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2.文景的曆史評議

一如唐詩所謂“封崇孝景朝”，曆代對於漢景帝和漢景帝時代的曆史評價，可以看到讚譽之辭充斥文籍。

從司馬遷著《史記》起，就以肯定的筆調記述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成功。《太史公自序》在總結《孝文本紀》和《孝景本紀》的主旨時，寫道：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一說“天下歸心”，一說“天下翕然”，都形容治國的成就。《史記》中所說曆代政治成功與“天下歸心”、“天下翕然”句式相類者，又有：

天下鹹服 《五帝本紀》

天下大應 《夏本紀》

天下鹹驩 《殷本紀》

天下安寧 《周本紀》，《淮南衡山列傳》

天下來賓 《秦本紀》

天下大定 天下鹹撫 天下承風 《秦始皇本紀》

天下和平 《秦始皇本紀》，《滑稽列傳》禇少孫補述，《龜策列傳》禇少孫補述

天下晏然 《呂太後本紀》

天下懷安 《孝景本紀》

天下乂安 《孝武本紀》

天下皆寧 天下和之 天下大定 《樂書》

天下殷富 《律書》

天下偃兵 天下革政 《天官書》

天下艾安 《封禪書》

天下用饒 《平準書》

天下壹並 《韓世家》

天下安定 《留侯世家》

天下為一 《蘇秦列傳》

天下和洽 《屈原賈生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

天下大安 《匈奴列傳》

天下大說 天下晏如 天下永寧 《司馬相如列傳》

天下安樂 天下富實 《酷吏列傳》

天下平均 《滑稽列傳》禇少孫補述

天下惟寧 天下歸心 天下和之 《太史公自序》

可見，所謂“天下歸心”，“廣恩博施”，所謂“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也是對於理想政治的極高的讚美。上引數例，其中有些是說文景時代形勢。如《酷吏列傳》博士狄山語“天下富實”，就明確是對漢景帝政治成功的肯定：“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

《漢書·藝文誌》所見“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可能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頌揚漢景帝曆史功績的文學作品。

《漢書·文帝紀》篇末讚語寫道：“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嚐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幾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漢書·景帝紀》讚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其中說到的“掃除煩苛，與民休息”，“移風易俗，黎民醇厚”，都包括漢景帝的成就。《漢書·敘傳下》總結漢景帝時代曆史，也說：“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分別述說了漢景帝在安定政治、恢複經濟等方麵的功績。《後漢書·文苑列傳上·杜篤》中所見杜篤的文字，也有“富衍於孝景”，“財衍於孝景”的說法。不過，所謂“孝景遵業”，則透露出於肯定之中自有其分寸，似乎漢景帝對於推進曆史的開創作用是有限的。

《史記·孝文本紀》司馬貞《索隱述讚》寫道：“孝文在代，兆遇大橫。宋昌建冊，絳侯奉迎。南麵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謗，政簡刑清。綈衣率俗，露台罷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史記·孝景本紀》司馬貞《索隱述讚》寫道：“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製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慝。提局成釁，拒輪致惑。晁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梟剠，立翦牟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前者是全麵的“頌聲”，後者所述漢景帝事跡，除了對周亞夫之獄略有微詞以外，也都是大力讚美的語匯。

對於漢文帝的肯定和讚頌，屢見於史籍。《三國誌·魏書·高堂隆傳》：“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晉書·段灼傳》：“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宋史·尹洙傳》：“漢文帝盛德之主。”《明史·海瑞傳》：“昔漢文帝賢主也。”都肯定了漢文帝的政治品性和行政風格。“盛德”“賢主”的桂冠，戴在了劉恒的頭上。

《晉書·卞壼傳》：“庾亮將征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征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複經年，為惡滋蔓，不可複製。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也說明漢景帝時事為後朝政治家重視並效法。

關於帝王節儉的典範，《晉書·慕容暐載記》也說到“孝景宮人弗過千餘”。

至於漢景帝時代刑罰製度的改革，《宋書·孔琳之傳》載有孔琳之的評論：“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製，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曆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

《舊唐書·馬周傳》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內容：“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台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舊唐書·崔祐甫傳》記載崔植的說法：“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鹹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舊五代史·唐書·李琪傳》也有這樣的話：“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這些言論文字，都反映了漢文帝和漢景帝執政時期政治的安定與經濟的繁榮，成為後人向往的盛世的典式。

