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西安事變的曆史意義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深入研究西安事變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是我國現代史研究工作者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根據有關文獻資料，從以下四個方麵作一初步探討。

　　打破了蔣介石“剿滅”紅軍的迷夢

　　1936年的陝北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向全世界宣告它是一支不可戰勝的人民軍隊。紅軍是抗日的先鋒隊，紅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可是，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卻不顧一切地要發動對紅軍的第六次“圍剿”，妄圖在一個月之內，徹底剿滅陝北紅軍。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1935年9月，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司令，並代理總司令的職務。張學良就職後，即率十萬之眾，向陝北紅軍發起第三次“圍剿”。

　　1935年12月19日，蔣介石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說：“中國共產黨可以合法存在，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政黨有自己的軍隊。”西安事變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1版，16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1936年2月23日，蔣介石下令調國民黨軍隊30萬人入晉，以堵截陝北紅軍東渡黃河進行抗日，同時又下令東北軍、十七路軍進擾紅軍後方。企圖把紅軍圍困在陝北地區，待兩廣事件處理結束後，集中力量解決共產黨的問題。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認為陝北紅軍在軍事上已走到絕境，親自到西安布置反共軍事，並向張學良、楊虎城宣布了進一步“剿共”的計劃。10月27日，蔣介石在長安王曲軍官訓練團向中、高級軍官進行剿共動員說：“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變紀實》，1版，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月29日，蔣介石到洛陽做了一係列“剿共”部署，並調集30個師的嫡係部隊，擺在漢口至鄭州、鄭州至靈寶的鐵路線上，下令擴大西安、蘭州的飛機場，要求容納100架轟炸機。10月30日，張學良約閻錫山一同去見蔣介石，陳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必要性。結果，蔣介石說：“紅軍已成強弩之末，隻要大家努力，短期內不難徹底消滅。”《西安事變簡史》，33頁。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又到了西安，對張學良、楊虎城宣稱：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12月7日，張學良破釜沉舟，陳說利害，由“勸諫”到“哭諫”，結果激怒了蔣介石，他把桌子一拍，大聲地說：“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西安事變簡史》，34頁。

　　12月9日，蔣介石令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12月11日，蔣介石召集中央軍將領和張學良、楊虎城、於學忠等宣布軍事計劃，並決定在12日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

　　於是，一場新的大規模的“剿滅”紅軍的內戰立即就要爆發。在這緊要的關鍵時刻，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忍無可忍，他們從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出發，決定立即采取軍事行動，扣留蔣介石。12月12日淩晨6時，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這就首先打破了蔣介石徹底消滅紅軍的迷夢。從達成的協議來看，不僅曆史地宣告了10年內戰的勝利結束，而且也宣告了25年的軍閥混戰的勝利結束。

　　為什麽這樣說呢？

　　第一，蔣介石公開承認他最後“剿滅”紅軍夢想的破產。1937年2月，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引言中非常痛心地說：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競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墜於一旦。”同年2月18日，他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中，開頭就承認：謹報告者，中正於去年12月以西北剿匪軍事按照預定計劃，半月至一月間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陝親加督促；不圖張學良等突然構亂，致有12月12日之事變。

　　第二，宋氏兄妹擔保了停止“剿共”的承諾。1936年12月22日，蔣介石同意由宋氏兄妹出麵談判，對雙方商定的條件蔣介石以“領袖的人格”作擔保。當天，西安方麵要以八項政治主張為談判基礎，宋子文同意。這八項政治主張的第二項就是：“停止一切內戰。”24日，在經過談判達成的六條協議中，第五條就是“宋子文、宋美齡擔保停止剿共”。當晚，宋美齡又一次地表示：以後不“剿共”了。

　　第三，蔣介石作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1936年12月24日晚，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周恩來會見蔣介石時，蔣向周表示了三點，其中第一點就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西安事變紀實》，157頁。12月25日下午4時，蔣介石在機場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重述了他答應的條件，一再表示：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不僅如此，1937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來在杭州同蔣介石談判時，蔣還表示：他決不再打紅軍。

　　第四，蔣介石同意紅軍編為第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在7月17日宣布承認陝甘寧邊區，要紅軍改編為三個師，日軍進攻上海以後，蔣介石希望紅軍立即開赴前線，8月19日他同意陝北紅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部，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下轄三個師。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上述改編紅軍的命令。八路軍一經調赴華北前線，就成為抗日的一支生力軍，並且經過八年抗日戰爭的鍛煉，人民軍隊更加強大了，從4萬多人發展到127萬人，民兵發展到220萬人。這是西安事變的曆史收獲。

