形勢是,“我們必須伸出合作之手並強有力地保持這種姿態,才能在需要的時候充分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他還強調,“我們必須和盡量多的人一同合作,來取得最大的進步,這需要我們理解、交流和回應,並遵守我們自己讚成的價值觀念。”“在幫助美國和中國在21世紀充分實現他們的潛力方麵,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
下午,克林頓參觀了位於虹橋經濟開發區的金匯花園住宅小區,到居民喻建源家裏作客。這個在上海屬於中等收入的家庭,擁有四室兩廳的住房,一家老少四口住在一起。十歲的兒子向克林頓獻了鮮花,他住在家中最大的房間裏。克林頓感慨地想起,當年他母親就是讓他住在家裏最大的房間裏。
克林頓向喻女士稱讚她的房間裝修得很漂亮,和他們一起拉家常談論家裏的抽油煙機、健身器、地板等等,最後和他們全家留影紀念,希望他們今後還能想念今天。之後,克林頓走上小區臨時搭起的講台,與小區四百多位居民及上海銀行、房地產界人士見麵。在上海市副市長介紹了上海推行居民住房改革的情況後,克林頓用中文講了“恭喜”兩個字,他恭喜大家有了自己的住房,愉快地回憶起20年前他和夫人結婚時買的第一套住房。
總統宣布,美中兩國將聯合成立一個住宅建設委員會。新的美中住宅建設委員會將提供新技術和能源效率高的材料,以興建廉價的房屋,改善人民生活。這是中美進一步加強合作,推動中國住房改革,促進中國正在興起的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措施之一。
克林頓透露,美國商務部已經派官員與中國有關部門商討向中國提供銀行住房抵押貸款的操作和管理技術。美中雙方將討論如何給予居民購買住房時的財政支持,其中包括從加強產權保護到發展房地產市場的各個方麵。建立一種更堅強的住房融資體製的辦法,是加強產權和發展更健全的購房分期付款市場。
同一時間,身穿淡綠色套裝的希拉裏,麵帶微笑,出現在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母校――上海市第三女子學校的孩子們麵前。她頻頻與孩子們揮手,孩子們早已一片歡呼聲,在管樂隊歡快的樂曲聲中,希拉裏與前來迎接她的女中校長何亞男女士親切握手,陪同希拉裏的還有上海市副市長左煥琛。
希拉裏走進禮堂,先來到一側的一間小教室,裏麵陳列了女中學生們製作的許多工藝品。一進門,希拉裏就露出了驚喜與讚歎的神情,她拿起一隻繡成老虎樣子的小荷包問一個小女孩:“是你做的嗎?你真得告訴我,你是怎麽把它做出來的。”
小女孩有點害羞,不過她還是告訴希拉裏說,“是我做的,它是極有中國特色的民間工藝品。”希拉裏對刻著穆桂英掛帥的瓷盤很感興趣,她對另一個女孩說,“你能給我表演一下嗎?”小女孩嫻熟地在另一個盤子上用刻刀繼續完成她的作品,希拉裏探出身子,目不轉睛地盯著小女孩的手式,連連讚歎。小女孩還將穆桂英掛帥的故事向希拉裏娓娓道來。第一夫人聽後問,“是不是叫花木蘭”,顯然希拉裏看了目前正在美國上映的迪斯尼公司製作的大型動畫片《花木蘭》。何亞男在一旁說,“不,是另一位偉大的中國女性。”希拉裏向其他小朋友走去,女學生們有的當場潑墨,有的一展丹青,中國傳統篆刻藝術小組的同學們,還將自己篆刻的、有希拉裏及其丈夫、母親、女兒名字的四方印章,和一方刻有萬裏長城字樣的印章作為禮物贈送給了希拉裏,她頗感意外。
在學校禮堂,希拉裏向同學們作了簡短的演講。她說,通過參觀和同學們的演示,她對中國學生的興趣愛好與課餘生活有了大致了解,這正是她此行的目的所在,那就是了解上海青年女性的生活,特別是她們遇到的困難。
希拉裏指出,眾所周知,世界上的婦女仍受到許多不公平待遇,特別是青年女性。希拉裏堅信,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也包括中美兩國都在努力為女性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
八名學生向希拉裏提問。問題涉及夫人對上海的感受;作為母親,應教給孩子什麽;關於代溝問題;對女子學校的看法和最近發生在美國的學童持槍殺人事件。希拉裏都一一作了詳細而坦誠的回答。在談到美國學童持槍殺人事件時,希拉裏顯得情緒有些激動,她對發生這種事件深表憂慮。她告訴同學們,目前,美國當局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來避免再次發生此類事件。
對希拉裏親切而坦誠的講話,同學們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
