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破三春·別樣晚唐史

鳥散餘落花

——長慶貢舉舞弊案

故事應該從舉子楊渾之叩開了宰相段文昌的朱門說起。

段文昌算唐代少數幾位早年孤寒的宰輔之一。當年流落荊楚，江陵人經常看見他靸著破屐，遊蕩街頭的潦倒身影。有一日驟雨初歇，道路泥濘。街邊有一個巨宅，門下一片水窪。半醉的段文昌旁若無人地脫掉了鞋襪，一邊在水窪中洗腳，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我做了節度使，一定要買了這個宅院。周圍傳來一片嗤笑。後來，段文昌輾轉來到成都，棲身於西川節度使幕府，卷入了劉闢叛亂。高崇文殺入成都後，段文昌和同僚們狼狽地素服麻屨，銜土請罪。不過，高崇文心知，這些書生不過是被劉闢脅持而已。他不僅厚贈路費，讓這些名士回長安，還草擬表章向天子薦賢。不過，表章上獨缺了段文昌的名字。高崇文恭敬地對他說：“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

年光似水，轉眼過去。潦倒半生的段文昌果如高崇文之言，扶搖直上，當到了宰相。他用加倍的豪奢，來洗刷貧窮帶來的辛酸回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段文昌無一不好。出入公堂，沒有鋪地的錦繡，他是絕不落腳的。在家濯足，他隻用金蓮花盆。當年洗腳處的巨宅，也早被段文昌一擲千金，買了下來。段府的廚房號稱“煉珍堂”，由任職四十年的老婢擔綱。人們都尊她為“膳祖”。煉珍堂中，役使的女婢有百名左右，經篩選隻有九人獲得老婢的認可。精於飲饌的段文昌還自撰《食經》五十卷。《舊唐書》批評他“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可段文昌卻理直氣壯地說：“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今天，楊渾之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奢華的相府時，腋下夾著幾卷書畫。他的父親楊憑，在唐代宗（李豫）時與弟弟楊凝、楊淩一起中了進士，時人稱之為“三楊”，都以文學知名，楊渾之的姊夫則是一代文宗柳宗元，但他本人卻沒有什麽學問。卷軸混在眾多舉子投獻的詩稿中，多半要當看門老媼明晚的脂燭。楊渾之了解段文昌的風雅，也了解他的物欲。要如何打動這顆風雅與貪婪雜糅的心？楊渾之想到了父親的藏品。

楊憑對書畫有很高的鑒賞力。家中藏有的字畫多出自鍾、王、張、鄭等名家的手筆，有不少《書斷》、《畫呂》中記載的神品。

當一個個卷軸在段文昌的眼前徐徐展開，他炙熱的目光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每一個筆畫，每一點墨跡都閃爍著大師的靈感。誰能抵禦如此致命的誘惑呢？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段文昌才依依不舍地收起卷軸，帶著一點失態後的愧意，招呼楊渾之落座。

聽客人說明來意後，段文昌內心開出了歡喜的花來。

我們說過，向考官推薦舉子的事例在唐朝不勝枚舉，有些成了流傳天下的風雅故事。在段文昌眼中，楊渾之的請求不過是區區小事。堪稱神品的書畫極大地滿足自己難饕的欲望，代價卻很小。就這樣，賓主盡歡而散。世代顯宦的楊家利用自己的資源，謀取科舉功名，而曾經貧寒的段文昌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其他寒門士子的利益，爽快地滿口應承——科舉製度的操作與初衷已經拉開了多麽大的差距。

楊渾之踏著輕快的步伐離開了段府。如他所願，段文昌此時正鋪開箋紙，筆走龍蛇，給主持今年貢舉的錢徽寫了封信。

錢徽出身江南的書香門第，一直供職於翰林院。直到元和十一年，錢徽貿然上疏，請求終止征伐淮西，引起了李純（唐憲宗）的不悅，被逐出了翰林學士院。段文昌拜相後，錢徽才逐漸走出低穀，升任禮部侍郎，主持這一年春闈。有這重淵源，段文昌自信，錢徽不敢輕慢自己的推薦。

在一個輕寒未散的清晨，萬眾矚目的進士榜終於貼上了禮部南院一丈多高的東牆。新科進士的名字用很淡的墨工整地書寫在四張黃紙上。上麵有中書舍人李宗閔的東床快婿蘇巢、前宰相裴度之子裴撰和諫議大夫鄭覃之弟鄭朗……不出人們的預料，權貴子弟的名字赫然在列。楊殷士也榜上有名，他的季兄右補闕楊汝士就是那一科的考官。在熙熙攘攘的看榜人群中，有楊渾之的身影。把榜文看了一遍，沒有自己的名字？他的心突地一沉，屏住呼吸，又細細地搜尋了一遍。還是沒有。

