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林伯渠和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既是我們黨長期革命鬥爭經驗的偉大結晶，又是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軍民在極其艱苦的特定環境下，團結一致、克敵製勝的必然產物。因此，無論是研究延安精神的科學內涵，還是研究延安精神形成的社會曆史條件，都不能忽視林伯渠同誌在這方麵所作出的曆史性貢獻。本文根據有關文獻資料，試就林伯渠在倡導和發揚延安精神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作一個初步的探討。

　　與邊區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保持血肉的聯係，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克敵製勝的法寶，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體現。

　　林伯渠是1935年10月20日到達吳旗鎮的。他寫的《初抵吳旗鎮》的詩篇，充分表達了他見到陝北根據地人民的激動心情。10月25日，他在聽了毛澤東的報告，明確今後黨的任務就是要以陝北革命根據地為中心來領導全國革命時，心情更是興奮不已。此後，就常對同誌們講：“你們一定要永遠記住，陝北是革命的落腳點，也是革命的出發點；落腳是為了出發，也就是從陝北出發。”中共臨澧縣委編：《懷念林伯渠同誌》，1版，245頁，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因此，他非常重視與邊區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保持血肉聯係。

　　在延安，為了從理論上重新武裝幹部，深刻認識密切聯係群眾的重要性，林伯渠經常教育幹部既要有正派的作風，又要注重改造思想的方法。他說：所謂正派作風，“就是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民主作風；就是實事求是，就是階級分析，求得真實情況和它的規律”。並且強調，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懂得：“我們都要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為群眾所喜歡的群眾觀點和實事求是的正派作風。”關於改造思想的方法，他明確指出：我們說改造思想，即是要改造思想方法。毛澤東同誌提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是解決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最好方法。《林伯渠傳》，1版，338、350頁，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他在任陝甘寧邊區主席期間，總是努力深入群眾，到工、農、商、學、兵中去調查，掌握第一手情況，不斷向群眾汲取新營養，以便更好地指導各項工作。他不顧工作繁忙和年邁體弱，經常和老鄉們在一起親切地交談，並先後深入到甘泉、富縣、安塞、誌丹等縣進行調查，親自“解剖麻雀”，實行具體指導。在甘泉縣調查時，他選擇三區二鄉為對象，把20多人分成小組，到行政村或自然村，一麵參與行政工作，一麵進行農村調查，以達全麵了解鄉村各方麵的情況。他在這方麵的事跡是十分感人的。

　　在延安，林伯渠非常注意傾聽群眾的呼聲，關心群眾的疾苦。他把個人的安危往往置之度外，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始終放在第一位。每當他從西安、重慶、武漢回到延安，就拄個拐棍，挨著窯洞一個個走走，向各單位了解情況，詢問同誌們的身體、生活情況。有一次，他在機關食堂發現一個孤寡老太婆提著筐子到廚房揀藍炭(即未燒盡的煤核)，因她是小腳，提著筐子走山路實在艱難，就及時派人給這位老人送回去了。林伯渠熱愛邊區人民，邊區人民更愛戴自己的主席。每逢新年佳節，群眾組織秧歌隊，都要敲鑼打鼓去給他拜年。這充分反映了邊區人民對林伯渠的愛戴和信賴。

　　為了堅持和發揚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作風，林伯渠親自和一些領導同誌談心，交流這方麵的體會和經驗。他語重心長地對邊區第一位女縣長邵清華說：“過去你隻是做婦女群眾的工作，今後是一個縣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種人的工作都要做，這就要更廣泛地聯係群眾，深入實際，多做調查研究。到了新的崗位上，在各方麵都要嚴格要求自己，特別要注意和當地幹部搞好團結，才能擔負起黨交給你的重任。”②《林伯渠傳》，252、253頁。請同誌們注意，林伯渠在這裏特意用“父母官”來啟發教育邵縣長，其意味是極為深刻而又有影響的。不僅如此，他還對邊區政府秘書處青年幹部陳昌林說：“毛主席提出知識青年到前線去，到基層去，到農村去。你是知識青年，缺乏實踐鬥爭的經驗，應該到基層去工作。”後來，當林伯渠知道某專員要留陳昌林在專署當秘書時，馬上寫信說：“青年要深入實際，最好還是去鄉政府當文書。因為鄉政府是邊區政府的縮影，工作千頭萬緒，會遇到許許多多頭痛的事，才能真正受到鍛煉……”②於是，陳昌林就被安排到綏德分區最苦的佳縣去當一個區長。之後，林伯渠還經常給陳昌林寫信，要求他多做具體工作，艱苦奮鬥，少說大話空話。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林伯渠根據邊區的實際，對要去基層工作的青年幹部提出了四點希望：(1)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的呼聲，為群眾排憂解難；(2)和當地幹部搞好團結，學習他們的經驗，提高他們的文化；(3)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4)勿做“欽差大臣，”要甘當“小學生”。林伯渠提出的這四點希望，作為邊區政府對幹部去基層工作的重要指示，發表在1942年5月11日的《解放日報》上。

