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76年，可以說是近現代中國曆史上最波譎雲詭的一年。用英文詞來形容，就是dramatic戲劇性，也很貼切，的確是大戲連連，高潮迭起，比編出來的故事還要精彩，還要詭異。在這一年裏，接連發生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國家領導人的離世，巨大的政治真空與唐山大地震的自然慘劇交織，使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動蕩。從四月清明時節的“四五運動”到十月宮廷政變“四人幫”被粉碎，從“偉大領袖”謝世，到“英明領袖”出場，中國在短短一年內走過了從危機深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被終結的驚心動魄曆程，在滿目瘡痍中為隨後開啟的改革開放與曆史巨變埋下了深刻的伏筆。借用毛澤東的詩句，對比1976年年初和年末的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可歎“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具體到小我，這一年年初我有了明確的能夠準確說出是哪一天的最早的記憶，夏天住進了防震棚， 秋天上了小學，冬天學會了寫華國鋒這個名字。可以說是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年。
每年的新年，在中國有兩個。一個是按照公曆，一個是按照傳統農曆。老百姓按照農曆新年過大節，可比照西方慶祝救世主基督耶穌降世的聖誕節為最重要的節日。而公曆新年的源頭，則可追溯到古羅馬時期。在古羅馬神話中，有一位神靈叫雅努斯（Janus）。 雅努斯的長相非常有特點。他的頭部前後有兩張麵孔，一張年老，一張年輕。年老的麵孔在回顧過去，年輕的麵孔在展望未來。所以雅努斯象征著事物的開始和結束。英語中的“一月”（January）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象征著歲月的交替。
公元前45年，羅馬統治者凱撒大帝在天文學家的協助下廢除了混亂的舊曆，頒布了儒略曆。他正式規定1月1日為新年的開始，取代了此前以3月（春分前後）為歲首的傳統。到了1582年，羅馬教皇格裏高利十三世進一步修正了儒略曆，確立了今天世界通用的格裏高利曆，即公曆。
在中國，“元旦”一詞古已有之。“元”謂之始，“旦”謂之晨，本意是指一年的第一個早晨。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元旦”一直是指農曆的正月初一。
1911年辛亥革命後，為了與世界接軌，中國開始引入公曆。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將公曆1月1日定為“元旦”，而將農曆正月初一定名為“春節”。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新中國正式采用公元紀年法。自此，公曆1月1日作為“元旦”被固定下來，成為法定的公曆新年。
小時候每到12月份，讓我興奮的一件事就是翻看新日曆，找印成紅字的節日。那時候還沒見過掛曆，隻有一本小書一樣的每天一頁的日曆，每過一天撕掉一張。日曆裏平常的日子是黑字，節日是紅字。那些年我家買的日曆都是丹東印刷廠印的，後來發現丹東是中朝邊境那裏的一個小地方。
時間終於進入了神奇的1976年。
那時候大多數中國人家裏還沒有電視，沒有跨年晚會，更沒有轉播紐約時代廣場迎新年倒數活動的水晶球，除了上夜班的，可以說晚十點以後基本都進入夢鄉。那年頭沒有電子產品幹擾，也沒有升學發Paper的壓力和動力，更不允許賺外快。所以當元旦鍾聲敲響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都在夢鄉裏跨入新年。此時中國政治的三巨頭在幹什麽呢？
82歲的毛澤東正處於興奮狀態，並在用中英雙語指點江山。他現在中南海遊泳池書房裏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他們是為其父親尼克鬆下個月再次訪華打前站而來的，兩人拿著尼克鬆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毛澤東伸手從翻譯唐聞生手中將信拿了過來，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交談中，毛澤東講到元旦白天將發表的他在1965年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 毛澤東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階級鬥爭)! 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 他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宣告：“不鬥爭就不能進步。”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麵前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鬥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
午夜時分，正是毛澤東在一天裏精力最旺盛的時刻。一輩子天馬行空的他，作息年輕時隨心所欲，又喜歡深夜讀書思考，逐漸養成了白天睡覺，晚上讀書、辦公、會見客人的習慣。把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讓給了年輕人。
