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共產國際與西安事變

　　近年來，在西安事變的研究中，不少同誌對共產國際及蘇聯與西安事變的態度和政策，作了分析和評述。這的確是一個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筆者根據有關文獻資料，僅就這一問題作個簡要介紹。

　　共產國際希望中共在西北成立大局麵

　　在陝北的中央紅軍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形成“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是西安事變能夠發生的一個重要前提。在這個問題上，共產國際是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的。

　　1935年10月，紅軍第一方麵軍的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到達陝甘地區。從此，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又取得了聯係。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後，一方麵在全國範圍內繼續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另一方麵，以蘇區為抗日的根據地，積極建立紅軍與東北軍和西北軍的西北大聯合，爭取共同抗日的新局麵。1935年11月間，在陝北的紅軍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曾多次寫信給東北軍、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希望他們“顧全民族大義”，和紅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11月中旬(此時，林育英即張浩同誌還沒有從莫斯科回到陝北)，毛澤東在和汪鋒的談話中，明確地提出了“西北大聯合”的主張。汪鋒同誌回憶說：“直羅鎮戰役剛剛結束，黨中央就派王首道同誌把我釋放出來，並接我去見毛主席，接受重要任務。”“毛主席十分親切地接見了我，並同我連續談了三天。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紅軍同西北軍談判，爭取他們同紅軍互不進攻，聯合抗日。”“接著，毛主席對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情況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說，東北軍和西北軍都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他們都是地方勢力，是受蔣介石排斥打擊的。蔣介石讓他們打紅軍，達到兩敗俱傷的目的。由於蔣介石排斥和削弱這些雜牌軍，他們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東北軍要求打回老家去的願望很強烈，西北軍是典型的地方勢力，他們要擴大實力，控製地盤，對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會日益突出，楊虎城和中下級軍官都有反蔣抗日的思想。我們的方針是保存東北軍、西北軍，在抗日的旗幟下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壯大抗日力量。在他們不覺悟的時候，還是要打他們一下，直羅鎮戰役就是這樣。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於促使他們覺悟，使他們認識到‘剿共’是沒有出路的。毛主席說，目前政治形勢對我們很有利，也有很多有利條件，我們提出‘西北大聯合’，爭取同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搞好關係，然後才有全國的大聯合。”黨中央的這個主張，在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給朱、張、劉、徐等關於“對外宣傳口號及國內外政治形勢與國燾關係”的電報中，說得更清楚：電文(二)說：“現在對外宣傳口號是：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成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至於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在目前僅能使黨內高級幹部知道，對外應守秘密。”電文(三)又說：“關於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的計劃，我們正在進行全國性與國際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麵的布置，必須嚴密對付日帝與蔣介石的陰謀破壞與軍事進攻，對外尤須嚴守秘密。”

　　這裏，特別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這封電報中的第五點。即“在國際各國備戰益亟，意大利已占領亞比西尼亞，德國占領萊茵河，日本積極向外如箭在弦；但另一方麵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號召，已在許多國家得到勝利，特別在法、捷、西、美等國。蘇法、蘇捷、蘇羅、蘇蒙四種軍事互助條約業已訂好，和平陣線已有強大勢力，英蘇關係亦有進步，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麵。”由此可見，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支持我黨提出的關於“西北大聯合”的主張，並且希望它能夠早日成功。

　　關於這個情況，王炳南在《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中還說：1936年4月，我在德國接到中央駐第三國際代表團通知，要我回國做楊虎城的工作，當時中共代表團正副團長是王明、康生，認為我父親和楊虎城是老朋友，我做這個工作較適宜。當時他二人找我談了話，分析了紅軍到達陝北後西北地位的重要，要我說服楊虎城聯共抗日，提出要楊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各自劃分防區，若蔣介石命令進攻紅軍就打空槍，打假仗。商定楊若同意上述條件，國際還可以給他幫助。並約好，談判成功，我就從西安發電至吳玉章處，再轉代表團，暗號是：“我訂的書報請寄來”，如不成，電報則寫成：“我訂的書報不必寄了”。我到西安和楊虎城談得很順利，立即按暗號打電報給代表團。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十分關注共產國際的態度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我黨的政策影響下，曾經設想打通與蘇聯的關係。《楊虎城傳》中說：楊原有擺脫蔣介石控製、另創新局麵的打算。在孫蔚如部隊進入蘭州之後，他扶持起來馬仲英為新編三十六師師長，幫助馬進兵新疆，並通過進步人士的推薦，派劉佛吾、葛霽雲、楊波清等人隨馬入新；擬俟馬占領新疆後再設法同蘇聯打通關係，同時與陝北蘇區配合起來，形成一個新局麵，叫做“開後門”，意謂潼關是前門；如能同蘇聯接上關係，對蔣介石的壓力不能支持時，便讓部隊退駐甘肅，暫時放棄陝西，以待時機，對蔣反攻。

