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6)
毛澤東還說，提倡敢想敢幹，確實會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好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麵，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說到這裏，三個聽眾忍不住大笑起來，他自己也笑了。他又說，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文章（指錢在“大躍進”中論述糧食高產可能性的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亂想起來。今年1月開政治局會，關於鋼指標，陳講2000萬噸不易完成，同陳雲意見原來一致，不知為什麽他後來要檢討。
7月17日，胡喬木向毛澤東反映了劉少奇的意見，說還是讓陳雲主管計委比較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在西北組會議發言中也說到：我們黨內真懂得經濟工作的人不多，陳雲是一個，賈拓夫是一個。
但是，7月14日發生的一件事，使會議的輕鬆氣氛有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由彭德懷的一封信引起的。
彭德懷對當時出現的問題，心中是十分焦慮的。眼見廬山會議就要結束，可是還是沒有提出糾正“左”的錯誤的問題，使他感到不能不說話。7月14日下午，彭德懷把自己起草的一封信送到毛澤東那裏。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有失有得，然後大膽地要求認真總結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他指出，鑒於工作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已經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具有政治性。浮誇風比較普遍地滋長，在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大躍進”中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彭德懷的信，是在親自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思考後寫成的，反映了實際情況和人民群眾的願望與要求，表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一個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也是完全正常的。不料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
毛澤東把信擬了個《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發給大會，要求評論這封信的性質。7月23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長篇激烈的講話，對彭德懷的信進行了嚴厲地批判，稱黨內外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的。
毛澤東講話中還說：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緊急關頭，不要動搖。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1956年、1957年的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讚成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反冒進。
講到這裏，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
毛澤東的長篇講話，重提右傾是黨內主要危險，從而使鄭州會議以來反左過程被迫中斷。
毛澤東還讓通知未上山開會的林彪去廬山開會，並提出，如果陳雲身體情況可能的話，也請上山來開會。但陳雲身體實在不好，後來也沒有去。
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重提對財經部門的批評，說財經部門從不下毛毛雨，四時八節逼著簽字，十年改不過來，橫直不讓了解情況。“設計院”不在常委、書記處，而在財經機關，那些人臉皮之厚可觀，出來的東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這種批評還要繼續下去。
在廬山會議批彭小組會上，連彭德懷讚揚陳雲懂經濟的話，也有人搬出來批。當有人提到彭德懷說過“陳雲關於經濟工作是摸得熟”，康生插話說：“他先講一套缺點，然後慨歎：現在看來還是陳雲對經濟工作摸得深。他這話不是拿陳雲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澤東同誌不行。這是挑撥。”
廬山會議把公開對“大躍進”方針持不同意見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並在隨後的大規模黨內鬥爭中，又從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在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製“左”的錯誤的幹部群眾慘遭錯誤的批判和打擊，加劇了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況。“大躍進”的錯誤繼續發展，最後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大饑荒的發生。
糧食環節欲崩潰，陳雲進口糧食解危
成千上萬的逃荒人群湧向破破爛爛的火車站；火車車頂上擠滿人、車門上扒著人，喘著粗氣，沉重地駛向遠方……
新來的縣委書記到飯館吃飯，抬頭卻發現不知什麽時候，幾個衣衫襤褸、滿臉饑色的孩子站在周圍，木然地盯著他手裏的饃……
這是一部電視劇中給20世紀90年代的人們展示的本世紀60年代那場全國性的大災難的令人心酸的場麵。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從主觀願望出發，從根本上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所必需的國民經濟中的合理比例關係，再加上在農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揮、浮誇風、破壞了農業生產，到1959年初就已經暴露了嚴重問題。從1958年底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就被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所打斷，於是隻好硬著頭皮繼續“躍進”，使勉強維持的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雪上加霜。
繃得太緊的弦終歸要繃斷的。國民經濟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農業，終於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首先繃斷了。一場大災難無情地降臨了。
本來，在“大躍進”運動之前，糧食就非常緊張。“大躍進”猛烈擴大生產規模，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1000萬工人，大大加劇了糧食緊張局勢。要命的是，糧食生產又受到了嚴重地破壞。