77歲的周恩來此時已經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天。他病勢危重。靠鼻飼、輸液、輸血等維係生命，基本進入自然或藥物導致的昏睡狀態。
71歲的鄧小平應該在沉睡。與毛周比起來是少壯派，多年經曆的痛苦和磨難又讓他養成了沉穩的性格。加之後半生以生活規律著稱，按時睡眠更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多人回憶鄧小平年輕時候精力充沛且異常活潑。性格巨變是因為第一個妻子因難產去世。鄧與毛不同，非常重視家庭和親情。此後又經曆了第一次被打倒時，第二任妻子棄他而去，與主持批鬥他的李維漢結婚（後生子李鐵映）。兩次婚姻不幸和長征前被打倒導致他逐漸變得沉默寡言，但抗壓能力逐漸增強。文革初期第二次被打倒，加之1968年大兒子鄧樸方跳樓造成高位截癱，鄧小平基本上平常說話就很少了，被生活經曆逼成了“心寬”，這也是他能在長期高壓環境下得以長壽的重要原因。
至於鄧小平是自然進入睡眠狀態還是吃了安眠藥才入睡的，不得而知。據鄧的女兒鄧榕回憶，鄧文革初在北京挨批的3年裏身體消瘦，麵容憔悴，到了江西後體重又開始增加，恢複了健康。鄧服用安眠藥已經多年，“文革”期間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來到江西還不到兩個月，他睡覺時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藥了。鄧榕說，父親每天步行大約5000步，圍著小樓轉40圈。用她的話說，鄧小平“一圈一圈地走著，走得很快……一邊走，一邊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著，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在這一點上壞事變好事，鄧丟了權賦了閑，被趕出北京，卻因禍得福，養成了走路的習慣，多活了很多年。看來走路、快走有利健康，此言不虛。關於服用安眠藥，鄧在回北京後又有服藥的記載。75年底，鄧又處於與毛頂牛，即將被打倒的狀態，壓力不小。所以難以確認他在跨年夜是否服用了安眠藥。
1976年的第一夜，中國老百姓的命運的齒輪，在被長久壓抑之後，終於悄悄開始轉動。
1976，跨年迎元旦
MichaelTX (2026-01-01 08:15:54) 評論 (1)
50年前的1976年，可以說是近現代中國曆史上最波譎雲詭的一年。用英文詞來形容，就是dramatic戲劇性，也很貼切，的確是大戲連連，高潮迭起，比編出來的故事還要精彩，還要詭異。在這一年裏，接連發生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國家領導人的離世，巨大的政治真空與唐山大地震的自然慘劇交織，使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動蕩。從四月清明時節的“四五運動”到十月宮廷政變“四人幫”被粉碎，從“偉大領袖”謝世，到“英明領袖”出場，中國在短短一年內走過了從危機深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被終結的驚心動魄曆程，在滿目瘡痍中為隨後開啟的改革開放與曆史巨變埋下了深刻的伏筆。借用毛澤東的詩句，對比1976年年初和年末的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可歎“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具體到小我，這一年年初我有了明確的能夠準確說出是哪一天的最早的記憶，夏天住進了防震棚， 秋天上了小學，冬天學會了寫華國鋒這個名字。可以說是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年。
每年的新年，在中國有兩個。一個是按照公曆，一個是按照傳統農曆。老百姓按照農曆新年過大節，可比照西方慶祝救世主基督耶穌降世的聖誕節為最重要的節日。而公曆新年的源頭，則可追溯到古羅馬時期。在古羅馬神話中，有一位神靈叫雅努斯（Janus）。 雅努斯的長相非常有特點。他的頭部前後有兩張麵孔，一張年老，一張年輕。年老的麵孔在回顧過去，年輕的麵孔在展望未來。所以雅努斯象征著事物的開始和結束。英語中的“一月”（January）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象征著歲月的交替。
公元前45年，羅馬統治者凱撒大帝在天文學家的協助下廢除了混亂的舊曆，頒布了儒略曆。他正式規定1月1日為新年的開始，取代了此前以3月（春分前後）為歲首的傳統。到了1582年，羅馬教皇格裏高利十三世進一步修正了儒略曆，確立了今天世界通用的格裏高利曆，即公曆。
在中國，“元旦”一詞古已有之。“元”謂之始，“旦”謂之晨，本意是指一年的第一個早晨。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元旦”一直是指農曆的正月初一。
1911年辛亥革命後，為了與世界接軌，中國開始引入公曆。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將公曆1月1日定為“元旦”，而將農曆正月初一定名為“春節”。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新中國正式采用公元紀年法。自此，公曆1月1日作為“元旦”被固定下來，成為法定的公曆新年。
小時候每到12月份，讓我興奮的一件事就是翻看新日曆，找印成紅字的節日。那時候還沒見過掛曆，隻有一本小書一樣的每天一頁的日曆，每過一天撕掉一張。日曆裏平常的日子是黑字，節日是紅字。那些年我家買的日曆都是丹東印刷廠印的，後來發現丹東是中朝邊境那裏的一個小地方。
