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高適《古歌行》詩寫道:“君不見,漢家三葉從代至,髙皇舊臣多富貴。天子垂衣方晏如,廟堂拱手無餘議。蒼生偃臥休征戰,露台百金以為費。田舍老翁不出門,洛陽少年莫論事。”這是對漢文帝太平之世的讚歎。此後漢景帝時代,還會繼承漢文帝的政策,還會延續漢文帝的功業嗎?
曆史在文、景之間沒有發生急轉彎。
漢王朝的經濟和文化,在漢景帝時代依然沿著漢文帝確定的軌道持續發展。
《史記·孝景本紀》寫道,“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後。孝文在代時,前後有三男,及竇太後得幸,前後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就是說,劉啟在漢文帝劉恒的兒子中,既不是長子,也不是少子。劉啟為竇姬所生。劉恒在代地時,代王後曾經為他生了三個兒子,王後和這三個兒子都先後去世,於是劉啟得以繼立。
《漢書·外戚傳上·孝文竇皇後》的記載略有不同。其中寫道:“代王王後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後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後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後。”說到代王王後生子共四人。王後在劉恒尚未即帝位時就已經去世,此後所生四子都病死。在選立太子時,竇姬所生劉啟年齡最長,於是得立。竇姬隨即也成為皇後。
竇姬是清河郡(郡治在今河北清河東南)平民女子,呂後當政時以良家子身份被選入宮。呂後決定出宮女賜諸侯王,每位諸侯王賜五人,竇姬也在名單之中。因為出身清河,希望能夠前往趙國(首府在今河北邯鄲),可以離家鄉近一些。竇姬於是請求所侍奉的主人囑托主持此事的宦官:將名籍一定安排在前往趙國的五人之中。不料主事宦官遺忘,誤置名籍於代國,並且得到了呂後的批準,已經無法改動。竇姬悲傷涕泣,埋怨宦者,不願前往,強迫之下方才成行。但是來到代國之後,代王劉恒最為寵幸的就是這位竇姬。在竇姬為劉恒生了女兒劉嫖之後,漢惠帝七年(前188),劉啟降生。
人們都熟悉漢元帝時因後宮畫師作弊,王昭君嫁為匈奴閼氏的故事。竇姬的遭遇,也是因宦者的有意或無意的疏誤而引起的。不過就她個人的生活道路來說,卻是由不幸而幸。就曆史的發展路徑來看,也可以說,如果沒有當時那位宦官偶然的手誤,也就不會有後來的漢景帝,可能也就不會發生後來漢景帝時代的若幹曆史變化了。
漢文帝是公元前180年從代地入長安,繼承帝位的。
僅數月之後,劉啟被立為太子。據荀悅《漢紀》記載,太子之立,曾經有百官請立而漢文帝推辭的過程。“春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上謙讓不聽,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多有賢者,而不必子。人其以朕忘賢與有德者,而專於其子,非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久矣。今適宜立,而更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誌。子啟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漢文帝許焉而立之。”
被立為太子的劉啟,當時隻是一個九歲的兒童。
關於劉啟的兒童時代生活的資料,我們知道的過於簡略。目前隻能夠推測,從很快就被朝廷百官以所謂“敦厚慈仁”的印象立為太子的跡象看,他或許與漢文帝劉恒同時,或者在稍後不久即來到了長安。西漢長安在今陝西西安西北,而代國的首府晉陽,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對於一名八、九歲的貴族兒童來說,千裏馳行的旅途經曆,應當說是極不尋常的。而兩漢帝王中在兒時有這樣的行旅生活經曆的,可能也隻有漢景帝一人。
長安宮廷中錦衣玉食的生活情景自然可以想象。能夠引起人們特別注意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司馬遷說,漢文帝當政時,吳太子曾經晉見,與皇太子劉啟宴飲博戲。博戲時雙方發生爭執,吳太子言行有失恭敬,皇太子憤怒,以類似於棋盤的“博局”擲擊對方,竟然致死。皇家貴族少年遊戲時驕悍相爭的態度,描述得十分生動。吳楚七國之亂爆發時,曾經以“博局”擲殺吳太子的漢景帝劉啟年三十四歲,時吳王劉濞已“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可知吳太子因博爭道而致死時,尚是少兒。
《後漢書·孔融傳》說,孔融五十六歲時被曹操處死,當時,“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而孔融被拘執時,據說“二子方弈棊”。由孔融子女“弈棋”事跡,可知“博”以及“弈棋”等智力競技形式,曾經是當時上層社會兒童遊藝生活中主要內容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漢景帝陽陵南闕門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一件陶質漢代圍棋棋局殘件。據推斷,應為守陵人消閑遊藝用具。這件圍棋棋局,雖然不是皇家貴族用物,但是因為出土於漢景帝陵園,也很自然地會使人聯想到漢景帝劉啟少時與吳太子爭博的故事。
皇太子劉啟因遊戲時的爭執竟然出手傷人,致死人命,是中國古代宮廷史中引人注目的一則史例。這位後來成為一代明君的曆史人物在少年時期形成的性格特征,也通過這一故事有所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