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五月五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安內與攘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蔣介石在南昌對國民黨將領演講時，又提出"安內始能攘外"，為其反共賣國政策辯護。這時一些報刊也紛紛發表談"安內攘外"問題的文章。
（3）草菅民命，殺戮清流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賢等，通過特務機構東廠、錦衣衛、鎮撫司殘酷壓榨和殺戮人民；魏忠賢的閹黨把大批反對他們的正直的士大夫，如東林黨人，編成"天鑒錄"、"點將錄"等名冊，按名殺害。這時，在我國東北統一了滿族各部的努爾哈赤（即清太祖），已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登可汗位，正率軍攻明。
（4）李自成（1606-1645）陝西米脂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二年（1629）起義。崇禎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順國，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後鎮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鎮壓起義軍；李自成兵敗退出北京，清順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被地主武裝所害。
（5）愛新覺羅清朝皇室的姓。滿語稱金為"愛新"，族為"覺羅"。
（6）軒轅傳說中漢民族的始祖。《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7）魏忠賢（1568-1627）河間肅寧（今屬河北）人，明末天啟時專權的宦官。曾掌管特務機關東廠，凶殘跋扈，殺人甚多。當時，趨炎附勢之徒對他競相諂媚，《明史·魏忠賢傳》記載："群小益求媚"，"相率歸忠賢，稱義兒"，"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8）"寧贈友邦，不給家奴"這是剛毅的話。剛毅（1834-1900），滿洲鑲藍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頑固分子，曾任軍機大臣等職；在清末維新變法運動時期，他常對人說："我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四）他所說的朋友，指帝國主義國家。
新藥說起來就記得，誠然，自從九一八以後，再沒有聽到吳稚老（2）的妙語了，相傳是生了病。現在剛從南昌專電中，飛出一點聲音來（3），卻連改頭換麵的，也是自從九一八以後，就再沒有一絲聲息的民族主義文學者們，也來加以冷冷的訕笑。為什麽呢？為了九一八。
想起來就記得，吳稚老的筆和舌，是盡過很大的任務的，清末的時候，五四的時候，北伐的時候，清黨的時候，清黨以後的還是鬧不清白的時候。然而他現在一開口，卻連躲躲閃閃的人物兒也來冷笑了。九一八以來的飛機，真也炸著了這黨國的元老吳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閃閃的人物兒的小膽子。
九一八以後，情形就有這麽不同了。
舊書裏有過這麽一個寓言，某朝某帝的時候，宮女們多數生了病，總是醫不好。最後來了一個名醫，開出神方道：壯漢若幹名。皇帝沒有法，隻得照他辦。若幹天之後，自去察看時，宮女們果然個個神采煥發了，卻另有許多瘦得不像人樣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驚，問這是什麽呢？宮女們就囁嚅的答道：是藥渣（4）。
照前幾天報上的情形看起來，吳先生仿佛就如藥渣一樣，也許連狗子都要加以踐踏了。然而他是聰明的，又很恬淡，決不至於不顧自己，給人家熬盡了汁水。不過因為九一八以後，情形已經不同，要有一種新藥出賣是真的，對於他的冷笑，其實也就是新藥的作用。
這種新藥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則須先講烈士的殉國，再敘美人的殉情；一麵讚希特勒的組閣，一麵頌前蘇聯的成功；軍歌唱後，來了戀歌；道德談完，就講妓院；因國恥日而悲楊柳，逢五一節而憶薔薇；攻擊主人的敵手，也似乎不滿於它自己的主人……總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單方，此後出賣的卻是服藥了。
服藥雖然好像反應，但也常無一效的，醫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過對於誤服這藥的病人，卻能夠使他不再尋求良藥，拖重了病症而至於糊裏糊塗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
（2）吳稚老指吳稚暉（1865-1953），名敬恒，江蘇武進人，國民黨政客。早年曾先後留學日本、英國。一九○五年參加同盟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賣過革命者章太炎、鄒容。一九二四年後，曆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職。一九二七年他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清黨"案，是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的幫凶。
（3）指吳稚暉在南昌對新聞界的談話，見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報》"南昌專電"："吳稚暉談，暴日侵華，為全國預定計劃，不因我退讓而軟化，或抵抗而強硬，我惟不計生死，拚死抵抗。"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此時正醞釀派親日分子黃郛北上，與進犯華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協，因此《大晚報》"星期談屑"曾載《吳稚暉抗日》一文，對吳的談話加以嘲笑，文中說："自九一八以後，一二八以後，我們久已不聞吳稚暉先生的解頤快論了，最近，申報的南昌電，記著吳老先生的一段談話"，"便是吳老先生的一張嘴巴，也是無從可以救國了"，"吳老先生的解頤快論"，隻不過是"'皓首匹夫‘的隨便談談而已！"（4）藥渣見清代褚人獲《堅瓠丙集·藥渣》："明吾郡陸天池博學能文，精於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敕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複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多難之月"前月底的報章上，多說五月是"多難之月"。這名目，以前是沒有見過的。現在這"多難之月"已經臨頭了。從經過了的日子來想一想，不錯，五一是"勞動節"，可以說很有些"多難"；五三是濟南慘案（2）紀念日，也當然屬於"多難"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揚，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3）的佳日，為什麽都包括在"難"字堆裏的呢？這可真有點兒稀奇古怪！
不過隻要將這"難"字，不作國民"受難"的"難"字解，而作令人"為難"的"難"字解，則一切困難，可就渙然冰釋了。
時勢也真改變得飛快，古之佳節，後來自不免化為難關。
先前的開會，是聽大眾在空地上開的，現在卻要防人"乘機搗亂"了，所以隻得函請代表，齊集洋樓，還要由軍警維持秩序。（4）先前的要人，雖然出來要"清道"（俗名"淨街"），但還是走在地上的，現在卻更要防人"謀為不軌"了，必得坐著飛機，須到出洋的時候，才能放心送給朋友。（5）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現在卻"微服"（6）"微服"的嚷得人耳聾，隻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廟，比較的免掉大驚小怪。總而言之，可靠的國之柱石，已經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樓峻嶺了，地上就隻留著些可疑的百姓，實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難分，一有慶吊，總不免"假名滋擾"。向來雖靠"華洋兩方當局，先事嚴防"，沒有鬧過什麽大亂子，然而總比平時費力的，這就令人為難，而五月也成了"多難之月"，紀念的是好是壞，日子的為戚為喜，都不在話下。
但願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來；但願中國裏慘案不要再有；但願也不再有什麽政府成立；但願也不再有偉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則，日積月累，不久就會成個"多難之年"，不但華洋當局，老是為難，連我們走在地麵上的小百姓，也隻好永遠身帶"嫌疑"，奉陪戒嚴，嗚呼哀哉，不能喘氣了。五月五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
（2）濟南慘案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派兵侵占濟南，打死打傷中國軍民五千餘人的五三慘案。
（3）革命政府成立指一九二一年孫中山為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廣州軍政府，於五月五日在廣州正式成立中華民國政府，並就任非常大總統。
（4）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舉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紀念"大會，事前通知各界"於是日上午九時，在本黨部三樓大禮堂，召集各界代表舉行紀念大會"，並規定紀念辦法九條，末條是"函請警備司令部暨市公安局，嚴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並酌派軍警若幹，維持會場秩序"。
（5）要人送飛機給朋友的事，指張學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將一架自備的福特機選給宋子文，又在四月辭職出國時，將另一架福特機送給蔣介石。
（6）舊時"要人"在外出時，改換常服以免被人認識，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廟文物店購買古玩，報紙紛紛宣傳，如次日《申報》"南京專電"說："林主席今日微服到舊書店購古籍數本，古董數件。"不負責任的坦克車新近報上說，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車。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報效坦克捐。我倒記起了另外一件事：有一個自稱姓"張"的（2）說過，"我是擁護言論不自由者……唯其言論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來，所謂冷嘲，諷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負言論責任的文體，在壓迫鉗製之下，都應運產生出來了。"這所謂不負責任的文體，不知道比坦克車怎樣？
諷刺等類為什麽是不負責任，我可不知道。然而聽人議論"風涼話"怎麽不行，"冷箭"怎麽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罵人不敢充好漢，膽小。其實，躲在厚厚的鐵板——坦克車裏麵，砰砰碰碰的轟炸，是著實痛快得多，雖然也似乎並不膽大。
高等人向來就善於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麵來殺人的。古時候有厚厚的城牆，為的要防備盜匪和流寇。現在就有鋼馬甲，鐵甲車，坦克車。就是保障"民國"和私產的法律，也總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於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於臉皮的厚，也是合於古禮的。
獨有下等人要這麽自衛一下，就要受到"不負責任"等類的嘲笑："你敢出來！出來！躲在背後說風涼話不算好漢！"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當，真的赤膊奔上前陣，像許褚（3）似的充好漢，那他那邊立刻就會給你一槍，老實不客氣，然後，再學著金聖歎批《三國演義》（4）的筆法，罵一聲"誰叫你赤膊的"——活該。總之，死活都有罪。足見做人實在很難，而做坦克車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自稱姓"張"的指張若穀，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當時的投機文人。這段話見於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報·辣椒與橄欖》上發表的《擁護》一文。
（3）許褚三國時曹操部下名將。他赤膊上陣的故事見小說《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許褚裸衣鬥馬超》。
（4）金聖歎批《三國演義》金聖歎（1608-1661），吳縣（今屬江蘇）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滸》、《西廂記》等書，把所加的序文、讀法和評語等稱為"聖歎外書"。《三國演義》是元末明初羅貫中所著，後經清代毛宗崗改編，卷首有假托金聖歎所作的序，並有"聖歎外書"字樣，每回前均附加評語，通常就都把這評語認為金聖歎所作。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盛氏的祖宗積德很厚，他們的子孫就舉行了兩次"收複失地"的盛典：一次還是在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治下，一次就在當今國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時候，說盛宣懷（2）是第一名的賣國賊，將他的家產沒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後，就發還了。那是沒有什麽奇怪的，因為袁世凱是"物傷其類"，他自己也是賣國賊。不是年年都在紀念五七和五九（3）麽？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憑實據的。
最近又在報上發現這麽一段消息，大致是說："盛氏家產早已奉命歸還，如蘇州之留園，江陰無錫之典當等，正在辦理發還手續。"這卻叫我吃了一驚。打聽起來，說是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初到滬寧的時候，又沒收了一次盛氏家產：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紳"，紳而至於"劣"，再加上賣國的舊罪，自然又該沒收了。可是為什麽又發還了呢？
第一，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為並無真憑實據——現在的人早就誓不簽訂辱國條約（4），他們不比盛宣懷和袁世凱。第二，現在正在募航空捐（5），足見政府財政並不寬裕。那麽，為什麽呢？
學理上研究的結果是——壓迫本來有兩種：一種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還高利貸，交田租之類；這種壓迫的"理"寫在布告上："借債還錢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納稅乃千古不易之成規。"無理的，就是沒收盛宣懷的家產等等了；這種"壓迫"巨紳的手法，在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告工友書》（6）上說："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吃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麽？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至於怎樣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說："必須刻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之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之一切糾紛。"還有說"中國工人沒有外國工人那麽苦"（7）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沒有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天下的事情總是有道理的，一切壓迫也是如此。何況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總不會沒有的。
