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3.盛世·治世：關於“文景之治”

漢代人對“文景之治”的評價還沒有絕對化的讚美。通過“周秦之敝”、“百王之弊”諸語，我們可以看到，人們隻是根據曆史比較來肯定文景時代政策的合理性。唐代曆史學者也有相近的認識。對於班固引《論語·衛靈公》孔子“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語以及“信哉”的感歎，顏師古注：“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純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史記·孝文本紀》以濃筆重墨描繪漢文帝的節儉形象。班固所謂“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也突出褒揚漢文帝之“恭儉”，唐代學者顏師古解釋“醇厚”，謂：“醇，不澆雜。”《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文景醲化，百王莫先。”“醲化”，可與“醇厚”對讀，體現出共同的曆史理解。對於班固“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語，顏師古也解釋說：“美其雄才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分析相關資料，進行曆史比較，可知對文景時代成就的評價，唐代較漢代有顯著的提升。

史籍中多有“漢高祖”、“漢高帝”直稱“漢高”，“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直稱“文帝”、“景帝”、“武帝”情形，因此這一統計是不完全的。如果承認以上數據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參考資料，則似乎有必要指出以下事實：

（1）漢以後曆朝對於西漢諸帝的總體曆史印象，仍以“漢高祖”（“漢高帝”）和“漢武帝”最為深刻。

（2）其中，《宋書》卷三五《州郡誌一·揚州》：“淮南太守，秦立為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漢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分立豫章郡。”“臨淮太守，漢武帝元狩六年立。”“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案漢景帝分梁以為山陽，非此郡也。”卷三六《州郡誌二·南豫州》：“廬江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國立。”敘說政區曆史沿革，情形比較特殊。若排除此類情形，可以看到兩《唐書》中“漢文帝”和“漢景帝”的出現頻率驟然提升。

（3）《新唐書》中“漢文帝”出現的次數超過了“漢武帝”。

（4）以“漢高祖”（“漢高帝”）和“漢武帝”為第一組，以“漢文帝”和“漢景帝”為第二組進行比較，以上十九種史書中第一組與第二組的比率為394：150即1：0.3807。而兩《唐書》中的這一比率為77：41即1：0.5325。這一分析也可以說明，在唐人的觀念中，“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曆史影響，超過了曆朝平均水準。

（5）以上十九種史書中“漢文帝”和“漢景帝”出現的頻率比為128：22即1：0.1719。兩《唐書》中的這一比率為35：6即1：0.1714。兩者大體相當。有理由說，在人們並稱“文景”的時候，實際上更多地是對漢文帝的評說。從這一認識出發，以為對“文景之治”的讚美實際上是漢文帝政治風格的肯定的判斷，也許是有根據的。

我們還看到，《宋史》中“漢文帝”的出現（21次）超過了“漢高祖”（“漢高帝”）（9次），也超過了“漢武帝”（20次），這是值得予以注意的。《清史稿》中這一情形更為突出。“漢文帝”的出現次數（11次）竟然超過了“漢高祖”（“漢高帝”）（6次）和“漢武帝”（3次）的總和（9次）。不過這一現象，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看來，“文景之治”的曆史地位有逐漸上升的過程。南北朝時代，人們似乎還並沒有把“漢文帝”和“漢景帝”看作“聖君”，以為“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諛美當政帝王，竟然有“道化踰於文景”之辭。大約至於唐代，“文景之治”在人們的曆史意識中方才具有了空前高上的“百王莫先”的地位。

“文景之治”是“因前王盈成而守者”的典型。從現有曆史記載和曆史評論的相關資料看，明確的“文景之治”的說法，很可能最早出自唐人筆下。

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寫道：“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雲：‘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辭不切，誌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已來，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在這篇文字中，白居易還有一番話說到“文景之理”：“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鹹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

《白氏長慶集》中的“理”，當原意為“治”，避唐高宗李治諱作“理”。《文苑英華》卷四八八、《冊府元龜》卷六四九錄文略有不同，然而“治”字同樣均寫作“理”。也就是說，“萬方大理”即“萬方大治”，“發憤於至理”即“發憤於至治”，“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即“天下之治，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後一段文字，“開元之理既定”即“開元之治既定”，“成康、文景之理”即“成康、文景之治”。《增注唐策》卷二《白居易賢良策》均各作“治”。有關“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一段文字寫作：“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平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親，近無不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輯睦。樂達在下，中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治，無以出於此矣。”

