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文革”罹難的日子

1966年5月16日，中央在杭州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公開批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副總理、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林彪在會上發表了“政變經”。中央形成了“五一六”通知，全國範圍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6月1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拉開了全國停課“鬧革命”的序幕。8月5日，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在中南海貼出，把鬥爭的矛頭直指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這把火開始燒遍北京，又向全國迅速蔓延。

一　“文革”之初，飽受摧殘

在陝西省委和陝西省人委，“彭、高、習反黨集團”的黑幹將這頂帽子使得劉邦顯被從郭杜蹲點處揪回省人委，開始接受批鬥。開始，劉邦顯還能東躲西藏，一些幹部予以幫助，盡量躲避。但是，隨著全國形勢的混亂，人們都在被迫趕這個批鬥遊街的時髦，劉邦顯再也無處躲避了。他是省人委第一個被批鬥的。不久，付子和也被揪出。一時間，這兩個當年的學友，現在又成為難友，整天被批來鬥去。幾乎每次批鬥會，他倆場場必到。每次批鬥後遊街，他倆都是重點。甚至省委的批鬥會上，他倆作為省委常委，也得到場“低頭認罪”。

無休止的批判，接連不斷的遊街示眾，劉邦顯的身體迅速垮了。1966年底，習仲勳被“造反派”從河南揪到西安批鬥。在雁塔路一所學校的大禮堂召開的批鬥“彭、高、習反黨集團”成員的大會上，習仲勳、趙守一、李啟明、劉邦顯等多人被以“噴氣式”的姿態押在兩米多高的台子上，在脖子勒上一個十多斤重、上麵寫著“三反分子×××”的大牌字，頭被兩個身強力壯的年青人壓得離地不足兩尺，進行著殘酷地折磨。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結束了，在一片“打倒”、“火燒”、“油炸”等口號聲中，突然十幾個年輕人衝上了台，對所有被批判者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拳打腳踢。劉邦顯在幾個不知名者猛烈地踢打中，摔下了兩米高的台子，一大攤血很快從他的口中噴出，不省人事。批鬥會組織者一看，要鬧出人命，馬上用車把昏迷中的劉邦顯快速拉到省人委衛生所拋下，正在值班的範瑞九大夫見此情景，迅速進行了搶救。處於對這場運動的反感和對劉邦顯的同情，範大夫盡了最大努力，把劉邦顯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第二天，範瑞九大夫拿著一張診斷意見書，送到省人委“造反派”頭頭那裏，上麵清楚地寫道：肺部血管破裂，造成大出血；浸潤性肺結核，活動期，屬於高危傳染階段，需隔離治療；疑似肺癌，需進一步深入檢查。這個診斷意見立刻令幾個“造反派”頭頭腦袋發麻：別的不說，僅“高危傳染”四個字，就足以使他們恐懼了。在範瑞九大夫的一手操作下，劉邦顯被送到秦嶺山腳下的陝西省結核病院開始了隔離治療。

同一時期，雷田穎（1957年後，雷田英正式改為此名）因是劉邦顯的愛人，又是在西安一家公司進行社教運動的負責人，也被扣上“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幹將”這頂帽子，被批判多次，還被在西安市的鬧市區帶著高帽，敲著銅鑼，進行遊鬥。

最基層的人民總是最有正義感的。在山腳下的陝西省結核病醫院，當醫院的一些醫護人員知道了劉邦顯的實際情況後，不但在醫療上給予了一定的特殊治療，而且在具體護理上作了不同一般的安排。在時間上，盡量設法給予延長，對“造反派”的答複，總是以“還在傳染期”為理由，盡量讓劉邦顯多休息、多恢複一段時間。當老伴雷田穎和一個在軍事院校上學的兒子來看他時，劉邦顯身體已恢複得相當不錯了，言談中，對範瑞九大夫對他的刻意掩護，對省結核病院醫護人員對他的特殊治療和護理，充滿了感激之情。