　　警告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獨裁者

　　1936年，蔣介石已成為中國曆史上一位最大的政治獨裁者。除陝甘寧邊區以外，他幾乎統治著整個中國，他不僅掌握著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而且一切大小軍閥都得聽從他的指揮。西安事變前，他的政治獨裁氣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936年冬，在國難深重的形勢下，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他拒絕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也不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要大打內戰。他甚至給自己的嫡係軍隊發了這樣一個命令 ：“侈言抗日者，殺無赦。”

　　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國會的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王造時等七人。為此，張學良後來麵對蔣介石說：“蔣委員長這樣專製，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麽區別？” 《西安事變簡史》，51頁。

　　1936年12月9日，西安萬名學生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通過了《為督促政府動員全國兵力抗日停止內戰的宣言》，當學生列隊去臨潼向蔣介石當麵請願時，蔣立即命令張學良加以製止，若學生不服從，就“格殺勿論”。

　　1936年10月22日至12月7日，張學良、楊虎城代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體將士，多次建議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經過“勸諫”和“哭諫”的痛切陳說，結果都遭到蔣介石的“訓斥”，並且聲稱：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陳力：《葉劍英同誌在西安事變前後》，見《中共黨史資料》1984年第9輯，181—182頁。。這時的蔣介石誰人去勸說，都是絕對無效的。

　　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在西安事變以前，蔣介石堅決地處理了福建事變和兩廣事變。而這兩次事變，既沒有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也沒有收到聯合反蔣的效果。也就是說，不論是國民黨的蔡廷鍇、李濟深，還是國民黨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沒能用宣布破裂、成立革命政府、搞通電、發宣言的方式說服蔣介石抗日救國。一句話，都沒有達到警告蔣介石的目的。既然如此，在蔣介石看來，張學良和楊虎城也就不在話下了。

　　在張學良的心目中，民族利益是居於首位的。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張學良就通電響應加入中國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並捐款援助。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在漢口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曾經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是1922年國際第四次大會討論東方問題時決定的策略。這個策略決定後，至1925年‘五卅’才廣大的實際應用出來：此時民族的聯合戰線，亦即所謂‘赤的聯合戰線’、‘五卅’運動之成功，就是民族聯合戰線之成功。當時這個戰線非常擴大，自工人以至軍閥莫不加入這個戰線(當時張學良、孫傳芳等，都通電響應，捐款援助)，一時民眾勢力非常發展”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1版，17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張學良的這一步邁得很有意義，以致使他後來起了反蔣的念頭。1932年9月15日，中共湘鄂贛省委在《湘鄂贛省委緊急通告(第四號)——抓住目前客觀環境的轉變加緊進攻敵人，鞏固與恢複蘇區工作的又一指示》中，在談到最近國內的消息時指出：“北方除石友三已公開反蔣外，最近的事實，有甘肅馮之舊部隊……這些消息已證明北方問題日趨嚴重，韓複榘、馮閻及吳佩孚已開始反蔣，甚至張學良亦將要馬上繼續石友三實行反蔣的軍事委員。”《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2輯，5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會談合作抗日時，認為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義反對，不好辦。蔣介石錯在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做艱苦工作扭轉他。這時，張學良明確提出：你們從外麵逼，我從裏麵勸，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

　　至於“對蔣介石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存在過任何幻想”的楊虎城，在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他不但不願投蔣，對蔣的獨裁不滿，進而有作賀龍的願望，積極申請參加中國共產黨，並在1928年10月9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允(當時因故未能履行入黨手續)。這樣，從1930年起一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為止，蔣、楊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當楊虎城回陝後就曾表示：今後我們的問題，將是如何對付蔣介石的問題了。換言之，蔣介石將成為我們的主要敵人。他認為：和蔣介石鬥爭，首先必須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因此，在楊虎城與張學良建立了合作關係之後，他們堅決地舉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積極主張逼蔣抗日。1936年12月9日晚，楊虎城向孫蔚如、趙壽山、孔從周宣布說：“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內戰，竭力挑撥我們和東北軍的關係。這次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決定大舉‘剿共’，實際上也要消滅我們和東北軍。我和張先生(學良)決定硬幹，要幹就徹底幹下去，把蔣介石抓起來。”《楊虎城傳》，117頁。是的，“把蔣介石抓起來！”這可以說是楊虎城早在五年前設想的對付蔣介石必須在政治上有自己的那種做法吧！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勸蔣失敗後，斷然采取“兵諫”的辦法，把蔣介石拘了起來，以便在特定的條件下，促其反省，逼蔣抗日。對此，毛澤東曾經深刻地指出：“西安事變開頭還是一種反蔣起義，隻是通過我們的努力這種性質才起了變化。”彼森：《訪問毛澤東》(1937年6月22日)，見《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2期第5頁。實際情況也正是這樣。