　　林伯渠深知人民群眾不僅是智慧的源泉，而且是力量的源泉，指出邊區的人民群眾就是這樣的人民群眾。1947年3月，胡宗南部隊大舉進攻陝甘寧邊區，林伯渠帶領邊區政府的工作人員，動員群眾參軍參戰，同敵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恢複生產的過程中，秘書看到林伯渠的身體比以前更加消瘦了，就買了一隻雞，準備給他補養補養。當他知道後，堅決叫把雞退了回去。林伯渠講：“戰爭打得這樣殘酷，邊區人民都在付出犧牲，我們必須與群眾同甘共苦。”並且深情地說：是陝甘寧人民用小米養活了我們，是陝甘寧人民給予我們黨這塊立足點，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陝甘寧人民的恩情。《懷念林伯渠同誌》，240、119頁。林伯渠在工作實踐中，尊重邊區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已經達到了極高的境界。1948年3月，他對謝懷德誠懇地說：“有件事給你講一下，1942年我到富縣檢查工作，對你們有過批評，你還記得嗎？”“我今天講，主要指的是批評中有過頭的話，不符合客觀事實。這不是你我之間的問題，而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客觀事物的看法和態度問題。富縣地處邊區南大門，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在殘酷的鬥爭中，富縣幹部和群眾頑強不屈，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事實證明，富縣的工作基礎、群眾基礎是好的。你要把我說的這些話，轉告給當時在富縣工作過的同誌。”《懷念林伯渠同誌》，144頁。林伯渠這種尊重人民群眾的求實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1960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致悼詞中說：“林伯渠同誌，從來相信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對於革命勝利具有無限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他在江西革命根據地，在二萬五千裏長征，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和粉碎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鬥爭的那些最艱苦的年月裏，他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命運、共呼吸，艱苦奮鬥、勇往直前，不怕任何困難，不計個人安危，表現了無產階級戰士的高貴品質。”的確，林伯渠的這種高貴品質，正是延安精神的重要體現。

　　學習就是工作學習就是領導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用革命理論武裝人們的頭腦，這是指引中國共產黨人開拓前進的思想武器，也是延安精神的科學內涵。

　　當時，不是有人說延安的窯洞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嗎？實踐證明，在延安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共中央，正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得最好的時期之一。在這方麵，林伯渠也是堪稱模範的。

　　林伯渠雖然是一位久經革命風霜、學識非常淵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他常常手不釋卷，認真閱讀馬列和毛澤東的著作，有時還將幾本書放在一起，對照著閱讀和研究。“勵誌唯存馬列篇”，這就是他的格言。在延安，他曾說過：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用馬列主義去解決革命工作中碰到的問題，使自己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有明確的觀點，不致左右搖擺。同時，他深深懂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指出：《共產黨宣言》是指路明燈，“毛主席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惟一正確的能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林伯渠傳》，63、348頁。尤其可貴的是，他在自己六十誕辰的前夕，還向毛主席求教，提出“像我這樣的人應當如何學習？如何為黨多做工作”的問題。他的這種學習精神曾經激勵著在延安的每一個人。據他身邊的警衛人員回憶：有一次，林伯渠從黨中央開會回來，途中淋了雨，又涉了水，到家已經很晚了，可是他還是堅持學習。一直看得很晚很晚……《懷念林伯渠同誌》，180頁。

