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雪紅的厄運和沙文漢的秘密報告

萍蹤新語 (2026-01-23 07:13:44) 評論 (2)
-人若其名(5)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是謝雪紅一生中的高光時刻。自從1947年11月她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同盟、任主席以來,台盟被升格為八大民主黨派之一,參予第一屆政協,任政協全國委員,又被授予全國婦聯執委、民主青聯副主席、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在黨內任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第二副書記等多種職務,加入中國代表團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不過一年時間,謝的處境一轉而下,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整風運動中成為主要對象,黨內職務被撤銷、盟內職權被架空,隻掛了一個主席的頭銜,隨後失去婦聯的職務,一九五五年二月台盟總部由上海遷到北京。在處理右派以前,謝除任台盟主席,仍保留全國人大代表和法案委員會委員,紅十字會理事,台盟黨組成員之一。直至1957年被台盟昔日同事打成右派。

謝雪紅的厄運從何而來,可以從沙文漢1955年給譚震林的一份報告中一窺究竟。

58年初《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中,統戰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有關部門、學校、團體協商提出”,對九十六名右派分子的處理意見為,四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七人撤銷原有職務、監督勞動; 九人撤銷原有職務、留用察看,並降低原有待遇; 十七人撤銷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在十七位處理較輕者中,包括“沙文漢、曾彥修、謝雪紅、賈潛、艾青、譚惕吾、陳仁炳、丁聰、彭一湖、王一鳴、李康年、姚順甫、王造時、張雲川、王一帆、儲安平、謝白寒”,沙文漢和謝雪紅名列前三位。

沙文漢何許人也?反右時,他是黨內“最大的右派”。沙30年代在上海文藝界做統戰工作,50年代初任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54年底任浙江省長兼統戰部長。55年4月潘漢年案一出,上海追查文化人與敵特的關係,沙文漢在劫難逃。隔年5月20日,省委書記江華在會上說,浙江也有第二個潘漢年,大家要提高警惕。眾人立即將目光投向沙。他在杭州的住所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他沒按慣例兼任省委副書記,省長職務被架空、隻負責接待外賓。在此背景下,沙寫了一篇給譚震林的報告 - 《關於台灣同盟工作給譚震林的報告 ,1955年》,時間大約在55年下半年,收錄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沙文漢工作筆記-1957-1958年/中國當代民間史料集刊》。(譚震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是1954年底從華東局第三書記、江蘇省人民政府主席任上調中央工作。他在52年調到華東局工作。)

“譚政委:

從胡風的案子,又記起台灣自治民主同盟的事情來,恐中央尚未很好注意,這裏想把這事和你再說一說。因為你去華東工作時,台灣自治民主同盟的事情已差不多馬馬虎虎處理掉了,其中主要情況恐怕連你也不一定詳細知曉的。謝雪紅、楊克煌,李長根、王思翔這一幫人,我們始終懷疑,這些人可能有政治問題,現在知道王是胡風分子,而李王二人在二二八事變前則為台灣“和平日報”即軍統的“掃蕩報”的經理與總編輯,在謝雪紅到中國後由台灣來找謝雪紅的。

(楊克煌 - 1908年生於彰化人,21歲加入台共,1931年被捕,判刑3年。抗戰勝利後,在謝雪紅組織的台灣人民協會擔任教育部長,在和平日報社任日文編輯。二二八事件中,參與謝的作戰本部和二七部隊。失敗後逃亡,與謝雪紅、古瑞雲從左營搭乘炮艇偷渡至廈門。1947年參與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任秘書長。參加第一屆政協,1957年被打為右派,1978年病逝。

李長根 - 1922年生,浙江省平陽人。畢業於中央軍校,長期任報紙記者和編輯、總編輯、社長、抗戰勝利後在台灣任《台灣新報》、《和平日報》社長。1947年3月遭軍統局拘捕,6個月後獲釋。1950年1月31日在上海加入台盟。

王思翔 - 又名張禹,浙江平陽人。1921年生。1950年2月1日加入台盟。畢業於中央軍校,曾任報紙編輯、抗戰勝利後來台任台中和平日報主筆。)

謝雪紅、楊克煌是老台共的黨員,都被捕叛變過,謝雪紅出獄後所開的紅葉酒店,據有人說是當時日本警察局特高科政治警察的人幫助她的。楊克煌根據他整風時的自白,則曾在日寇統治期間,做了某地區物資配給的經濟統製工作。按日本警察製度的習慣,對被釋出獄政治犯,特高科總是有人與他經常聯絡,進行監督,或做這被釋放的犯人的工作。而謝雪紅出身窮困(童養媳),出獄後反而能開相當漂亮的新式酒店,說是特高科幫助她的,也有可信之處。

