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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和”“戰”篇(3)

  12月17日,宋子文由上海飛抵南京。第二天,蔣鼎文攜帶著蔣介石給何應欽的停戰手令和給宋美齡的信飛抵南京。何應欽不得不下令在19日(星期六)下午6時前暫停轟炸。在此情況下,宋美齡建議由宋子文赴西安,以調停與張學良的關係。宋美齡回憶說:“委員長被監禁以後一星期,12月19日(星期六),餘電告端納,子文決入陝。後因阻力橫生,餘又去電取消前訊。一小時後,再電告其最後成行。蓋子文力排群議,最後請以私人資格前往,我等主張,政府雖不能與叛變者直接談判以自貶威信,亦應準許我等作勸導叛變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後,政府令各報登載,充分說明,子文此行,純為私人資格之意義。”《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9頁。

  12月19日,宋子文離開南京,前往洛陽。與宋子文同行的還有正在南京的第十七路軍參議郭增愷。郭增愷與楊虎城“私交甚深”,西安事變前被南京當局扣留。據隨宋子文同機前往洛陽的宋子文的隨從秘書陳康齊在《西安事變日誌》中所記:“下午2點30分,我們乘容克號飛機往洛陽。乘員有:宋博士、郭增愷、陳鳳?、陳康齊、張洪、沈德上校及兩名衛兵。沈上校和衛兵乘另一架福特飛機與我們會合。下午5點,我們到達洛陽。我們在軍校內過夜。天非常寒冷,宋博士接了幾個南京來的電話,南京方麵力勸,如果認為此行過於凶險,他就不要前往。”《史事探幽》上卷,第89頁。

  宋子文於12月20日上午10時30分由洛陽飛抵西安。宋子文下飛機後,即被接往高桂滋公館,與蔣介石相見。其隨員被安置在西京招待所。

  被監禁之中的蔣介石見到宋子文,情緒當異常激動。蔣介石在當天下午的日記中寫道:“上午,聞上空飛機聲,以為停戰期滿,前方已開始作戰,故飛機到西安偵察敵情也。詎(料)未幾,子文偕張及端納來見,始知此機用載子文來陝者,殊出餘意料之外。與子文相見,握手問勞,悲感交集,幾不能作一語。子文出餘妻一函示餘。略謂:‘若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餘讀竟不禁泣然淚下,子文示意張及端納外出,彼獨留與餘談話,此為餘被劫以來撤去監視得自由談話之第一次,然監視者仍在門外竊聽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5頁。

  。

  12月21日上午,宋子文不顧三秦大地雪花飛舞,仍然與張學良、楊虎城等舉行會麵,從而了解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兵諫的目的,並得到了中共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信息。當天中午12時30分,宋子文即乘飛機離開西安,於當天下午5時飛返南京。在宋子文飛返南京的前一天,端納乘飛機離開西安,欲飛南京。但由於飛機發生機械故障。被迫在黃河岸邊迫降。在宋子文返回南京前,端納乘坐的飛機已在南京機場降落。

  12月22日上午11時,宋子文、宋美齡乘坐的飛機從南京機場起飛,下午2時抵達洛陽機場。在作短暫停留後,又重新登機,於下午5時到達西安機場此處所記時間據《西安事變日記》,見《史事探幽》上卷,第91頁。

  張學良和楊虎城前往機場迎接。

  和宋子文、宋美齡同行的有蔣鼎文、戴笠、端納、郭增愷和宋子文的隨從秘書陳鳳? 、陳康齊,以及宋美齡的一名女傭。

  蔣介石見到宋美齡,自然喜出望外。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餘妻忽於下午四時乘飛機到西安,乍見驚訝,如在夢寐。餘日前切囑(宋)子文勸妻萬萬不可來西安,不意其竟冒萬險而入此虎穴,感動悲咽不可言狀。”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6頁。

  蔣介石在日記中還寫道:“今日清晨,偶翻舊約,得某章‘有耶和華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護衛男子’雲雲。午後餘妻果至,事若巧合。”②宋子文和宋美齡的到來,使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紅軍三位一體和南京當局代表通過談判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成為了現實。

  何應欽力主“討伐”。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決定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時,曾對潼關以東的軍事行動作出過部署。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12月10日晚,張學良曾前往新城楊虎城公館,與楊虎城就兵諫的政治軍事形勢進行了估計和安排。其中提出:“駐洛陽的東北軍的炮兵旅及其他部隊迅速破壞以遲滯蔣軍西進的行動。”《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82頁。

  12月12日淩晨,在扣蔣行動已部署完畢,即將啟動之際,張學良密電駐在河北的東北軍第五十三軍軍長萬福麟上將,要他率部迅速南下,切斷隴海鐵路,阻止國民黨中央軍部隊的西進行動。張學良還密電駐洛陽的東北軍炮兵第六旅旅長黃永安少將,要他指揮該旅及駐洛陽的所有東北軍部隊,“將洛陽機場監視,不準有一架起飛,並將各銀行封閉。”《 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曆史解謎》,第290頁。

