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在父親的身影裏成長

劉少民

上學的時候讀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怎麽也理解不了文中所說“父親”的背影讓人刻骨銘心。在父親去世不到半年的時間裏，我的父親的身影卻時常浮現在腦海裏，而且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厚重。我想，這，就是父親——給予生命、傳承血脈、籌造靈魂、讓你一生一世都割舍不開的人！

插隊去吧，那裏最能鍛煉人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969年，父親當時的實際情況被扣上“三反分子”、“黑幫”等罪名，被關押在建國路73號“軍管”，母親被下放到渭南縣吝店公社洪池大隊勞動改造，我這個未成年的孩子隨母親到了洪池大隊，從十四歲到十七歲，在農村中摸爬滾打了整整三年。1972年春，父親、母親恢複工作被安排回西安，我也跟著回到了西安。這時候我已經十七八歲了，也沒有條件去上什麽學，到了該工作的年齡卻沒有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母親托她在華陰縣任縣委書記的老戰友幫忙給我找個工作。通過這位縣委書記的介紹，我被安排到華陰縣郵電局當了一名郵遞員。整日裏騎自行車滿街跑著送報紙和郵件。這樣幹了半年，又讓我去孟源火車站郵電支局做郵包搬運工，整天趕著火車班次接送郵包，有的郵包重達200多斤，一個一個從火車上扛上扛下，苦也罷累也罷樂在其中，總算是有份工作。可這樣的好景不長，第二年3月的一天，我被父親的一個電話叫回了西安。

記得那時一個陰冷的晚上，我趕到家匆匆吃過晚飯後，父親手上翻動著報紙什麽的，側著身子對我說：“小民嗬，郵局的工作就不要幹了，到農村插隊去吧！”我當時感到很突然，父親對我們一向很嚴厲，這次說話感覺和往常有點不大一樣，多半是側對著身子或甚至背對著我，話語有點酸澀。當時我不敢多問。後來父親看我很難過的樣子，給我做了些簡單的解勸，原來就是因為我是由縣領導介紹參加工作的，自身又是幹部子弟，眼下正在搞反“走後門”運動，父親考慮咱一來不能給領導惹事，二來作為幹部子女在這個運動中也應該起個好的作用，於是決定讓我主動到農村插隊鍛煉。父親做領導工作時間長，在他的字典裏“指令”和“執行”兩個詞擺在最前麵，他給我們做的決定，我們想得通想不通都要先執行，想不通的以後慢慢想。這一次對我本來是一個很不公平的決定，可是，從父親堅定的話語而又有些回避的身影裏，我看到了父親做決定時的艱難和內心痛苦，我沒有過多的猶豫，就答應了父親到“知青辦”去報名。

革命是為廣大人民謀幸福，不要計較個人得失

話是這樣說，可畢竟我參加工作都整整一年了，現在又要我重返農村“下鄉”，開始是有些想不通。想不通倒不是怕農村苦，可以說我是在農村長大的，農村生活我不怕，而是覺得好好的“工作”丟了太可惜。這些藏在心裏的不樂意，也許早被父親看出來了。在我下鄉臨走前，父親用了三四個晚上，專門給我做思想工作。父親是師範學校畢業的，很會做思想教育工作。1934年春，他在不到17歲的時候就以優異成績考入陝西省西安師範學校，在這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裏接受著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教育，先後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中國共產黨。從此，在各個階段、不同崗位一直沒有停止過做群眾的宣傳動員工作，不過，以往父親在家裏教育我們總是就事論事，星星點點的滲透他的想法和要求，這一次大不一樣，下勢要對我上一次係統的思想政治課，就像是要給我過一個正式的“成人禮”。

父親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親身經曆舊中國廣大農民飽受封建剝削和壓迫的苦難。青年時期，受中共陝西省委指示，率西安師範學生農村工作團赴華縣農村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新中國成立後，他在渭南、寶雞擔任領導，工作重點始終在農村，在省委、省政府領導崗位上，他也堅持深入陝南、關中、陝北農村蹲點考察，與廣大農民群眾一起研究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實際問題。他對農業、農村和農民有著特殊的感情。父親對我說：“我們是一農業大國，不論是鬧革命、求解放，還是建設新中國，在很長一個時期都要堅持‘以農為本’，這一點表現在各個方麵都非常重要，比如說鬧革命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廣大農村地區不解放就談不上解放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首先要把農業搞上去，解決好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就是你們年輕人學做人、做事，也要先把農民那種淳樸善良、吃苦耐勞的品質學到家。用毛主席的話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你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還能學到許多在城裏、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他講講大道理，舉舉小事例，從農村的貧窮落後講到農業的重要地位；從耕作技術講到糧食增產；從邢燕子講到陳永貴；從個人的成長曆史講到國家的形勢發展……也許是長期從事農村工作養成的習慣，他對我們說話也總是深入淺出、侃侃而談，說著笑著就不由自主地站起來，像在田間地頭與農民探討問題似的走動著，比畫著，詢問著，解答著，千言萬語，諄諄教誨，叮嚀無限，寄托無限。現在回想起30多年前那幾個晚上，父親的身影還曆曆在目，尤其是他最後結論性的囑咐我至今不敢忘懷：“革命是為廣大人民謀幸福，工作就是為國家做事，為人民做事，不要計較個人得失。參加革命工作就應該首先為廣大農民做點事，青年人成長需要經過艱苦的磨煉，應該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到農村去經受鍛煉……下鄉鍛煉是值得的，經受住這個艱苦的磨煉你會受用一輩子的。”就這樣，我於1973年3月辭去了工作，獨自一人，再次到華陰縣觀北公社成為一名插隊青年。