時間終於進入了神奇的1976年。
那時候大多數中國人家裏還沒有電視，沒有跨年晚會，更沒有轉播紐約時代廣場迎新年倒數活動的水晶球，除了上夜班的，可以說晚十點以後基本都進入夢鄉。那年頭沒有電子產品幹擾，也沒有升學發Paper的壓力和動力，更不允許賺外快。所以當元旦鍾聲敲響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都在夢鄉裏跨入新年。此時中國政治的三巨頭在幹什麽呢？
82歲的毛澤東正處於興奮狀態，並在用中英雙語指點江山。他現在中南海遊泳池書房裏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他們是為其父親尼克鬆下個月再次訪華打前站而來的，兩人拿著尼克鬆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毛澤東伸手從翻譯唐聞生手中將信拿了過來，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交談中，毛澤東講到元旦白天將發表的他在1965年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 毛澤東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階級鬥爭)! 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 他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宣告：“不鬥爭就不能進步。”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麵前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鬥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
午夜時分，正是毛澤東在一天裏精力最旺盛的時刻。一輩子天馬行空的他，作息年輕時隨心所欲，又喜歡深夜讀書思考，逐漸養成了白天睡覺，晚上讀書、辦公、會見客人的習慣。把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讓給了年輕人。
77歲的周恩來此時已經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天。他病勢危重。靠鼻飼、輸液、輸血等維係生命，基本進入自然或藥物導致的昏睡狀態。
71歲的鄧小平應該在沉睡。與毛周比起來是少壯派，多年經曆的痛苦和磨難又讓他養成了沉穩的性格。加之後半生以生活規律著稱，按時睡眠更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多人回憶鄧小平年輕時候精力充沛且異常活潑。性格巨變是因為第一個妻子因難產去世。鄧與毛不同，非常重視家庭和親情。此後又經曆了第一次被打倒時，第二任妻子棄他而去，與主持批鬥他的李維漢結婚（後生子李鐵映）。兩次婚姻不幸和長征前被打倒導致他逐漸變得沉默寡言，但抗壓能力逐漸增強。文革初期第二次被打倒，加之1968年大兒子鄧樸方跳樓造成高位截癱，鄧小平基本上平常說話就很少了，被生活經曆逼成了“心寬”，這也是他能在長期高壓環境下得以長壽的重要原因。
至於鄧小平是自然進入睡眠狀態還是吃了安眠藥才入睡的，不得而知。據鄧的女兒鄧榕回憶，鄧文革初在北京挨批的3年裏身體消瘦，麵容憔悴，到了江西後體重又開始增加，恢複了健康。鄧服用安眠藥已經多年，“文革”期間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來到江西還不到兩個月，他睡覺時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藥了。鄧榕說，父親每天步行大約5000步，圍著小樓轉40圈。用她的話說，鄧小平“一圈一圈地走著，走得很快……一邊走，一邊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著，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在這一點上壞事變好事，鄧丟了權賦了閑，被趕出北京，卻因禍得福，養成了走路的習慣，多活了很多年。看來走路、快走有利健康，此言不虛。關於服用安眠藥，鄧在回北京後又有服藥的記載。75年底，鄧又處於與毛頂牛，即將被打倒的狀態，壓力不小。所以難以確認他在跨年夜是否服用了安眠藥。
1976年的第一夜，中國老百姓的命運的齒輪，在被長久壓抑之後，終於悄悄開始轉動。
具體到小我，這一年年初我有了明確的能夠準確說出是哪一天的最早的記憶，夏天住進了防震棚， 秋天上了小學，冬天學會了寫華國鋒這個名字。可以說是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年。
每年的新年，在中國有兩個。一個是按照公曆，一個是按照傳統農曆。老百姓按照農曆新年過大節，可比照西方慶祝救世主基督耶穌降世的聖誕節為最重要的節日。而公曆新年的源頭，則可追溯到古羅馬時期。在古羅馬神話中，有一位神靈叫雅努斯（Janus）。 雅努斯的長相非常有特點。他的頭部前後有兩張麵孔，一張年老，一張年輕。年老的麵孔在回顧過去，年輕的麵孔在展望未來。所以雅努斯象征著事物的開始和結束。英語中的“一月”（January）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象征著歲月的交替。
公元前45年，羅馬統治者凱撒大帝在天文學家的協助下廢除了混亂的舊曆，頒布了儒略曆。他正式規定1月1日為新年的開始，取代了此前以3月（春分前後）為歲首的傳統。到了1582年，羅馬教皇格裏高利十三世進一步修正了儒略曆，確立了今天世界通用的格裏高利曆，即公曆。