　　專製獨裁的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他會有西安事變這一天。因此，在他被拘後，態度十分頑固，不僅拒絕與張學良、楊虎城交談。並且以死相威脅。12月14日，端納見蔣後，態度才開始有所轉變。12月15日，張學良第一次向蔣宣讀了八項主張，同蔣介石討論了抗日問題。以周恩來為首的紅軍代表團到達西安後，立即向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闡明了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同時，還對十七路軍的一些軍官說：蔣介石已落在我們手裏，有可能聽我們的意見。他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自己會有選擇的。我們把他扣起來，決不是對他要搞什麽報複。

　　西安三方麵和蔣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進行了談判，談判達成的協議，又經蔣介石同意。那麽，蔣介石本人當時具體的諾言是什麽呢？就是：“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周恩來選集》上卷，1版，1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多次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西安事變簡史》，93頁。於是，中國最大的政治獨裁者蔣介石被迫收起了蓋莫予獨的那一套。這是西安事變的巨大魔力，這是人民的意誌和力量的巨大威力。對此，毛澤東在紅軍大學用“毛驢上山”的故事生動形象地比喻說：陝北毛驢很多，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日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西安事變就是這樣。

　　在曆史和事實麵前，1937年1月21日，馮玉祥說：“他(指蔣介石)今後還有臉再打內戰嗎？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西安事變紀實》，183頁。可見，這次警告對蔣介石烙印之深，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是看得很清楚的。1948年10月10日，馬敘倫在《辛亥革命的追憶》一文中也說：“他(指蔣介石)原本無意抗戰的，正怕一經抗戰，他據有的權力會被削弱的，換句話說，他的西洋鏡會被拆穿的。但是，人民對日本的侵略怒吼了，‘西安事變’給了他嚴重的警告，他曉得違反了人民的要求，自己要過不得身的(他從西安回南京的時候，對他部下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才決定了抗戰。”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宣傳部編：《馬敘倫政論文選》，1版，352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可見，這次警告對蔣介石烙印之深，各界人士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曾經寫道：“餘等深知此次事變，確與曆來不同，事變之如此結束，在中國之政治發展史中，可謂空前所未有。”這話說得很對。正是由於張學良、楊虎城斷然采取“兵諫”的辦法，扣留了蔣介石，獲得了協議，達到了逼蔣抗日的目的，才放他回南京的。這在中國的政治發展史中，真可謂是空前所未有的。

　　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倡者。早在1931年，當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在9月20日就立即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怒斥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三省，指出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加緊侵略而來的是中國民眾反帝潮流的高漲，提出黨在目前的中心鼓動口號是：“工農武裝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1版，471—4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共同抗日宣言》中又說：“我們在去年四月已經號召全國民眾與我們一起共同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現在，“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中國民眾麵前宣言：在下列條件之下，中國工農紅軍準備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2)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547頁。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隻要進攻蘇區的武裝隊伍接受我們提出的三個條件，那我們工農紅軍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隊之後，全部出動，同全中國一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並且指出：“一切抗日的民眾，都是我們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裝，都是我們的同伴。我們都應該聯合起來。一切禁止與壓迫我們抗日的個人團體與武裝隊伍都是漢奸賣國賊，我們應一致起來消滅他們。”《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1版，1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這就表明，中共中央在國家危亡的嚴重關頭，麵對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對紅軍的“圍剿”，一直在考慮著如何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大問題。

　　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即《八一宣言》)中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因此，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二)，1版，28—31、50—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35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在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明確指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它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殖民地，中國革命將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這也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在這種形勢下，“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決議強調：“隻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②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從《八一宣言》到瓦窯堡會議，不僅在思想上、理論上，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而且在實際工作上，首先是和張學良、楊虎城取得合作，在西北地區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而且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忠誠實踐者。1934年1月2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中央為福建事變第二次宣言》中就提出了“抗日反蔣”，《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594頁。的口號這個口號，直到西安事變前幾個月都是正確的。後來，即1936年3月4日，張學良在洛川與李克農會談中，曾提出一個尖銳而又現實的問題：為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中國的國家力量——軍權和經濟實力，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同時蔣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因此，抗日必須聯蔣。同年4月9日，張學良在膚施與周恩來會談時，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包括蔣介石在內的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已經變化著的情況，為了把西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全國，慎重地考慮了張學良提出的這個意見，認為他講的有道理。於是，黨中央在5月5日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就沒有反蔣的字句，而使用了“蔣介石氏。”《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200頁。的提法同年9月1日，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開頭就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二)，75頁。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製定的“逼蔣抗日”的總方針就是接受了張學良的正確意見，並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生動的實踐，從而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周恩來說：“我們的主張把全國人民振奮起來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全國抗戰。這樣，抗戰是逼成了，談判也算逼成了，統一戰線也算逼成了。”《周恩來選集》上卷，195頁。