五月六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
（2）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江蘇武進人，清末大官僚資本家。曾經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漢冶萍公司等，由於營私舞弊，成為當時中國有數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郵傳部大臣，曾向帝國主義出賣中國鐵路和礦山等權利，濫借外債，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統治。辛亥革命後，他的財產曾兩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國初年，但隨即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當時江蘇都督程德全下令發還。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命令蘇州、常州、杭州、無錫、江陰、常熟等地縣政府全部查封盛氏產業，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發還。
（3）五七和五九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企圖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條"要求，並在五月七日發出最後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出"滿足之答複"。袁世凱政府不顧全國人民反對，於五月九日悍然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後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為國恥紀念日。
（4）誓不簽訂辱國條約這是蔣介石集團為掩飾其賣國麵目的欺人之談，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接見各地來南京請願學生代表時說："國民政府絕非軍閥時代之賣國政府，……決不簽訂任何辱國喪權條約"；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衛在上海發表談話時也說："國民黨政府堅決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條約。"（5）航空捐參看本卷第17頁注（3）。
（6）《五一告工友書》指國民黨操縱的上海市總工會於一九三三年五一節發的《告全市工友書》。
（7）在一九三三年國民黨主持的上海五一節紀念會上，所謂上海市總工會代表李永祥曾說："中國資本主義之勢力，尚極幼稚，中國工人，目前所受資本家之壓迫，當不如當時歐美工人所受壓迫之嚴重。"王化中國的王化現在真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2）的了。溥儀的弟媳婦跟著一位廚司務，卷了三萬多元逃走了。（3）於是中國的法庭把她緝獲歸案，判定"交還夫家管束"。滿洲國雖然"偽"，夫權是不"偽"的。
新疆的回民鬧亂子（4），於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離失所了，於是特別組織"蒙古王公救濟委員會"（5）。
對於西藏的懷柔（6），是請班禪喇嘛誦經念咒。而最寬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廣西對付瑤民的辦法（7）。據《大晚報》載，這種"寬仁政策"是在三萬瑤民之中殺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飛機到瑤洞裏去"下蛋"，使他們"驚詫為天神天將而不戰自降"。事後，還要挑選瑤民代表到外埠來觀光，叫他們看看上國（8）的文化，例如馬路上，紅頭阿三（9）的威武之類。
而紅頭阿三說的是：勿要嘩啦嘩啦！
這些久已歸化的"夷狄"，近來總是"嘩啦嘩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時候，"東麵而征西夷怨，南麵而征北狄怨。"（10）這原是當然的道理。
不過我們還是東奔西走，南征北剿，決不偷懶。雖然勞苦些，但"精神上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等到"偽"滿的夫權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濟了，喇嘛的經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瑤民"不戰自降"了，還有什麽事可以做呢？自然隻有修文德以服"遠人"（11）的日本了。這時候，我們印度阿三式的責任算是盡到了。
嗚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12）五月七日。
這篇被新聞檢查處抽掉了，沒有登出。幸而既非瑤民，又居租界，得免於國貨的飛機來"下蛋"，然而"勿要嘩啦嘩啦"卻是一律的，所以連"歡呼"也不許，——然則唯有一聲不響，裝死救國而已！（13）十五夜記。
注釋：（1）本篇最初投給《申報·自由談》，被國民黨新聞檢查處查禁。後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幹。
（2）"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見《尚書·堯典》，是記敘堯的功德時所作的頌詞，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無所不至。
（3）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報》曾載"溥儀弟婦戀奸案"的新聞，說溥儀堂弟婦和廚工攜款從長春逃到煙台，被煙台公安局發覺後，將廚工處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領回管束。
（4）新疆的回民鬧亂子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維吾爾族人民（當時報紙稱"回民"）的反抗行動。一九三一年四月，維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軍閥金樹仁的暴政，遭到殘酷鎮壓。一九三三年初，維族人民繼續開展大規模的反抗行動，金樹仁被迫棄守哈密等地，迪化（今烏魯木齊）也遭包圍；四月，金樹仁垮台逃走，他的參謀長盛世才乘機攫取了新疆的統治權。四月底，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鬆為"宣慰使"，前往處理此事。
（5）"蒙古王公救濟委員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內蒙東部地區，國民黨政府曾指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撥款救濟流落在北平等地的東蒙王公官民學生和逃來內蒙的原外蒙王公等，並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設立"蒙古救濟委員會"。
（6）對於西藏的懷柔九一八事變前後，西藏統治階級中的親英勢力，受英帝國主義指使，在青海玉樹、西康甘孜一帶，不斷挑起同地方軍閥的武裝衝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們曾企圖以武力強渡金沙江進入當時西康的巴安，以實現所謂"康藏合一"的計劃。國民黨政府當時對此一籌莫展，曾竭力拉攏被達賴喇嘛趕出西藏的班禪喇嘛（當時班禪在南京設有辦事處），舉辦祈禱法會，通過這種宗教形式的聯係以示懷柔。
（7）對付瑤民的辦法廣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區，是少數民族瑤族的聚居地。國民黨政府一貫實行大漢族政策，地方政府對瑤民的剝削侮辱尤為嚴重，因而激起瑤族人民的多次反抗。一九三三年二月，廣西北部全縣、灌陽等地瑤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眾起義，提出"殺財主佬，殺官兵"的口號，聲勢頗大。當時的廣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進剿"，並派飛機前往轟炸，瑤民傷亡甚重。事後，國民黨當局又玩弄"剿撫並施"的策略，"擬領導瑤民鄉村長到全省各埠去參觀。"（8）上國春秋時稱中原齊、晉等國為上國，是對吳、楚諸國而言的。這裏是諷刺國民黨反動派在少數民族麵前以"上國"自居。
（9）紅頭阿三舊時上海對公共租界內印度巡捕的俗稱。
（10）"東麵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書·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這裏引用的是孟軻的話，見《孟子》中的《梁惠王》和《滕文公》。
（11）"遠人"指異族人或外國人，見《論語·季氏》："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12）"草野小民"等四句，見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六月寫的《上李鴻章書》。
（13）這段附記，未隨本文在《論語》刊出。
天上地下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2）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毀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3），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4）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於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文章。（5）住在租界裏的人們是有福的。但試閉目一想，想得廣大一些，就會覺得內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敵軍在天上，沒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損害正詳查中"，而太平之區，卻造起了寶塔（6）。釋迦（7）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此之謂也。
但又試閉目一想，想得久遠一些，可就遇著難題目了。假如炸進去慢，炸進來快，兩種飛機遇著了，又怎麽辦呢？停止了"安內"，回轉頭來"迎頭痛擊"呢，還是仍然隻管自己炸進去，一任他跟著炸進來，一前一後，同炸"匪區"，待到炸清了，然後再"攘"他們出去呢？……不過這隻是講笑話，事實是決不會弄到這地步的。即使弄到這地步，也沒有什麽難解決：外洋養病，名山拜佛（8），這就完結了。
五月十六日。
記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養病，背脊生瘡，名山上拜佛，小便裏有糖，這就完結了。"十九夜補記。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幹。
（2）宜黃、崇仁，江西省的縣名。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是當時中央蘇區軍民反"圍剿"鬥爭的前沿地區。
（3）薊縣、密雲，河北省的縣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軍進襲冀東灤河一帶時，曾派機轟炸這些地方。
（4）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一九三三年初，國民黨政府舉辦航空救國飛機捐，上海市預定征募二百萬元。至五月初僅得半數，乃發動全市童子軍於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娛樂場所勸募購買"童子軍號飛機"捐款三天。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學校長因日機時臨上空，曾派代表赴社會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課，挖防空洞。
（5）據手稿，這裏還有下麵一段："買飛機，將以'安內‘也，挖地洞，'無以攘外‘也。因為'安內急於攘外‘，故還須買飛機，而'非安內無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6）造起了寶塔一九三三年，國民黨政客戴季陶邀廣東中山大學在南京的師生七十餘人，合抄孫中山的著作，盛銅盒中，外鑲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築寶塔收藏。
（7）釋迦即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6），佛教創始人。《瑞應本起經》卷上有關於他出生的記載："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脅生。墮地即行七步，舉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據三國時吳國支謙漢文譯本）（8）外洋養病，名山拜佛這是國民黨政客因內訌下野或處境困難時慣用的脫身借口，如汪精衛曾以生背癰、患糖尿病等為由，"臥床休息"或"出國養病"；黃郛退居莫幹山"讀書學佛"；戴季陶自稱信奉佛教，報上屢載他去名山誦經拜佛的消息。
保留這幾天的報章告訴我們：新任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1）的專車一到天津，即有十七歲的青年劉庚生擲一炸彈，犯人當場捕獲，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遂於次日綁赴新站外梟首示眾（2）雲。
清朝的變成民國，雖然已經二十二年，但憲法草案的民族民權兩篇，日前這才草成，尚未頒布。上月杭州曾將西湖搶犯當眾斬決，據說奔往賞鑒者有"萬人空巷"之概（3）。可見這雖與"民權篇"第一項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卻很合於"民族篇"第二項的"發揚民族精神"。南北統一，業已八年，天津也來掛一顆小小的頭顱，以示全國一致，原也不必大驚小怪的。
其次，是中國雖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4），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電，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題字（5）之外，總有許多"童子愛國"，"佳人從軍"的美談，使壯年男兒索然無色。我們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6），到得老年，才又脫盡暮氣，據訃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則十七歲的少年而來投擲炸彈，也不是出於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這一節，因為這就是所謂賣國。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大眾公認為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後來依然逍遙自在。至於少年和兒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稚弱的心力和體力，攜著竹筒或撲滿（7），奔走於風沙泥濘中，想於中國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幹次數了。雖然因為他們無先見之明，這些用汗血求來的金錢，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愛國之心是真誠的，賣國的事是向來沒有的。
不料這一次卻破例了，但我希望我們將加給他的罪名暫時保留，再來看一看事實，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掛著的頭顱還未爛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誰是賣國者。（8）從我們的兒童和少年的頭顱上，洗去噴來的狗血罷！五月十七日。
