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西安事變前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的一些接觸

　　1984年6月，台灣《中央日報》在連載的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雲漢先生寫的《有關西安事變幾項疑義的探討》的文章中，曾經有這樣的一段話：中共對國內外宣傳，“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卻接受了中共的號召，因而發動了西安事變”，這是中共自說自演的片麵宣傳”。為了用事實說明問題，讓更多的人們進一步地明辨是非，我摘編了這份材料。

　　西安事變前，甚至更遠以前，我黨與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都有過不少接觸。從時間上看，最早還是從楊虎城將軍開始的。

　　(一)1923年春，共產黨員魏野疇應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的邀請，任該校的國文和英語教員。這時，楊虎城正住在榆林。經杜斌丞的介紹，楊虎城結識了魏野疇。在楊和魏的長期而頻繁地來往交談中，不僅使楊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認識，而且使楊通過魏與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聯係。曆史已經證明，楊和魏的結合，在楊的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並且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1925年5月，在魏野疇等的領導下，陝西青年掀起了反對北洋係的陝西督軍吳新田的“驅吳運動”。指揮機關就設立在楊虎城部駐地三原縣。而楊虎城的部隊也成為這一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不久，當吳新田率部向漢中撤退時，楊虎城立即率部追擊，取得了驅吳運動的勝利。

　　(三)1925年7月，楊虎城在耀縣創辦了一個“三民軍官學校”，邀請魏野疇同誌為該校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劉含初、趙葆華、呂佑乾任政治教官。從此以後，一直到西安事變前，楊虎城部隊內始終有中國共產黨組織。

　　(四)1926年4月初，直係軍閥劉鎮華又率軍於西安城下。剛剛由北京回到陝西不久的魏野疇，立即前往三原參加楊虎城召集的軍事會議，共同研究抗擊劉鎮華部進攻的軍事部署，並決定進行長期的軍事鬥爭。結果，堅持了八個月的西安守城鬥爭，直到11月28日勝利解圍。

　　(五)1927年8月，經中共陝西省委同意，魏野疇接受楊虎城的邀請，到豫東馬牧集楊部去開展工作。不久，南漢宸、蔣聽鬆也先後到了楊部。三人隨軍到了安徽太和縣。楊虎城任命蔣聽鬆為軍部秘書長，魏野疇為軍部政治處長，南漢宸為軍事政治幹部學校校長。這時，楊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已有200餘人。

　　(六)1927年9月，中共皖北特委書記曾曉淵(公開身份為第十九軍政治部主任)，在太和縣城召開了有楊虎城、高桂滋、蕭之楚、王金韜四支部隊領導人參加的座談會，魏野疇應邀出席，共同商討出路和前途問題。

　　(七)1927年冬，中共陝西省委多次派人與魏野疇聯係，送文件，傳達省委對楊部工作的指示。魏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精神，多次與楊虎城談心。楊表示，歡迎共產黨同他繼續合作。

　　(八)1928年春，中共皖北特委準備發動武裝暴動，向大別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特委幾個領導人和楊虎城多次商議，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楊認為：應先發展組織，充實力量，最重要的還是把軍事政治幹部學校多辦幾期，訓練一大批基層幹部，打好基礎不必急於暴動。

　　(九)1930年夏，共產黨員南漢宸又來到楊虎城軍中，楊命南負責考慮籌劃組織陝西省政府的各項問題，以及入陝後的政治措施。從此，南漢宸即成為楊虎城為主席的陝西省政府的秘書長，代楊主持省政府的各項工作。當時，楊認為，今後的主要問題是對付蔣介石，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隻有中國共產黨才是可靠的。因此，楊曾打算同蘇聯打通關係，並與陝北蘇區配合起來，另創一個新局麵。總之，楊和共產黨的關係，自南漢宸這次回到楊部以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十)1933年春，紅軍第四方麵軍到達川北地區，駐漢中的孫蔚如向楊請示方針。楊虎城表示：最好是互相取得默契，根本不打。楊遂授意杜斌丞尋找關係前往川北聯係，而川北紅軍也派代表駐漢中聯係。最後，楊虎城的代表與紅四方麵軍的領導人在通江地區會晤，並達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協議。

　　(十一)1933年夏，在抗日同盟軍被蔣介石壓迫準備結束前，共產黨員許權中領導的部隊原擬向西撤退，中共黨組織曾派楊曉初見楊虎城，希望楊虎城能予以便利，並給以物質支援。楊表示同意。後因該部沒有西撤而未行。