　　林伯渠不僅自己帶頭認真學習革命理論，而且隨時隨地教育幹部，要搞好革命工作，就要在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上狠下工夫。指出：“學習就是工作，學習就是領導，學習就是工作和領導好壞的關鍵。”林伯渠：《學習毛主席思想執行黨的路線與政策》，1948年8月7日《群眾日報》。他還針對青年人的特點說道：你們青年人一定要好好學習；學習一定要開動腦筋，切不可三心二意；要學革命的道理，也要學文化知識。我們無產階級要有氣概，能夠學會這些，也能夠學好這些。凡是從蔣管區來到延安的青年，隻要一分配到林伯渠身邊，他總是在百忙中熱情地接見，詢問他們的生活、家庭、工作和學習等情況，並教導說：“一個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要既來之則安之。要努力學習，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懷念林伯渠同誌》，234頁。他還對文化知識不高的同誌常講：學好文化是學好其他一切知識的前提，沒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學習政治理論和高深的科學知識就很困難。平時，林伯渠常常親切地問他們：“你們今天識了幾個字？”當對方回答出識了哪幾個字以後，他又進一步問這些字是什麽意思？直到同誌們完全理解了為止。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裏，林伯渠把全體同誌分成兩個班，初級班指定文化教員教學文化，他自己動手製作看圖識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戰士們學習。高級班則由他親自輔導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政治經濟學》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著作。為了加強組織紀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性，林伯渠還親自給辦事處的同誌逐條講解了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這種情景許多同誌至今記憶猶新。

　　在延安，林伯渠不僅非常重視革命理論的學習和研究，而且十分重視革命傳統的學習和宣傳。1936年初，林伯渠在中央黨校講課時，經常用毛主席的教導、先烈的革命事跡教育幹部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定革命信念。平時，他常給警衛員和孩子們講井岡山鬥爭、廣州革命和朱總司令挑南瓜的故事，講完後還要問懂不懂，如果不懂，他就再講。一次，林伯渠問警衛員賀永昌：朱總司令為什麽要挑南瓜？賀一時答不完全。林伯渠笑著說：與人民群眾、士兵同甘共苦是我們共產黨的作風，朱總司令的故事，說明我們黨和黨 的領導人同群眾是完全站在一起的。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經常給大家作報告、講故事。如：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港粵暴動、北伐戰爭、江西革命根據地和五次反“圍剿”的故事等，使青年戰士受到很大教育。1940年，有一次邊區政府秘書處召開時事討論會，林伯渠還結合本地的曆史，給大家講了南宋時期韓世忠、梁紅玉愛國抗金的故事。他說：為什麽現在陝北民間流傳著“米脂婆姨綏德漢”的稱譽呢？據說梁紅玉就是米脂人，韓世忠就是綏德人，他們夫妻倆都是愛國抗金的名將，曾在延安府守衛過邊關。我們現在國難當頭，就要學習他們的愛國精神。我覺得，林伯渠在當時反複講這些革命傳統和光榮曆史，對於人們認識和理解延安精神，是有重要意義的。

　　民主團結艱苦奮鬥

　　1935年冬，林伯渠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財政部長，後任西北辦事處主席。從1937年9月西北蘇區改為陝甘寧邊區起，到1948年11月中共中央調他到中央工作止，一直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主席。在這段時間裏，林伯渠在黨中央的直接指導下，高舉民主團結的旗幟，與邊區的黨政軍民艱苦奮鬥，使一個地廣人稀、土地瘠薄的窮地方，變成為聞名中外的抗日民主模範根據地。

