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在”特殊時期“有幸參觀了位於河南省安陽的殷墟博物館，此時期觀眾不多，給了我們足夠的時間參觀和學習。
殷墟的發現絕對是中國考古史上的奇跡： 1899年， 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在中藥 “龍骨”（龜甲和獸骨）上發現了古文字刻痕。他憑借深厚的金石學功底判斷這是極古老的文字，隨即大量收購並研究，開啟了甲骨學研究的序幕。可惜的是他在1900 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投井殉國，其研究由其友劉鶚接手。1903 年劉鶚整理出版了《鐵雲藏龜》，成為中國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
1908 年，羅振玉先生經過對甲骨的研究和實地勘察，又結合《史記》等古文獻的考據，最終確證這些甲骨出自河南安陽西北郊的小屯村， 並由此推定此地就是商晚期都城殷墟。1917 年，王國維先生利用甲骨文考證出商王世係與《史記?殷本紀》高度吻合，從文獻與實物雙重層麵證實了商王朝的真實性。
1928 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擔任首任院長。蔡院長隨即任命傅斯年先生擔任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董作賓，李濟和梁思永等考古學家先後加入，由此組建了中國首個國家級考古團隊。傅先生以 “史學便是史料學”，“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為綱領，將殷墟發掘列為核心任務，把甲骨學與商史研究推向科學化與國際化。他是殷墟考古的頂層決策者、組織核心與學術靈魂，由此奠定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根基。1928—1937 年間，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總共對殷墟遺址進行了十五次發掘工作，此舉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由此形成 “以田野為中心、以材料為核心” 的學術傳統。
董作賓先生主持了殷墟遺址的第一次科學試掘，這是中國學者自主主持的首次大規模科學考古，標誌中國考古從金石收藏邁入田野科學時代。
此後李濟和梁思永等考古學家陸續接手。多次的科學發掘不僅出土大量甲骨（如 1936 年的 YH127 甲骨窖穴，一次出土 6 萬多片），還發現了宮殿宗廟區、王陵遺址、手工業作坊等遺跡，確鑿證明安陽小屯一帶就是盤庚遷殷至商紂滅亡的晚商都城。這八年間總共15 次殷墟發掘的文物，目前收藏於中國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殷墟博物館等地， 僅有少量流失海外。
1949 年後殷墟考古進入係統、持續和多學科研究的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1958年專門成立了安陽考古工作隊，先後由鄭振香、陳誌達、楊錫璋、劉一曼、唐際根、嶽洪彬等考古學家主持，這期間殷墟的考古遺址逐漸擴展為36 平方公裏。
從1928年至今近百年來，殷墟考古出土了不少國寶級文物： 後母戊鼎， 1939 年出土於殷墟武官村王陵區，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是迄今已知最重的青銅器。器內壁鑄 “後母戊” 銘文，為商王為祭祀母親所鑄，代表商代青銅鑄造的巔峰工藝（需數百工匠協同、多範合鑄），是華夏青銅文明的標誌性重器。
婦好鴞尊， 1976 年婦好墓出土，現藏河南博物院；造型為站立的貓頭鷹，雙足與尾構成穩定的三足支撐，蓋為鴞首，器身滿飾饕餮、雲雷紋，喙部有銘文 “婦好”。是商代鳥形青銅器中的巔峰之作，兼具禮器功能與極高的藝術價值，也印證婦好的尊貴身份。
亞長牛尊， 2001 年殷墟花園莊亞長墓出土，現藏殷墟博物館；是殷墟唯一一件完整的牛形青銅尊，仿水牛造型，體態矯健，全身滿飾龍、虎、鳥等神性紋飾，麵部鑄 “亞長” 銘文。亞長為商代高級貴族 / 軍事首領，這件尊既是酒器，也是溝通天地的祭祀重器，還反映了商代的氣候環境
嵌綠鬆石甲骨， 出土於小屯宮殿區，現藏殷墟博物館。在刻有卜辭的龜甲上，用綠鬆石鑲嵌出文字或圖案，將占卜記事與寶石鑲嵌工藝結合。是商代甲骨與玉石工藝融合的孤例，直觀呈現了商王占卜的神聖場景，對研究商代文字、祭祀製度意義重大。
婦好偶方彝，1976 年婦好墓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器形罕見，整體呈長方形，蓋似四阿式屋頂，兩端有短柱鈕，中脊與四坡角有扉棱，下部有 7 個方槽。造型模仿商代宮殿建築，紋飾華麗，鑄 “婦好” 銘文，是商代青銅禮器中形製最獨特的器物之一，體現了商代的建築美學與鑄造水平。
