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略述張聞天對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貢獻

　　張聞天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所公認的。可是，他的偉大之處究竟是什麽，或者說，他一生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都作出了哪些曆史性的貢獻，這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清楚的。因此，在紀念張聞天90周年誕辰之際，曆史地初步地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我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第一，五四運動期間，張聞天與李大釗遙相呼應，在中國南方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傳播馬克思主義是這個偉大開端的最重要的內容。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張聞天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連續發表的《社會問題》一文，旗幟鮮明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章明確提出，要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觀察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他說：“要進窺中華民國的社會之先，不可不曉社會的變遷”，“按馬克思唯物的曆史觀，吾們可以曉得：社會問題經了四大變動”。他聯係中國社會的實際，提出“現在最緊要的是鏟除士大夫階級”，也就是“革命的目標”。當然，“這大約是同歐洲舊式的革命差不多。不過起革命的要是勞農界人(就是工人和農民)”。因此，他把“實行普通選舉”和政治民主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而將由“勞動者把資本家推翻，由勞動(者)自己組織一切”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二步”。這就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最初表述。不僅如此，他在《社會問題》一文的最後，全麵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提出這十條綱領適用於很進化的國家。因此，《社會問題》一文的發表，是張聞天站在時代的前列，在中國南方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早文獻之一。

　　《社會問題》一文的重大曆史意義，還在於它發表的時間與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發表)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9月開始發表)兩篇重要論文發表的時間，幾乎是同時的。這樣南北遙相呼應，起了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中國社會問題的積極作用。這是19歲的張聞天為中國革命作出的第一個重要貢獻。

　　第二，在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關頭，張聞天促成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並取得圓滿成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黨中央在遵義召開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會議，標誌著我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個偉大的開始。通過張聞天的鮮明立場和積極行動，實現了中國黨內最有曆史意義的轉變。

　　1943年，張聞天在整風筆記中曾經寫道：“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誌住在一起。毛澤東同誌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共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② 中央檔案館：《遵義會議文獻》，1版，79、52、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後來，毛澤東在1945年3月10日的一次講話中也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②這就說明，張聞天在促成勝利召開遵義會議上是起了大作用的。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作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即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最後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1935年二三月間，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也寫著：“擴大會中恩來同誌及其他同誌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會議最後決定“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②這正是對張聞天這一偉大功績的曆史記錄，也是對他在中國革命偉大轉折關頭能作出的重要貢獻的充分肯定。

　　第三，在中國革命的曆史轉折時期，張聞天始終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35年6月至1938年3月，在中國革命的曆史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同張國燾的鬥爭，是一場最嚴重、最尖銳的路線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身負黨中央總責的張聞天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1935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的有利形勢，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但是，張國燾卻與中央的正確方針背道而馳，他不僅不主張攻打鬆潘，而且要向川康邊退卻。6月24日，張聞天在撰寫的《奪取鬆潘，赤化川陝甘》一文中，就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從戰略的高度不指名地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接著，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的會議，堅決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上，張聞天作了總結發言，並起草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8月3日21時，張聞天署名下達了“萬萬火急”的在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通知：“國燾、昌浩、向前：請準於明4日10時到達沙窩開政治局會議，並請通知傅鍾、博古、鄧發、凱豐、富春趕來到會。”5日，會議在通過的決議中重申了兩河口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9月，張國燾違背兩河口會議的決定，拒絕北上。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張國燾擅自指揮紅軍南下，反對北上的分裂反黨活動。張聞天在發言中明確指出，同張國燾“右傾軍閥主義”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從退出通南巴起，已經形成了反對中央的路線。中央爭取他，采取了許多正確的辦法。會後黨中央決定：關於國燾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問題，“由洛甫負責”。1936年1月13日，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指出他同黨中央的爭論是政治原則上的爭論，提出他成立的臨時中央，必須自動取消。1937年3月31日，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總結發言中，指出張國燾錯誤的主要內容，分析了錯誤發生、發展和破產的曆史過程，指出這一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惡果以及全黨取得反對張國燾路線鬥爭勝利的原因等。擴大會議根據張聞天的總結，作出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1938年4月，張國燾逃出邊區，6月7日張聞天撰文詳盡而深刻地批駁了《張國燾敗告國人書》。②《張聞天選集》，1版，186—201、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總之，大量事實證明，張聞天在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鬥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四，張聞天是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積極倡導者和主要製定者。