　　張學良將軍之所以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十分關注共產國際的態度，據孔祥熙說：蔣介石在同張學良第一次見麵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恐即爾等素所稱為‘人民陣線’(指共產國際——筆者注)者亦不至讚成爾今日之狂謬行動”。因此，張學良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不能不重視共產國際的反應。

　　1936年12月16日，於右任又在致張學良楊虎城的電中說：“自蔣委員長失自由後，不但群情震憤，世界各國論調莫不以中國複興事業遭受頓挫為憾。蘇俄報紙尤為激昂，認為毀損中國抗敵力量，愈使侵略者有所藉口。”李新在《西安事變初探》一文中也說：“對於張、楊來說，當時最關心的是蘇聯的反應。但他們從收音機上聽到蘇聯的反應，頗感失望。蘇聯說他們是冒險搞軍事陰謀，如搞得不好，會發生大內戰，甚至懷疑有日本的策動。這不能不使張、楊非常掃興。”於是，張學良於17日晨致電毛澤東說：“現此間諸事順利，一切恩來兄到後詳談。再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評，乞告。”當晚，周恩來同誌到西安後，張學良在談話中就詢問了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持何態度。周恩來回答說：還沒有得到回複。次日，周恩來即致電黨中央，要求“國際有電來請即告我”，並說張學良“極願聽我們意見，尤願知國際意見”，“我已明告國際及蘇聯意見雖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漢奸硬要挑起內戰，我們隻有在堅決防禦下堅持抗日動員，爭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漢奸，縮小內戰，並連接到抗戰上去。”這不僅體現了我黨獨立自主地根據特殊情況解決國內重大問題的堅定性，而且表明了我黨在任何情況下都將同張、楊兩將軍堅持聯合、共同抗日的堅定性。周恩來的這個表態，對張、楊兩將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來電的反應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於12日連發三封電報，要求共產國際支持西安事變。頭兩封電報是轉發張學良和劉鼎來電和報告西安事變情況。第三封萬萬火急電報說，張學良已將蔣介石扣留於西安，以及我黨中央對西安事變采取的步驟。電報提出：請你們讚助我們這些步驟。13日，中共中央又向共產國際發出三封電報，陳述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是“革命政變”，“其行動是完全帶著革命性的”。並報告了張學良轉向積極抗日行動的原因。16日，中共中央又向共產國際綜合報告西安事變的情況，包括西安采取的重大軍政措施、蘭州情況及紅軍南下等。電文說：“張、楊已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停止一切剿匪工作。延安、甘泉兩城已交付紅軍接防。紅軍主力已向西安出動，策應張、楊。”

　　共產國際的複電是16日從莫斯科發出的。但是發來的電報，“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黨中央又於18日給共產國際電：“請即檢查重發，至要。”20日，黨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複電。”全文如下：

　　“作為對你們的來電的答複，建議采取以下立場：一、張學良的發動，不管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隻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者。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必須考慮現實，中國共產黨應根據以下原則堅決主張和平解決衝突：(一)改組政府，使一些抗日運動的代表和擁護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二)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三)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同紅軍合作。(四)與那些同情中國人民擺脫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這封電報是由格·季米特洛夫審定和簽署的。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因此，黨中央在對待西安事變這個重大問題上，是不能不考慮共產國際的意見的。於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書記複電：“來電於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已經基本的采取了這種方針。”接著，中央書記處在12月21日致電周恩來同誌，對共產國際的意見作了全麵貫徹。電報指出：請與張、楊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驟：

　　一、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下列基礎上成立和平。

　　(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幾位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排除親日派，實行初步改組。

　　(二)取消何應欽等之權利，停止討伐，討伐軍退出陝甘，承認西安之抗日軍。

　　(三)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五)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六)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讚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