二　堅持實事求是

樹欲靜而風不止。省人委的“造反派”頭頭和農林口的“造反派”又把身體相對恢複的劉邦顯揪了回來。劉邦顯和付子和、林茵如等被分別單個批鬥，要求對上到劉少奇、鄧小平下到劉瀾濤、張德生、趙守一、李啟明等人，進行揭發批判；並進一步交待自己的曆史問題和現行罪行。恰在這時，陝西省委的“造反派”在鍾樓貼了一張《看舊陝西省委是共產黨的省委，還是國民黨的省黨部》的大字報，轟動了全省。這張大字報有根有據，羅列了十一名省委常委都是國民黨黨員，大部分任過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以上的職務。嚴克倫、劉邦顯、付子和等人榜上有名。看了這張大字報，劉邦顯的幾個孩子也火了，相約回家，擬對他們的父親狠狠地批鬥，同時堅決劃清界限。一天，精疲力竭的劉邦顯被“拚刺刀”後回到家，他們的兩個兒子氣衝衝地對他開始了新的批鬥，要求交待入國民黨的問題。劉邦顯慘笑了，回身找出當年組織要求為他們掩護身份，批準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文件和有關手續，並給兩個孩子詳細地敘述了當年地下鬥爭的特殊性和黨組織的有關決定。兩個兒子徹底明白了是怎麽回事後，反問父親，為什麽不給“造反派”講清楚。劉邦顯答道：講了，那些人胡攪蠻纏，非要逼我寫這是劉少奇搞的，不是毛主席搞的。他們連普通常識都不懂。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有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周恩來還是國民黨的軍政部副部長。劉邦顯又講道：聽說有幾個老同誌撐不住了，照他們的意見辦了、寫了。還有的承認自己是假黨員，揭發別人一些未落實的事，還寫了揭發材料。我不寫，也沒啥可揭發的。對有些人我有意見，但不能胡說，更不能無中生有。工作的成績和失誤，有組織結論，有檔案記錄，絕不能為一時的解脫而胡編冒捏。這是黨性，也是最起碼的、最基本的人品！

三　東府逐縣被批鬥，群眾真情亦顯露

進入1967年四五月份，“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之事，已由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負責人口中予以肯定，所謂陝西民主革命不徹底、陝西地下黨是第二國民黨的說法，也是這幾個人定的調子。作為在關中東府、渭南地區解放前後工作了十多年的劉邦顯，既被當作地下黨的東府地區的代表人，又被作為民主革命時期東府革命不徹底的執行人，被渭南地區的“造反派”揪回渭南，開始了逐縣巡回批鬥。開始，每次批鬥大會，場麵很大，聲勢壯觀，措辭激烈，上綱上線，大有不批倒批臭誓不罷休之勢。劉邦顯當時最疼愛的兒子劉少雄，每次都在台下，看著這種場麵，心中極度憤恨，又總止不住流淚。每轉到一個新會場，劉少雄就騎著自行車追到那裏。但是，逐漸出現了一些“造反派”頭頭們意想不到的情況。批鬥會後，總有一些農民擠到後台，看望劉邦顯。有的還給他懷裏塞熟雞蛋，讓他快吃。這種情況，在渭南、在華陰、在蒲城、在大荔都不止一次地出現過。劉邦顯深受感動地說：廣大農民群眾是最能明辨是非的，是最通情達理的。

將近兩個月的巡回批鬥仍沒完沒了，可是，在江青要“文攻武衛”的鼓動下，渭南地區兩派“造反派”開始了真刀真槍的武鬥。對被巡遊到渭北一個縣的劉邦顯反而顧不得接著巡回批鬥了。一天晚上，一直拉著劉邦顯，也總在暗地裏照料劉邦顯的汽車司機王師傅闖入他被關的房間說：他們打起來了，快上車，我送你回西安。就這樣，當晚，劉邦顯被王師傅送回省人委，結束了長達兩個月的渭南巡回批鬥。劉邦顯當時萬萬沒有想到，一直追隨他的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騎著一輛舊自行車，跟在車後，在夜幕中，也踏上回西安的歸途。這就是他的愛子劉少雄。

四　冒風險給周總理寫信反映實情

1967年夏秋，華夏大地，到處鳴槍響炮。全國範圍的停產互鬥局麵，卻讓江青和康生、張春橋等笑得合不攏嘴。在他們眼裏，這是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的最好標誌，是促使以周恩來為首的領導班子徹底垮台的最有力行動。

全國各地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都焦慮萬分。劉邦顯徹底坐不住了。這是幹什麽？是革命嗎？是徹底地破壞呀！這樣下去，隻能讓親者痛，仇者快！這樣下去，隻能讓人民內部徹底分裂，隻會使黨的基本隊伍和群眾離心離德。接連好多天，他吃不下，睡不著，想著這個局麵下去怎麽得了。想到“文化大革命”大鬧了一年了，隻有周恩來臨危支撐著局麵，便決定給周總理寫一封反映信，詳細說明下邊的實際情況和危險局麵，也詳細反映廣大幹部的悲慘實情。幾天後，四張紙的反映信寫好了，劉邦顯親自封上信封，交給自己在空軍工程學院上學的一個兒子，讓他通過最有效也最保險的方法寄給周恩來總理。這個兒子想了很多辦法，最後，迫於當時的實際情況，還是用雙掛號的形式將信寄往北京國務院。

五　五大“罪狀。”

經過群眾組織的內查外調，劉邦顯在1967年秋被認定為“黑幫”分子，揭發批判的問題，逐步歸納到五個方麵：

第一，劉邦顯是“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的黑幹將。這方麵，無需多說明，“文革”前西北局就有這方麵的意見，劉邦顯由陝西省委組織了專門的批判，有現成的材料和結論。