怎麽會這樣？一句“落花飛絮成春夢”，寫盡了失意人心頭的苦澀滋味。楊渾之不知，自己是如何拖著沉重的腳步，離開了南院。

楊渾之黯然神傷的時候，剛剛辭去宰相的段文昌正帶著逃離長安紅塵是非的輕快，收拾行囊，預備到溫柔的西川去享受餘生。聽到楊渾之落榜的消息時，他先是一愣。刹那間，眸子裏飛過萬點寒鴉。

可能是早年見慣白眼，段文昌性格比較褊狹。即使一些禮節上的小紕漏，他也不能容忍。有個叫薛大白的進士，在酒筵上直呼他人名字，第二天，段文昌就將他從宴客的名單中刪除。更何況這一回，錢徽狠狠地掃了他的麵子。早些日子，長安人就知道段文昌辭職的奏章已經得到天子的批準。宰相去位後，難免要麵對“門掩殘陽鳴鳥雀，花飛何處好池台”的世態炎涼。段文昌自以為灑脫。可這人走茶涼的滋味落到自己身上，怨恨還是像無數的蟲蟻，一口一口地吞噬理智。

段文昌咬牙切齒地想到：自己明天要入宮向天子辭行。他要讓世人知道，即使是一個去位宰相，依然能把錢徽再次推入深淵。

第二天，天子李宥在大明宮別殿接見了段文昌。這是他登基後起用的第一位宰相。如果不是段文昌去意堅決，李宥並沒有罷免他的意思。想到一別之後，君臣從此天各一方，柔弱的李宥心中多少有些“人隨流水東西”的傷感。話別後，段文昌沒有就勢拜別天子，反而談起了另外一個話題：風聞今年春闈所放的十四名進士都是濫竽充數，沒有什麽學問，依仗是大臣子弟，才能蟾宮折桂。

愕然的李宥一時間還無法判斷真偽，便召當值的翰林學士元稹和李紳入內。段文昌心中暗暗竊喜。他早已預料到天子會向翰林學士們求證，昨天，他已經拜會過元稹和李紳了……

很快，中書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製誥白居易接到旨意，要他們在子亭主持複試——就這樣，冷風乍起，吹皺了眼前的一池春水。

詩歌以唐為巔峰。在這個巔峰時代裏，科舉考場中卻鮮有佳作。天寶十年，一句如鬼謠般空靈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使錢徽的父親錢起名滿天下。後來，又有了祖詠的半首《終南望餘雪》。此外，考場再沒有值得一提的詩歌了。據說，孔溫業的詩是子亭複試的壓軸之作。在三兩遍誦讀之後，我還是有不過爾爾的感覺：

美景春堪賞，芳園白日斜。

共看飛鳥好，複見落餘花。

來往驚翻電，經過想散霞。

雨餘飄處處，風送滿家家。

求友聲初去，離枝色可嗟。

從茲時節換，誰為惜年華。

這首詩犯了唐詩膚廓平滑的流弊，卻少了渾雅空靈的妙處。文字有敷衍成篇的痕跡。考試鬧到如此地步，已沒有多少斯文可言。複試要檢查的，不是文化的高低，而是舞弊罪行是否成立。從這個角度上講，它更像是司法鑒定。我們也就很難期待它有多少文化韻味。比之詩文，李宥出的試題倒能給人更多的感悟，通過感悟，接觸到另種曆史真實：鳥散餘落花。

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與之仿佛。但“鳥散餘落花”在搖落之象以外，還有俞詩所沒有的衰颯之意。擬出意境如此蕭然的試題在明清兩朝實在是不可想象。有味的是，去年貢舉出的詩題“早春殘雪詩”凝結著元和十五年春長安的刺骨寒氣。現在，李宥又在不經意間，以寥寥五個字，道出了一個時代的頹唐氣象。為沒有詩意的艱難年代起了一個有詩意的題目，這恐怕是命題者所始料未及的。

除了詩題《鳥散餘落花》外，另一道試題是《孤竹管賦》。這道題目出自《周禮》“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和“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鹹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兩段話。《周禮》和《儀禮》、《禮記》並稱“三禮”，西漢以來就一直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孤竹管出自這樣的經典，不算冷僻。唐代的《中宗祀昊天樂章·雍和》和幾首郊廟歌辭，都以孤竹管為象征禮儀的符號。可是，多數舉子竟然對孤竹管的典故茫然無所知。下筆千言，不知所雲。