　　由此可見，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的性質、作用和意義的認識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但在處理問題的原則和方針上則基本上是一致的。

　　共產國際判斷錯誤原因之分析

　　1935年7、8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國內問題，共產國際由季米特洛夫領導。

　　關於共產國際在西安事變問題上判斷的完全錯誤，周恩來同誌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這篇報告中說得非常清楚。他指出：“當時，共產國際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中國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合。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共產國際公開說張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這個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筆者認為，共產國際判斷完全錯誤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與斯大林依靠蔣介石有關。眾所周知，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是支持蔣介石的，特別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由於蔣介石主動采取了調整中蘇關係的一些做法，斯大林就認為蔣介石還是支持蘇聯政府的。當時，蘇聯政府也急需調整一下對華政策，希望有個統一的中國政府來抑製日本的侵略。於是，由王明起草，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的在“八一宣言”中被列入“賣國賊”的蔣介石，又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蔣介石提出中國需要軍事裝備，斯大林答應給。蔣介石提出希望能夠說服中國共產黨改變其對中央政府之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服從他的領導，斯大林答應辦。蔣介石提出希望蘇聯能促成他統一中國的事業，斯大林也答應辦。因此，當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的時候，他是很不滿意的。尤其是何應欽等人提出召見蘇聯駐南京代辦，“以告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介石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蘇聯，將迫使我與日本共同抗蘇”的意見之後，斯大林為了避免中國發生大的內戰，不使日本侵略者把中國變成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就必須支持蔣介石。於是，他指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的“兵諫”是“冒險搞軍事陰謀”，這樣做在“客觀上隻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者”。

　　其次，與王明支持蔣介石有關。西安事變前，王明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斯大林信任他，季米特洛夫和他的關係也好。1935年8月，王明就放棄了以中國工農紅軍為主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提出“聯蔣抗日”的方針。11月提出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1936年初，蔣介石還特意派人與王明接頭，並向王明表示：蔣介石看過他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和他關於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文章之後，十分讚賞，並決定與中國共產黨開始談判。王明提出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主張，實際上和斯大林依靠蔣介石的主張是 一致的。因此，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態度，不能不考慮當時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的態度。事實上，從1936年5月起，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就斷然停止了“反蔣”宣傳。

　　再次，與共產國際領導人用舊的眼光看待已經變化著曆史人物有關。眾所周知，西安事變的組織者和發動者張學良將軍，早在1929年5月底曾奉命派東北軍沿蘇聯國境作過布防。7月10日，他又奉命以武力手段奪占了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驅逐任職的蘇方人員，致使中蘇兩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年10月，張學良又奉命將東北軍8萬餘人開赴綏芬河，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奉命在東北對日本侵略者執行了不抵抗的誤國政策。因此，由王明起草，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的“八一宣言”，把張學良稱為“賣國賊”。接著，他又奉命率領東北軍開往西北，擔任國民黨西北“剿共”副司令。對於這樣的人，盡管目下與紅軍建立了“三位一體”的合作關係，但是，他能不能真正抗日，以他為主發動的西安事變會不會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及其中蘇關係，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是有疑慮的。因此，對他突然發動的西安事變一開始就打上了“張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印記，認為他在此時此刻“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而幹的。甚至在蔣介石被放以後，《國際通訊》還說：“叛徒張學良在陝西的叛亂已經可恥地結束了。這是導致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的日本陰謀的真正失敗。”然而，曆史的公允的結論是：張學良是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

　　正是由於以上幾個主要原因，共產國際聽不進去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革命性的報告，采取了不支持的錯誤態度。曆史證明，對於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的處理是正確的。當然，我們說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在判斷西安事變問題上是完全錯誤的，但這絕不否認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

　　資料來源

　　①中共中央統戰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

　　②周恩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選集》下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③米暫沉著：《楊虎城傳》，1版，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

　　④汪鋒：《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紀念毛主席誕辰八十五周年》一文，1978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

　　⑤李新：《西安事變初探》一文，《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⑥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見《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11期。

　　⑦丁雍年：《關於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問題》一文，載《黨史研究資料》第4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⑧何步蘭：《共產國際及蘇聯與西安事變》一文，《人文雜誌》1986年第6期。

　　⑨西安事變研究會資料室編：《西安事變電文選》，第1版，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書記處：《六大以來》上冊，1版，8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原載西安市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

　　1987年12月編《西安事變與統一戰線》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