殷墟考古的成果，可以說是中國考古史上最“完美”的，這絕非虛言：首先，殷墟成為中國首個有文獻可考、並經考古發掘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它重建了商代曆史框架，讓商代從模糊的朝代，變成有年代、有王係、有都城、有製度的真實王朝史，把中國 “有文字可考的曆史” 從周代往前推到商代。
目前已證實商朝從約公元前 1600 年建立，到約公元前 1046 年滅亡，一共約 554 年。 期間可以簡單分兩段：早商 + 中商經多次遷都，晚商則定都安陽殷墟， 這一段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殷墟遺址，它是商王朝最後 270 多年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在殷墟發現了大量甲骨文，直接寫著明：“王”“商”“殷”“婦好”“土方”“祭”等，證明自己是商朝。遺址中還發現了國最早的王朝宮殿群，和十一座商王的陵墓，以及大量青銅禮器群，全是商代最高等級禮器。 ”沒有殷墟，國人對商朝的認識還停留在傳說；有了殷墟，商朝從傳說變成信史。“ 這是中國考古人的共識。
其次，殷墟遺址確立了甲骨文的曆史地位，它是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此有了最早的文字鐵證。殷墟的發現對中國古代文字研究的影響，是顛覆性和奠基性的，它直接把漢字的源頭從 “傳說” 變成了 “實物證據”，確立了漢字三千年一脈相承的鐵證。有關甲骨文的內容太多，我會在下一篇文章中詳細介紹。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是，殷墟考古的成果符合中外有關“文明”的所有標準：目前國際通行的 “文字、冶金術、城市”的文明三要素，是由英國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在 1950年首次提出； 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夏鼐1985 年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中，結合中國考古實際，將此標準定型為 “城市、文字、青銅器（冶金術）”；這 “三要素說“ 成為國際學界廣泛采用的表述。 而其中“文字“ 通常被視為核心要素，如埃及文明（象形文字）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楔形文字）就是如此。
近年來，中國學者提出了“中國方案”，我在中國考古博物館中拍攝了這個“中國方案”： 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三大核心標準是 1） 生產發展，人口集中，出現城市；2） 社會分工與階層分化，形成階級 ；3）. 王權與國家形成，公共權力淩駕社會。 簡單來說就是三要素：城市+階級 + 王權和國家。
“中國方案”絕對有其合理性， 我曾實地走訪和參觀過良渚遺址，二裏頭遺址和三星堆遺址，盡管它們至今都沒有發現成係統的文字，但它們都符合“中國方案”的標準。 我還曾走訪過的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柬埔寨的吳哥窟文明，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文明和秘魯的馬丘比丘 （印加文明），前兩者有係統的文字，後兩者都沒有發現成係統的文字，但四者都是毫無爭議的偉大文明。
除殷墟外，周原、豐鎬等西周遺址（金文）和東周列國都城遺址（金文、陶文、盟書）也都發現了成係統的文字，再加上青銅器的城市這兩項，它們都符合“國際文明標準”。 但比起殷墟，這兩個遺址的規模和影響力小多了，換句話說，殷墟遺址同時符合中國和西方關於“文“”的標準，是中國最早、最無爭議、國際最認可的 “文字 + 文明” 雙達標遺址。它向世界證明了，中國是世界早期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2006 年，殷墟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殷墟考古是劃時代的貢獻，是迄今為止最“完美”的中國考古成就，由此成為中國考古的“聖地”。
對我這個考古愛好者來說，此行還有一個重要收獲，在我們即將離開時，正好有一輛小車載著剛出土的青銅器到博物館入庫，一位“內部人士”破例讓我們手捧青銅器拍照留影。 這就成為我此生最重要的“考古”留念， 因為絕少有人有機會能觸碰到三千年前的青銅器。 照片中我右手掛著的口罩，也顯示這是在疫情期間。
中國考古的“聖地” --殷墟遺址