全部活動,都是用英語進行的,希拉裏在講話時,字正腔圓,同時相應放慢了速度,而同學們的英語表達能力亦令希拉裏很滿意,雙方交流自然而流暢。
會後,希拉裏看到《小主人報》的小記者舉著小攝像機對著她時,她先很吃驚,隨後被小記者的可愛樣逗笑了,並欣然與兩位小記者拍照留念。
傍晚,克林頓總統來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參觀。在這裏,他受到交易員們的熱烈歡迎。之後,在交易所的一間小廳裏,克林頓總統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的獨家采訪。
采訪中,克林頓談笑風生,回答了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欄目記者的一係列問題。在談到中國時,他告訴記者,他是在八歲時第一次知道了中國。當時他的母親送給他一套《百科全書》,他就是從那本書裏看到了中國地圖及其介紹文字。當時他在心裏對自己說,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到中國來。當然他沒有想到會等44年才能實現心願。
當記者問克林頓這幾天在中國的訪問有什麽意外時,克林頓告訴記者他感到最意外的驚喜,就是他和江澤民主席的聯合記者招待會和他在北大的演講由中央電視台向全國直播。他坦率地承認他事先沒有想到。他說,這樣做表明中國正在朝著新聞和信息開放的方向進步。他進一步說,在一個信息社會裏,隻有開放信息增加交流,才能最有效地使人民的潛力和創造性得到發揮。
當被記者問到,美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否希望充當世界的領袖時,克林頓總統回答說:今天的世界仍然需要領袖,但和過去的世界領袖不同。過去隻是看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軍隊,可以向另一個國家下達一係列的指示。現在的世界裏你不得不變得更合作些,即使站在領導的角度,你也必須有同盟者和與你共同工作的人。有時你必須堅持你所信仰的,但大多數時候,如果你能找到與別的國家聯合的方法,使他們相信你正在做著正確的事情,你才能成功地領導。他最後說,在我們生存的世界上,擁有同盟者是很重要的。
他還明確地告訴記者,美國絕不想充當世界警察。
他在采訪中感謝江澤民主席給他創造的和中國人民接觸的機會。他認為這些機會對他和美國人民增進對中國的了解有極大的幫助。他對在上海和上海市市長共同作為嘉賓參加的電台談話節目非常高興。他說,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和中國人民直接對話真是倍感珍貴。
7月2日一早,克林頓總統在機場與上海市長徐匡迪告別,然後登上“空軍一號”專機,飛往桂林,開始他的“環境之旅”。然而,上海作為一個充滿西方風格、生機勃勃而又激動人心的國際大都市,給克林頓一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克林頓總統與夫人和上海市民座談走向21世紀的中國
克林頓:首先,我要向同意參加這次圓桌會談的諸位表示感謝。我想說的是,這次座談的目的是在協助本人,我夫人,以及美國人民,並通過我們,來理解現代中國正在經曆的種種轉變,及其麵臨的種種挑戰,以及貴國各階層人士如何應對這些變革。
對我們來說,能夠來到這裏,目睹正在發生的一切,並且嚐試認真地麵對美中兩國能夠進行合作的領域,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激動的機會。我們在這些領域裏,仍然存在差異,我們不光要解決這些差異,更要一同努力達成一些共識。
大家都知道,一個更繁榮、更開放、更有活力的新中國正在世界崛起。我去過西安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那裏的人們現在可以選舉他們自己的地方官。我也有機會會見一些小商人和其他一些給現代中國帶來變化的人。不過這是本人首次有機會和階層如此廣泛的中國公民見麵,因此希望各位坦率直言,協助我們了解,也希望各位理解我們有意與中國人民建立正確的夥伴關係和友誼,共同邁入21世紀。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的話,我想請問朱教授,在過去數年裏中國有什麽變化,法學教授在這時期的變化當中起到了什麽作用?