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謝雪紅曾做過國民黨組織的台灣婦女會(名稱忘了)的委員(負責人之一),競選過偽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但因被國民黨CC勢力排擠掉,而未選到(看來謝雪紅所以參加二二八事變,反對國民黨與此事有關)。楊克煌則曾做過台灣國民黨重建前的省黨部委員之類的工作,後來他也到過和平日報去做過工作,與李長根、王思翔也是這時認識的。

二二八事變時,謝雪紅、楊克煌二人在台中地區,群眾起來後他們也出去打國民黨,繳了國民黨警察的槍子,後來上山擬打遊擊,一戰即敗,乃逃至香港。

在這之前,謝雪紅曾與楊克煌等曾聯絡舊台共有關的人籌備恢複台共,而被當時上海黨派去的台灣工作的同誌(蔡孝乾等)取消掉。所以二二八事變後,他們來香港就和上海黨聯係上了,而成立所謂台灣自治民主同盟。當時上海局直接主持那方麵的事情者是張執一同誌,詳細經過可問他。至於前麵所說謝:楊這些事情,當時張也不知道的,隨著北京的解放,台盟也就由香港遷到中國大陸上來。

謝、楊等到中國大陸後,就以台盟名義積極展開對在大陸上台灣人活動,發展其會員。但上海的台灣同鄉會向來控製在李偉光同誌手中(李是會長),被上海秘密黨當作對台灣工作的補助工作機構在使用的。因此由黨提議華東的台盟組織則由李偉光同誌為主委,而謝雪紅楊克煌等則謀劃奪取李的勢力,起初提議同鄉會是封建性組織應該取消,有了台盟就不必有同鄉會,後組織上考慮為加強對台灣工作,上海的台灣同鄉會仍應保持,謝雪紅、楊克煌等即暗中聯絡在上海的台灣資本家林政漢等要求改組台灣同鄉會,清算同鄉會賬目,在群眾會上大轟李偉光同誌,謝雪紅亦出席此會支持反李的活動。後來謝、楊反李的鬥爭雖在黨幾次嚴厲阻止下,但從未停止過,並想把李的華東台盟主委的職份也搞掉。

(李偉光 - 原名李應章,1897年生於台中,從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從醫並參加農民運動。1925年領導二林蔗農事件,後逃離到廈門躲避通緝,開設神州醫院,加入中共,為遊擊區傷病員治病,掩護過張雲逸和方毅等人。1934年到上海日租界行醫。與中共上海辦事處接上關係,在醫院建立秘密機關,掩護曹荻秋張執一等人。1945年成立台灣旅滬同鄉會,任理事長。1947年7月在滬任台盟華東總支部主任委員,1949年出席第一屆政協。1954年病逝。)

一九五O年夏,朝鮮戰爭爆發後,組織上要我去整理台委及台盟,除發現謝、楊在台灣時前述的這些情形外,並發現:

(一)在上海台灣人中間,有個小組織,主要是林政漢,荀某(鉛筆公司經理)苟妻,等幾個有錢的台灣人與謝雪紅、楊克煌等來往頗密切,而對搶奪上海台灣同鄉會及台盟華東總支部等事他們暗中都有策劃。

(二) 謝雪紅、楊克煌到處委派台盟組織(如廣東福建等地)負責人,其人都來曆不清,行為不端,政治麵目都極可疑。

(三)李長根、王思翔,我們已公開向謝雪紅說,政治上有問題,而謝仍主張任李台盟總部組織科長,王為宣傳科長(後被我們拒絕未果)。

(四)台盟的秘密及一切活動,李、王等幾全部都知道,連台盟同台灣內部某些人有關係,李、王也都知道。凡台灣內部可沒法找關係去進一些活動的人,都抄在一本簿子裏,而此簿子又隨便放在抽鬥裏,在台盟總部工作的人幾乎都可看到。

(五)謝雪紅利用其地位,介紹了許多不知來曆的人去九兵團,隨九兵團在朝鮮工作。(後來我們通知九兵團全部撤回複員了)。

此外,在我在台委工作期間還發生了二件奇案:

(一)為著討論台盟的組織也不知道是什麽事情,謝、楊二人到我辦公室來時已將晚,我和他們約定後日上午九時在另外一個台委機關裏開會(路名門牌已忘了,總之這地方是相當偏僻的)。第二日,並且台委機要秘書打電話給王錫珍及李偉光二同誌。但當地二日上午九時將開會時,上海公安局忽通知我們在我們開會的地方附近有人想暗殺李偉光,經商量後當即把凶手捕了。凶手亦一台灣人,在凶手的遺書中說“十時不回家,大概事情失敗永不會回家了”(記憶中的大意)。又問凶手供時間他為何選擇那裏去下手,則凶手隻說那裏李常出人。但事實上李不常到那裏去,在這次開會前,至少有二個月沒到那裏去了。從這些事實可知凶手確知某日某時李到某處去開會,在靜僻處伺候動手。但李於此時去開會是我前二天傍晚的時候決定的,王錫珍、李偉光二人還是開會前一天,方知道的,而知道那天在那裏開會李偉光也要去參加者,則除台灣機要秘書之外隻有到會的五個人(連我在內),而當時我們正在準備整理與改變台盟的組織。顯然,這行刺案謝、楊有極重大的主使嫌疑的。

當時我們曾要求上海公安局嚴追此二案,但長久沒有眉目。後來我去浙江工作了也不知如何了之。

(二)另一件案是一九五一年春台灣地下黨的大破壞。在大破壞中,一個同我們有聯係的台灣電氣公司的總經理也被蔣匪屠殺了,並在報上發表警告在台灣的人,說不要以為共產黨向你們保證保守秘密,他們是把你們的名字在簿子裏記著的。當初我看到這報以為是特務故意用幌子嚇在台灣傾向祖國的人。因為這個總經理的關係我們很守秘密,但當時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是知道的,蔡既向敵屈膝,這個總經理想起來也可能由蔡出賣的,所以對敵人報上這些話未加重視。但後來檢查台盟文件發現有一本簿子居然也有這個總經理的名字在裏麵。不禁想起敵人報上這些話也可能不是沒有因由,雖然今天仍不能斷定敵人報上這些話是指台盟的簿子,但台盟的簿子究竟不能不有嫌疑的。

這些事情大部份我已在一九五二年報告給組織了,一部份則是以後才知道的,當時我們估計謝雪紅等這種活動有二種可能,一種是野心家,想做領袖並想壟斷台灣解放後的局麵。另一種可能是有政治問題。因此,提議把台委及台盟改組,務使掌握在可靠之人的手中,現在看起來,這樣布置還是有毛病的,恐怕還應當作一件可能是嚴重的反革命組織來看待,而設法有係統地來進行偵查。

關於台盟的這些底細,現在中央統戰部工作的王錫珍同誌比我了解得更詳細些,請組織上可向她再加以了解。”

(王錫珍 — 1913~1968年,湖北均縣城關人。曆任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統戰部文化處處長、知識分子工作處處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1959年曾赴香港從事統戰工作一年。)

沙文漢的報告要點有幾條:

  • 沙在一九五O年夏,被派去“整理台委及台盟”,背景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
  • 沙在一九五二年初給華東局的第一篇報告,指控謝可能是野心家,想做領袖壟斷台灣解放後的局麵,另可能是有政治問題。提議改組台委和台盟。
  • 譚震林1952年去華東局工作時,沙負責的台盟事情“已差不多馬馬虎虎處理掉了”,其中主要情況譚震林不一定詳細知曉。
  • 謝的活動應當作嚴重的反革命組織來看待。
  • 懷疑謝組織暗殺李偉光,已令上海公安局嚴追此案,但長久沒有眉目。後來不了了之了。
  • 懷疑台盟有人將台盟聯絡簿的名單泄露給國民黨,導致華東局在台聯絡人被殺。
  • 請組織上向王錫珍同誌再加以了解,作為旁證。


這些都是極其嚴厲的指控,但蹊蹺的是,調到浙江省長位子上,沙已不負責上海和地處上海的台盟工作,已經三年沒有過問台盟的工作,“暗殺李偉光”事件毫無進展,這時突然重提舊案,不能不讓人懷疑沙的動機,是在轉移注意力,甚至是借打擊謝,改善自身處境,為擺脫絕境,抓住最後一根稻草。沙大概沒有想到,僅僅兩年之後,他和謝由中央宣布撤職,列在“撤銷原有職務,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的共十七人”中前三名。他並沒有被區別對待,謝也沒有被更嚴厲的處理。

另外沙在一九五O年夏,被華東局派去“整理台委及台盟”,與台盟內部矛盾有關。通過一年半的時間與台盟成員接觸和調查,沙在1952年2月向華東局提交第一篇報告,開始完全支持倒謝派,嚴厲指控擔任台盟主席的謝。從沙指控問題的性質看,台盟內部的問題,大量涉及謝在台時期的活動和228事件,已經無可調和升級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台盟內究竟是誰在指控謝,矛盾又是如何發展到這一步?謝作為台盟主席,為何如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