這一篇和以後的三篇，都沒有能夠登出。
七月十九日。
注釋：（1）黃郛（1880-1936）浙江紹興人。國民黨政客，親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因進行媚外投降活動，遭到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蔣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2）劉庚生炸黃郛案，發生於一九三三年五月。這年四月，日軍向灤東及長城沿線發動總攻後，唐山、遵化、密雲等地相繼淪陷，平津形勢危急。國民黨政府為了向日本表示更進一步的投降，於五月上旬任黃郛為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十五日黃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專車剛進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擲炸彈。據報載，投彈者當即被捕，送第一軍部審訊，名叫劉魁生（劉庚生是"路透電"的音譯），年十七歲，山東曹州人，在陳家溝劉三糞廠作工。當天中午劉被誣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梟首示眾。事實上劉隻是當時路過鐵道，審訊時他堅不承認投彈。國民黨將他殺害並製造輿論，顯然是借以掩蓋派遣黃郛北上從事賣國勾當的真相。
（3）西湖搶案，見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報》載新聞《西湖有盜》："二十三日下午二時，西湖三潭印月有滬來遊客駱王氏遇匪譚景軒，出手搶劫其金鐲，女呼救，匪開槍，將事主擊斃，得贓而逸。旋在蘇堤為警捕獲，訊供不諱，當晚押赴湖濱運動場斬決，觀者萬人。匪曾任四四軍連長。"（4）"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語見《論語·陽貨》："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5）三老通電指馬良、章炳麟、沈恩孚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國通電，指斥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陽示抵抗，陰作妥協"。二老宣言，指馬良、章炳麟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發表的聯合宣言，內容是依據曆史證明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他們兩人還在同年二月十八日發表宣言，駁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熱河不屬中國領土的讕言；四月下旬又聯名通電，勖勉國人堅決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蘇丹徒人。當年虛齡九十四歲，他常自署"九四老人"為各界題字。
（6）"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語見《世說新語·言語》，是漢代陳韙戲謔孔融的話。
（7）撲滿陶製的儲錢罐。
（8）作者撰此文後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黃郛就遵照蔣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簽訂了賣國的《塘沽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國民黨政府實際上承認日本侵占長城及山海關以北的地區為合法，並把長城以南的察北、冀東的二十餘縣劃為不設防地區，以利於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吞中國。
再談保留因為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裏——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裏麵。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Q"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1），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2），靠俄款（3）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爭了。這雖然是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偽"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將為讀者所不滿。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4）：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麵，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5）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並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幸而還好，報上果然隻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麵"了，隻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日既非敵，漢何雲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麵"的，就是砍下頭來，掛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6）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隻要撮取報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經過敏，預先改稱為"上國"或"天機"的。
五月十七日。
注釋：（1）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指胡適、陳西瀅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創辦的《現代評論》周刊。陳西瀅曾在該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發表《閑話》一則，誣蔑進步人士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正人君子"，是當時擁護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報》對現代評論派的吹捧，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該報。
（2）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陳西瀅曾任北京大學英文學係主任兼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教授。胡適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並於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3）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蘇複交，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一九二六年初，《現代評論》曾連續刊載談論"俄款用途"的文章，為"北京教育界"力爭俄款。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以"應付國難"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費用的庚子賠款，曾引起教育界有關人士的恐慌和抗議。
（4）某機關通知指黃郛就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後，為討好日本而發布的特別通知。
（5）黃委員長即黃郛。
（6）清朝的文字獄清代厲行民族壓迫政策，曾不斷大興文字獄，企圖用嚴刑峻法來消除漢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獄有康熙年間莊廷鑨《明書》獄；雍正年間呂留良、曾靜獄；乾隆年間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獄等。
"有名無實"的反駁新近的《戰區見聞記》有這麽一段記載："記者適遇一排長，甫由前線調防於此，彼雲，我軍前在石門寨，海陽鎮，秦皇島，牛頭關，柳江等處所做陣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萬元，木材重價尚不在內……艱難締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傳出，即行後退，血汗金錢所合並成立之陣地，多未重用，棄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不幸生為中國人！尤不幸生為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五月十七日《申報》特約通信。）這排長的天真，正好證明未經"教訓"的愚劣人民，不足與言政治。第一，他以為不抵抗將軍（1）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著下台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台，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為化了三四十萬大洋建築了防禦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總算還好，他沒有想到進攻）。這是不懂策略：防禦工程原是建築給老百姓看看的，並不是教你死守的陣地，真正的策略卻是"誘敵深入"。第三，他雖然奉令後退，卻敢於"痛心"。這是不懂哲學：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額手稱慶"，實在高興得太快了。這是不懂命理：中國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癡呆的排長，難怪他連叫兩個"不幸"，居然自己承認是"有名無實的抗日軍人"。其實究竟是誰"有名無實"，他是始終沒有懂得的。
至於比排長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說，他們隻會"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弟兄，處於今日局勢，若非對外，鮮有不嘩變者"（同上通信）。這還成話麽？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2）以前我總不大懂得這是什麽意思：既然連敵國都沒有了，我們的國還會亡給誰呢？現在照這兵士的話就明白了，國是可以亡給"嘩變者"的。
結論：要不亡國，必須多找些"敵國外患"來，更必須多多"教訓"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們變成"有名有實"。
五月十八日。
注釋：（1）不抵抗將軍指張學良。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奉蔣介石"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的命令，放棄東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軍侵占熱河，蔣介石為推卸責任，平抑民憤，又迫令張"引咎辭職"，派何應欽繼張學良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張辭職後，於四月十一日出國。
（2）"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孟軻的話，見《孟子·告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不求甚解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學家自己做的文章還要自己來注釋，覺得很麻煩。至於世界要人就不然，他們有的是秘書，或是私淑弟子，替他們來做注釋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種文章，卻是注釋不得的。譬如說，世界第一要人美國總統發表了"和平"宣言（1），據說是要禁止各國軍隊越出國境。但是，注釋家立刻就說："至於美國之駐兵於中國，則為條約所許，故不在羅斯福總統所提議之禁止內"（2）（十六日路透社華盛頓電）。再看羅氏的原文："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及重行莊嚴聲明其限製及減少軍備之義務，並在簽約各國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國境。"要是認真注解起來，這其實是說：凡是不"確切"，不"莊嚴"，並不"自己承允"的國家，盡可以派遣任何性質的軍隊越出國境。至少，中國人且慢高興，照這樣解釋，日本軍隊的越出國境，理由還是十足的；何況連美國自己駐在中國的軍隊，也早已聲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這種認真的注釋是叫人掃興的。
再則，像"誓不簽訂辱國條約"（3）一句經文，也早已有了不少傳注。傳曰："對日妥協，現在無人敢言，亦無人敢行。"這裏，主要的是一個"敢"字。但是：簽訂條約有敢與不敢的分別，這是拿筆杆的人的事，而拿槍杆的人卻用不著研究敢與不敢的為難問題——縮短防線，誘敵深入之類的策略是用不著簽訂的。就是拿筆杆的人也不至於隻會簽字，假使這樣，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說，謂之"一麵交涉"。於是乎注疏就來了："以不承認為責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頭交涉……清算無益之抗日。"這是日本電通社的消息（4）。這種泄漏天機的注解也是十分討厭的，因此，這不會不是日本人的"造謠"。
總之，這類文章混沌一體，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種使人掃興或討厭的注解。
小時候讀書講到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5），先生就給我講了，他說："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隻讀本文的意思。注解雖有，確有人不願意我們去看的。五月十八日。
注釋：（1）"和平"宣言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世界四十四國元首發表的《籲請世界和平保障宣言書》，它的主要內容是向各國呼籲縮減軍備並製止武裝軍隊的逾越國境。（2）"至於美國之駐兵於中國"等語，是羅斯福發表宣言時，美國官方為自己駐兵中國、違反這一宣言的行徑辯解時所說的話。
（3）"誓不簽訂辱國條約"參看本卷第134頁注（4）。"對日妥協，現在無人敢言，亦無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黃郛在天津對記者的談話。