　　(十二)1935年夏秋，東北軍移駐西北。11月，北平地下黨委托高崇民去西安說服張學良不要追隨蔣介石打內戰。高對張直言不諱地說：“你不要用舊眼光看紅軍，須知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黨，是從廣大人民利益出發的，所以百姓歡迎。紅軍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一家人，如魚得水。因此，按道理是不應該‘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為你不能把老百姓消滅淨盡。蔣介石用盡全力‘剿共’八年，也未如願，今紅軍北上抗日，卻讓東北軍來西北‘圍剿’，這是陰謀。因為兩敗俱傷是蔣的願望，傷哪一邊也是蔣的勝利。你是保存東北軍實力，收複東北老家呢，還是隨蔣內戰同歸於盡？”高崇民的這一番話，深得張學良的讚同。後來，張又要高去楊虎城處，以溝通東北軍和西北軍之間的關係。西安事變時，高崇民是張學良、楊虎城的政治參議機構“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參與起草了八項主張，通電全國。1946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十三)1935年11月，中國共產黨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漢宸委托楊虎城駐北平的代表申伯純到南京，向楊虎城報告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確地提出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主張，楊虎城看到這個宣言，幾乎有絕處逢生之感。他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這一英明決定，願和共產黨談判，並請南漢宸派人到西安研究實行合作的具體辦法。不久，張學良也知道了“八一宣言”的精神。

　　(十四)1935年11月間，在陝北的紅軍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曾多次寫信給東北軍、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希望他們“顧全民族大義”，共同抗日。

　　(十五)1935年12月初，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同誌到西安和楊虎城聯係，希望聯合抗日。毛澤東給汪鋒說：對楊虎城部要有個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述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毛澤東、彭德懷在給楊的信中說：“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具備，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誌，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全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隻問今日在民族危急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於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這封信，對楊虎城認識形勢，了解我黨的政策，下定聯共抗日的決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汪鋒同誌在西安住了一個多月，和楊虎城做過三次長談。當時，楊最關心的，是紅軍如何幫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行動。

　　(十六)1936年1月，楊虎城要求南漢宸派人來西安麵商。中國共產黨在天津的北方局負責人王世英，親自到西安與楊虎城商談。雙方達成了實行合作的原則協議。之後，王世英和汪鋒同路回陝北向毛澤東同誌匯報請示。在毛澤東同誌批準四項合作的原則協議後，由王世英到韓城向楊通知。

　　(十七)1936年春，黨派王炳南到西安，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他住在楊虎城私邸的後院。除對楊講授唯物史觀一類政治理論書籍，與楊談國內外形勢及各項重要問題外，在楊的軍事教育單位任政治教官，並受楊的委托改造十七路軍部隊。楊又把王炳南介紹給張學良，並很受張的重視。王炳南利用父親王寶珊在陝西的聲望，在西安廣泛開展活動，對於西安事變的醞釀與籌劃，發生了重大的作用。

　　(十八)1935年9月至11月間，東北軍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與紅軍作戰。一○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被俘後，通過參觀學習，提高了覺悟，衷心讚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自願做溝通紅軍與東北軍關係的使者。他向彭德懷建議說，張學良、王以哲都有抗日的要求。如果張學良了解紅軍的意圖，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與紅軍合作的。周恩來、彭德懷還親自找高福源談話，交給任務，派回東北軍，向張學良、王以哲等重要將領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也對高說：張學良如有誠意，中國共產黨可派正式代表前去談判。同年底，高福源返回東北軍，王以哲密送高見張。張學良聽後，立即指定高福源回蘇區去請中國共產黨派代表來。

　　(十九)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向中共中央報告了見張學良的經過。中共中央派李克農為正式代表，於2月25日到洛川與張學良指定的代表王以哲等商談合作問題，並達成口頭協議。3月4日，張學良與李克農進行了會談。並且指出，請共產黨選派一位高級領導人來，與他共商抗日大計。李返回蘇區後，紅軍即派劉向三到王以哲的六十七軍擔任聯絡工作。

　　(二十)1936年1月25日，紅軍將領毛澤東等20人聯名致書張學良等並轉東北軍全體將士，表示願與他們首先停戰，共同抗日。信中說：“中國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對於有抗日光榮曆史的東北軍，是極端愛護的，對於他們的發展前途，是非常關心的。”為了共同抗日，“我們願意首先同東北軍來共同實現這一主張，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素聞東北軍將士均是深明大義的愛國誌士，定能拋開過去的一切疑慮誤會，來首先響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的抗日口號”。

