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和”“戰”篇(4)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描寫了自己13日清晨抵達南京後的“緊張迫切之狀況”：“南京雖為首都，其中黑暗中摸索之狀況，不減上海。餘偕孔部長及端納(餘已約彼伴餘飛赴西安)匆促入都，時政府中人，深受事變刺激，情態異常緊張，中央常委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已於星期六深夜開會，決定辦法，立付執行，並將叛變首領張學良明令免去軍事委員會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命令措辭異常嚴峻。京中已於是日晨接到西安發來之通電，署名者，除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重要部將外，複有在西安中央官吏多人。”《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91頁。
宋美齡對南京政府在蔣介石“生死未卜”的情況下即做出“討伐”之決定大為不滿。她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寫道：“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麵，複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餘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軍事上或有取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或亦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餘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和平迅速之解決。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諭。是晨八時前，餘即電張學良告以端納擬即飛西安，端納亦同時去電，盼其即複。”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1、296、296頁。
12月15日下午，宋美齡接到端納從洛陽打來的長途電話，得知蔣介石“並未受苛刻待遇”，②自然“驚喜若狂”。③就在此情況下，力主“討伐”的何應欽仍堅持進行武力“討伐”。在何應欽的竭力主張下，第二天早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召開。會議作出決議：(一)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二)由國民政府即刻下令“討伐”張學良；(三)推於右任“宣慰”西北軍民。《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6頁。
國民政府遂於當天下達“討伐”張學良命令，稱：“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悟，束身待命，反將所部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政府為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著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凶氛，而維國本。”《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6―1947頁。
何應欽於當天即發布命令，以訓練總監部交通兵監兼通信兵監徐庭瑤為前敵總指揮，以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為東路集團軍總司令，以重慶行營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並命令前方各軍立即發動進攻。同時，何應欽命令空軍出動飛機轟炸渭南、富平、三原縣城和赤水車站。
何應欽的軍事“討伐”行動，在蔣介石12月17日所寫的停戰手令於18日上午由蔣鼎文送達南京後，才被迫暫時停止。
於右任被推“宣慰”西北。
在12月16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除做出以武力“討逆”的決定外，還根據張繼的提議，決定由於右任出任赴陝宣慰使，“宣慰”西北軍民。
於右任(1879―1964)，陝西三原人。1906年4月赴日本考察，結識孫中山。同年8月加入中國同盟會，被委任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盟務。1907年4月以後，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匯報》，進行反清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部長。1918年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1922年出任上海大學校長。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後曾任馮玉祥部國民軍聯軍副總司令、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總司令，1928年後，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曆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和楊虎城在公誼私交方麵，均有著良好的關係。國民黨中央顯然企圖以在西北有崇高聲望的於右任先生，來分化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關係。
參加赴陝宣慰團的成員還有曾任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時任國民黨軍第七十六師師長的張鈁；曾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秘書，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的王陸一；曾任陝西靖國軍左翼總司令、第三路司令的曹世英；曾任陝西警備師師長，後背離楊虎城，被派任平漢鐵路局警務署署長的馬青苑；曾任陝西警備師團長的畢梅軒等。這些參加者大多與楊虎城有過密切的交往，在陝西也有一定的影響。