朱教授:非常高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是法學院的一名教授,從我的觀點看,當我從複旦大學畢業的時候,要在……(聲音模糊)……找到一份工作……我所在的學院裏當時隻有兩屆學生,大約兩千來人,如今已經有四千名學生,四百多名研究生。至於質量,我們可以發現有很大的提高和巨大的變化。
那時候,隻有複旦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有法律專業。但是現在上海就有13所綜合大學擁有法學院。成千上萬的人們在學習法律,所以,我們首先能見到的是數量上的變化。很多法律科係學生畢業後進入律師事務所服務,這表明社會對律師的需求比以前大多了。我們得到的資料表明,中國目前的民事案件大大增多了。這並不是說中國以前就不存在民事糾紛,而是因為中國人當時不願意訴諸法律。如今人們的意識更強了,有了需要法律保護的感覺。既然有了訴訟,律師就有事可做了,對律師的需求就更大了。這樣發展的結果是,設立了更多的法律專業。
克林頓:王先生從事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工作,我們有幸從國內的新聞報道中讀到過關於您的介紹,我不知道您在自己的工作領域裏是否會同意朱教授提出的步驟。您是否相信,產品的……消費產品的質量已經有所改善,這是第一個問題。請告訴我們在您所做的工作和法律職業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如果人們購買了不良產品,他們是否能得到足夠的合法賠償?
王先生:1984年,中國公布了《保護消費者權益法》。1985年,我發現了一項非常特殊的規定。第四十條規定,商人……行為,應該為消費者提供賠償。而這是跟民法有衝突的。可是,由於《民法》規定必須給予同等的賠償,所以這項賠償會超過原來的商品價值。當時假冒偽劣產品的問題非常嚴重。在我作出努力之後……出現了相對而言最好的情況。因為中國以前強調的是集體利益、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消費者或個人的利益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我通過與假冒偽劣產品作鬥爭,為多數人服務並保護他們的利益,為社會做了一點事情。可是,很多人並不理解我,出現了許多爭議和大規模的辯論。盡管存在著各種爭議和批評,我還是堅持我的做法。有的人說我不道德,說我才真是一個壞人,或者說我對合法公民抱一種不友善的態度……我是一名很好的公民。但是,我認為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大多數人的最佳利益。
由於一些企業的讚助和支持,我們最近成立了一家公司。這個公司一方麵就消費者的利益提供一些谘詢服務,一方麵為那些權益受到侵害的企業提供調查服務。那些權益遭到侵犯的企業需要調查,所以我們就開展了這項工作。
從今年4月至今,我們已經為我們的顧客展開了五十多起案件的調查……到1997年底,我們已經為一萬多名消費者提供了谘詢服務。通過我們的努力,以及中國媒體的報道推廣,如今,消費者關於權益保護法的意識有了提高,第四十九條也在中國人心中紮下了根。假冒偽劣產品的數量下降了。在大型百貨商店,人們已經很難見到劣等商品了。但是,在一些非主流的渠道,這種商品還是存在的。
另外,總統先生,我想向您提一個問題。在美國有一種“全球偵探”(world hunters),他們專門負責抓罪犯,有不少人靠這份工作謀生。我覺得我的工作與這些人的工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如果我去美國進行這類工作,我會被政府批評為不道德嗎?
克林頓:不會。有意思的是,我們許多地方政府,像你們稱呼的那樣,我們的州政府,一些大城市的市政府實際上都有自己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工作人員是政府的雇員。他們的工作就是負責了解,當消費者購房、買車,或者買其他產品的時候,是否會受到欺騙,或者不公平、不合法的對待。所以,在我們的國家,發現這些問題的人通常自己就是政府的雇員,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
當然,如果他們發現一家大企業要花費很多金錢才能改變的作為,他們有時候會遭到這個企業的批評,但是,大體上說,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是不錯的。當然情況並不一直就是這樣,但在過去的20到25年裏,情況是這樣的。我想請我們的小說家,王女士談一下,在過去幾年裏,中國的作家藝術家,電影人和其他從事創作者所處的工作環境是怎麽樣變化的。您會怎樣描述這些變化?