　　九一八事變後，張聞天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新的認識。1933年初，中共中央發布了願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日的宣言。11月21日，張聞天在《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一文中，根據列寧要獲得大量同盟者的教導以及國民黨十九路軍發動的抗日反蔣事變，就曾尖銳地指出：“我們要堅決反對‘左’的關門主義者，這種關門主義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與動搖，來取得我們自己的利益。”②1935年11月17日，張聞天撰文明確指出黨所麵臨的中心問題是怎樣運用廣泛統一戰線策略進行抗日反蔣。接著，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關於如何運用統一戰線策略問題專門作了報告，提出了一係列主張和意見，包括反對關門主義。在此過程中，張聞天還將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寫信給在前線的毛澤東。毛澤東於12月1日複電張聞天，表示完全同意。也正在這一天，張聞天在發表的《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宣言》一文中進一步指出：“教育我們的同誌，靈活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或‘左’的消極主義)開展最堅決的鬥爭。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之下，關門主義成了我們黨內最主要的危險。”② ③《張聞天選集》，62、85、264頁。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由張聞天主持討論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在博古發表了不同意毛澤東關於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見後，張聞天針對爭議的問題，作了與毛澤東“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的發言。最後，張聞天在總結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並為會議起草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936年3月20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方針》的報告，指出：“目前的關鍵，是建立統一戰線——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②4月20日，他撰文寫了《關於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強調共產黨是統一戰線的核心。1938年10月15日，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1939年8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支持長期抗戰的幾個問題》的講話。1940年8月10日，他還撰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一文，指出：“抗戰正在最困難的關頭，全國人民正仰望著中國共產黨拿出辦法來，克服困難，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執行與否，對於以後時局將起決定的影響。”他繼續強調：“為了正確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我們必須開展反對黨內關於這一政策的兩種傾向的鬥爭，即反對關於這一政策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關門主義的鬥爭。”③

　　總之，在這個時間裏，張聞天為倡導和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並且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實施，做了大量的開拓性的工作。

　　第五，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解決西安事變提出了正確的基本方針。

　　1936年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是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國內重大政治事件的標誌之一，它在我黨曆史上具有重大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在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就發表了“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這一獨到見解，明確提出要“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根本方針。在對待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上，張聞天同毛澤東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他表示：要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要派代表去西安。12月16日，中共中央即派周恩來等赴西安參加談判。12月19日，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進一步對事變發展的前途、黨的根本立場、和平調解的策略，以及黨對失敗前途的準備等，作了論證和說明，並為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以此統一全黨的認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張學良被扣的緊急時刻，他親赴西安，同周恩來現場共商大計。當時，張聞天極其深刻地指出：“中國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與變化多端性，要求我們有確定的方針，而不為表麵的現象所蒙蔽與動搖。”張培森：《張聞天在我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曆史作用》，載198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

　　由此可見，張聞天在中共中央完成從國內戰爭轉入抗日戰爭這一曆史性的偉大戰略轉變過程中，又一次地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

　　第六，張聞天為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堅決反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

