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2.晁錯：皇太子的“智囊”

太子劉啟和漢代其他許多等待執掌最高政治權力的皇家少年一樣，身邊已經適時地集合起了一些有一些政治報負或者有一些權位欲望的文人才士。

西漢名臣晁錯，就是曾經在劉啟身邊開始其引人注目的政治表演的重要的曆史人物。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寫道，晁錯，潁川（郡治在今河南禹縣）人。曾經在軹縣（今河南濟源南）從師於張恢先生，學習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家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學。後來因學術素養深厚被推薦為官，任太常掌故。司馬遷說，晁錯為人陗直刻深。漢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之學者，隻聽說濟南伏生曾經任秦博士，治《尚書》，可是已經九十多歲，無法征召到朝廷。於是詔令太常派遣學者前往就學，以繼承其學說。太常遣晁錯到伏生那裏受讀《尚書》。回長安之後，在上書時已經能夠熟練地利用《尚書》中的文辭助證其說。於是得到升遷。司馬遷寫道：“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晁錯在以太子為核心的集團中得到“智囊”的稱譽，暗示他曾經為太子提供過多次政治谘詢，提出過多次政治建議，並且多次被采納，多次取得過政治成功。

司馬遷還說：“（晁錯）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晁錯多次上書提出政治建議，雖漢文帝不予采用，但是讚賞他的才能。這裏所說的“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也說明太子劉啟對這位“智囊”及其“計策”的特殊看重。

關於晁錯在“太子家”的特殊地位，班固又有更為具體的記述。《漢書·晁錯傳》寫道：晁錯被指派在伏生那裏學習《尚書》。學成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晁錯曾經上書專門就皇太子的教育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製臣下而治其眾，則眾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漢文帝讚同他的意見，拜晁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晁錯曾任太子舍人，對於太子的政治資質有所了解，於是有“皇太子材智高奇”，“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的發現，他上書陳述關於對皇太子加強“術數”教育的建議，而被拜為太子家令的。此後由於其辯說得體得力，為太子劉啟所信用，於是得到“智囊”的稱譽。

在班固《漢書》所記錄的不過二百四十二字的這段話中，晁錯四次說到“術數”，一次說到“聖人之術”。關於晁錯所說的“術數”，唐代學者顏師古在注解中引述張晏的說法，是“刑名之書也”，又引臣瓚的解釋：“術數謂法製，治國之術也。”顏師古讚同臣瓚的說法。現在看來，對照晁錯以下所說“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大約將這裏所謂“術數”解釋為“治國之術”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晁錯所說的“人主知所以臨製臣下而治其眾，則眾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也正是“治國之術”。

對於上述四點，也就是“所以臨製臣下而治其眾”，“所以聽言受事”，“所以安利萬民”，“所以忠孝事上”，晁錯都以為太子劉啟知之不深，有所不足，所以說“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曆任太子舍人、門大夫、博士的晁錯當時對於太子劉啟才識能力的判斷，可能是比較準確的。

通過晁錯的議論我們知道，太子劉啟是比較重視讀書的，“皇太子所讀書多矣”，但是從晁錯的角度看來，卻存在不能夠真正理解其政治內涵的問題，對於其中的治國方略，亦關注不多，認識不深，就是所謂“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晁錯批評說，這就是“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讀書雖多卻未能深刻領會其精神，正好比雖然勞累辛苦，卻沒有實際效率。

晁錯還說到，“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這樣的評價，使我們對於少年劉啟的性格和才質，可以有比較生動而真切的認識。看來，劉啟天資比較聰敏靈慧，性情也比較活潑自縱。這正是那位能夠“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的皇太子。

“馭射”，也就是“禦”和“射”，“射”，是射箭。“馭”，或“禦”，是駕車。“馭射”作為具有競技運動性質的“伎能”，都曾經是儒學正統教育的“六藝”的基本內容。但是作為一個大一統專製帝國的儲君來說，隻是“馭射伎藝過人絕遠”，與作為成功帝王的條件相比，是距離甚遠的。不過，我們可以推知，自晁錯“為太子家令”之後，其學養和識見一定對於劉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所謂“以其辯得幸太子”，以及“太子家號曰‘智囊’”，都可以說明這一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