（4）電通社的消息電通社，即日本電報通訊社，一九○一年在東京創辦，一九三六年與新聞聯合通訊社合並為同盟社。電通社於一九二○年在中國上海設公社。此則消息的原文是："東京十七日電通電：關於中國方麵之停戰交涉問題，日軍中央部意向如下，雖有停戰交涉之情報，然其誠意可疑。中國第一線軍隊，尚執拗繼續挑戰，華北軍政當局，且發抵抗乃至決戰之命令。停戰須由軍事責任者，以確實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認為責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頭交涉，此不過謀一時和緩日軍之鋒銳而已。中國當局，達觀東亞大勢，清算無益之抗日，乃其急務，因此須先實際表示誠意。"（據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晚報》）（5）"好讀書不求甚解"語見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後記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裏已經說過了。到這裏，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隻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隻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複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係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旋轉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係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係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需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在記事裏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攔途扭往捕房控訴幹叔奸侄女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男指係遊玩並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幹"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唯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隻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麽"員外"什麽"警犬"（1）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誌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裏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裏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於《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2）。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隻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呐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曆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才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處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隻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複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麵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隻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麵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麵，太刻薄而私心，隻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裏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哪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水手》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麵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麵，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曆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板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板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板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3）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係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係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係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雲。（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現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獲了。在魯迅、沈冰雁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嚐試，想複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鬱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唯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農）這些記載，於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4），卻在《文壇進行曲》裏刊了這樣的紀事——"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於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隻要用寥寥十五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遊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編者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裏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自由談》態度轉變《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穀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唯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服於老板，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複見於近日矣。（聞）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5），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麽信，隻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6）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隻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7）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騖，《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裏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裏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麵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麵晃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棱角，摸著正麵，卻要把它當作反麵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會兒"要自由"，一會兒又"不要自由"，過一會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覆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裏，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分子又何嚐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分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麽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8）全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隻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離滬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麽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鬱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蓮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到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闊佬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遊。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聽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9）教授傳道的聖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確的。否則，一群流氓，幾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種消息——自由的風月頑石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隻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複"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塗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氣之不鍾於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10）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哄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複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隻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裏有一篇文章，據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張資平擠出《自由談》粹公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Q"的播音台，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麽那個色欲狂的"迷羊"——鬱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於創造嗎？
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例外。因為鬱達夫雖則是個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與今日《自由談》的後台老板魯迅老夫子是同誌，成為"烏鴉""阿Q"的夥伴了。
據《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於《時代與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種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幾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迅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氣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複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於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穀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觸了這個大黴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後，以常情論，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闒懦是著名的，他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鬥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鬥爭，於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麽事都沒有了，《紅蘿卜須》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植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11）的"解放詞"，據《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曾今可準備反攻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於如願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禦，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時我想，關於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裏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懷琛（12）雖然和我不相幹，《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麽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13）（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文藝座談"遙領記聚仁《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機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安內與攘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蔣介石在南昌對國民黨將領演講時，又提出"安內始能攘外"，為其反共賣國政策辯護。這時一些報刊也紛紛發表談"安內攘外"問題的文章。