　　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來，陝甘寧邊區已經成為全國抗日的重要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為了克服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的包圍封鎖所帶來的財政經濟嚴重困難，製定了十大政策，號召邊區軍民自力更生，自己動手，開展大生產運動，堅持長期抗戰。1940年12月3日，林伯渠在邊區召開的經濟自給動員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與封鎖，斷絕了邊區和外麵的一切經濟往來，使邊區遭到了抗戰以來空前的困難，這就要求我們急速實行“自給自足政策”，“用自己的力量去擺脫一切的困難與壓迫。”《林伯渠傳》，259頁。在林伯渠主席的領導下，邊區政府把發展生產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生產建設中又以農業為第一位，工業和運輸業為第二位，商業為第三位的方針，采取了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克服了困難，渡過了難關。這些措施主要是：實行優待移民、難民生產的政策，鼓勵開荒種地；開展勞動競賽，獎勵勞動英雄；開展減租減息，調整地主與農民關係，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地主經營土地的積極性；支持和支援軍隊實行屯田政策；適當發展工業和商業，恢複集市貿易；創辦光華農場，促進農業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軍隊實行屯墾是朱德倡導的，其中也滲透著林伯渠的許多心血。南泥灣在延安東南90華裏外，是個人煙斷絕，荊棘叢生，狐狼經常出沒的地方。1940年春，林伯渠曾親自帶領農業技術人員到南泥灣勘察，認為這裏是開荒生產的好場地。1941年春，王震率領八路軍三五九旅到南泥灣屯墾，把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1943年春節，林伯渠親率邊區政府慰問團到南泥灣，盛讚三五九旅艱苦奮鬥、克服困難的革命精神。幾年之間，邊區人民在林伯渠主席的領導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建設都有了顯著的發展，處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有力地支援了前線。

　　林伯渠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領導者，同時也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帶頭人。在那艱苦的歲月裏，他首先在邊區政府機關牆報上貼出了個人的生產節約計劃，其內容是：(1)從農業生產上，用變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糧食局二石細糧的任務。(2)收集廢紙交建設廳。(3)戒絕吸外來紙煙。(4)今年的棉衣、單衣、襯衣、鞋襪、被單、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給。《林伯渠傳》，267頁。為了執行這個計劃，他采取了許多具體措施。例如，就近的荒地開完了，他就扛著钁頭在延安南川開了一片荒地種。當時，有同誌勸他說：“你工作很忙，年紀又大，近處找不到合適的地，就算了吧！隻要我們每人多種一點，就夠你那份了。”林伯渠聽後，嚴肅地說：“我是邊區政府主席，要求別人做的，我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生產任務，怎能要求別人？”③《懷念林伯渠同誌》，217、115頁。有個姓惠的農民，常見林伯渠一大清早提著籮筐揀糞，非常感動，就領著兒子挑了兩擔糞要倒在他的糞堆上，並且同林老說：“你老年紀那麽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後我們就幫你拾了。”林老笑著說：“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我還要堅持拾糞。雖然我年紀大些，在政府中有工作，但我也要參加大生產運動，我也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③“我是個普通老百姓”，林伯渠完全把自己置身於人民群眾之中。由於林伯渠堅持生產勞動，注重精耕細作，他開的那塊荒地連年獲得好收成。大旱之年，他地裏結出的大南瓜卻重達40多斤。他這種克服困難、熱愛勞動、艱苦奮鬥的精神，是沒有人不佩服的。

　　在邊區的政權建設上，林伯渠狠抓了“三三製”。1941年1月，邊區政府發布了關於實行選舉的指示。在選舉開始後，一些開明的地主、士紳讚成“三三製”，說“共產黨寬宏大量，仁義治國”。2月，林伯渠在邊府召開的專員縣長聯席會議上，著重論述了“三三製”政權的問題。他號召政權工作者要有政治家的風度，大公無私，容納萬有，誠懇說服，這才是搞好“三三製”政權必須具備的工作作風。就這樣，在林伯渠的諄諄善誘、說服教育下，許多縣、區、鄉都把開明的士紳吸收到“三三製”政權中來了。1941年5月1日，中共邊區黨委發布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半年之後，全邊區的縣普遍建立起“三三製”政權，實現了黨同民主人士的合作，有效地調動了各階層人士參加邊區建設的積極性。