長島退休客 (2026-02-13 18:04:03) 評論 (1) 五年前在”特殊時期“有幸參觀了位於河南省安陽的殷墟博物館，此時期觀眾不多，給了我們足夠的時間參觀和學習。
殷墟的發現絕對是中國考古史上的奇跡： 1899年， 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在中藥 “龍骨”（龜甲和獸骨）上發現了古文字刻痕。他憑借深厚的金石學功底判斷這是極古老的文字，隨即大量收購並研究，開啟了甲骨學研究的序幕。可惜的是他在1900 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投井殉國，其研究由其友劉鶚接手。1903 年劉鶚整理出版了《鐵雲藏龜》，成為中國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
1908 年，羅振玉先生經過對甲骨的研究和實地勘察，又結合《史記》等古文獻的考據，最終確證這些甲骨出自河南安陽西北郊的小屯村， 並由此推定此地就是商晚期都城殷墟。1917 年，王國維先生利用甲骨文考證出商王世係與《史記?殷本紀》高度吻合，從文獻與實物雙重層麵證實了商王朝的真實性。
1928 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擔任首任院長。蔡院長隨即任命傅斯年先生擔任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董作賓，李濟和梁思永等考古學家先後加入，由此組建了中國首個國家級考古團隊。傅先生以 “史學便是史料學”，“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為綱領，將殷墟發掘列為核心任務，把甲骨學與商史研究推向科學化與國際化。他是殷墟考古的頂層決策者、組織核心與學術靈魂，由此奠定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根基。1928—1937 年間，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總共對殷墟遺址進行了十五次發掘工作，此舉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由此形成 “以田野為中心、以材料為核心” 的學術傳統。
董作賓先生主持了殷墟遺址的第一次科學試掘，這是中國學者自主主持的首次大規模科學考古，標誌中國考古從金石收藏邁入田野科學時代。
此後李濟和梁思永等考古學家陸續接手。多次的科學發掘不僅出土大量甲骨（如 1936 年的 YH127 甲骨窖穴，一次出土 6 萬多片），還發現了宮殿宗廟區、王陵遺址、手工業作坊等遺跡，確鑿證明安陽小屯一帶就是盤庚遷殷至商紂滅亡的晚商都城。這八年間總共15 次殷墟發掘的文物，目前收藏於中國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殷墟博物館等地， 僅有少量流失海外。
1949 年後殷墟考古進入係統、持續和多學科研究的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1958年專門成立了安陽考古工作隊，先後由鄭振香、陳誌達、楊錫璋、劉一曼、唐際根、嶽洪彬等考古學家主持，這期間殷墟的考古遺址逐漸擴展為36 平方公裏。
從1928年至今近百年來，殷墟考古出土了不少國寶級文物： 後母戊鼎， 1939 年出土於殷墟武官村王陵區，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是迄今已知最重的青銅器。器內壁鑄 “後母戊” 銘文，為商王為祭祀母親所鑄，代表商代青銅鑄造的巔峰工藝（需數百工匠協同、多範合鑄），是華夏青銅文明的標誌性重器。
婦好鴞尊， 1976 年婦好墓出土，現藏河南博物院；造型為站立的貓頭鷹，雙足與尾構成穩定的三足支撐，蓋為鴞首，器身滿飾饕餮、雲雷紋，喙部有銘文 “婦好”。是商代鳥形青銅器中的巔峰之作，兼具禮器功能與極高的藝術價值，也印證婦好的尊貴身份。
亞長牛尊， 2001 年殷墟花園莊亞長墓出土，現藏殷墟博物館；是殷墟唯一一件完整的牛形青銅尊，仿水牛造型，體態矯健，全身滿飾龍、虎、鳥等神性紋飾，麵部鑄 “亞長” 銘文。亞長為商代高級貴族 / 軍事首領，這件尊既是酒器，也是溝通天地的祭祀重器，還反映了商代的氣候環境
嵌綠鬆石甲骨， 出土於小屯宮殿區，現藏殷墟博物館。在刻有卜辭的龜甲上，用綠鬆石鑲嵌出文字或圖案，將占卜記事與寶石鑲嵌工藝結合。是商代甲骨與玉石工藝融合的孤例，直觀呈現了商王占卜的神聖場景，對研究商代文字、祭祀製度意義重大。
婦好偶方彝，1976 年婦好墓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器形罕見，整體呈長方形，蓋似四阿式屋頂，兩端有短柱鈕，中脊與四坡角有扉棱，下部有 7 個方槽。造型模仿商代宮殿建築，紋飾華麗，鑄 “婦好” 銘文，是商代青銅禮器中形製最獨特的器物之一，體現了商代的建築美學與鑄造水平。