  萬福麟接到張學良的密電後,並未執行,但也未向南京方麵告密,而是采取了觀望的態度。至14日,他才致電任軍事參議副院長的東北軍將領王樹常,請其向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轉達他“擁護中央”的立場。同一天,萬福麟還致電張學良,要他“懸崖勒馬”,釋放蔣介石,並表示效忠蔣介石。

  王樹常(1885―1960),字霆午、庭五。遼寧省遼中縣人。1908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八期步兵科學習。1911年秋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1917年4月,又入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兩年後畢業回國。1921年起,先後任東北軍的師參謀長、旅長,張作霖的鎮威上將軍公署總參議。1926年,升任黑龍江東督軍參謀長兼第十六軍軍長。1928年12月後,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軍令廳廳長,並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奉天省政府委員。九一八事變後,任平津衛戍司令和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1935年8月,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副院長。王樹常在接到萬福麟的電報後,即向何應欽作了匯報。東北軍內部的分裂,使何應欽更堅定了“討伐”張學良的信心。

  黃永安收到張學良的密電是在12日淩晨5時許。他在震驚和猶豫之後,權衡利害,將這封密電轉交給了時任中央軍校洛陽分校主任,並兼任鞏洛警備司令及豫西清鄉長官的祝紹周中將,祝紹周隨即麵約隴海鐵路局局長兼津浦隴海兩路運輸司令錢宗澤,要他將潼關以東隴海線上所有空著的列車車廂,全部西開備用。隨後,祝紹周又和第四十六軍軍長樊菘甫麵議,讓其所部迅速西開,向潼關方向前進。13日淩晨,第四十六軍第二十八師在師長董釗率領下到達潼關。樊菘甫也於當晚抵達潼關。

  祝紹周隨後又與原任中央航校洛陽分校主任,時任中央軍校教育處處長、當時正在洛陽的王叔銘電話聯係,並商定由中央航校洛陽分校飛行組長蔡錫昌中尉,駕駛一架教練機,飛往臨潼偵察情況。飛機上並預備了一套飛行員服裝,準備在可能的情況下,將蔣介石由臨潼接至洛陽。當天上午,蔡錫昌駕駛的教練機在臨潼城外的公路上迫降成功,但隨即被第十七路軍裝甲團扣留。

  黃永安在向祝紹周密報後,於12月13日將炮兵十二團“自動”繳械,將該團所有大炮、槍彈和馬匹送給了中央軍校洛陽分校。19日,黃永安又與重炮團團長葉筱泉聯名發表通電,公布了自己未受張學良“亂命”的經過。據《英雄本色――張學良口述曆史解密》,第294―296頁。

  黃永安的“告密”使南京政府在張學良、楊虎城《對時局宣言》發表之前,就獲悉了西安事變的消息。當天晚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政府委員召開臨時聯席緊急會議。會議由丁惟汾任主席。在13日淩晨會議結束時,通過了五項決議:(一)行政院由副院長孔祥熙負責。(二)軍事委員會常委改為五至七人,何應欽、程潛、朱培德、李烈鈞、唐生智、陳紹寬為常委。(三)軍委會會議由馮玉祥副委員長及常委負責。(四)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委會常委、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五)決議張學良應先褫奪本兼各職,交軍委會嚴辦,所部軍隊歸軍委會直接指揮。《中華民國實錄》第二卷《內戰烽煙》,第1946頁。

  會議通過的決議,使時任行政院軍政部部長的何應欽有了軍隊調動的權利。何應欽(1889―1987),字敬之。貴州省興義縣人。1909年秋進入日本東京振武軍事學校學習。期間,參加中國同盟會。1911年,何應欽回國參加辛亥革命,並先後任滬軍都督府訓練科一等科員,江蘇陸軍第七師營長等職。1913年秋,何應欽再度赴日本,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14年畢業回國後,出任黔軍第一師步兵第四團團長。後又任黔軍第五旅旅長兼貴州省警務處處長、貴州講武學校校長。1921年底,何應欽出任滇軍總司令部高等軍事顧問。1924年6月,出任黃埔軍校總教官。1925年兼任黃埔軍校教務處代理處長。同年12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次年3月起,任黃埔軍校教育長。7月,任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1928年2月,改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同年10月,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訓練總監部總監。次年3月,何應欽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之後,被任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後相繼調任開封、鄭州、武漢行營主任。1930年12月,任行政院軍政部部長。1933年3月,何應欽繼張學良之任,兼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組,何應欽仍任軍政部部長,並回南京主持軍政部事務。

  何應欽在得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後,曾於當天下午在南京召開了國民黨黨、政、軍首腦座談會。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39頁。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的決議,使力主“討伐”的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有了用武之地。

  在南京出版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於13日以《西安昨日發生重大事變》為題,報道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報道的副標題分別是《張學良所統率部隊突然異動》、《中央各領袖深夜開緊急會議》、《國府命令張學良著褫職嚴辦》《蔣委員長在西安被劫持》、《隴海路西行車開至潼關止,西安電報不通》。

  同一天,國民黨中央還決定電召正在歐洲療養的汪精衛回國。當天,南京政府下令拿辦張學良。何應欽隨即下令駐陝西、甘肅、寧夏、綏遠、河南各省的中央軍作戰略移動,對西安采取包圍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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