　　(二十一)1936年3月，黨中央派劉鼎到西安。3月中旬的一天，張學良與劉鼎進行了第一次談話。以後兩人又進行了多次長談。在談話中，劉鼎係統地向張學良將軍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張學良將軍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更確切的了解，加強了他與共產黨全麵合作抗日的信心和決心，為周恩來同誌到膚施(今延安)與張學良會談做了準備。

　　(二十二)1936年4月6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張學良，通知我黨代表周恩來和李克農赴膚施的啟程日期和到達地點以及雙方會商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一致抗日救國等問題。

　　(二十三)1936年4月9日和10日，周恩來、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在膚施(今延安)城內一座天主教堂裏徹夜長談。參加這次會談的，還有劉鼎。這次會談肯定了雙方進行全麵合作，對於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起了決定作用。張學良將軍的隨從參謀孫銘九回憶說：“開始，張學良和周恩來談到了當前的國家前途。周總理問張學良，你看中國的前途如何？張學良坦率地說：中國的前途有兩條，一是走共產黨的路，一是走國民黨的路。我過去總以為法西斯獨裁可以救中國，因此曾提出擁蔣的口號，現在看來，不對了。如果中國內戰不停，什麽時候才能把日寇趕出中國呢！周總理告訴他：你要真想抗日的話，就一定要實行民主，走人民群眾的路線。搞獨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眾，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樹立真正的抗日信心。隻有實行民主，才能調動起千百萬人民群眾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後勝利。張學良聽了周總理的開導，連連點頭稱是。他常常感慨地對我說，周總理虛懷若穀，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共產黨確實了不起。張學良還極為興奮地向周總理提議，請黨中央派一名重要代表，長駐東北軍，以便及時商議、研究隨時出現的重要問題。”總之，“在周總理的啟發教育下，張學良心裏豁然開朗。這也可以說在他的戎馬生涯中揭開了新的一頁。經過這次秘密會談，他看清了東北軍發展的前途，對爭取抗戰勝利充滿了信心。”之後，劉鼎被任命為我黨駐東北軍代表。4月22日晨，周恩來在寫給張學良的信中，首先表示：“坐談競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誌並電前方，鹹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接著指出：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決心掃此兩軍間合之障礙。”

　　(二十四)1936年7月，黨中央派葉劍英為中央工委代表到安塞領導東線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簡稱東線工委)，進行聯合東北軍一致抗日的工作。7月上旬，張學良派飛機送劉鼎去陝北與紅軍聯係，願與紅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麵，要求紅軍給予支持。劉鼎抵陝北後，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匯報說，張學良接受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正在努力實現西北的抗日聯合局麵，請求我黨和他們密切配合。

　　(二十五)1936年8月，毛澤東在致王以哲的信中說：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幹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複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始各派黨禁，弟等極願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雙方談判現將進至比較具體的階段，雖何時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實已存在。倘能達到成功之域，對貴我雙方之合作事業自有極大之便利也。接著，毛澤東就：“蔣氏將於西南問題解決之後進攻東北軍”的消息，提醒張學良、王以哲“嚴密警戒”。毛澤東在信中著重指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之主張，並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領的紅軍必以全力出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中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國際革命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幹”。

　　(二十六)1936年8月，中共中央計劃成立西北五省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經過準備即兵出華北，號召全國抗日，達到逼蔣抗日的目的。張學良讚成這個計劃。後因張國燾搞分裂活動，西路軍失敗，計劃未能實現。

　　(二十七)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在致楊虎城的信中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目前日本進攻綏遠，陝甘受其威脅。全國各派聯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茲派張文彬同誌奉誠拜謁，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盤之策劃。

　　(二十八)1936年9月，黨中央在保安(今誌丹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主要討論《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討論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反對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與此同時，毛澤東又派秘書張文彬到西安與楊虎城談判。最後達成了合作的口頭協議。協議確定後，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駐在西安，公開職務是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

　　(二十九)1936年9月，在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開始在西安進行抗日的準備工作，要求我們黨和紅軍給予支持。黨中央即派葉劍英同誌去西安。葉劍英在西安與張學良多次會晤，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經過葉劍英的緊張工作，東北軍與紅軍解除了敵對狀態，友好相處。雙方電報頻繁往來，共同協商抗日大計。雙方部隊軍官也互相來往、聯歡。9月22日，毛澤東代表紅軍、張學良代表東北軍分別簽署了《抗日救國協定》。