“文景之治”被看作一種理想政治的標尺。當然，我們還看到，白居易在讚頌“文景之治”的同時，也說到了“開元之治”。

唐人對“文景之治”尤其是漢文帝執政成就的特別推重，除了體現出政治意識較前代更為成熟而外，可能還與漢唐兩位“太宗”執政階段的對應關係有關。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代君主，而如果忽略呂後和漢惠帝執政的15年，則漢文帝也被看作漢高祖的成功的政治繼承人。《史記·孝文本紀》記載，漢景帝即位，製詔禦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製禮樂各有由。”“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群臣議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是漢代帝係中漢文帝已經被尊為“太宗”。唐人在說到漢代這位“太宗”的時候，自然是會聯想到唐代那位“太宗”的。

看來，唐人對漢文帝的頌揚，很可能和中國傳統曆史意識中喜好古今比附的習慣有一定關係。

在唐人的曆史意識中，“文景”時代的政治成功，是成就和鞏固漢王朝帝業的重要基礎，即所謂“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甚至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形成“犬牙相製”趨勢的諸侯王國，也呈現出和睦氣象，如《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司馬貞《索隱述讚》：“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魯恭、梁孝，濟北、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

唐人的“漢文帝”評價，如前所說，首先是肯定其“恭儉”。《貞觀政要》卷六《奢縱》記載，“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陳時政”，其中有對漢文帝節儉的讚美：“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台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張說所謂“漢孝武當文景儉約之積”，劉禹錫所謂“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獲”，說的也是同樣的意思。帝王貴族消費生活的奢和儉，看起來是小事，實際上卻關係到政局的安危和國家的興亡，關係到“天下”是否能“全”。

以文景時代和漢武帝時代進行比較者，還有劉禹錫這樣的分析：“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寛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按照白居易的說法，文景時代德政的實現，不僅僅在於經濟政策的寬鬆，還在於行政和司法的開明：“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亷，盜之有無，係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

杜佑《通典》卷七說宋武帝事業，使用了“比前漢之文景焉”的措辭。同書卷一七對文景之治又有具體的評價：“漢室幹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髙後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這裏所謂“淳質”，應當接近前引顏師古《漢書》注評價“文景之治”時所謂“醇，不澆雜”，以及《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所謂“文景醲化，百王莫先”。

在唐代政論中，“文景之治”是最理想的盛世。陸龜蒙曾經有“及漢文景後，鴻生方鋠摫”的詩句。李德裕也寫道：“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的“文景之治”評價中，多見以唐代帝王相比附者。

例如，楊炯《公卿以下冕服議》讚頌唐太宗功績，以“文景”事業相比況：“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定尊卑文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鹹寧矣。”裴垍《賢良策》寫道：“至漢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寶位自矜，不以洪業自恣，率身以政，禦物以仁。”所謂“不以寶位自矜，不以洪業自恣”，正是上文說到的“恭儉”之“恭”。白居易同樣的論說，當代帝王舉唐太宗、唐玄宗，而與西漢“文帝、景帝”並論：“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於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於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髙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啟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複盛，澆而複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樸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

這種似乎已經形成文字習慣的以當代帝王與“文景”的比附，說明了什麽問題呢？這種言論，是真心崇敬的表露嗎？或者隻是使用了標榜往古以批判現實的策略呢？或許這樣的分析是有合理性的，即發表這些評論的人，試圖以“文景”的德政作為現世當政者的榜樣，內心也期望以“文景”事跡形成對現世當政者的約束。

李德裕還曾經寫道：“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太康。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以“開元中玄宗”“追尊玄祖”與“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相比照，這種附會，是試圖在政治哲學和宗教學之間尋找另一種文化共同點。釋貫休有詩雲：“曾親文景上金鑾，語共容城語一般。久向紅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見應難。滿壚藥熟分仙盡，幾局棊終看海幹。略問先生眞甲子，隻言弟子是劉安。”詩句稱“曾親文景”，將自己所生存時代與文景之世間的時間距離在想像中消泯，自然又是另一種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