《宋史·王廣淵傳》說，宋英宗為太子時，王廣淵與其有親昵之交，即位後，任以高位。諫官司馬光進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托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司馬光傳》也記載了這一批評：“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明史·楊士奇傳》說，“帝監國時，憾禦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眾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這裏所說的衛綰故事，見於《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噍嗬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嚐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衛綰事文帝，拒絕與太子劉啟也就是後來的漢景帝交結，於是被司馬光稱作“忠臣”的典範。而後來漢景帝不記舊嫌，對於這種“忠實無他腸”的政治風格的充分理解和信任，也得到後人如楊士奇等的熱情讚許。

一般以為，漢文帝、漢景帝是在曆史上久享盛名的明君，但是對他們的評價，其實也有不盡相同的甚至針鋒相對的意見。

有人對漢文帝的用人方式提出批評。《舊唐書·魏元忠傳》；“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為‘飛將’，爾時胡騎憑淩，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疏斥賈誼，複何怪哉？”李廣不得其用，賈誼亦遭“疏斥”，都被看作漢文帝執政的缺陷。

《三國誌·魏書·武文世王公傳》裴鬆之注引《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又說道：“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認為吳楚七國之亂的爆發，有漢景帝決策失誤方麵的原因。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藏書》中《強主名臣·晁錯》條下關於漢景帝因吳楚叛軍提出“清君側”的口號而殺害晁錯一事，也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評論：“漢景之愚，亦太甚矣。”

《後漢書·史弼傳》寫道：“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而“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以致貴寵而悖慢，於是“漢有爰盎之變”。又《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濮王泰》：“昔漢竇太後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裏，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钜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貞觀政要》卷四“景帝”下又有“並不識義方之理”七字，更是對漢景帝的直接批評。

對於漢景帝處理梁孝王事的做法，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也曾經發表過這樣的批評：“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這樣的意見，可能是中肯的。

朱熹對於漢景帝行政的總體評價，透露出更深層的認識。例如，對於有關《論語·先進》中“子張問善人之道”的討論，《朱子語類》卷三九記載：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讚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隻為他截斷，隻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隻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才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卻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隻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隻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幾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隻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隻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所謂文景政策，“都隻是術數”，是視點新奇的見解。而“然景帝用得不好”的說法，也值得我們注意。又如《朱子語類》卷四五：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嚐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讚》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奸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隻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同卷又發表了朱熹較為肯定的評價：

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隻是此民。言毀人固不可過實，譽人亦不可過實。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毀譽之民，隻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舉此讚漢景帝，甚好。”

所謂“班固舉此讚漢景帝，甚好”，可以看作這位一千三百多年後的思想家對漢景帝的間接的評價。又如：

問“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如說‘高皇帝天下’相似。嚐怪《景帝讚》引此一句，不曉他意。蓋是說周秦雖綱密文峻，而不勝其弊。到文景黎民醇厚，亦隻是此民也。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

對於這一命題，朱熹有相當透徹的論說。《朱子語類》卷四五還寫道：“亞夫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民也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且舉《漢景帝讚》所引處，雲：‘意卻似不同。’”這些當然都應當理解為對於一種政治形態或者一種政策傾向的評論，但是漢景帝在朱熹眼中的政治形象，也得以顯現。

有人對漢文帝喪製提出疑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朱熹就此進行了解釋：“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服纖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隻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隻服七日，常服纖者隻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隻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製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卻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複之耳。”喪製的改變，被賦予革新秦政的意義。這種見解，是值得重視的。

對於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比較，朱熹說：“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他認為：“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甚。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隻是養民一節略同；亦如周雲‘成康’，康亦無大好處。或者說《關睢》之詩，正謂康後淫亂，故作以譏之。”朱熹的見解，對於漢景帝可能偏於嚴厲。當然，能夠於“養民一節”用心致力，對於專製時代的帝王來說，已經是極大的“好處”了。

後世對於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比較，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蓋景帝不及文帝遠甚”的評價。此說與朱熹所謂“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景帝“所為不如文帝”可以對照讀。

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因論者的立場不同而品評的尺度不同，於是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各自不同。對漢景帝的“毀譽”，表明對於這位帝王的品性、風格以及事業，仍然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