第二，陝西地下黨是所謂的“紅旗黨”，假共產黨，是第二國民黨。雖然在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中對這個問題口頭上有過糾正，但中央從來沒有過正式的書麵結論。這次運動中，康生、江青等人不止一次地強調這個問題，尤其是反複講民主革命不徹底，農村地富漏劃等，再一次證明這仍是個大問題。而劉邦顯作為地下黨陝西東府的代表人物，在民主革命中右傾的做法以及在民主革命補課中的消極、反對立場，足以證明他在這方麵的罪行。

第三，“渭華事件”雖說中央有過曆史結論，似乎劉邦顯當時是正確的，但這次運動中又有新問題的提出，到底如何，需重新結論。

第四，為“範明反黨集團”翻案。“範明反黨集團”當時已有結論，但是，陝西省委一小撮卻置之不顧，為其翻案操勞。劉邦顯是準備翻案材料的最終的實際操作者。

第五，七千人大會的材料準備過程中，劉邦顯實際具體操作，保護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五大“罪行”基本上給劉邦顯定了性，但是，因劉邦顯曆史清白，從沒有被捕過，無叛變之嫌，所以，“黑幫”這個定義似乎最為合適。

劉邦顯被戴上了黑袖套，與被定為“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黑幹將”的付子和一起，開始了清掃省人委新城大院的勞動改造。同時，隨時接受群眾組織的批鬥。

1968年2月，劉邦顯與付子和一塊，被掃地出門，在新城大院東北角，每家給兩間瀕危的破房棲身。緊接著，這兩個昔日的當權派又被勒令不許自己家開火做飯，必須到新城東大灶集中上灶。一次，因劉邦顯的一個兒子從大灶上拿了一點鹽，付子和因肥皂的事在與管教人員說話中聲音大了一些，這兩個此時是名副其實的患難同學又被勒令不許吃飯，雙雙罰站在大食堂門口，供展覽，劉邦顯的身邊小凳上，放著兒子“偷”來的二兩鹽，付子和身邊的小凳上擺著“多占”的幾條肥皂。事情雖小，但用心惡毒。兩人的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心靈遭到極大的傷害。隨之而來的是，工資停發，每月隻給幾十元生活費，原來家中夫妻倆省吃儉用存下的4000元錢被“造反派”也沒收了。

六　關押監護的三年

1968年10月，劉邦顯、雷田穎夫婦先後被隔離，監管。

1969年夏秋，劉邦顯的幾個孩子被徹底掃地出門，趕出新城大院，先後在臨時找的廣濟街等地的待拆的破房或即將倒塌的老式危樓中暫住。最後，落腳在鹽店街一個公共廁所東邊牆體裂開的門房中，安身了幾年，直到劉邦顯再次恢複工作。

雷田穎在1968年9月，被隔離在建國路和平巷36號原省委統戰部的大院中。在這裏，除了交待罪行，就是揭發別人，再就是無休止地被批鬥，每天早上請示，晚上匯報，不得離開隔離地半步。劉邦顯的情況，她一點不知，幾個孩子的死活，也毫無消息，但是她牢記著和劉邦顯分手時兩人的誓言，決不胡說半個字！近兩年的隔離審查結束了，她以清白之身，帶著兩個還在上小學的幼子，劉少民和劉少林，被下放到渭南北邊的藺店公社紅池大隊，開始了農民生活。

劉邦顯也在1968年的10月，正式被軍管，以監護的名義，被押在建國路73號內。這裏，最早是陝北軍閥高桂芝的公館。1936年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先被押在新城黃樓東南角的屋內，後移住在這兒。這時的73號內，被隔成若幹個小院落，每個小院落五間房，關押五個人，劉邦顯被關在2號小院。這個小院還關著西北局、西安市等機關的原主要領導人。完全監獄式的管理方法是今天的人們無法想象的。劉邦顯被關的房內，僅有一桌一床，桌上擺著大量紙張，供交待問題。一盞電燈被直貼在近三米高的天花板，根本摸不著，長夜通明，以供隨時檢查。據說也是為了防止“自殺”。一進入隻有八平方米的房間，刮胡子用具，一律沒收；褲子上的腰帶，也被沒收；甚至隨時使用的鋼筆，也得交公。不許上廁所大小便，房內發有便盆。要倒便盆，須先請示，批準後方可放行。這樣做，據說是怕在廁所遇見熟人串供。房內隻有《人民日報》一份，別的任何不能看。急需的生活用品，由軍管人員傳遞。不許家屬探望。如自報生病，由軍管人員決定如何醫治！這樣苛刻的條件，遠遠甚過今天的監獄，監獄起碼還有個放風的時間呀！在這樣的條件下和環境中，劉邦顯煎熬著，他曾聽到鄰院趙伯平書記那高昂的罵人聲，聽到過不知道是哪個院落中傳出的哭泣聲，但更常聽到的是軍管人員高喉大嗓子的訓斥聲。在這沒有任何做人尊嚴的地方，劉邦顯整整度過了三年，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這三年，他經受了嚴酷的考驗，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堅貞不屈，實事求是，從未說過一句違心的話。不管內查外調的來人，或是調查對象已被打倒，或是告訴他被調查人是三結合人選，他絕不看風使舵，隨聲附和，總是剛正不阿，從不添油加醋。均是實事求是地告訴對方自己所了解的情況。就是對劉瀾濤、王林這樣整過自己的人，也未胡說過一個字！