王女士:我是一名小說家。是一名個體……個體自由作家,所以我隻能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在最近一些年裏,或者在過去20年中,中國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我自己感覺到中國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人們的價值觀的轉變,而這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
例如,年輕一代人會經常有一些與我們很不相同的觀點……我感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今的中國發生了這麽巨大的變化,我們也就麵臨一個很大的變化。這與我們的書是否能出版並沒有關係。中國每年要出版幾百部長篇小說。從我個人來說,我跟三家出版社簽有出版合同。所以現在的問題並不是你的小說是不是能夠出版,而是你能不能寫出好的作品來。
每天的生活為小說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信息。我們必須努力工作。惟一的問題是時間。我覺得市場向我們提出了最大的挑戰。中國采取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後,各種各樣通過合同方式合作的商業活動非常活躍。所有類型的視聽產品、電視、廣播,都在跟小說競爭觀眾,所以我感到小說家麵臨的最大挑戰……來自市場。我們真的必須努力吸收周圍發生的一切,創作出高質量的小說。隻有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才能在市場上樹立起我們自己的形象。
請問總統先生,我有一個問題,在美國這樣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文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嗎?比方說,文學對您的個人生活產生過影響嗎?
克林頓:噢,是的,很大。而且我覺得不光是愉悅,還有啟發的作用。我們有大量文學書籍,美國每年要出版各種類型的散文和詩歌。文學課在我們的學校裏非常重要。至少就我的情況而言,我們在家裏與女兒廣泛地討論文學。她現在讀的是大學裏的書本,如果我們沒有讀過,她就會想知道為什麽,她還希望我們能夠試著去理解這些東西。
所以我認為,對千百萬的美國人來說,文學是他們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每周,在我們的報紙上,都會刊登一份暢銷書單,以及出版的精裝書和平裝書。因此,我認為它是美國人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
我想請謝女士從她的觀點談一談中國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大學生活是不是有所不同,以及年輕人求學的方向。
謝女士:好的。我在大學裏工作,在過去20年裏,我服務的大學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受惠良多。從複旦大學來看,就我個人的閱曆而言,我們已經把1400百名教師送到國外學習,要麽做訪問學者,要麽是研究生。他們中有80%的人已經學成歸國,在他們的崗位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每一年,我們都與國外的訪問學者有一個大型的交流計劃。
這些人為我們大學的研究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就像您,尊敬的總統先生說過的那樣,改革開放對大學生活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改革開放以前,最好的學生會去學數學和其他學科。但是這些年來,最好的學生會選擇法律、工商管理和經濟學。他們對數學這類傳統科目不是那麽感興趣了。這也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之一吧。
克林頓:我希望接著說下去。在座的有誰,教授們,希望對此作一些評論……我在與江主席會談時,他說,我接受的是工程師的訓練,朱?基總理也是這樣,他們都曾經是上海市的市長。我與上海現任市長交談時,他說,我是一名工程師。他還說,我們都是在建設中國的年代接受的訓練。我們必須去建造,必須知道人們是怎麽用雙手去做事情的。現在,我們的社會變得更複雜了,人們的權利需要得到保護,比如在購物方麵,我們必須了解在市場經濟中人們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需要更多律師。我知道的是,中國隻有115000名律師,大概是這樣。所以,我懷疑,變化也許未必是社會變革的演進。
座談者:有很多學生對法律學科非常感興趣。是的,在中國,我們的確沒有足夠的律師,而在您的國家有相當多律師。有許多美國朋友告訴我,你們可以向我們出口一些律師。(笑聲)
克林頓:我跟江主席說,我們的律師太多,工程師太少。也許我們隻要相互作一下交換,而不必去修改學校的課程了……我們給你們律師,你們可以給我們工程師。(笑聲)
座談者:每年的確有很多學生想進入法學院或者綜合大學學習。平均地來說,其中隻有一名申請法律專業的學生能夠被綜合大學錄取,隻有四分之一的學生能夠成為合格的普通院校的大學生。這也就是為什麽目前在上海,法律專業成了一個熱門專業。
克林頓夫人:今天在座的有一位大學校長――也許吳博士能夠告訴我們一些有關這個方麵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