“大躍進”以後並大社、搞人民公社，一個公社幾萬人，生產都沒法安排。幹多少也沒有人管，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都被抽走，上山煉鋼去了，成熟的莊稼卻丟在地裏沒有人來收。老百姓諷刺說：“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沒見過這樣種莊稼的。”種麥季節，卻發動群眾深翻地，折騰土地爺，把土壤破壞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風，要用鼓風機來吹，用大電燈來照。這麽種地，到頭來當然不會有什麽好收成。
本來，老天爺還是比較照顧的，1958年算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到頭來卻是增產不增收。到1959年老天爺變了臉，連續三年大旱。
辛苦了一年，收下的糧食，農民卻得不到多少。為了造“大躍進”聲勢，為了不被插“白旗”當右傾，各地都瘋狂地大搞浮誇，衛星放得人頭暈目眩，平常畝產幾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畝產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人民日報》還宣傳小麥總產量已超過美國，一時似乎糧食多得不得了。
中國人從來是省吃儉用的，糧食是寶貝。可是這時各地大搞食堂，為了宣揚食堂優越性，為了突出“大躍進”的成就，居然號召“敞開肚皮吃飯”，拿糧食不當回事。白麵饅頭，頓頓幹飯，吃得有經驗的老農直皺眉頭。
產量是虛的，征購可是實在的。上報產量的時候可以神吹，到征購的時候就得多交糧。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不足4000億斤，居然按虛報的7500億斤產量征購，1959年到1961年間征購糧占總產量的比重高達百分之三四十，連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都被國家拿走了。農民不願交，就搞反右傾、反瞞產，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厲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躍進”最積極的省份，搞公社、放糧食和鋼鐵衛星、反瞞產，都是轟轟烈烈，敢為人先。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陳雲到河南搞調查，參觀了“一百五十六項”的重點工程洛陽拖拉機廠、三門峽水庫等，實地了解農業機械和水利的發展情況，以便確定農業特別是糧食前景。當時河南方麵對他聲稱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他們還可以調出糧食。
陳雲反複問他們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河南省當時的生活水平，農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糧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這幾筆賬加在一起，留給農村的糧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總產量減去必須留在農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夠向城市提供的糧食，包括征糧、購糧。然後問他們，現在全省吃商品糧的有多少人？每個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這些人合起來總共需要多少？
一個是農村提供的糧食數字，一個是城市需要的糧食數字，把兩個數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夠提供的糧食比需要的糧食差了很多。
陳雲說，我不希望你們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能不能夠養活現在城市人口呢？養活不了。
河南方麵的人還不服，說河南城市人口的糧食還夠吃，自己能夠解決糧食。
與此同時，陳雲還派秘書周太和去安徽阜陽地區了解農村情況，而後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揚州裏下河地區的災情，向他作匯報。
這一帶農村“大躍進”運動中盲幹折騰，加上天災，當時情況是很困難的，周太和一行想在農村吃頓早飯，找了幾個村，都說負責人不在，最後在一個村才找到了幾塊白薯和一點青菜，吃了一餐早飯，這還是比較好的村招待北京來客的好飯哩。至於農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顯然這些地方糧食生產的情況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農村生產也比全國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們報告的情況仍有不少的虛誇。
後來發生的情況證明，陳雲當時在河南了解到的糧食問題是十分準確的。河南糧食根本不夠吃，是靠高征購勉強維持的。本來拿不出那麽多，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應，便來了一個“高征購”。征購不到，又來了一個“反瞞產”“反私分”。明明當時的高產是靠政治手段壓出來的，這會搞反瞞產反私分，卻反過來咬一口，說你原來報那麽多，現在征購的時候為什麽少了？就這麽左一個辦法，右一個辦法，一定要人家賣出那麽多糧食來，超過了農民能夠負擔的程度。到1960年秋冬就爆發了震驚全國、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數以萬計的人活活餓死，整個整個的村子死人絕戶。
廬山會議以前，河南糧食問題已經出現，好些地方已經餓死了人。廬山會議後，又大搞反右傾，使問題更加嚴重。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來揭河南省委的蓋子。陶鑄1961年2月2日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說：“在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做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第二是河南發生這麽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雖然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扭扭捏捏，不忠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錯誤。”王任重說：“西平縣因為7320斤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10000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事情！”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於人禍，加上天災，糧食產量連續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產量3073億斤，比1959年減產21.2%，人均占有產量433斤，比1957年減少170斤。到1960年5月，糧食問題已經異常嚴重。交通沿線的國家糧食庫存越來越空，到6月上旬，北京市庫存隻夠七天的銷量，天津市庫存隻夠十天的銷量，上海市糧食部門已經沒有大米庫存，靠借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過日子，工業基地遼寧有十個城市庫存糧食隻夠銷八九天。糧食調出大省江西，省內南昌、景德鎮、贛州、九江四個主要城市也處於隨調隨銷的危險境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擁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東北三省，都紛紛向中央告急：請給我們糧食！