　　(三十)1936年10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致張學良的信中提出：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曆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並祈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願先生速起圖之。

　　(三十一)1936年10月，除劉鼎繼續在紅軍與東北軍之間做聯絡工作外，中國共產黨又派朱理治為駐東北軍的特派員。

　　(三十二)1936年10月，蔣介石調集胡宗南等部十餘萬人組成左路軍，又令王以哲指揮東北軍七個師組成右路軍，妄圖趁二、四方麵軍剛到陝北立足未穩之際，一網打盡。但是，王以哲為配合紅軍的軍事行動，與紅軍司令員彭德懷天天函電交馳。他冒著“以軍法論罪”的嚴重危險，將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進軍路線、行動時間……通報給彭，並按照彭的要求想盡辦法阻滯東北軍和胡宗南部的前進，幫助紅軍贏得了時間。

　　(三十三)1936年11月，在日寇大舉進攻綏遠時，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曾有合組抗日援綏聯軍的計劃，並擬以張學良為總司令，楊虎城為副總司令，由紅軍再派副司令一人組成。但因已迫近西安事變而沒有實現。

　　(三十四)1936年11月，張學良對付蔣介石做好了兩手準備，即繼續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如果勸說無效，我準備硬幹。他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我黨代表葉劍英同誌。因為事關重大，葉劍英立即於上旬由西安回到保安，向黨中央進行匯報。正在匯報當中，張學良將軍就發來電報，說形勢危急，請葉先生即來西安，共商大計。於是，葉劍英同誌立即動身再赴西安，行至途中西安事變就爆發了。

　　(三十五)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到西安向張學良、楊虎城宣布了進一步“剿共”的計劃。10月29日又到洛陽，在30日搞了祝五十大壽。之後，蔣介石親自部署對陝北紅軍實行第六次“圍剿”，妄圖在一個月之內消滅全部紅軍。12月4日，蔣介石又到西安，住臨潼華清池。張學良、楊虎城經過苦諫、哭諫無濟於事之後，12月8日決定用兵諫的辦法捉蔣。12月11日，張、楊部隊分別到達指定地點待命。當晚深夜，張、楊宣布12日淩晨舉行兵諫。張學良在宣布了具體行動的安排之後，即請劉鼎將這一行動電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劉鼎於12日2時30分將電報發出。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此以前，張學良、楊虎城曾想把舉行兵諫的打算通知中共中央，但怕南京方麵破譯電報，貽誤大事，因此在行動之前才告劉鼎發電。

　　根據以上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語：

　　第一，古今中外，任何重大的曆史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也正是這樣。它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對我國進行侵略政策和我國人民長期進行抗日救國這一偉大鬥爭的必然產物，又是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領在我黨“停止內戰，抗日救國”政策的感召下，聯合發動的一次抗日兵諫。正如張學良將軍在1936年4月所說的那樣：我過去總以為法西斯獨裁可以救中國，因此曾提出擁蔣的口號，現在看來不對了。如果中國的內戰不停，什麽時候才能把日寇趕出中國呢？

　　第二，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其地方組織，在西安事變以前，就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有過不少接觸，尤其與楊虎城將軍的接觸又多又深，並且同張、楊都有過不少合作的先例，雙方共同表示過繼續合作抗日的決心和信心，最後，在實際行動上已經成為西北地區“三位一體”的抗日聯軍。一句話，在聯合抗日的問題上，我黨與張、楊兩將軍，不僅承諾過口頭的協議，而且還有書麵簽字的協定俱在。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如果李雲漢先生能夠來北京，親自到中國革命博物館看一看當年簽署的這些曆史文獻，我想也會改變自己的看法的。

　　第三，中國共產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到達陝北以後，一直在考慮著如何聯合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的問題，並且進行了大量的、艱苦卓絕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逐步認清了形勢，了解紅軍，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執行的正確政策及其偉大意義之後，而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的。誠如張學良將軍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確實了不起，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

　　第四，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我黨“停止內戰，抗日救國”政策的感召下，已經立下了不願內戰，要求抗日的意誌和決心，不願意進攻紅軍，不願意再打共產黨。用張學良將軍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國民黨政府明確地改正現行的國策，實行武裝保衛我們的國家，斷然停止內戰，停止圍剿所謂“赤匪”，以發動全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可見，張、楊兩將軍不僅接受了我黨聯合抗日的主張，而且堅決反對蔣介石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要求蔣介石必須實行聯共抗日的救國政策。這就是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夠發生的最根本原因。