　　關於西安事變與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關係問題，1936年12月19日，《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中指出：“這一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因此，這次發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二)，83—84頁。同年12月27日，《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中又指出：“蔣介石接受抗日主張及其被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西安事變簡史》，104頁。1937年2月15日，《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中還指出，西安事變有兩種前途：一是國內戰爭，結果分裂中國，便利於日本之侵略與漢奸之賣國；一是國內和平，結果團結中國，便利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對日抗戰之實現。中央采取一貫的和平方針，避免了戰爭危險，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黨中央的這些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楊虎城在西安事變爆發後接見《倫敦每日先驅報》記者貝特蘭和史沫特萊時，曾講過下麵一段話。當兩名記者問到“你們標語上說的‘統一戰線’是什麽意思呢？”時，楊回答說：“抗擊日本的侵略已成為團結全國人民的意誌。我們認為麵對國家的存亡絕續，一切黨派的利益都是次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須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組成一個全國的抗日陣線。這並不是口號、而是在中國可以實現的，就像今天在西安正在實現的那樣。”高西蓮：《〈西安事變與國際友人〉報告會概述之二》，見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學術動態》1987年第2期第8頁。關於這個問題，張治中也講得很深刻。他指出：“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變以突發的姿態出現，同時也以意想不到的結果收場。誰都知道，蔣之所以能夠安然回到南京，與中共當時的決策有重大關係。因為中共當時鑒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日迫，大敵當前，內部不容分裂，為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力勸張學良、楊虎城放蔣回去。在今天看，這一著實是中共偉大英明的決策，也是以後中共步步勝利的重要關鍵之一。”又說：“這次事變，是國內情勢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它促進了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完成。”張治中：《我與共產黨》，1版，第7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曆史的結論也正是如此。當然，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的曆史意義，決不僅僅是促進了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完成，而且有力地促進了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完成，特別是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個最沉重的打擊。

　　推動了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

　　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曾經和國民黨的代表進行接觸，談判過國共合作抗日的問題。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黨蔣介石對談判的想法，不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是想把共產黨當投誠看待，以收編全部紅軍。1936年5月初的一天，陳立夫提出國共兩黨談判的四條中，前兩條就是：(一)K(代表國民黨)方歡迎C(代表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但須加以改編。(二)C方武裝部隊改編後，與中央軍同等待遇。諶小岑：《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談判的片斷回憶》，見《黨史研究資料》第3集，第575頁，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直到西安事變前，國民黨蔣介石都沒有改變這個想法。因而，兩黨談判也就沒有結果。

　　然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卻曆史地為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是這樣闡述的：“直至西安事變發生，在1936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內戰，並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1937年9月29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第1版，351—3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了實現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前夜，即1937年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1)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電文還表示，如果國民黨能夠確定此國策，中國共產黨願給貴黨以如下之保證：(1)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中央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曆史已經證明，這是中國共產黨采取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步驟。2月22日，蔣介石在三中全會上發言，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開放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集中人才等。會後，即密令所屬，以後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於是，國共兩黨為重新合作又邁出了重要一步。

　　1937年2月，國共兩黨的代表在西安正式開始了談判。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後，周恩來等代表中共中央同國民黨的代表及蔣介石又進行了多次談判。但都沒有達成全麵協議。而蔣介石甚至居然提出了“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意見。這說明對國民黨蔣介石還要繼續進行說理鬥爭。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感到不能苟安了。這時，中共中央立即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同胞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號召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7月15日，中共代表團在廬山向國民黨提交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7月17日，蔣介石表示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8月22日，蔣介石宣布將西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中央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和團結救國的必要。蔣介石說：“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守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鹹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隻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自無不開誠接納。鹹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張治中：《我與共產黨》，1版，9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對此，毛澤東曾經評論說：“蔣氏的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很好的；但是還沒有拋棄國民黨的自大精神，還沒有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但是不論如何，兩黨的統一戰線是宣告成立了。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1937年9月29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352—353頁。9月25日，張聞天、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電中，還說：(1)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布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2)這個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國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中華民族之複興，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將於今後的兩黨團結與全國團結得到基礎。曆史早已證明，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有力地推動了國共兩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重新合作， 使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呈現出一個光輝燦爛的前程。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回顧這個重大曆史事件時，再一次極其深刻地寫道：“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以及我們黨促成的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曆史作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1版，7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這就是結論。

　　1987年9月18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