1971年深秋，劉邦顯在新疆空軍某部工作的一個兒子趕回西安看望剛被放出來的體重僅剩80多斤的劉邦顯，為讓父親散心，硬拉著他到革命公園看動物，劉邦顯久久凝視著一隻在鐵籠子中被關著的、不斷轉圈圈的老虎發呆。兒子問他咋了，劉邦顯說：見虎生情，在建國路73號的那個籠子裏，我就是這樣活過來的。

而當時經常給父親送東西與73號軍管人員聯係的劉邦顯的另一個兒子劉少明記憶就更深。當年隻有十六歲的劉少明幾乎每一次都要遭到幾個軍管人員的白眼、冷遇或羞辱、訓斥。至今，他仍然牢記那幾個最惡劣的軍管人員欺辱他的情景。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幾個穿著軍裝的江青、張春橋的忠實爪牙，盡管他們也是可悲的受害者！

七　總理點名準備複出

劉邦顯因曆史清白，所歸納整理出的“五大罪狀”，事實上站不住腳，如何定性，需由中央作結論。即使有問題，也屬人民內部矛盾，所以，1971年秋他被從建國路73號放出，安排到渭北楊梧幹校勞動，具體任務是養豬，人身也獲得了相對自由。

老伴雷田穎從渭南藺店趕來，新疆的兒子也趕回來，陪他遊動物園、逛興慶公園，並請他吃最喜歡的食品。聞訊趕來看劉邦顯的老下級劉景春夫妻隨同，劉邦顯的兒子也帶著剛結婚的妻子，歡歡喜喜地來到教場門吃蕎麵餄餎。

楊梧幹校的勞動是相對輕鬆的。生活雖然清苦，但是精神狀態得到了放鬆。特別是數年未見的一些老同誌又相聚在一塊兒，倍感親切。劉邦顯知道，這些老同誌都和他一樣，屬尚未最後定論者。但大家相處中，仍免不了相互交談一些每個人這幾年的經曆。

林彪摔死了。國家經濟工作局麵的困難性在中央也有人敢於談論了。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等抓經濟工作的步伐也加速了。一次，陝西省革委會在給國務院匯報陝西經濟工作上不去時，表示抓經濟領域的幹部多是三結合的軍隊同誌，不懂行，要求中央能調配一些懂業務、知省情的領導同誌。周恩來當即指出說：陝西是老區，曆來是輸送幹部的地方，而你們還把大批幹部關著，或讓他們在農村勞動，還在審查，有完沒有？接著，話鋒一轉，直問道：那個劉邦顯有什麽問題？說到這兒，李先念副總理插話道：劉邦顯這人我認識，他長期在陝西分管經濟工作，到底還有什麽問題搞不清的。周恩來與李先念又點了五六個人，周恩來嚴肅地講：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是個工作執行的問題嘛。所謂的“彭、高、習反黨集團”，中央沒有這個結論嘛。七千人大會問題，毛主席多次講了，當時讓提意見，是中央布置的，黨的組織原則允許的，陝西怎麽還揪著這個不是問題的事不鬆手！陝西地下黨的問題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就說清了，西北局搞的那個提法是錯的嘛。回到陝西後，省革委會傳達了周恩來、李先念等國務院負責人的有關指示；表態對陝西地方幹部幾個共性問題的認識、處理原則；把國務院領導點了名的幾個人的名字直接提出，限期政工組作出結論，拿出使用意見。

付子和、劉邦顯等人相繼被安排了工作。劉邦顯被正式任命為省革委會財貿辦公室副主任。他離開了楊梧幹校，告別了還在那兒等待結論的許多老同誌，到省革委會報道。當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第一次和他談話，講到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等人對他特別關照時，他感動得熱淚盈眶。回想到他給周總理的那封信，看到楊梧幹校還有不少老同誌在企盼著，建國路73號還有一些老同誌在繼續被關押著，他明白，自己是幸運的！他也牢記住了這次開始重返工作崗位的時間——197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