十四位新進士中經得起複試的，除了孔溫業，就隻有趙存業和竇洵直兩人。

就這樣，曲江雁塔少了幾分浮華，飛觥換盞時倒多出一個話題。以新進士為主角的風雅故事還沒有進入高潮就戛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換為了無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帶有市井味道的流言。子亭複試沒有使事情變得簡單。正相反，證實錢徽確實存在舞弊罪狀的同時，複試將那些原本高中、繼而落第的人拖進了不名譽的泥沼。他們包括裴度之子裴撰、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的季弟楊殷士，還有鄭覃之弟鄭朗。

段文昌和李紳、元稹聯手攻擊了錢徽，最終卻發現他們傷害了比錢徽更顯赫的人物，還有他們背後的家族：

裴度，是聞喜裴氏最有聲望的代表。人們用“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八個字，來概括這個家族數百年不衰的氣運。在品藻人物成風的魏晉時代，琅琊王氏盛極一時，隻有聞喜裴氏的八位一流人物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當琅琊王氏一如烏衣巷口的斜陽，風光不再，裴氏三祖傳下來的五眷依然人才輩出。三百年來，聞喜裴氏一門先後走出宰相五十九人之多。裴度是其中的佼佼者，從淮西龕亂到臥鎮北門，他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儀之後又一堪稱朝廷柱石的人物。半年後，裴度三度上疏，指責科舉案中支持段文昌的元稹。兩人之間爆發了一場兩敗俱傷的衝突。

鄭覃和他的家族滎陽鄭氏北族第二房“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為貴”。一介布衣，也敢傲視公卿。憑借深厚的經學功底和樸素的家風，他們贏得了世人的仰慕，名列“四姓”高門。到了中唐，這個房支前後六人拜相。鄭覃是已故宰相鄭珣瑜之子，自己後來也成了宰相。雖然是貴公子，鄭覃少年時就甘於清貧。位至宰相後，他依然家無媵妾，府邸簡陋如故，僅能遮蔽風雨。父子兩代人的品格與不凡成就，標誌著滎陽鄭氏仍是山東最高貴的士族之一。鄭覃擅長稽古守正的經學，曾奏請宿儒校定六籍，刻在太學的石碑上。進士科所擅長的詩歌詞賦卻是他的弱項。樸素的鄭覃嚴厲批評過進士們的浮華作風，但他並不反對考取進士。和其他山東舊族一樣，他們需要靠進士入仕為官，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

傳說，鄭覃的弟弟鄭朗入闈前，曾到青龍寺遊玩。一位擅長相麵的僧人說他沒有中進士的緣分。就在幾天前，鄭朗赫然高中。一時間，賀客盈門，隻少了那位僧人。等鄭朗在複試中落第，那位僧人才飄然而至，高興地祝賀鄭朗，說：你若中第，就不好了；現在落第，意味著你要位極人臣。多年以後，鄭朗果然繼父、兄之後，當上宰相。可這個故事，誰又能說，不是鄭家為了掩飾先中後黜的尷尬，自說自話呢？

長慶舞弊案牽扯到的第三位大人物是宗室之後李宗閔。他的父親曾任宗正卿，伯父李夷簡貴為宰相。楊渾之的父親楊憑就曾因李夷簡彈劾，被貶出長安。這一回，楊渾之落第，李宗閔的女婿蘇巢卻金榜題名。一枯一榮，更是落在世人眼中。段文昌奮力一擊，把蘇巢從進士行列中踢了出來，也算是楊渾之那幾卷書畫的意外收獲。當時，李宗閔已官拜中書舍人。如果不是舞弊案意外受挫，再熬數年，入閣拜相也不算奢望。未來幾十年，工於權術的李宗閔是長安的風雲人物，在他身邊，聚集著許多年輕才俊，形成不可小視的勢力。他們雖號稱“牛黨”，可牛僧孺沒有當過他們的領袖，一直是李宗閔領導他們，對抗李德裕的李黨。不少人認為，所謂“牛李黨爭”名不符實，“二李黨爭”好像更為貼切。

另外一名牽涉案件的楊汝士，家世可以追溯到漢朝的“關西夫子”楊震。名滿長安的弘農楊氏共有三家：履道坊的楊憑，新昌坊的仆射楊於陵，再有就是楊汝士了。楊汝士一門盛極一時，除了楊汝士外，楊虞卿、楊漢公、楊魯士等人相繼躋身朝堂。楊汝士和他的兩個兄弟最愛在科舉中上下其手，每到春闈，許多熱衷功名的舉子無不奔走門下。當時，蘇景胤、張元夫喜歡為舉子通榜是出了名的，可楊家三兄弟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長安裏坊，一度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欲趨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賦予長慶舞弊案別樣的深意。在很多人看來，“落花啼鳥紛紛亂”，不正標誌著牛李黨爭鳴鑼開場？這種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話，控辯兩造，誰牛誰李？