在中國，“元旦”一詞古已有之。“元”謂之始，“旦”謂之晨，本意是指一年的第一個早晨。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元旦”一直是指農曆的正月初一。
1911年辛亥革命後，為了與世界接軌，中國開始引入公曆。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將公曆1月1日定為“元旦”，而將農曆正月初一定名為“春節”。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新中國正式采用公元紀年法。自此，公曆1月1日作為“元旦”被固定下來，成為法定的公曆新年。
小時候每到12月份，讓我興奮的一件事就是翻看新日曆，找印成紅字的節日。那時候還沒見過掛曆，隻有一本小書一樣的每天一頁的日曆，每過一天撕掉一張。日曆裏平常的日子是黑字，節日是紅字。那些年我家買的日曆都是丹東印刷廠印的，後來發現丹東是中朝邊境那裏的一個小地方。
時間終於進入了神奇的1976年。
那時候大多數中國人家裏還沒有電視，沒有跨年晚會，更沒有轉播紐約時代廣場迎新年倒數活動的水晶球，除了上夜班的，可以說晚十點以後基本都進入夢鄉。那年頭沒有電子產品幹擾，也沒有升學發Paper的壓力和動力，更不允許賺外快。所以當元旦鍾聲敲響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都在夢鄉裏跨入新年。此時中國政治的三巨頭在幹什麽呢？
82歲的毛澤東正處於興奮狀態，並在用中英雙語指點江山。他現在中南海遊泳池書房裏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他們是為其父親尼克鬆下個月再次訪華打前站而來的，兩人拿著尼克鬆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毛澤東伸手從翻譯唐聞生手中將信拿了過來，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交談中，毛澤東講到元旦白天將發表的他在1965年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 毛澤東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階級鬥爭)! 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 他以不容質疑的口吻宣告：“不鬥爭就不能進步。”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麵前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鬥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
午夜時分，正是毛澤東在一天裏精力最旺盛的時刻。一輩子天馬行空的他，作息年輕時隨心所欲，又喜歡深夜讀書思考，逐漸養成了白天睡覺，晚上讀書、辦公、會見客人的習慣。把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讓給了年輕人。
77歲的周恩來此時已經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天。他病勢危重。靠鼻飼、輸液、輸血等維係生命，基本進入自然或藥物導致的昏睡狀態。
71歲的鄧小平應該在沉睡。與毛周比起來是少壯派，多年經曆的痛苦和磨難又讓他養成了沉穩的性格。加之後半生以生活規律著稱，按時睡眠更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多人回憶鄧小平年輕時候精力充沛且異常活潑。性格巨變是因為第一個妻子因難產去世。鄧與毛不同，非常重視家庭和親情。此後又經曆了第一次被打倒時，第二任妻子棄他而去，與主持批鬥他的李維漢結婚（後生子李鐵映）。兩次婚姻不幸和長征前被打倒導致他逐漸變得沉默寡言，但抗壓能力逐漸增強。文革初期第二次被打倒，加之1968年大兒子鄧樸方跳樓造成高位截癱，鄧小平基本上平常說話就很少了，被生活經曆逼成了“心寬”，這也是他能在長期高壓環境下得以長壽的重要原因。
至於鄧小平是自然進入睡眠狀態還是吃了安眠藥才入睡的，不得而知。據鄧的女兒鄧榕回憶，鄧文革初在北京挨批的3年裏身體消瘦，麵容憔悴，到了江西後體重又開始增加，恢複了健康。鄧服用安眠藥已經多年，“文革”期間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來到江西還不到兩個月，他睡覺時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藥了。鄧榕說，父親每天步行大約5000步，圍著小樓轉40圈。用她的話說，鄧小平“一圈一圈地走著，走得很快……一邊走，一邊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著，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在這一點上壞事變好事，鄧丟了權賦了閑，被趕出北京，卻因禍得福，養成了走路的習慣，多活了很多年。看來走路、快走有利健康，此言不虛。關於服用安眠藥，鄧在回北京後又有服藥的記載。75年底，鄧又處於與毛頂牛，即將被打倒的狀態，壓力不小。所以難以確認他在跨年夜是否服用了安眠藥。
1976年的第一夜，中國老百姓的命運的齒輪，在被長久壓抑之後，終於悄悄開始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