殷墟考古的成果，可以說是中國考古史上最“完美”的，這絕非虛言：首先，殷墟成為中國首個有文獻可考、並經考古發掘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它重建了商代曆史框架，讓商代從模糊的朝代，變成有年代、有王係、有都城、有製度的真實王朝史，把中國 “有文字可考的曆史” 從周代往前推到商代。
目前已證實商朝從約公元前 1600 年建立，到約公元前 1046 年滅亡，一共約 554 年。 期間可以簡單分兩段：早商 + 中商經多次遷都，晚商則定都安陽殷墟， 這一段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殷墟遺址，它是商王朝最後 270 多年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在殷墟發現了大量甲骨文，直接寫著明：“王”“商”“殷”“婦好”“土方”“祭”等，證明自己是商朝。遺址中還發現了國最早的王朝宮殿群，和十一座商王的陵墓，以及大量青銅禮器群，全是商代最高等級禮器。 ”沒有殷墟，國人對商朝的認識還停留在傳說；有了殷墟，商朝從傳說變成信史。“ 這是中國考古人的共識。
其次，殷墟遺址確立了甲骨文的曆史地位，它是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此有了最早的文字鐵證。殷墟的發現對中國古代文字研究的影響，是顛覆性和奠基性的，它直接把漢字的源頭從 “傳說” 變成了 “實物證據”，確立了漢字三千年一脈相承的鐵證。有關甲骨文的內容太多，我會在下一篇文章中詳細介紹。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是，殷墟考古的成果符合中外有關“文明”的所有標準：目前國際通行的 “文字、冶金術、城市”的文明三要素，是由英國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在 1950年首次提出； 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夏鼐1985 年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中，結合中國考古實際，將此標準定型為 “城市、文字、青銅器（冶金術）”；這 “三要素說“ 成為國際學界廣泛采用的表述。 而其中“文字“ 通常被視為核心要素，如埃及文明（象形文字）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楔形文字）就是如此。
近年來，中國學者提出了“中國方案”，我在中國考古博物館中拍攝了這個“中國方案”： 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三大核心標準是 1） 生產發展，人口集中，出現城市；2） 社會分工與階層分化，形成階級 ；3）. 王權與國家形成，公共權力淩駕社會。 簡單來說就是三要素：城市+階級 + 王權和國家。
“中國方案”絕對有其合理性， 我曾實地走訪和參觀過良渚遺址，二裏頭遺址和三星堆遺址，盡管它們至今都沒有發現成係統的文字，但它們都符合“中國方案”的標準。 我還曾走訪過的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柬埔寨的吳哥窟文明，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文明和秘魯的馬丘比丘 （印加文明），前兩者有係統的文字，後兩者都沒有發現成係統的文字，但四者都是毫無爭議的偉大文明。
除殷墟外，周原、豐鎬等西周遺址（金文）和東周列國都城遺址（金文、陶文、盟書）也都發現了成係統的文字，再加上青銅器的城市這兩項，它們都符合“國際文明標準”。 但比起殷墟，這兩個遺址的規模和影響力小多了，換句話說，殷墟遺址同時符合中國和西方關於“文“”的標準，是中國最早、最無爭議、國際最認可的 “文字 + 文明” 雙達標遺址。它向世界證明了，中國是世界早期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2006 年，殷墟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殷墟考古是劃時代的貢獻，是迄今為止最“完美”的中國考古成就，由此成為中國考古的“聖地”。
對我這個考古愛好者來說，此行還有一個重要收獲，在我們即將離開時，正好有一輛小車載著剛出土的青銅器到博物館入庫，一位“內部人士”破例讓我們手捧青銅器拍照留影。 這就成為我此生最重要的“考古”留念， 因為絕少有人有機會能觸碰到三千年前的青銅器。 照片中我右手掛著的口罩，也顯示這是在疫情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