記住自己是個小百姓，和別人沒啥不一樣

“少民嗬，知道為什麽起名時把你叫少民嗎？少就是小。民就是老百姓，少民就是小老百姓，之所以沒有直接把你叫小民，是希望那個你從小到老保持年輕人的朝氣。”這是父親在我下鄉前的那次談話時告訴我的。他說：“記住，自己是個小百姓，和別人沒啥不一樣，要沉下身子和農民交朋友，和農民朋友滾在一起、打成一片，養成艱苦樸素的品質，鍛煉吃苦耐勞的意誌，學好生產生活的本領。”他特別提醒說：“你爸頭上沒有光環，你頭上也沒有紅帽子，不要有幹部子女的優越感，要和身邊的其他知青打成一片。”他說：“一個人年齡長大不算長大，思想成熟了才能算是真正長大了，思想上的成熟比什麽都重要。”父親要求我到了農村要堅持嚴於律己，不放鬆政治上的學習，重視思想覺悟上的提高。

再次下鄉期間，父親多次寫信詢問我在農村的感受和體會，傳授在農村生活、工作的方法和經驗。記得有一次父母到我下鄉的地方看過我一次，帶來了好多科學種田和防止農作物病蟲害方麵的書籍。我知道父親拿這些書來，一半是想讓我學習農業知識，一半是想讓我推廣“科學種田”技術。果然，他一邊從包裏掏書一邊對我說：“提高糧食產量要靠科學種田，你們知青都是農村的文化人，要帶好頭，要積極給老百姓當教師。”當聽說我被選為生產隊副隊長、大隊團支部副書記、還擔任知青組組長時，非常高興，鼓勵我說：“看來我們少民是真的聽話了，有出息，安下心來好好幹，爭取為新農村建設再多作一份貢獻”。衝著父親這句話，我一口氣在鄉下又待了整三年，三年之中回過西安兩趟家。

1975年12月，根據麵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招工招幹的政策，我被招工進了孟塬黃河工程機械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

1979年12月，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公、檢、法”係統選調幹部，我被選調到省人民檢察院工作。我到了檢察院工作以後，又一次聽到政治處的一位同誌給我講，在選調幹部政審的時候，他曾兩次到我下鄉的農村和工廠去搞過調查，這兩個我工作生活了近六七年的地方，竟然沒有人知道我是一個幹部子弟，更沒有知道我的父親早就是省上領導，他感到很驚訝，還特意給組織上匯報過。我苦笑一下給他解釋說：“我父親從來不讓擺自己的身世。”父親向來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對我們要求也很嚴。他認為領導隻是一種工作崗位，不是什麽個人榮譽，這種崗位對國家、對事業、對百姓很重要，但對自子女的成長沒有啥好處，所以從來不讓我們有優越感，從來不讓我們享受什麽特殊待遇，也從來不讓我們染上有些幹部子女那種不良習氣。也許正是身為幹部子女卻沒有幹部子女的不良習氣，才是我被選調到省檢察院的先決條件。後來回想起來，能夠享受父親的教誨真是一種福分，這種福分也許是隻有我們家這些“幹部子女”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吧！

的確，我不知道其他人家的“幹部子弟”享受什麽樣的待遇。父親是抗日戰爭早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是“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抗日戰爭時，他就擔任縣委書記，解放戰爭，他任東路工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從50年代初的渭南地委書記，60年代初的省委常委、副省長，到80年代副省長、省政府顧問，長期擔任領導職務，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他是省上的“大領導”，而在我們這幾個兒女心中，他就是父親，是個早出晚歸、匆匆出門、疲憊回家的父親；是個節衣縮食、粗茶淡飯、清貧樸素的父親；是個出門比在家多、威嚴比和藹多、批評比鼓勵多的父親。

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快半年了。半年的時間按說不算長，可父親晚年的印象覺得有些模糊了，兒時父親教誨我們時的身影反倒越來越清晰，在思念時，在睡夢中，在需要作出重要選擇的關鍵時刻……父親的背影總能浮現在眼前，這大概就是父親的英靈吧！

想想也是，父親成年後，一直就是“大官”。可他一生清貧，命運多舛，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父親頭上的光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多是父親上班出門的身影、疲憊回家的身影、嚴厲批評的身影、循循善誘的身影、談笑風生的身影……我是在父親的身影裏長大的，漸漸地父親的身影變成了一種修養，一種品質，一種精神，一種流淌在骨子裏的血脈，讓我們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2007年8月8日　父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