於右任一行於12月17日乘火車離開南京，於19日早晨抵達潼關車站。當時奉楊虎城之命前往潼關攔擋於右任西行的馬文彥後來回憶說，於右任“一到潼關就給楊虎城打電話，讓派車來接他，楊(虎城)說：‘我們不要任何人來宣慰，還是請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這時，我上了火車前來行見。於先生見到我吃了一驚，忙問：‘(你)是從那裏來的？’我說：‘特從西安而來，有要事要見你麵談。’他似乎已覺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種特殊使命，臉上神色顯得有點緊張，就問我有什麽事情？我說：‘楊先生派我來向你說明，他對這個“西北宣慰團的到來，堅決表示反對。”於(右任)聽後更感不快。我說：‘楊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來西安，就請在潼關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義，以個人身份前來。’於(右任)憤然地甩袖出了臥室車廂，順手把門鎖上了。這裏，我心裏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時，他又開車廂門進來了，但仍然一言不發。我發現車站上來了一些持槍的士兵，恐情況有變化，就問於先生：‘我要走了，您還有什麽話講嗎？’他看了看窗外，搖搖頭，似乎覺得去西安已屬無望，宣慰失敗。我立即同他告別，登上汽車返回大荔。”《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62―263頁。
當於右任於21日獲悉宋子文在20日到達西安後，受到張學良、楊虎城的接待後，即打電話給楊虎城，問他為何“迎宋而拒於？”楊虎城答曰：“宋(子文)來西安，是以私人資格探視蔣(介石)的，沒有擔負任何使命，你是奉命來宣慰的，我們勸你回南京，不要來西安。”楊虎城還說：“如果你這次來陝，是想去三原掃墓、探親，或者讚成我們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共同抗日，我們是竭誠歡迎的。”《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61頁。
於右任奉命“宣慰”，東臨潼關，遭到了西安事變當局的冷漠，也激起了西安各界的義憤。12月22日，西安《解放日報》刊登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致於右任電，要他“自審進退”。電報說：“聞先生以‘宣慰’頭銜，奮勇西來，此間民眾，極為駭怪。”電報指出：“茲為先生告：如果讚成此間《八大救國主張》，請先通電全國，表明個人心跡。倘不此之圖，昧然蒞此，我西北民眾，不特不願意見尊容，且群憤所激，恐有不便明言者。行止進退，祈自審之。”
西安當局及各界的態度，使於右任進退維穀，隻得盤桓於潼關。直到得悉蔣介石於12月25日下午抵達洛陽後，於右任一行在26日清晨7時許，始乘火車離開潼關，27日下午返回南京。
汪精衛稱：“不問中央。
有電否，我必歸”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傍晚，留在南京的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獲悉了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生死不明的消息。當晚9時，陳璧君即密電在法國養病的汪精衛，報告了西安事變的消息。第二天淩晨4時30分，陳璧君又密電汪精衛，要他“為朋友、黨國均應立即歸。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窺伺甚急。”②③④程舒偉、鄭瑞峰著：《汪精衛與陳璧君》，團結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80―181、181、181、181頁。
12月14日，已來到德國科隆的汪精衛致電陳璧君，電文謂：(一)不問中央有電否，我必歸。(二)請轉(顧)孟餘、(陳)公博，如行得開，望到新加坡。(三)妹(指陳璧君)行得開否？盼酌。(四)如多數人想起此數年困守空城，安定時局不是容易，盼我歸後或可做事，否則隻有見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誌說出。②當天，汪精衛還致電陳璧君，讓她轉交發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複電：“文(12日)電敬悉。事變突起，至為痛心，遵即力疾啟程，謹複。”③汪精衛當天還致電宋美齡，電文稱：“西安事變，聞之憂憤，吉人天相，介(石)兄定少出險，敬祈珍攝。”④就在這一天，汪精衛讓中國駐德國大使程天放為他預定12月22日由意大利熱那亞啟程的波茨坦號輪船票。
22日，汪精衛在離熱那亞啟程前發表書麵談話：“數年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艱難扯柱，謀以一致之團結，備最後之犧牲，日積月累，始獲得幾微之進步。最近綏遠之守土禦寇，即為進步之一征。正當戮力同心，以謀貫徹。乃西安事突然而起，墮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此逐漸獲得之進步，將益陷於紛紜，此而言禦侮，真所謂南轅北轍者。中央對於此次事變的一切決議，已顯示吾人努力之目標。中國之奮鬥有賴於蔣介石先生之領導，吾人力謀其安全與自由之恢複。餘因傷痛，數日以來在歐療治。本已決定最近期內回國。自聞西安事變，尤切痛心，中央複有電催，故即日首途回國。以後當與諸同誌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衛與陳璧君》，第181頁。
汪精衛在熱那亞散發這份中文書麵談話的同時，還於當天在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德國柏林，分別用英文、法文、德文發表了這份書麵談話。
12月29日，汪精衛在波茨坦郵輪上接到擔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心腹幹將褚民誼的電報，獲悉蔣介石已回到南京。第二天，褚民誼再電汪精衛，電文稱：“今晨訪蔣(介石)於軍校，見彼臥長椅，精神尚佳。(蔣)見弟即問，已代電兄姊(指汪精衛、陳璧君)否？答已照電。(蔣)問兄(指汪精衛)何日可抵達上海？答以文(12)日抵香港，寒(14)日抵上海；(蔣)問弟(指褚民誼)願赴香港接季兄否？(褚)答留上海待之。弟問(蔣)，報載先生(指蔣介石)派羅卓英赴香港迎季兄有否？(蔣)曰有之，中央亦將派人前往。(蔣)末囑電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見彼。”②《汪精衛與陳璧君》，第182頁、第184頁。
蔣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對躊躇滿誌的汪精衛無疑成為當頭一棒，使他取蔣而代之的企圖成為夢想。
1937年1月12日，汪精衛抵達香港，1月14日，回到上海。