華中重鎮武漢缺糧，最緊張的時候，糧食隻夠銷三天。武漢鋼鐵廠在饑餓的陰影下，大廠小廠折騰“超聲波”蒸食物，連蒸幾次使體積脹大哄腸胃。就這樣，僅有的糧食供應也不能保障了。省長張體學以省委的名義給李先念掛電話，淚流滿麵地懇求：“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麽處分都沒意見，隻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
7月17日，胡喬木向毛澤東反映了劉少奇的意見，說還是讓陳雲主管計委比較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在西北組會議發言中也說到：我們黨內真懂得經濟工作的人不多，陳雲是一個，賈拓夫是一個。
但是，7月14日發生的一件事，使會議的輕鬆氣氛有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由彭德懷的一封信引起的。
彭德懷對當時出現的問題，心中是十分焦慮的。眼見廬山會議就要結束，可是還是沒有提出糾正“左”的錯誤的問題，使他感到不能不說話。7月14日下午，彭德懷把自己起草的一封信送到毛澤東那裏。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有失有得，然後大膽地要求認真總結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他指出，鑒於工作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已經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具有政治性。浮誇風比較普遍地滋長，在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大躍進”中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彭德懷的信，是在親自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思考後寫成的，反映了實際情況和人民群眾的願望與要求，表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一個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也是完全正常的。不料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
毛澤東把信擬了個《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發給大會，要求評論這封信的性質。7月23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長篇激烈的講話，對彭德懷的信進行了嚴厲地批判，稱黨內外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的。
毛澤東講話中還說：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緊急關頭，不要動搖。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1956年、1957年的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讚成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反冒進。
講到這裏，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
毛澤東的長篇講話，重提右傾是黨內主要危險，從而使鄭州會議以來反左過程被迫中斷。
毛澤東還讓通知未上山開會的林彪去廬山開會，並提出，如果陳雲身體情況可能的話，也請上山來開會。但陳雲身體實在不好，後來也沒有去。
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重提對財經部門的批評，說財經部門從不下毛毛雨，四時八節逼著簽字，十年改不過來，橫直不讓了解情況。“設計院”不在常委、書記處，而在財經機關，那些人臉皮之厚可觀，出來的東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這種批評還要繼續下去。
在廬山會議批彭小組會上，連彭德懷讚揚陳雲懂經濟的話，也有人搬出來批。當有人提到彭德懷說過“陳雲關於經濟工作是摸得熟”，康生插話說：“他先講一套缺點，然後慨歎：現在看來還是陳雲對經濟工作摸得深。他這話不是拿陳雲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澤東同誌不行。這是挑撥。”
廬山會議把公開對“大躍進”方針持不同意見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並在隨後的大規模黨內鬥爭中，又從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在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製“左”的錯誤的幹部群眾慘遭錯誤的批判和打擊，加劇了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況。“大躍進”的錯誤繼續發展，最後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大饑荒的發生。
糧食環節欲崩潰，陳雲進口糧食解危
成千上萬的逃荒人群湧向破破爛爛的火車站；火車車頂上擠滿人、車門上扒著人，喘著粗氣，沉重地駛向遠方……
新來的縣委書記到飯館吃飯，抬頭卻發現不知什麽時候，幾個衣衫襤褸、滿臉饑色的孩子站在周圍，木然地盯著他手裏的饃……
這是一部電視劇中給20世紀90年代的人們展示的本世紀60年代那場全國性的大災難的令人心酸的場麵。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從主觀願望出發，從根本上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所必需的國民經濟中的合理比例關係，再加上在農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揮、浮誇風、破壞了農業生產，到1959年初就已經暴露了嚴重問題。從1958年底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就被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所打斷，於是隻好硬著頭皮繼續“躍進”，使勉強維持的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雪上加霜。
繃得太緊的弦終歸要繃斷的。國民經濟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農業，終於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首先繃斷了。一場大災難無情地降臨了。
本來，在“大躍進”運動之前，糧食就非常緊張。“大躍進”猛烈擴大生產規模，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1000萬工人，大大加劇了糧食緊張局勢。要命的是，糧食生產又受到了嚴重地破壞。
“大躍進”以後並大社、搞人民公社，一個公社幾萬人，生產都沒法安排。幹多少也沒有人管，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都被抽走，上山煉鋼去了，成熟的莊稼卻丟在地裏沒有人來收。老百姓諷刺說：“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沒見過這樣種莊稼的。”種麥季節，卻發動群眾深翻地，折騰土地爺，把土壤破壞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風，要用鼓風機來吹，用大電燈來照。這麽種地，到頭來當然不會有什麽好收成。