（3）草菅民命，殺戮清流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賢等，通過特務機構東廠、錦衣衛、鎮撫司殘酷壓榨和殺戮人民；魏忠賢的閹黨把大批反對他們的正直的士大夫，如東林黨人，編成"天鑒錄"、"點將錄"等名冊，按名殺害。這時，在我國東北統一了滿族各部的努爾哈赤（即清太祖），已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登可汗位，正率軍攻明。
（4）李自成（1606-1645）陝西米脂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二年（1629）起義。崇禎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順國，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後鎮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鎮壓起義軍；李自成兵敗退出北京，清順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被地主武裝所害。
（5）愛新覺羅清朝皇室的姓。滿語稱金為"愛新"，族為"覺羅"。
（6）軒轅傳說中漢民族的始祖。《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7）魏忠賢（1568-1627）河間肅寧（今屬河北）人，明末天啟時專權的宦官。曾掌管特務機關東廠，凶殘跋扈，殺人甚多。當時，趨炎附勢之徒對他競相諂媚，《明史·魏忠賢傳》記載："群小益求媚"，"相率歸忠賢，稱義兒"，"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8）"寧贈友邦，不給家奴"這是剛毅的話。剛毅（1834-1900），滿洲鑲藍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頑固分子，曾任軍機大臣等職；在清末維新變法運動時期，他常對人說："我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四）他所說的朋友，指帝國主義國家。
新藥說起來就記得，誠然，自從九一八以後，再沒有聽到吳稚老（2）的妙語了，相傳是生了病。現在剛從南昌專電中，飛出一點聲音來（3），卻連改頭換麵的，也是自從九一八以後，就再沒有一絲聲息的民族主義文學者們，也來加以冷冷的訕笑。為什麽呢？為了九一八。
想起來就記得，吳稚老的筆和舌，是盡過很大的任務的，清末的時候，五四的時候，北伐的時候，清黨的時候，清黨以後的還是鬧不清白的時候。然而他現在一開口，卻連躲躲閃閃的人物兒也來冷笑了。九一八以來的飛機，真也炸著了這黨國的元老吳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閃閃的人物兒的小膽子。
九一八以後，情形就有這麽不同了。
舊書裏有過這麽一個寓言，某朝某帝的時候，宮女們多數生了病，總是醫不好。最後來了一個名醫，開出神方道：壯漢若幹名。皇帝沒有法，隻得照他辦。若幹天之後，自去察看時，宮女們果然個個神采煥發了，卻另有許多瘦得不像人樣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驚，問這是什麽呢？宮女們就囁嚅的答道：是藥渣（4）。
照前幾天報上的情形看起來，吳先生仿佛就如藥渣一樣，也許連狗子都要加以踐踏了。然而他是聰明的，又很恬淡，決不至於不顧自己，給人家熬盡了汁水。不過因為九一八以後，情形已經不同，要有一種新藥出賣是真的，對於他的冷笑，其實也就是新藥的作用。
這種新藥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則須先講烈士的殉國，再敘美人的殉情；一麵讚希特勒的組閣，一麵頌前蘇聯的成功；軍歌唱後，來了戀歌；道德談完，就講妓院；因國恥日而悲楊柳，逢五一節而憶薔薇；攻擊主人的敵手，也似乎不滿於它自己的主人……總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單方，此後出賣的卻是服藥了。
服藥雖然好像反應，但也常無一效的，醫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過對於誤服這藥的病人，卻能夠使他不再尋求良藥，拖重了病症而至於糊裏糊塗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
（2）吳稚老指吳稚暉（1865-1953），名敬恒，江蘇武進人，國民黨政客。早年曾先後留學日本、英國。一九○五年參加同盟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賣過革命者章太炎、鄒容。一九二四年後，曆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職。一九二七年他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清黨"案，是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的幫凶。
（3）指吳稚暉在南昌對新聞界的談話，見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報》"南昌專電"："吳稚暉談，暴日侵華，為全國預定計劃，不因我退讓而軟化，或抵抗而強硬，我惟不計生死，拚死抵抗。"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此時正醞釀派親日分子黃郛北上，與進犯華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協，因此《大晚報》"星期談屑"曾載《吳稚暉抗日》一文，對吳的談話加以嘲笑，文中說："自九一八以後，一二八以後，我們久已不聞吳稚暉先生的解頤快論了，最近，申報的南昌電，記著吳老先生的一段談話"，"便是吳老先生的一張嘴巴，也是無從可以救國了"，"吳老先生的解頤快論"，隻不過是"'皓首匹夫‘的隨便談談而已！"（4）藥渣見清代褚人獲《堅瓠丙集·藥渣》："明吾郡陸天池博學能文，精於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敕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複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多難之月"前月底的報章上，多說五月是"多難之月"。這名目，以前是沒有見過的。現在這"多難之月"已經臨頭了。從經過了的日子來想一想，不錯，五一是"勞動節"，可以說很有些"多難"；五三是濟南慘案（2）紀念日，也當然屬於"多難"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揚，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3）的佳日，為什麽都包括在"難"字堆裏的呢？這可真有點兒稀奇古怪！
不過隻要將這"難"字，不作國民"受難"的"難"字解，而作令人"為難"的"難"字解，則一切困難，可就渙然冰釋了。
時勢也真改變得飛快，古之佳節，後來自不免化為難關。
先前的開會，是聽大眾在空地上開的，現在卻要防人"乘機搗亂"了，所以隻得函請代表，齊集洋樓，還要由軍警維持秩序。（4）先前的要人，雖然出來要"清道"（俗名"淨街"），但還是走在地上的，現在卻更要防人"謀為不軌"了，必得坐著飛機，須到出洋的時候，才能放心送給朋友。（5）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現在卻"微服"（6）"微服"的嚷得人耳聾，隻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廟，比較的免掉大驚小怪。總而言之，可靠的國之柱石，已經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樓峻嶺了，地上就隻留著些可疑的百姓，實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難分，一有慶吊，總不免"假名滋擾"。向來雖靠"華洋兩方當局，先事嚴防"，沒有鬧過什麽大亂子，然而總比平時費力的，這就令人為難，而五月也成了"多難之月"，紀念的是好是壞，日子的為戚為喜，都不在話下。
但願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來；但願中國裏慘案不要再有；但願也不再有什麽政府成立；但願也不再有偉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則，日積月累，不久就會成個"多難之年"，不但華洋當局，老是為難，連我們走在地麵上的小百姓，也隻好永遠身帶"嫌疑"，奉陪戒嚴，嗚呼哀哉，不能喘氣了。五月五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
（2）濟南慘案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派兵侵占濟南，打死打傷中國軍民五千餘人的五三慘案。
（3）革命政府成立指一九二一年孫中山為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廣州軍政府，於五月五日在廣州正式成立中華民國政府，並就任非常大總統。
（4）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舉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紀念"大會，事前通知各界"於是日上午九時，在本黨部三樓大禮堂，召集各界代表舉行紀念大會"，並規定紀念辦法九條，末條是"函請警備司令部暨市公安局，嚴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並酌派軍警若幹，維持會場秩序"。
（5）要人送飛機給朋友的事，指張學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將一架自備的福特機選給宋子文，又在四月辭職出國時，將另一架福特機送給蔣介石。
（6）舊時"要人"在外出時，改換常服以免被人認識，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廟文物店購買古玩，報紙紛紛宣傳，如次日《申報》"南京專電"說："林主席今日微服到舊書店購古籍數本，古董數件。"不負責任的坦克車新近報上說，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車。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報效坦克捐。我倒記起了另外一件事：有一個自稱姓"張"的（2）說過，"我是擁護言論不自由者……唯其言論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來，所謂冷嘲，諷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負言論責任的文體，在壓迫鉗製之下，都應運產生出來了。"這所謂不負責任的文體，不知道比坦克車怎樣？
諷刺等類為什麽是不負責任，我可不知道。然而聽人議論"風涼話"怎麽不行，"冷箭"怎麽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罵人不敢充好漢，膽小。其實，躲在厚厚的鐵板——坦克車裏麵，砰砰碰碰的轟炸，是著實痛快得多，雖然也似乎並不膽大。
高等人向來就善於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麵來殺人的。古時候有厚厚的城牆，為的要防備盜匪和流寇。現在就有鋼馬甲，鐵甲車，坦克車。就是保障"民國"和私產的法律，也總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於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於臉皮的厚，也是合於古禮的。
獨有下等人要這麽自衛一下，就要受到"不負責任"等類的嘲笑："你敢出來！出來！躲在背後說風涼話不算好漢！"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當，真的赤膊奔上前陣，像許褚（3）似的充好漢，那他那邊立刻就會給你一槍，老實不客氣，然後，再學著金聖歎批《三國演義》（4）的筆法，罵一聲"誰叫你赤膊的"——活該。總之，死活都有罪。足見做人實在很難，而做坦克車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自稱姓"張"的指張若穀，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當時的投機文人。這段話見於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報·辣椒與橄欖》上發表的《擁護》一文。
（3）許褚三國時曹操部下名將。他赤膊上陣的故事見小說《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許褚裸衣鬥馬超》。
（4）金聖歎批《三國演義》金聖歎（1608-1661），吳縣（今屬江蘇）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滸》、《西廂記》等書，把所加的序文、讀法和評語等稱為"聖歎外書"。《三國演義》是元末明初羅貫中所著，後經清代毛宗崗改編，卷首有假托金聖歎所作的序，並有"聖歎外書"字樣，每回前均附加評語，通常就都把這評語認為金聖歎所作。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盛氏的祖宗積德很厚，他們的子孫就舉行了兩次"收複失地"的盛典：一次還是在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治下，一次就在當今國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時候，說盛宣懷（2）是第一名的賣國賊，將他的家產沒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後，就發還了。那是沒有什麽奇怪的，因為袁世凱是"物傷其類"，他自己也是賣國賊。不是年年都在紀念五七和五九（3）麽？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憑實據的。
最近又在報上發現這麽一段消息，大致是說："盛氏家產早已奉命歸還，如蘇州之留園，江陰無錫之典當等，正在辦理發還手續。"這卻叫我吃了一驚。打聽起來，說是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初到滬寧的時候，又沒收了一次盛氏家產：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紳"，紳而至於"劣"，再加上賣國的舊罪，自然又該沒收了。可是為什麽又發還了呢？
第一，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為並無真憑實據——現在的人早就誓不簽訂辱國條約（4），他們不比盛宣懷和袁世凱。第二，現在正在募航空捐（5），足見政府財政並不寬裕。那麽，為什麽呢？
學理上研究的結果是——壓迫本來有兩種：一種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還高利貸，交田租之類；這種壓迫的"理"寫在布告上："借債還錢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納稅乃千古不易之成規。"無理的，就是沒收盛宣懷的家產等等了；這種"壓迫"巨紳的手法，在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告工友書》（6）上說："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吃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麽？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至於怎樣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說："必須刻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之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之一切糾紛。"還有說"中國工人沒有外國工人那麽苦"（7）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沒有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天下的事情總是有道理的，一切壓迫也是如此。何況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總不會沒有的。