　　在建立“三三製”政權的過程中，一次會上，林伯渠覺察到李鼎銘等民主人士很少發言，有的默不作聲。於是，他就親自做李鼎銘的團結工作，發現在有職有權上尊重對方不夠，及時定下了四條改進措施，並身體力行，使李鼎銘感到很滿意。後來，中外記者團來延安考察時，一位英國記者提出要同李鼎銘單獨談話，我們滿足了他的要求。這位記者問李鼎銘：“你是不是有職有權？”李鼎銘爽朗地笑著回答說：“我是有職又有權。”事後，這位英國記者多次說：“李鼎銘副主席真有職有權，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麵笑心也笑了。”《林伯渠傳》，247—248頁。愛潑斯坦在訪問過安文欽後也說：“共產黨真有本事，把一位大紳士選進邊區參議會，當上副議長。”《懷念林伯渠同誌》，140頁。為了表彰林伯渠在陝甘寧邊區工作中的豐功偉績，中共中央在他虛齡六十壽辰時致的賀信中說：“在八年抗日戰爭中，你領導陝甘寧邊區政府，不顧頑固派的包圍封鎖，實行了三三製，發展了農工生產，提高了人民文化，給新民主主義的各種製度立定了規模。”《林伯渠傳》，312頁。中共中央對林伯渠的評價是很高的。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給新民主主義的各種製度立定了規模”的論斷，是我們進一步研究延安精神與現代中國關係的重要理論依據。後來，吳玉章在懷念林老的詩中也寫道：“抗戰中心陝甘寧，建設輝煌薄海欽。領導全憑毛主席，伯渠協力有殊勳。”《懷念林伯渠同誌》，278頁。這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林伯渠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期間，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積累了許多豐富的經驗。1945年9月5日，延安各界群眾兩萬多人，在南門外廣場熱烈慶祝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林伯渠在講話中 ，提出要努力保持和發揚用血汗換來的勝利成果時，列舉了陝甘寧邊區和各解放區的建設成績，證明實行民主，改善民主，是今後全國和平建設的關鍵。他興奮而明確地說道：“現在抗戰勝利了，解放區同胞必須努力發揚民主團結、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做全國和平建設的模範。”見1945年9月6日《解放日報》。“民主團結、艱苦奮鬥”這八個字，可以說是林伯渠對延安精神的一個獨到的概括，它反映了延安精神的本質內容和基本特征。前麵已經說過，當時的陝甘寧邊區曾被譽為中外聞名的“抗日民主模範根據地”。邊區政府在出版的一些重要文件的封麵上，其右上方通紅的火炬裏，就印著“民主”二字！這麵旗幟邊區政府是舉得很高的。在今天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民主團結、艱苦奮鬥”這八個字，仍然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繼續發揚光大的優良傳統。

　　讓延安精神傳遍世界

　　林伯渠既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倡導者，又是積極主張把延安精神不斷擴大，使其傳播到全世界去的領導人。

　　林伯渠在延安期間，曾到西安、武漢、重慶做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在那裏，他不僅向各界人民宣傳和解釋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並且利用這樣好的機會隨時隨地擴大和宣傳延安精神。1938年2月，林伯渠在擔任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黨代表時，得知國際紅十字會醫療大隊大隊長、北京協和醫院有名的外科醫生萬福恩很同情共產黨艱苦奮鬥、一心抗戰的精神，決定親自登門拜訪，進一步向他宣傳我們黨的抗日主張和延安作風。此後，林伯渠還多次把萬福恩請到八路軍辦事處做客。由於林伯渠的熱情接待，以誠相見，使萬福恩深受感動。萬說：“共產黨並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可怕。像林老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沒有一點架子，我非常敬佩！”《懷念林伯渠同誌》，204頁。在此期間，林伯渠還介紹廣東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的方少逸等去延安參觀，並囑延安有關部門好好招待。