　　總之，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在全國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動下，為反對蔣介石的誤國政策聯合發動的。用黨中央的話來說：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這是曆史，也是事實。

　　資料來源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

　　②米暫沉著：《楊虎城傳》，1版，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

　　③陝西省革命烈士事跡編纂委員會編：《魏野疇》，1版，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④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研究部編：《中共黨史主要事件簡介》(1919年—1949年)，1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⑤西安事變史領導小姐：《西安事變簡史》，1版，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⑥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合著：《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誌》，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⑦習仲勳：《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回憶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的偉大革命實踐》一文，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

　　⑧汪鋒：《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紀念毛主席誕辰八十五周年》一文，1978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

　　⑨施宣圓、田玲翠：《肝膽照人，為人師表——孫銘九先生回憶“西安事變”和周總理》一文，1979年3月6日《人民日報》。

　　李延祿、粟又文、孫漢超：《可使寸寸折，不作繞指柔——高崇民同誌光輝的一生》一文，1979年3月27日《人民日報》。

　　李新：《西安事變初探》一文，《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劉培植：《西安事變前後爭取東北軍工作的回億》一文，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1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陳力：《葉劍英同誌在西安事變前後》一文，《中共黨史資料》1984年第9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4.

　　王秦：《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獻身的愛國將領——王以哲》一文，1986年4月27日《人民日報》。

　　新華社：《劉鼎同誌生平》，1986年9月3日《人民日報》。

　　童小鵬：《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楷模——悼葉劍英同誌》一文，1986年11月2日《光明日報》。

　　範碩、倪素英、丁家琪：《統戰工作的傑出活動家》一文，1986年11月9日《光明日報》。

　　原載西安市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

　　1987年12月編《西安事變與統一戰線》論文集

　　作者附記

　　2001年11月1日，《報刊文摘》刊登了《“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張學良親述曆史內幕公開》一文。這的確是一篇研究西安事變最直接最重要的曆史文獻資料，現特錄如下。

　　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先生辭世前，從不公開評價西安事變。但他在1990年複活節那天，曾向鑽研其事跡的業餘史學家郭冠英和旅美史學家唐德剛口述過西安事變的來龍去脈。近日，該報係的北美《世界日報》首度將記錄公之於眾。

　　蔣介石一句話把我激怒了

　　張學良在與郭冠英談話時回憶了不少往事，其中談到西安事變前他與蔣介石發生的激烈爭吵。

　　張學良說：“我與蔣先生衝突沒旁的，就是兩句話。他要安內攘外，我要攘外安內。”張學良回憶說：“我跟蔣先生痛陳，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我說你這樣下去，就等於投降。蔣先生說，漢卿你真是無恥，我當軍人從來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你這叫不戰而屈了兵，是勝之上者也。從軍事上說，日本不戰就把我中國一點點吞了，不等於比投降還不如？！蔣先生大罵了我一頓。”

　　張學良在他89歲大壽時，曾對郭透露過此次他與蔣爭論對請願學生的態度的情況。張說：“就是‘12·9’那天，我對學生說，我可以代表蔣委員長考慮你們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們，把你們的請求轉達給委員長，你們先請回去。當天晚上，我與委員長談，他先罵我是兩麵人，怎麽可以既代表他，又代表學生？這已使我不高興了。但他接著說，‘這些學生來了，我用機關槍打’。這可把我氣火了！我話都到了嘴邊，我想說，你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生，但這話我沒有說出來。”“西安事變就是逼出來的。”

　　我實在是反內戰反對透了

　　張學良談到了他反對內戰的原因。他說：“以前，我跟我父親南征北戰，要我打什麽，我就打什麽。可是我掌權後，你看我打過什麽仗？我就是要中國停戰。我實在是反對內戰，反對透了！我父親後來沒打出關，也是因為我。我向他痛哭流涕呀！我從河南回來，一件事讓我眼淚都掉下來了。我看到一位老人餓得趴在地上，把饅頭扔給他，他抓起來連著土就吃了。我想怎麽會這樣？我就問他，你沒兒女嗎？他說，都給抓去當兵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們這些老的走不了，餓得沒飯吃。我自問：誰造的孽？年年打仗，自個兒打自個兒。打死的都是佼佼者，剩下的無名鼠輩請功受賞，要是真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打這種戰爭幹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