五月六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
（2）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江蘇武進人，清末大官僚資本家。曾經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漢冶萍公司等，由於營私舞弊，成為當時中國有數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郵傳部大臣，曾向帝國主義出賣中國鐵路和礦山等權利，濫借外債，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統治。辛亥革命後，他的財產曾兩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國初年，但隨即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當時江蘇都督程德全下令發還。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命令蘇州、常州、杭州、無錫、江陰、常熟等地縣政府全部查封盛氏產業，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發還。
（3）五七和五九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企圖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條"要求，並在五月七日發出最後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出"滿足之答複"。袁世凱政府不顧全國人民反對，於五月九日悍然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後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為國恥紀念日。
（4）誓不簽訂辱國條約這是蔣介石集團為掩飾其賣國麵目的欺人之談，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接見各地來南京請願學生代表時說："國民政府絕非軍閥時代之賣國政府，……決不簽訂任何辱國喪權條約"；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衛在上海發表談話時也說："國民黨政府堅決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條約。"（5）航空捐參看本卷第17頁注（3）。
（6）《五一告工友書》指國民黨操縱的上海市總工會於一九三三年五一節發的《告全市工友書》。
（7）在一九三三年國民黨主持的上海五一節紀念會上，所謂上海市總工會代表李永祥曾說："中國資本主義之勢力，尚極幼稚，中國工人，目前所受資本家之壓迫，當不如當時歐美工人所受壓迫之嚴重。"王化中國的王化現在真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2）的了。溥儀的弟媳婦跟著一位廚司務，卷了三萬多元逃走了。（3）於是中國的法庭把她緝獲歸案，判定"交還夫家管束"。滿洲國雖然"偽"，夫權是不"偽"的。
新疆的回民鬧亂子（4），於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離失所了，於是特別組織"蒙古王公救濟委員會"（5）。
對於西藏的懷柔（6），是請班禪喇嘛誦經念咒。而最寬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廣西對付瑤民的辦法（7）。據《大晚報》載，這種"寬仁政策"是在三萬瑤民之中殺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飛機到瑤洞裏去"下蛋"，使他們"驚詫為天神天將而不戰自降"。事後，還要挑選瑤民代表到外埠來觀光，叫他們看看上國（8）的文化，例如馬路上，紅頭阿三（9）的威武之類。
而紅頭阿三說的是：勿要嘩啦嘩啦！
這些久已歸化的"夷狄"，近來總是"嘩啦嘩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時候，"東麵而征西夷怨，南麵而征北狄怨。"（10）這原是當然的道理。
不過我們還是東奔西走，南征北剿，決不偷懶。雖然勞苦些，但"精神上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等到"偽"滿的夫權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濟了，喇嘛的經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瑤民"不戰自降"了，還有什麽事可以做呢？自然隻有修文德以服"遠人"（11）的日本了。這時候，我們印度阿三式的責任算是盡到了。
嗚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12）五月七日。
這篇被新聞檢查處抽掉了，沒有登出。幸而既非瑤民，又居租界，得免於國貨的飛機來"下蛋"，然而"勿要嘩啦嘩啦"卻是一律的，所以連"歡呼"也不許，——然則唯有一聲不響，裝死救國而已！（13）十五夜記。
注釋：（1）本篇最初投給《申報·自由談》，被國民黨新聞檢查處查禁。後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幹。
（2）"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見《尚書·堯典》，是記敘堯的功德時所作的頌詞，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無所不至。
（3）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報》曾載"溥儀弟婦戀奸案"的新聞，說溥儀堂弟婦和廚工攜款從長春逃到煙台，被煙台公安局發覺後，將廚工處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領回管束。
（4）新疆的回民鬧亂子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維吾爾族人民（當時報紙稱"回民"）的反抗行動。一九三一年四月，維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軍閥金樹仁的暴政，遭到殘酷鎮壓。一九三三年初，維族人民繼續開展大規模的反抗行動，金樹仁被迫棄守哈密等地，迪化（今烏魯木齊）也遭包圍；四月，金樹仁垮台逃走，他的參謀長盛世才乘機攫取了新疆的統治權。四月底，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鬆為"宣慰使"，前往處理此事。
（5）"蒙古王公救濟委員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內蒙東部地區，國民黨政府曾指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撥款救濟流落在北平等地的東蒙王公官民學生和逃來內蒙的原外蒙王公等，並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設立"蒙古救濟委員會"。
（6）對於西藏的懷柔九一八事變前後，西藏統治階級中的親英勢力，受英帝國主義指使，在青海玉樹、西康甘孜一帶，不斷挑起同地方軍閥的武裝衝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們曾企圖以武力強渡金沙江進入當時西康的巴安，以實現所謂"康藏合一"的計劃。國民黨政府當時對此一籌莫展，曾竭力拉攏被達賴喇嘛趕出西藏的班禪喇嘛（當時班禪在南京設有辦事處），舉辦祈禱法會，通過這種宗教形式的聯係以示懷柔。
（7）對付瑤民的辦法廣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區，是少數民族瑤族的聚居地。國民黨政府一貫實行大漢族政策，地方政府對瑤民的剝削侮辱尤為嚴重，因而激起瑤族人民的多次反抗。一九三三年二月，廣西北部全縣、灌陽等地瑤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眾起義，提出"殺財主佬，殺官兵"的口號，聲勢頗大。當時的廣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進剿"，並派飛機前往轟炸，瑤民傷亡甚重。事後，國民黨當局又玩弄"剿撫並施"的策略，"擬領導瑤民鄉村長到全省各埠去參觀。"（8）上國春秋時稱中原齊、晉等國為上國，是對吳、楚諸國而言的。這裏是諷刺國民黨反動派在少數民族麵前以"上國"自居。
（9）紅頭阿三舊時上海對公共租界內印度巡捕的俗稱。
（10）"東麵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書·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這裏引用的是孟軻的話，見《孟子》中的《梁惠王》和《滕文公》。
（11）"遠人"指異族人或外國人，見《論語·季氏》："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12）"草野小民"等四句，見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六月寫的《上李鴻章書》。
（13）這段附記，未隨本文在《論語》刊出。
天上地下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2）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毀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3），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4）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於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文章。（5）住在租界裏的人們是有福的。但試閉目一想，想得廣大一些，就會覺得內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敵軍在天上，沒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損害正詳查中"，而太平之區，卻造起了寶塔（6）。釋迦（7）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此之謂也。
但又試閉目一想，想得久遠一些，可就遇著難題目了。假如炸進去慢，炸進來快，兩種飛機遇著了，又怎麽辦呢？停止了"安內"，回轉頭來"迎頭痛擊"呢，還是仍然隻管自己炸進去，一任他跟著炸進來，一前一後，同炸"匪區"，待到炸清了，然後再"攘"他們出去呢？……不過這隻是講笑話，事實是決不會弄到這地步的。即使弄到這地步，也沒有什麽難解決：外洋養病，名山拜佛（8），這就完結了。
五月十六日。
記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養病，背脊生瘡，名山上拜佛，小便裏有糖，這就完結了。"十九夜補記。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幹。
（2）宜黃、崇仁，江西省的縣名。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是當時中央蘇區軍民反"圍剿"鬥爭的前沿地區。
（3）薊縣、密雲，河北省的縣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軍進襲冀東灤河一帶時，曾派機轟炸這些地方。
（4）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一九三三年初，國民黨政府舉辦航空救國飛機捐，上海市預定征募二百萬元。至五月初僅得半數，乃發動全市童子軍於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娛樂場所勸募購買"童子軍號飛機"捐款三天。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學校長因日機時臨上空，曾派代表赴社會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課，挖防空洞。
（5）據手稿，這裏還有下麵一段："買飛機，將以'安內‘也，挖地洞，'無以攘外‘也。因為'安內急於攘外‘，故還須買飛機，而'非安內無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6）造起了寶塔一九三三年，國民黨政客戴季陶邀廣東中山大學在南京的師生七十餘人，合抄孫中山的著作，盛銅盒中，外鑲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築寶塔收藏。
（7）釋迦即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6），佛教創始人。《瑞應本起經》卷上有關於他出生的記載："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脅生。墮地即行七步，舉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據三國時吳國支謙漢文譯本）（8）外洋養病，名山拜佛這是國民黨政客因內訌下野或處境困難時慣用的脫身借口，如汪精衛曾以生背癰、患糖尿病等為由，"臥床休息"或"出國養病"；黃郛退居莫幹山"讀書學佛"；戴季陶自稱信奉佛教，報上屢載他去名山誦經拜佛的消息。
保留這幾天的報章告訴我們：新任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1）的專車一到天津，即有十七歲的青年劉庚生擲一炸彈，犯人當場捕獲，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遂於次日綁赴新站外梟首示眾（2）雲。
清朝的變成民國，雖然已經二十二年，但憲法草案的民族民權兩篇，日前這才草成，尚未頒布。上月杭州曾將西湖搶犯當眾斬決，據說奔往賞鑒者有"萬人空巷"之概（3）。可見這雖與"民權篇"第一項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卻很合於"民族篇"第二項的"發揚民族精神"。南北統一，業已八年，天津也來掛一顆小小的頭顱，以示全國一致，原也不必大驚小怪的。
其次，是中國雖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4），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電，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題字（5）之外，總有許多"童子愛國"，"佳人從軍"的美談，使壯年男兒索然無色。我們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6），到得老年，才又脫盡暮氣，據訃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則十七歲的少年而來投擲炸彈，也不是出於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這一節，因為這就是所謂賣國。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大眾公認為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後來依然逍遙自在。至於少年和兒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稚弱的心力和體力，攜著竹筒或撲滿（7），奔走於風沙泥濘中，想於中國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幹次數了。雖然因為他們無先見之明，這些用汗血求來的金錢，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愛國之心是真誠的，賣國的事是向來沒有的。
不料這一次卻破例了，但我希望我們將加給他的罪名暫時保留，再來看一看事實，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掛著的頭顱還未爛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誰是賣國者。（8）從我們的兒童和少年的頭顱上，洗去噴來的狗血罷！五月十七日。