1月18日，南京雨雪紛飛。當天下午，汪精衛由上海飛抵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到機場迎接。隨後，國民黨中央在中央禮堂“歡慰”汪精衛。汪精衛在致詞中重彈反共老調。汪精衛稱：“現在有人提議要和共產黨合作，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無比憤怒！比上次在大門口打我三槍時，還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違反已定國策的，不反共是違反世界潮流的。”②。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前前後後，汪精衛的表演成為一幕曆史的鬧劇。
宋美齡對南京政府在蔣介石“生死未卜”的情況下即做出“討伐”之決定大為不滿。她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寫道：“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麵，複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餘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軍事上或有取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或亦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餘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和平迅速之解決。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諭。是晨八時前，餘即電張學良告以端納擬即飛西安，端納亦同時去電，盼其即複。”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1、296、296頁。
12月15日下午，宋美齡接到端納從洛陽打來的長途電話，得知蔣介石“並未受苛刻待遇”，②自然“驚喜若狂”。③就在此情況下，力主“討伐”的何應欽仍堅持進行武力“討伐”。在何應欽的竭力主張下，第二天早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召開。會議作出決議：(一)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二)由國民政府即刻下令“討伐”張學良；(三)推於右任“宣慰”西北軍民。《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6頁。
國民政府遂於當天下達“討伐”張學良命令，稱：“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悟，束身待命，反將所部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政府為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著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凶氛，而維國本。”《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6―1947頁。
何應欽於當天即發布命令，以訓練總監部交通兵監兼通信兵監徐庭瑤為前敵總指揮，以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為東路集團軍總司令，以重慶行營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並命令前方各軍立即發動進攻。同時，何應欽命令空軍出動飛機轟炸渭南、富平、三原縣城和赤水車站。
何應欽的軍事“討伐”行動，在蔣介石12月17日所寫的停戰手令於18日上午由蔣鼎文送達南京後，才被迫暫時停止。
於右任被推“宣慰”西北。
在12月16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除做出以武力“討逆”的決定外，還根據張繼的提議，決定由於右任出任赴陝宣慰使，“宣慰”西北軍民。
於右任(1879―1964)，陝西三原人。1906年4月赴日本考察，結識孫中山。同年8月加入中國同盟會，被委任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盟務。1907年4月以後，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匯報》，進行反清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部長。1918年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1922年出任上海大學校長。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後曾任馮玉祥部國民軍聯軍副總司令、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總司令，1928年後，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曆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和楊虎城在公誼私交方麵，均有著良好的關係。國民黨中央顯然企圖以在西北有崇高聲望的於右任先生，來分化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關係。
參加赴陝宣慰團的成員還有曾任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時任國民黨軍第七十六師師長的張鈁；曾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秘書，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的王陸一；曾任陝西靖國軍左翼總司令、第三路司令的曹世英；曾任陝西警備師師長，後背離楊虎城，被派任平漢鐵路局警務署署長的馬青苑；曾任陝西警備師團長的畢梅軒等。這些參加者大多與楊虎城有過密切的交往，在陝西也有一定的影響。
於右任一行於12月17日乘火車離開南京，於19日早晨抵達潼關車站。當時奉楊虎城之命前往潼關攔擋於右任西行的馬文彥後來回憶說，於右任“一到潼關就給楊虎城打電話，讓派車來接他，楊(虎城)說：‘我們不要任何人來宣慰，還是請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這時，我上了火車前來行見。於先生見到我吃了一驚，忙問：‘(你)是從那裏來的？’我說：‘特從西安而來，有要事要見你麵談。’他似乎已覺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種特殊使命，臉上神色顯得有點緊張，就問我有什麽事情？我說：‘楊先生派我來向你說明，他對這個“西北宣慰團的到來，堅決表示反對。”於(右任)聽後更感不快。我說：‘楊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來西安，就請在潼關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義，以個人身份前來。’於(右任)憤然地甩袖出了臥室車廂，順手把門鎖上了。這裏，我心裏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時，他又開車廂門進來了，但仍然一言不發。我發現車站上來了一些持槍的士兵，恐情況有變化，就問於先生：‘我要走了，您還有什麽話講嗎？’他看了看窗外，搖搖頭，似乎覺得去西安已屬無望，宣慰失敗。我立即同他告別，登上汽車返回大荔。”《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62―263頁。