和段文昌、元稹一道充當原告的李紳，是未來李黨的中堅。但是，僅憑這一點就斷定這是李黨對牛黨的一次政治攻勢，證據不足。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劃歸李黨。被告席的情況更能說明問題。那上麵，站著牛黨領袖李宗閔和他的盟友楊汝士，也站著李黨的領袖鄭覃，還有李黨的同情者裴度。所以，將長慶貢舉舞弊案看成牛李黨爭的第一幕失之牽強。

但這確實是一次無是無非的黨爭事件。

也許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就如當時人所評論的那樣，這次貢舉“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真貢舉哉”。依照常理，揭發有理，作弊無恥。控方擁有道德優勢。可我們把案情細細地把玩一遍，是非界限就模糊了。

不要忘了，段文昌本身就是一個“貴者以勢托”的舞弊者，隻不過錢徽沒有買他的賬，才轉而發難。“倜儻有氣義”的段文昌很重一諾千金。如今，價值何止千金的書畫收入行囊，區區一諾卻沒有兌現，無怪乎他要惱羞成怒了。就要離開長安這個是非圈的段文昌無所顧忌，在臨行前掀起了軒然大波。

李紳和段文昌一樣懊惱。他推薦的周賓士也名落孫山。如果沒有段文昌發難，他勢單力孤，也許會暗暗忍下這口氣，等待報複的機會。沒想到，天賜良機。當李紳聽說段文昌告了禦狀，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原告一邊。另一名翰林學士李德裕與李紳、元稹並稱“翰林三俊”，當然是同氣聯聲了——素稱清貴的翰林學士們，都在舞弊案的沼澤裏泥足深陷。

征諸史籍，有唐一代，貢舉糾紛如果鬧到不得不以複試甄別是非時，向例都是由翰林學士主持的，因為他們無不文才過人，作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對超然。長慶元年的子亭複試卻一改常例。代替他們主持複試的王起和白居易，會保持中立和客觀的立場麽？

白居易與錢徽曾同在翰林學士院，他們詩歌唱和，留下了“連輔青縑被，對置通中枕”的詩句；在用兵還是罷兵的爭論中兩人立場一致；另外，在李宗閔的密友楊虞卿牽線下，白居易娶了楊汝士的妹妹為妻；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的季弟楊殷士都是參與舞弊的舉子——白居易與被告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子亭複試的另一位考官王起，他曾是李德裕父親的掌書記，兩人關係親厚……

總之，沒有是非，沒有曲直，在堂皇的議論和譴責後麵無非是一張張因惱羞成怒而漲紅的麵孔。在“玉管金樽夜不休”的長慶元年春夜，我們要像狄奧根尼那樣，提著一個燈籠，遊走在長安，告訴全世界的人：“我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作為旋渦中心的人物，錢徽倒是表現出應有的風度。李宗閔、楊汝士勸他將段文昌、李紳請托的私人信件進呈天子，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錢徽卻把這幾封很重要的函件擲入焦杯。一片飄揚的紙灰裏，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就此灰飛煙滅。

細細推敲這種灑脫，我又不免懷疑那不過是另樣的世故：考慮到李紳、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再加上一個段文昌，錢徽用信箋來徼訐對手，不見得有效。如果不能一擊中的，那麽他很可能遭到更殘酷的報複。錢徽的退讓卻不失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對手示弱，換取他們對等的寬大；又塑造了一個處變不驚、胸襟寬廣的君子形象，及時扭轉了對自己很不利的輿論。

最終，錢徽被謫為江州刺史。這是一個遠算不上嚴厲的處罰，而且沒多久他便內遷華州。未來的幾十年內，當多少同僚深陷黨爭、不能自拔，錢徽卻平靜地度過自己的宦海餘生。這不能不說得益於這種及時抽身的智慧。

長慶貢舉舞弊案，在錢徽一肩擔起了大部分的罪責後，終於結案了。從更長遠的時間看，一切還剛剛開始。

錢徽隻是被貶離開長安的大臣中的一個。在他之後，官僚們“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貢舉舞弊案）紛紛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尋常的貢舉舞弊，還有一次不那麽尋常的揭發，最終演變為長時間的黨爭。所以，我們要把長慶貢舉舞弊案放到大背景下來觀察。唯其如此，我們才能超越案件本身的是非糾葛，獲得一個完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