這一篇和以後的三篇，都沒有能夠登出。
七月十九日。
注釋：（1）黃郛（1880-1936）浙江紹興人。國民黨政客，親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因進行媚外投降活動，遭到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蔣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2）劉庚生炸黃郛案，發生於一九三三年五月。這年四月，日軍向灤東及長城沿線發動總攻後，唐山、遵化、密雲等地相繼淪陷，平津形勢危急。國民黨政府為了向日本表示更進一步的投降，於五月上旬任黃郛為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十五日黃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專車剛進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擲炸彈。據報載，投彈者當即被捕，送第一軍部審訊，名叫劉魁生（劉庚生是"路透電"的音譯），年十七歲，山東曹州人，在陳家溝劉三糞廠作工。當天中午劉被誣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梟首示眾。事實上劉隻是當時路過鐵道，審訊時他堅不承認投彈。國民黨將他殺害並製造輿論，顯然是借以掩蓋派遣黃郛北上從事賣國勾當的真相。
（3）西湖搶案，見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報》載新聞《西湖有盜》："二十三日下午二時，西湖三潭印月有滬來遊客駱王氏遇匪譚景軒，出手搶劫其金鐲，女呼救，匪開槍，將事主擊斃，得贓而逸。旋在蘇堤為警捕獲，訊供不諱，當晚押赴湖濱運動場斬決，觀者萬人。匪曾任四四軍連長。"（4）"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語見《論語·陽貨》："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5）三老通電指馬良、章炳麟、沈恩孚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國通電，指斥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陽示抵抗，陰作妥協"。二老宣言，指馬良、章炳麟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發表的聯合宣言，內容是依據曆史證明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他們兩人還在同年二月十八日發表宣言，駁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熱河不屬中國領土的讕言；四月下旬又聯名通電，勖勉國人堅決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蘇丹徒人。當年虛齡九十四歲，他常自署"九四老人"為各界題字。
（6）"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語見《世說新語·言語》，是漢代陳韙戲謔孔融的話。
（7）撲滿陶製的儲錢罐。
（8）作者撰此文後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黃郛就遵照蔣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簽訂了賣國的《塘沽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國民黨政府實際上承認日本侵占長城及山海關以北的地區為合法，並把長城以南的察北、冀東的二十餘縣劃為不設防地區，以利於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吞中國。
再談保留因為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裏——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裏麵。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Q"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1），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2），靠俄款（3）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爭了。這雖然是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偽"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將為讀者所不滿。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4）：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麵，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5）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並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幸而還好，報上果然隻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麵"了，隻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日既非敵，漢何雲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麵"的，就是砍下頭來，掛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6）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隻要撮取報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經過敏，預先改稱為"上國"或"天機"的。
五月十七日。
注釋：（1）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指胡適、陳西瀅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創辦的《現代評論》周刊。陳西瀅曾在該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發表《閑話》一則，誣蔑進步人士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正人君子"，是當時擁護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報》對現代評論派的吹捧，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該報。
（2）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陳西瀅曾任北京大學英文學係主任兼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教授。胡適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並於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3）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蘇複交，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一九二六年初，《現代評論》曾連續刊載談論"俄款用途"的文章，為"北京教育界"力爭俄款。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以"應付國難"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費用的庚子賠款，曾引起教育界有關人士的恐慌和抗議。
（4）某機關通知指黃郛就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後，為討好日本而發布的特別通知。
（5）黃委員長即黃郛。
（6）清朝的文字獄清代厲行民族壓迫政策，曾不斷大興文字獄，企圖用嚴刑峻法來消除漢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獄有康熙年間莊廷鑨《明書》獄；雍正年間呂留良、曾靜獄；乾隆年間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獄等。
"有名無實"的反駁新近的《戰區見聞記》有這麽一段記載："記者適遇一排長，甫由前線調防於此，彼雲，我軍前在石門寨，海陽鎮，秦皇島，牛頭關，柳江等處所做陣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萬元，木材重價尚不在內……艱難締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傳出，即行後退，血汗金錢所合並成立之陣地，多未重用，棄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不幸生為中國人！尤不幸生為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五月十七日《申報》特約通信。）這排長的天真，正好證明未經"教訓"的愚劣人民，不足與言政治。第一，他以為不抵抗將軍（1）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著下台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台，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為化了三四十萬大洋建築了防禦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總算還好，他沒有想到進攻）。這是不懂策略：防禦工程原是建築給老百姓看看的，並不是教你死守的陣地，真正的策略卻是"誘敵深入"。第三，他雖然奉令後退，卻敢於"痛心"。這是不懂哲學：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額手稱慶"，實在高興得太快了。這是不懂命理：中國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癡呆的排長，難怪他連叫兩個"不幸"，居然自己承認是"有名無實的抗日軍人"。其實究竟是誰"有名無實"，他是始終沒有懂得的。
至於比排長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說，他們隻會"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弟兄，處於今日局勢，若非對外，鮮有不嘩變者"（同上通信）。這還成話麽？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2）以前我總不大懂得這是什麽意思：既然連敵國都沒有了，我們的國還會亡給誰呢？現在照這兵士的話就明白了，國是可以亡給"嘩變者"的。
結論：要不亡國，必須多找些"敵國外患"來，更必須多多"教訓"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們變成"有名有實"。
五月十八日。
注釋：（1）不抵抗將軍指張學良。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奉蔣介石"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的命令，放棄東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軍侵占熱河，蔣介石為推卸責任，平抑民憤，又迫令張"引咎辭職"，派何應欽繼張學良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張辭職後，於四月十一日出國。
（2）"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孟軻的話，見《孟子·告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不求甚解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學家自己做的文章還要自己來注釋，覺得很麻煩。至於世界要人就不然，他們有的是秘書，或是私淑弟子，替他們來做注釋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種文章，卻是注釋不得的。譬如說，世界第一要人美國總統發表了"和平"宣言（1），據說是要禁止各國軍隊越出國境。但是，注釋家立刻就說："至於美國之駐兵於中國，則為條約所許，故不在羅斯福總統所提議之禁止內"（2）（十六日路透社華盛頓電）。再看羅氏的原文："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及重行莊嚴聲明其限製及減少軍備之義務，並在簽約各國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國境。"要是認真注解起來，這其實是說：凡是不"確切"，不"莊嚴"，並不"自己承允"的國家，盡可以派遣任何性質的軍隊越出國境。至少，中國人且慢高興，照這樣解釋，日本軍隊的越出國境，理由還是十足的；何況連美國自己駐在中國的軍隊，也早已聲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這種認真的注釋是叫人掃興的。
再則，像"誓不簽訂辱國條約"（3）一句經文，也早已有了不少傳注。傳曰："對日妥協，現在無人敢言，亦無人敢行。"這裏，主要的是一個"敢"字。但是：簽訂條約有敢與不敢的分別，這是拿筆杆的人的事，而拿槍杆的人卻用不著研究敢與不敢的為難問題——縮短防線，誘敵深入之類的策略是用不著簽訂的。就是拿筆杆的人也不至於隻會簽字，假使這樣，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說，謂之"一麵交涉"。於是乎注疏就來了："以不承認為責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頭交涉……清算無益之抗日。"這是日本電通社的消息（4）。這種泄漏天機的注解也是十分討厭的，因此，這不會不是日本人的"造謠"。
總之，這類文章混沌一體，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種使人掃興或討厭的注解。
小時候讀書講到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5），先生就給我講了，他說："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隻讀本文的意思。注解雖有，確有人不願意我們去看的。五月十八日。
注釋：（1）"和平"宣言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世界四十四國元首發表的《籲請世界和平保障宣言書》，它的主要內容是向各國呼籲縮減軍備並製止武裝軍隊的逾越國境。（2）"至於美國之駐兵於中國"等語，是羅斯福發表宣言時，美國官方為自己駐兵中國、違反這一宣言的行徑辯解時所說的話。
（3）"誓不簽訂辱國條約"參看本卷第134頁注（4）。"對日妥協，現在無人敢言，亦無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黃郛在天津對記者的談話。