當於右任於21日獲悉宋子文在20日到達西安後，受到張學良、楊虎城的接待後，即打電話給楊虎城，問他為何“迎宋而拒於？”楊虎城答曰：“宋(子文)來西安，是以私人資格探視蔣(介石)的，沒有擔負任何使命，你是奉命來宣慰的，我們勸你回南京，不要來西安。”楊虎城還說：“如果你這次來陝，是想去三原掃墓、探親，或者讚成我們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共同抗日，我們是竭誠歡迎的。”《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61頁。
於右任奉命“宣慰”，東臨潼關，遭到了西安事變當局的冷漠，也激起了西安各界的義憤。12月22日，西安《解放日報》刊登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致於右任電，要他“自審進退”。電報說：“聞先生以‘宣慰’頭銜，奮勇西來，此間民眾，極為駭怪。”電報指出：“茲為先生告：如果讚成此間《八大救國主張》，請先通電全國，表明個人心跡。倘不此之圖，昧然蒞此，我西北民眾，不特不願意見尊容，且群憤所激，恐有不便明言者。行止進退，祈自審之。”
西安當局及各界的態度，使於右任進退維穀，隻得盤桓於潼關。直到得悉蔣介石於12月25日下午抵達洛陽後，於右任一行在26日清晨7時許，始乘火車離開潼關，27日下午返回南京。
汪精衛稱：“不問中央。
有電否，我必歸”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傍晚，留在南京的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獲悉了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生死不明的消息。當晚9時，陳璧君即密電在法國養病的汪精衛，報告了西安事變的消息。第二天淩晨4時30分，陳璧君又密電汪精衛，要他“為朋友、黨國均應立即歸。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窺伺甚急。”②③④程舒偉、鄭瑞峰著：《汪精衛與陳璧君》，團結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80―181、181、181、181頁。
12月14日，已來到德國科隆的汪精衛致電陳璧君，電文謂：(一)不問中央有電否，我必歸。(二)請轉(顧)孟餘、(陳)公博，如行得開，望到新加坡。(三)妹(指陳璧君)行得開否？盼酌。(四)如多數人想起此數年困守空城，安定時局不是容易，盼我歸後或可做事，否則隻有見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誌說出。②當天，汪精衛還致電陳璧君，讓她轉交發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複電：“文(12日)電敬悉。事變突起，至為痛心，遵即力疾啟程，謹複。”③汪精衛當天還致電宋美齡，電文稱：“西安事變，聞之憂憤，吉人天相，介(石)兄定少出險，敬祈珍攝。”④就在這一天，汪精衛讓中國駐德國大使程天放為他預定12月22日由意大利熱那亞啟程的波茨坦號輪船票。
22日，汪精衛在離熱那亞啟程前發表書麵談話：“數年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艱難扯柱，謀以一致之團結，備最後之犧牲，日積月累，始獲得幾微之進步。最近綏遠之守土禦寇，即為進步之一征。正當戮力同心，以謀貫徹。乃西安事突然而起，墮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此逐漸獲得之進步，將益陷於紛紜，此而言禦侮，真所謂南轅北轍者。中央對於此次事變的一切決議，已顯示吾人努力之目標。中國之奮鬥有賴於蔣介石先生之領導，吾人力謀其安全與自由之恢複。餘因傷痛，數日以來在歐療治。本已決定最近期內回國。自聞西安事變，尤切痛心，中央複有電催，故即日首途回國。以後當與諸同誌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衛與陳璧君》，第181頁。
汪精衛在熱那亞散發這份中文書麵談話的同時，還於當天在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德國柏林，分別用英文、法文、德文發表了這份書麵談話。
12月29日，汪精衛在波茨坦郵輪上接到擔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心腹幹將褚民誼的電報，獲悉蔣介石已回到南京。第二天，褚民誼再電汪精衛，電文稱：“今晨訪蔣(介石)於軍校，見彼臥長椅，精神尚佳。(蔣)見弟即問，已代電兄姊(指汪精衛、陳璧君)否？答已照電。(蔣)問兄(指汪精衛)何日可抵達上海？答以文(12)日抵香港，寒(14)日抵上海；(蔣)問弟(指褚民誼)願赴香港接季兄否？(褚)答留上海待之。弟問(蔣)，報載先生(指蔣介石)派羅卓英赴香港迎季兄有否？(蔣)曰有之，中央亦將派人前往。(蔣)末囑電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見彼。”②《汪精衛與陳璧君》，第182頁、第184頁。
蔣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對躊躇滿誌的汪精衛無疑成為當頭一棒，使他取蔣而代之的企圖成為夢想。
1937年1月12日，汪精衛抵達香港，1月14日，回到上海。
1月18日，南京雨雪紛飛。當天下午，汪精衛由上海飛抵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到機場迎接。隨後，國民黨中央在中央禮堂“歡慰”汪精衛。汪精衛在致詞中重彈反共老調。汪精衛稱：“現在有人提議要和共產黨合作，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無比憤怒！比上次在大門口打我三槍時，還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違反已定國策的，不反共是違反世界潮流的。”②。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前前後後，汪精衛的表演成為一幕曆史的鬧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