　　1979年，鄧小平同誌在張聞天同誌追悼會上致的悼詞中，曾明確指出：“在抗戰初期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鬥爭中，張聞天同誌完全站在毛澤東同誌一邊。他參加了六屆六中全會，並在全會作了組織報告。”《鄧小平同誌在張聞天同誌追悼會上致詞》，見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報》。這個“完全”，可以說是張聞天一生中所作出的第六個重要貢獻。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一開始，王明於1937年11月就急急忙忙地要回國。當時，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一下子看出了他的企圖，並當眾嚴肅地告誡他：“你是共產國際書記之一，但不要以共產國際書記身份出現，要尊重國內同誌，尤其要尊重毛澤東同誌。”高軍：《偉大的戰士任弼時》，1版，101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又說，“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誌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1979年12月27日載《人民日報》。可是，王明回國後，竟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不服從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在12月9日至1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的報告中，係統地提出了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反對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批評洛川會設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提出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完全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對此，當時就遭到毛澤東、張聞天等的抵製。會後，他在長江局竟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同黨的路線、方針相對立的宣言和主張。1938年2月28日，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王明的錯誤主張指出：“曆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並且強調指出：我們就是要“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發展統一戰線隻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張聞天選集》，158—159頁。

　　1938年9月28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中華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擔負著關係全黨和全國人民命運的曆史任務。會前，即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一)張聞天主持開幕式，(二)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三)毛澤東作政治報告。11月6日，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批判了統一戰線問題上隻講聯合不講鬥爭的錯誤，重申了全黨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決定撤銷長江局，從而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所以，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張聞天為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再次立了新功。

　　第七，在中國革命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張聞天編著出版了第一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

　　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書，從1940年的鴉片戰爭寫到1927年12月11日的廣州起義，對每次革命運動(包括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重大政治事件的經驗教訓都作了深刻的總結。關於這部著作的重要曆史意義，胡華同誌在《讀張聞天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文中高度評價說：洛甫同誌編著出版的這本《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是我黨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本，範文瀾等許多同誌寫的關於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方麵的書，都是參考了洛甫的這本書的。直到解放前，解放區各種幹部學校都以這本書作為課本。因此可以說，洛甫同誌是我黨在革命根據地幹部教育方麵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和編寫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一位開山祖。胡華：《讀張聞天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文，載1988年8月25日《人民日報》。

　　第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張聞天最早提出和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和內容。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中，張聞天在文化政策和發展文化運動方麵，有許多精辟的論述，尤其最早地提出和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和內容。1940年1月5日，張聞天在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的報告中，第一次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和內容，作了係統地科學地闡述。之後，即1941年5月，鄧小平同誌在《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的報告中，對張聞天的這一獨創給予充分的肯定。他講道：什麽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呢？洛甫同誌說，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壓迫，主張民族獨立與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確把握民族的實際與特點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專製、反獨裁、反壓迫人民自由的思想習慣與製度，主張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與民主作風的文化；科學的，即反對武斷、迷信、愚昧、無知，擁護科學真理，把真理當作自己實踐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學與科學的思想，養成科學的生活與科學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眾的，即反對擁護少數特權者壓迫剝削大多數人、愚弄欺騙大多數人、使大多數人永遠陷於黑暗與痛苦的貴族的特權者的文化，而主張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大眾的、平民的文化，主張文化為大眾所有，主張文化普及於大眾而又提高大眾。”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1版，(1938—1965年)，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這完全可以說，是張聞天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第八個重要貢獻。

　　第九，張聞天較早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種成分，科學地闡述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

　　張聞天的經濟思想是十分豐富的。他在探索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和政策方麵，曾經提出過許多獨到的見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五種成分的理論。1948年9月15日，張聞天在為中共中央東北局起草的一份題為《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明確指出：“東北經濟在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取消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經濟特權以後，基本上是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張聞天選集》，306、406、407頁。在中國共產黨內，張聞天提出和闡述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種成分的思想，為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的“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這份提綱中，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方針和理論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張聞天第一次提出和闡述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方式實行和平改造的卓越思想。他指出：國家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形式，在東北已經開始出現，而且以後還會發展，特別顯著的類型如下：(一)出租製……(二)加工製……(三)定貨製……(四)代賣製……現在東北加工製的形式比較發展，其餘的形式還在開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是國家為了經濟上的需要，給私人資本家以進行生產或交換的一定必要條件，而私人資本家利用這些條件，從生產與交換活動中掙得一定的利潤，是國家根據同資本家依自願和兩利的原則所訂立的合同，對資本家的活動進行必要的管理與監督。”“因此，我們應該有意識地承認‘國家資本主義’這個經濟範疇，有意識地加以提倡和組織。”《張聞天選集》，306、406、407頁。張聞天在東北經濟實踐中的這一獨到之見，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