（4）電通社的消息電通社，即日本電報通訊社，一九○一年在東京創辦，一九三六年與新聞聯合通訊社合並為同盟社。電通社於一九二○年在中國上海設公社。此則消息的原文是："東京十七日電通電：關於中國方麵之停戰交涉問題，日軍中央部意向如下，雖有停戰交涉之情報，然其誠意可疑。中國第一線軍隊，尚執拗繼續挑戰，華北軍政當局，且發抵抗乃至決戰之命令。停戰須由軍事責任者，以確實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認為責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頭交涉，此不過謀一時和緩日軍之鋒銳而已。中國當局，達觀東亞大勢，清算無益之抗日，乃其急務，因此須先實際表示誠意。"（據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晚報》）（5）"好讀書不求甚解"語見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後記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裏已經說過了。到這裏，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隻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隻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複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係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旋轉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係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係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需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在記事裏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攔途扭往捕房控訴幹叔奸侄女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男指係遊玩並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幹"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唯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隻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麽"員外"什麽"警犬"（1）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誌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裏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裏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於《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2）。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隻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呐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曆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才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處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隻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複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麵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隻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麵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麵，太刻薄而私心，隻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裏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哪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水手》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麵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麵，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曆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板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板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板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3）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係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係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係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雲。（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現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獲了。在魯迅、沈冰雁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嚐試，想複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鬱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唯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農）這些記載，於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4），卻在《文壇進行曲》裏刊了這樣的紀事——"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於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隻要用寥寥十五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遊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編者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裏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自由談》態度轉變《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穀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唯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服於老板，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複見於近日矣。（聞）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5），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麽信，隻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6）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隻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7）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騖，《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裏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裏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麵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麵晃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棱角，摸著正麵，卻要把它當作反麵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會兒"要自由"，一會兒又"不要自由"，過一會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覆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裏，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分子又何嚐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分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麽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8）全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隻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離滬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麽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鬱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蓮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到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闊佬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遊。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聽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9）教授傳道的聖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確的。否則，一群流氓，幾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種消息——自由的風月頑石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隻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複"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塗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氣之不鍾於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10）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哄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複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隻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裏有一篇文章，據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張資平擠出《自由談》粹公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Q"的播音台，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麽那個色欲狂的"迷羊"——鬱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於創造嗎？
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例外。因為鬱達夫雖則是個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與今日《自由談》的後台老板魯迅老夫子是同誌，成為"烏鴉""阿Q"的夥伴了。
據《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於《時代與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種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幾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迅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氣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複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於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穀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觸了這個大黴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後，以常情論，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闒懦是著名的，他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鬥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鬥爭，於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麽事都沒有了，《紅蘿卜須》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植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11）的"解放詞"，據《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曾今可準備反攻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於如願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禦，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時我想，關於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裏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懷琛（12）雖然和我不相幹，《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麽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13）（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文藝座談"遙領記聚仁《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機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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