　　1940年3月下旬，南洋僑胞回國慰勞團發起人、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等一行五人，從仰光經昆明飛抵重慶。陳嘉庚在珊瑚壩機場向新聞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表達了訪問延安的良好願望。林伯渠得知後，即與葉劍英、董必武專程到嘉陵招待所拜訪，對能見到這位老同盟會會員感到分外親切並贈送陝北出產的羊皮衣三件給陳嘉庚先生。中共中央南方局還為陳嘉庚舉行歡迎會。林伯渠在會上致歡迎詞中，對陳嘉庚領導華僑支援抗戰和回國慰勞考察一事表示熱烈歡迎，並互道友誼。事後，林伯渠說：我和陳嘉庚交上了朋友。並且預言：和陳既是抗戰的朋友，更是將來建國的朋友。不久，毛主席正式邀請陳嘉庚到延安訪問。陳嘉庚在延安訪問考察之後，十分敬佩中共的抗日主張和作風，決定跟共產黨走，並說：“中共是實在的、樸實的。”林伯渠也說：“陳嘉庚本人的精神作風也恰恰是實在的、樸實的，這就決定他必然會找到革命真理。”《林伯渠傳》，219頁。《懷念林伯渠同誌》，226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福建省政協合編：《回憶陳嘉庚》，1版，126—127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林伯渠對國內各界人民是這樣積極宣傳延安精神的，對外國朋友更是如此。1938年5月，林伯渠親自安排了歐洲國家派到延安訪問的第一個記者。當時，國內各地大批青年紛紛奔赴延安。瑞士激進民主黨機關報《新蘇黎世報》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為了了解和考察青年人十分向往延安的真實情況，經過多方聯係，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拜訪了林伯渠。林伯渠在與延安聯係以後，派了一名18歲的戰士為他做向導和警衛，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訪問了許多地方，還專訪了毛澤東。回國後，在《新蘇黎世報》上發表了六篇報道，成了第一個報道延安情況的歐洲記者。博斯哈德在報道大批青年奔赴延安的情況時寫道：中途，我遇到一群學生，他們是要到延安進“抗大”的。他們決心步行走完這段路程，好為以後的遊擊戰經受第一次訓練。這些年輕人來自六個不同的省份，其中有四人是從法屬印度支那來的。這個學生小隊隊長曾在廈門上過海校，他說他在路上已有20天了，希望能在兩周以後走到延安。又說：我們愈是接近“紅色首都”，背著行裝，徒步而來的青年人也愈來愈多，他們希望能夠在八路軍這裏找到自己的天堂。博斯哈德在報道延安城的地形和市容時寫道：這座小城坐落在一麵陡峭的山坡和一條小河之間，紅軍來到以後，這裏的生活便活躍起來。已有的房屋本來就不夠部隊居住，新來的人又絡繹不絕，住房問題當然更緊張了。於是，在城市四周的山坡的窯洞櫛次鱗比，鑿洞室也是陝西、山西居民幾千年的習慣。這些窯洞優點很多：造價低廉，四季氣溫差別不大，而且是躲避日本飛機轟炸的最好防空洞。在很短時間內，一排排地下住宅建成了，學校、醫院、銀行、商店都安置在窯洞內，我從山上看去，窯洞接著窯洞，沿著河流蜿蜒幾公裏。又說：這座城市非常清潔，令人有清心悅目之感。在街道上你看不到長滿疥瘡的野狗，遇不到衣服襤褸的乞丐和綁著繃帶的傷兵，這與中國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下水道每天有人清掃，戰士們(其人數大概超過居民人數)的軍服雖然補綴多處，但是非常幹淨。我曾在中國人的旅館住過幾次，在延安我第一次得到了清潔的麵盆和潔白的毛布。博斯哈德報道國際友人在延安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時寫道：同共產黨合作的還有一些外國人，其中有幾位已經在紅軍多年，其餘的則是屬於某些國際組織，是不久前才到延安來的。最有趣的是敘利亞血統的美國醫生馬海德。他的月薪是八路軍中收入最高的。他住的窯洞是我在延安見到的最大最漂亮的一間。自1933年以來，他負責救護工作。他在內戰期間組織了野戰醫院，在延安建立了軍隊和居民醫院。他的最新創造是窯洞肺病療養院……與白求恩大夫同行的還有一位加拿大籍傳教士——羅伯特·布朗。布朗在中國已經多年，這次是休假到這裏來的，準備逗留數月。我問他，傳教和共產主義如何一致起來，他回答說：八路軍同傳教士一樣也是為了幫助窮苦農民。博期哈德在報道同毛澤東談話的情景時寫道：他首先談到日本，接著回答我提出的關於戰爭的大概進程問題。我問毛澤東，他對重新建設中國是如何設想的。他回答：“戰爭以後，為了建設，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外國資本，特別是在交通運輸和工業方麵。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誰想在中國做生意，誰就不應忘記，隻有在雙方，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感到滿意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最後，我還想知道，毛對他自己的黨有什麽預見。他說：“我們的注意力目前完全集中抗日戰爭上。我們今天是民主主義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更不是共產主義者。以後我們當然希望前進一步，通過社會主義達到共產主義。然而，這是一個適合中國情況的共產主義。我們首先致力於農民的中興，因為隻有提高四億農民的購買力，才能順利地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毛同我詳盡地談了三個小時。此外，在報道中還特意選擇了延安的街道、林伯渠同誌、毛澤東同誌在延安、瓦爾特·博斯哈德和一名美國記者與毛澤東同誌在一起等幾幅照片。《林伯渠傳》，235—236頁；李逵元《第一次出現在歐洲記者筆下的延安》一文，見《新觀察》1983年第20期。這就真實地向歐洲人民介紹和傳播了延安精神。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官方記者，這些報道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1939年9月，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袖尼赫魯來重慶作國事訪問。林伯渠與陳紹禹、秦邦憲、吳玉章等前往會見。雙方就國際形勢交換了看法，林伯渠等向尼赫魯介紹中國國內抗日、反帝鬥爭的情況，解釋了我們黨的主張和政策，增進了彼此間的了解。1944年6月9日，林伯渠在重慶曾家岩五十號舉行茶話會，招待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夫婦以及國際紅十字會管理人員柏朗德、美國援華會愛德生等人，與國際友人親切會談，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傳播了延安精神。實際情況也正是這樣：林伯渠走到哪裏，就把延安精神帶到哪裏，傳播到哪裏。

