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自己是保定軍官學校第四期學員和畢業生。蔣介石視黃埔學生為自己依靠的核心力量，但白崇禧則在蔣介石麵前經常說黃埔學生在軍校隻學習了幾個月，懂得什麽？
談到白崇禧“看不起黃埔學生”，並非簡單的個人好惡，而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兩大體係在製度設計、人員來源與政治使命上的深層差異的集中反映。白崇禧出身保定軍官學校，其視野、判斷標準與自我身份認同，都深深植根於“保定—講武堂體係”的傳統之中，因此麵對後來崛起的黃埔體係，既有評價，也有隔閡。
首先在生員來源與培養路徑上，兩者差別極大。保定軍官學校的學員，並不是突然被挑選出來的“社會青年”，而是從各省陸軍小學、全國僅有幾所陸軍中學層層選拔而來的長期軍事生員。他們從少年時期即被納入係統的軍事教育軌道，接受多年嚴格的軍事基礎訓練，然後再進入保定完成高等軍事教育。因此，保定生員的軍事素養、體能、紀律與基幹知識，是一個長期培養、逐級遞進的結果，白崇禧以及新桂係骨幹正是在這樣的體係中成長起來。
與此相對，黃埔軍校創立於保定軍校停辦之後，學員構成極為複雜，既有學生、工人、知識青年，也有舊軍隊中的基層軍官、士兵和地方武裝人員。其來源之廣帶來了熱情與活力，但也導致軍事基礎參差不齊。黃埔的學習年限相對短暫，課程設置在戰時環境和革命目標的壓力下偏重於政治動員、組織建設與近現代戰術，而在深厚的技術課程和係統基礎訓練上難以與保定相比。白崇禧由此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判斷：黃埔學生政治熱情有餘、軍事底子不足，缺乏“正規軍人”的厚重與老練。
其次，兩大體係的製度目標不同。保定—講武堂體係更接近傳統國家軍校模式，強調專業軍事技能、參謀訓練與職業軍人倫理，其理想是培養技術型軍官與現代軍隊骨幹。黃埔體係則從一開始就被賦予鮮明的政治使命，是黨領導下的革命軍校。黃埔軍校不僅培養軍事指揮員，也培養政治工作幹部，其核心是忠誠與組織性，與蔣介石構建黨軍一體化的政治戰略緊密相連。在保定出身者看來，這種鮮明的政治色彩削弱了“純粹軍事”的專業主義，於是批評與輕視就順理成章。
然而，白崇禧並非一概否定黃埔出身將領。對如杜聿明、黃傑等兼具實戰能力與指揮才能者，他亦給予較高評價。白崇禧的“看不起”，更多是對體係整體質量和培養方式的懷疑，而不是對所有個人的全盤否定。
問題隨之而來：既然保定體係在專業性與基礎訓練上占優，為什麽後來主導國家軍權的卻是黃埔係，而不是保定係？這背後是政治權力結構的巨大變遷。保定軍校停辦之後，體係自然中斷，沒有新的畢業生繼續補充，原有保定係逐漸老化、消耗，在戰爭與政治鬥爭中力量被分散、削弱。黃埔軍校卻以黨為後盾，持續辦學，源源不斷地輸出幹部，逐漸形成數量優勢與組織優勢。
更重要的是，黃埔是蔣介石的“嫡係工程”。其製度設計本身就是為了培養對他高度忠誠的軍事與政治幹部。隨著國民革命軍的擴編和權力集中，政治忠誠在軍權結構中的價值不斷上升，專業出身反而退到了次要位置。黃埔係通過軍校、軍官團與政訓製度，把軍權與個人領袖綁定在一起，在黨國體製之下自然掌握了核心權力，而保定係因缺乏這一政治紐帶，終究難以與之競爭。
因此，白崇禧看不起黃埔學生，既是職業軍人對不同訓練體係的評價，也是舊軍校傳統對革命黨軍模式的心理與文化反應。從製度發展看，這並非單純的優劣問題，而是專業主義軍隊與政治化軍隊之間的張力。最終決定誰主導軍權的，並不是誰更“正規”，而是誰更符合當時中國政治權力結構的需要。