本來，老天爺還是比較照顧的，1958年算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到頭來卻是增產不增收。到1959年老天爺變了臉，連續三年大旱。
辛苦了一年，收下的糧食，農民卻得不到多少。為了造“大躍進”聲勢，為了不被插“白旗”當右傾，各地都瘋狂地大搞浮誇，衛星放得人頭暈目眩，平常畝產幾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畝產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人民日報》還宣傳小麥總產量已超過美國，一時似乎糧食多得不得了。
中國人從來是省吃儉用的，糧食是寶貝。可是這時各地大搞食堂，為了宣揚食堂優越性，為了突出“大躍進”的成就，居然號召“敞開肚皮吃飯”，拿糧食不當回事。白麵饅頭，頓頓幹飯，吃得有經驗的老農直皺眉頭。
產量是虛的，征購可是實在的。上報產量的時候可以神吹，到征購的時候就得多交糧。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不足4000億斤，居然按虛報的7500億斤產量征購，1959年到1961年間征購糧占總產量的比重高達百分之三四十，連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都被國家拿走了。農民不願交，就搞反右傾、反瞞產，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厲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躍進”最積極的省份，搞公社、放糧食和鋼鐵衛星、反瞞產，都是轟轟烈烈，敢為人先。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陳雲到河南搞調查，參觀了“一百五十六項”的重點工程洛陽拖拉機廠、三門峽水庫等，實地了解農業機械和水利的發展情況，以便確定農業特別是糧食前景。當時河南方麵對他聲稱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他們還可以調出糧食。
陳雲反複問他們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河南省當時的生活水平，農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糧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這幾筆賬加在一起，留給農村的糧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總產量減去必須留在農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夠向城市提供的糧食，包括征糧、購糧。然後問他們，現在全省吃商品糧的有多少人？每個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這些人合起來總共需要多少？
一個是農村提供的糧食數字，一個是城市需要的糧食數字，把兩個數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夠提供的糧食比需要的糧食差了很多。
陳雲說，我不希望你們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能不能夠養活現在城市人口呢？養活不了。
河南方麵的人還不服，說河南城市人口的糧食還夠吃，自己能夠解決糧食。
與此同時，陳雲還派秘書周太和去安徽阜陽地區了解農村情況，而後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揚州裏下河地區的災情，向他作匯報。
這一帶農村“大躍進”運動中盲幹折騰，加上天災，當時情況是很困難的，周太和一行想在農村吃頓早飯，找了幾個村，都說負責人不在，最後在一個村才找到了幾塊白薯和一點青菜，吃了一餐早飯，這還是比較好的村招待北京來客的好飯哩。至於農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顯然這些地方糧食生產的情況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農村生產也比全國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們報告的情況仍有不少的虛誇。
後來發生的情況證明，陳雲當時在河南了解到的糧食問題是十分準確的。河南糧食根本不夠吃，是靠高征購勉強維持的。本來拿不出那麽多，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應，便來了一個“高征購”。征購不到，又來了一個“反瞞產”“反私分”。明明當時的高產是靠政治手段壓出來的，這會搞反瞞產反私分，卻反過來咬一口，說你原來報那麽多，現在征購的時候為什麽少了？就這麽左一個辦法，右一個辦法，一定要人家賣出那麽多糧食來，超過了農民能夠負擔的程度。到1960年秋冬就爆發了震驚全國、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數以萬計的人活活餓死，整個整個的村子死人絕戶。
廬山會議以前，河南糧食問題已經出現，好些地方已經餓死了人。廬山會議後，又大搞反右傾，使問題更加嚴重。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來揭河南省委的蓋子。陶鑄1961年2月2日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說：“在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做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第二是河南發生這麽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雖然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扭扭捏捏，不忠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錯誤。”王任重說：“西平縣因為7320斤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10000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事情！”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於人禍，加上天災，糧食產量連續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產量3073億斤，比1959年減產21.2%，人均占有產量433斤，比1957年減少170斤。到1960年5月，糧食問題已經異常嚴重。交通沿線的國家糧食庫存越來越空，到6月上旬，北京市庫存隻夠七天的銷量，天津市庫存隻夠十天的銷量，上海市糧食部門已經沒有大米庫存，靠借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過日子，工業基地遼寧有十個城市庫存糧食隻夠銷八九天。糧食調出大省江西，省內南昌、景德鎮、贛州、九江四個主要城市也處於隨調隨銷的危險境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擁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東北三省，都紛紛向中央告急：請給我們糧食！
華中重鎮武漢缺糧，最緊張的時候，糧食隻夠銷三天。武漢鋼鐵廠在饑餓的陰影下，大廠小廠折騰“超聲波”蒸食物，連蒸幾次使體積脹大哄腸胃。就這樣，僅有的糧食供應也不能保障了。省長張體學以省委的名義給李先念掛電話，淚流滿麵地懇求：“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麽處分都沒意見，隻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