　　在林伯渠看來，延安精神是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得來的，同時也與國際援助分不開的。當時，在延安工作的國際友人有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和巴蘇華醫生等。林伯渠曾對有關工作人員常講：這些同誌都是了不起的國際主義戰士，他們放棄了舒適生活，支援我們抗戰，不顧個人安危，情願和我們同甘共苦，是難能可貴的。當林伯渠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外國的蘭道爾代表國際救濟總署給陝甘寧邊區9000多法幣，說是救濟難民的，要辦些工廠，收容難民。對此，林伯渠指示說：“這筆錢辦工廠，既救濟難民，又要發展邊區生產。國際上給我們這筆錢更要注意。”於是，在林伯渠的具體指導和關懷下，邊區辦起了難民棉織廠、毛織廠、農具廠和製藥廠，並且織出了呢子、毯子。後來，蘭道爾對國民黨說：給你們的錢比他們多幾倍，你們什麽都幹不出，陝甘寧邊區的產品不錯，有呢子、毯子、皮坎肩。這充分說明，邊區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奮發圖強的精神得到了國際上的讚許。《懷念林伯渠同誌》，183—184頁。當外國記者參觀了林伯渠親自籌建的光華農場即延安農業試驗場之後，驚訝地說：“想不到在這戰火連天、硝煙彌漫的世界裏，竟然還有這麽個世外桃源！”《懷念林伯渠同誌》，176—184頁。是的，邊區人民在林伯渠主席的領導下，就是以優異的成績來迎接外國朋友的。而外國朋友們，也正是以這些史無前例的生動事實，向世界人民傳播延安精神的。

　　綜上所述，林伯渠和延安精神是分不開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林伯渠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倡導者和卓越實踐者之一。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林伯渠的英名永垂青史！

　　1990年10月全國延安精神理論研討會入選論文

　　作者補記

　　2002年3月26日至4月2日，江澤民總書記在陝西考察時強調，延安精神永遠是法寶，我們要弘揚延安精神開創新局麵。

　　江澤民指出，偉大的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財富，過去是，今天仍然是我們戰勝困難、取得勝利的法寶。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內容。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必須大力發揚延安精神，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各級黨委要全麵落實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以黨的建設的新成績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前進(新華社西安電，記者劉思揚)。

　　江澤民總書記的這番重要講話，全麵、深刻、準確地論述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內容和精神實質，為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弘揚延安精神這個法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