　　總之，張聞天起草的這個提綱，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曾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的充分肯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和處理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一份重要的曆史文獻。

　　第十，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誠懇地批評了黨的工作在指導思想上的嚴重失誤。

　　1959年的廬山會議，在指導思想上端正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7月21日，張聞天在長達三個小時的長篇發言中，完全支持彭德懷，指出他的意見書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更為重要的是，張聞天係統地闡述了他對“大躍進”以來成績和缺點、經驗和教訓的看法。他實事求是地曆數了“大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緊張和很大損失，明確指出：驕傲自滿、主觀主義、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是產生錯誤的根本原因。他認為，在經濟建設上，政治掛帥不能離開經濟規律，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在所有製問題上，集體所有製現在是如何鞏固和穩定的問題，不是強調要改變的問題；在分配問題上，按勞分配堅決貫徹，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這些見解，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的；這些批評，在當時也的確是比較尖銳的。但是，這些正確的見解和誠懇的批評，當時並沒有被毛澤東所理解、所接受。後來，即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極其深刻地指出了由於毛澤東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受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就曆史地肯定了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僅就筆者所列舉的這十個曆史性的貢獻來看，張聞天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方麵，還是在中國革命的曆史轉折時期，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創新方麵，還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方麵，他都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在中國革命史上，張聞天的偉大功績是永垂不朽的。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張聞天是作出傑出貢獻的領導人之一。在中華民族史上，張聞天是閃光的優秀人物之一。

　　張聞天之所以能夠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這些重要貢獻，除了客觀條件之外，從主觀上來講，我認為，就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無限忠誠和熱愛。他曾經說過：“一切偉大的革命家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們有著偉大的理想，而且還因為他們始終能夠為了自己的理想奮鬥到底。”《張聞天選集》，166頁。張聞天是這樣說的，一生中也是這樣做的，而且是不論在任何困難之下都堅持這樣做的。

　　當然，對於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僅僅有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無限忠誠和熱愛是很不夠的，還必須具有革命家和理論家的獨創精神，真正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有所發現，有所創造。他曾經非常謙虛地說過：“我實際開始使用了馬列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了一下中國的實際。不容諱言，因為我是開始學著射箭，所以我覺得我的箭術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著上次總覺得要熟練些。求得射箭術的進步，除實際練習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一次兩次是射不好的，必須幾百次、幾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練些，射得更加正確些，所以，我並不慚愧，因為我原是一個初學射箭的人。我也並不著慌，因為我還準備長期的從容不迫的射下去。”《張聞天選集》，341頁。這就是張聞天一生能夠不斷地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許多重要貢獻的根本原因。他對馬列主義的這種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們更需要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

　　寫於1989年12月15日

　　作者附記

　　關於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召開所作出的特殊貢獻，耿飆同誌在1990年8月29日紀念張聞天誕辰90周年座談會的發言中，曾回憶說：當紅軍進軍到貴州黃平這個地方的時候，時間大約是陰曆十一月中旬，按公曆算也就是1934年12月下旬的時候，張聞天同誌身體不大好，長征路上坐著擔架，同時王稼祥同誌因為有傷，也坐著擔架，兩副擔架走在一起。在一個橘園裏，他們叫擔架停了下來，兩個人頭靠頭地躺著說話。這次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後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麽地方？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回答說：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接著就說：“毛澤東同誌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誌出來。”對張聞天同誌這兩句話，王稼祥同誌在那天晚上首先打電話給彭德懷同誌，然後又告訴毛澤東同誌。幾個人一傳，那幾位將領也知道了，大家都讚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同誌來指揮。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誌，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所以認真想起來，遵義會議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在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來，會議就不可能開。事實上，如果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呀。詳見《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